新闻 - 加华圈

Wenxuecity • Jul 9, 2026

“只有一半患者活过3年”，知名经济学家因它离世

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去世，年仅55岁。其离世引发广泛关注的同时，也让一种少见的淋巴瘤进入公众视野。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高善文本人撰写的“病情记录”，他自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多方求医十余月后，于2025年12月被确诊为外周T细胞淋巴瘤Ⅳ期。这类疾病少见，病程进展较快，随后其经历化疗、CAR-T细胞治疗等疗法，但最终效果不佳。 T细胞原本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负责帮助人体对抗感染、识别异常细胞。但当T细胞发生恶性变化，就可能形成T细胞淋巴瘤。一名知情医学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网上流传的前述“病情记录”内容属实，并强调高善文所患的淋巴瘤亚型恶性程度较高，治疗难度较大。高善文图/视觉中国 “症状可能出现在身体多处” 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湖南省淋巴瘤诊疗中心主任周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淋巴瘤是一大类疾病的统称，包含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亚型。大的分类上，淋巴瘤主要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外周T细胞淋巴瘤属于后者。 T细胞淋巴瘤相对少见。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资料显示，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中，T细胞淋巴瘤占比不到15%。高善文所患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是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据前述“病情记录”，具体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TL）。据相关专家共识，在国内淋巴瘤患者中，AITL约占2.66%。据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非霍奇金淋巴瘤新发病例约8.08万例、死亡约3.97万例、5年患病人数约24.9万例。周辉说，具体是哪一种亚型，直接关系到医生怎么判断病情、怎么选择治疗方案，也关系到患者后续可能面对的疾病走向。对于淋巴瘤，很多人会先想到脖子、腋下或腹股沟摸到无痛性肿块，但实际上，淋巴瘤并不总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相比很多实体瘤，淋巴瘤的诊断更复杂，容易在早期诊断中误诊或漏诊。”周辉谈到，淋巴瘤患者的症状可能出现在身体不同地方：有些患者主要表现为皮疹、瘙痒，有些人则是持续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体重下降，还有人出现贫血、乏力、反复感染，甚至肺部感染、胸腔积液等问题。医生还要结合影像检查、活检等，才能一步步判断具体类型。 2023年，国际期刊《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病例报告》报道过一例AITL病例。患者是一名56岁男性，2022年因为全身瘙痒数月不见好转就诊。当时，他身上有一些不典型红疹和抓痕，但没有发热、盗汗、体重下降，也没有明显淋巴结肿大。皮肤活检一度提示为轻度皮炎，医生先按皮肤病方向治疗。转折发生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后来出现颈部淋巴结肿大、夜间盗汗，并在数月内明显消瘦，最终确诊为AITL。多样的表现容易把患者带到不同科室。周辉说，很多淋巴瘤患者是在辗转感染科、皮肤科、风湿免疫科等多个科室后，才到淋巴瘤专病中心或血液科就诊，不少淋巴瘤患者确诊时已处于晚期。AITL患者也是如此。去年发表于国际期刊《临床与实验医学》上的一项研究提到，AITL通常发生于老年人群，平均诊断年龄为69岁。确诊淋巴瘤，关键还是病理检查。医生需取出可疑的淋巴结或相关组织，在显微镜下观察肿瘤细胞的形态，再结合其他检测结果，判断它到底属于哪一种亚型。周辉进一步表示，活检往往并非做一次就能明确。如果取到的淋巴组织量不够，或有时活检没有取到最典型的病灶，就可能暂时看不出问题，或者有异常提示但无法明确具体的分型。一些少见亚型有时要多次活检、病理会诊等。多名受访专家提到，相较一些病理特征更典型的淋巴瘤，AITL患者的临床表现更复杂，病理判断也更依赖取材质量和医生经验。周辉谈到，临床上，医生既要把它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等疾病区分开，也要排除其他亚型的淋巴瘤。有些AITL患者甚至一年多才确诊。周辉提醒，如果身体出现无痛性淋巴结持续肿大，以及长期不明原因发热、盗汗等异常信号，应及时到医院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排查。普通体检未必能稳定筛出这类疾病，但做抽血化验、B超等项目时，如发现血象异常、肝脾肿大、多发淋巴结异常等问题，应引起重视。血流中的T细胞淋巴瘤细胞图/图虫创意容易“敌我难分” 确诊之后，治疗是另一道难关。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肿瘤科主任汪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T细胞淋巴瘤有几十种分型，不同亚型的临床表现、治疗方式、预后各有差异。AITL作为其中一个亚型，只有一半的患者能活过3年，可用的治疗方式也不太多。目前，AITL还没有一个疗效足够理想、完全统一的标准治疗方案。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对于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临床上的一线治疗通常还是以CHOP方案为主。CHOP方案可以简单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组成的联合治疗。对AITL来说，传统化疗的效果有限。周辉注意到，目前临床治疗在尝试加入新药，或者做不同药物联合，希望提高AITL的治疗疗效。“目前比较受关注的方向之一是表观遗传调控药物，比如西达本胺、阿扎胞苷等药物。”他表示，这类药试图调节肿瘤细胞内部失控的“开关”，让肿瘤更容易被控制。也有研究在探索其他新药，但这些药物的疗效都有待更进一步的临床研究验证。进入复发或难治阶段后，治疗会更复杂。周辉说，医生可能根据患者情况，考虑靶向药物、表观遗传调控药物、新型免疫治疗，或在再次获得缓解后评估自体或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以理解为在控制肿瘤后，尝试重建患者的造血和免疫系统。自体移植用患者的造血干细胞，异基因移植则来自供者。但这种治疗对患者身体条件要求较高，并不适合所有人。相较T细胞淋巴瘤，B细胞淋巴瘤的治疗工具更成熟，围绕多个靶点，临床上已有靶向药、抗体偶联药物、CAR-T细胞治疗等多种治疗方式。目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治疗手段比较有限。周辉以CAR-T细胞治疗为例谈到，CAR-T细胞治疗要依靠改造后的T细胞去攻击肿瘤，但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本身也来自T细胞。也就是说，治疗要用“T细胞”去打“坏掉的T细胞”，这就容易出现“敌我难分”。此外，周辉提醒，PD-1抑制剂在AITL治疗中不是一个可以广泛使用的通用方案，要谨慎使用。有患者使用后，病情不但没有被控制，反而可能进展更快。PD-1抑制剂，可以理解为试图解除免疫系统的“刹车”，让免疫细胞更容易攻击肿瘤。他谈到，AITL不是完全没有治疗机会，对患者来说，真正关键的是尽早明确具体疾病亚型，及时进行干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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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Wenxuecity • Jul 9, 2026

票房持续遇冷，影院时代会走向终局吗？

“电影会不会消亡”的话题，在近些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提起，比如2024年短剧市场规模超过电影票房时、2025年单月票房创10年（除疫情期外）新低时、2026年AI大举迭代时。从市场来看，春节档之后，电影票房普遍下降、相关话题讨论度减少、上映新片数量不足、演员公开喊话求职，除《给阿嬷的情书》外，无一片破10亿。而作为全年第二大档期的暑期档，目前也并未随着气温的升高而热闹起来。从行业上游来看，AI的降本增效与战略布局成为风口，传统电影的市场空间似乎越来越小，儒意、博纳等电影公司纷纷将目光投向AI，积极探索AI在电影制作各个环节的应用。市场面临的困局叠加AI浪潮的汹涌，让传统电影无论是当下的一时光景，还是未来作为一门成熟艺术的前景，都充满未知数，“传统电影下行”愈发成为行业共识。新戏少、角色少，观众也不再轻易为某个导演、某个演员、某份宣传物料买单。AI开启颠覆行业结构的潘多拉盒子之后，进一步渲染了从业者焦虑，“手搓”被形容为非遗，电影似乎如5年前的短片《地球最后的导演》中所预言的，已经成为“夕阳产业”。回顾历史，自电影诞生以来，每次“死亡危机”都伴随着技术革新，这次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技术并非动摇了电影的某一部分，用AI的口吻来说，这将是一次“结构性洗牌”。《地球最后的导演》（2021）电影“死亡史”：从有声片到AI技术在电影1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共经历了六次“死亡危机”，若以制作介质的变化和放映载体的丰富来概括，那么，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属于前者，电视、DVD、流媒体的相继出现则归为后者。 20年代，有声技术进入电影，颠覆了默片时代的审美标准和制片逻辑，从1927年的《爵士歌王》开始，电影从纯粹的视觉艺术转变为视听艺术；30到50年代，色彩技术不断升级，《绿野仙踪》《乱世佳人》等片确立了彩色电影的主流地位，黑白片开始成为一种特定的美学风格；新世纪伊始，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电影制作过程，取代了一个世纪以来电影拍摄的载体，胶片不再单纯代表一种物质，更意味着某种对过去的怀念和追忆。以上三次变革并非电影在物质层面的消亡，争议皆围绕“电影是什么”。譬如卓别林等默片大师认为声音破坏了视觉艺术，电影理论家爱因汉姆在《电影作为艺术》中直接指出，声音和彩色的出现是电影的退步，数字技术取代胶片甚至引发了行业论战。《爵士歌王》（1927）标志着有声电影正式诞生不过，虽然百余年来，“电影是什么”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每个阶段的探索成果都因电影的艺术属性得以留存，因而可以视为是电影本体的迭代。相较之下，电影放映载体的不断丰富使其更贴近市场，也数次让电影陷入真正的“死亡危机”。 50年代，电视的普及改变了影像的观看场域，电影首次“濒临死亡”，美国电影院的观影人次断崖式下降，成千上万家影院在这一时期倒闭，整个好莱坞进入至暗时刻；90年代兴起的DVD极大拉高了家庭观影的性价比，其容易复刻的特性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盗版问题，国内市场尤为凸显，花几块钱即可沉浸在世界电影的浩瀚海洋，几乎摧毁了当时脆弱的内地电影生态；自新世纪1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流媒体，则数次与院线电影业直接对垒，甚至颇有水火不容之势。这三次危机也是三场争夺观众注意力的战争，观众有了更多选择，从而倒逼电影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定位，推动内容和视听体验不断升级。好莱坞“重磅炸弹”影片迅速发展，宽银幕、3D立体声、杜比全景声、IMAX、CINITY等相继出现，营销方式转变为线上线下结合……电影数次通过呈现形式、推广路径等故事之外的环节革新，凸显自身的独特价值，在娱乐形式愈发丰富的时代中稳住市场地位。《大白鲨》（1975）是好莱坞“重磅炸弹”影片的典型代表回过头来看，无论是制作介质的变化还是放映载体的丰富，在AI到来之前，电影所遭遇的每一次危机都推动其在某一方面的自我更新，但AI却能辐射整个电影制作和产业全链条，让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不得不接受挑战。似乎在当下这场危机中，被推到台前的不再是某种技术、某种载体，而是电影背后的人，以及由人做出的每一个选择。被驯化的电影今年，国内外电影节、媒体平台、相关高校等机构或组织，都在围绕AI举办论坛活动，试图从不同切口剖析AI对整个影视行业带来的影响和挑战，观众也在网络上积极发声。从目前的观察来看，无论业内业外，AI不会也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创作已经成为基本共识，AI作为一种创作工具，决定作品质量的始终是使用工具的人。但倘若人不能妥善地使用工具，那么AI很可能在未来成为市场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 AI是被训练出来的，而中国电影其实也经历过类似的历程。自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电影的商品属性愈发凸显，商业化进程加剧，原本位于天平两端的“观众想看什么”和“创作者想表达什么”，慢慢朝着前者倾斜，电影的市场价值开始超过内容本身。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市场偏好变得具象，判断“观众想看什么”不再只依靠经验，而是有数据作为参考。AI的介入加剧了这种现象，大模型可以基于海量片库评估剧本，结合主创阵容测算投资回报率、预判舆情走向、绘出观众画像，在最大程度上帮助项目规避风险。然而，“唯数据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电影作为艺术的创新性，越是安全的投资生产逻辑，越会催生出更多标准但无趣的作品。回顾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无论是40年代的《小城之春》，还是80年代的《黄土地》《黑炮事件》，以及近些年的《宇宙探索编辑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颠覆性，与同期影片迥然相异，不仅拓宽了电影在表达、风格等方面的维度，也给观众带来新鲜感。《黑炮事件》（1986）不可否认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思维曾一度给电影市场带来繁荣景象，比如被称为“电影产品经理”的陈思诚，从《唐人街探案》系列到《误杀》《消失的她》等作品，对时代情绪、观众偏好的精准把控让影片屡获票房成功，但从近期《恶意》《10间敢死队》等片的反馈来看，将电影作为产品来运作或许可以在短期奏效，长此以往则是对观众和电影自身的双向损耗。虽然人人都在说“独一无二的创意无法被AI复刻”，但AI在大数据时代中的运用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打破电影创作的天平，让本该具有突破性、多样性，甚至是有瑕疵的真诚表达沦为数据的完美附庸，这种如温水煮青蛙一般的危机，才是最应该警醒的。当然，也会有例外。原为区域发行的《给阿嬷的情书》凭借口碑一路披荆斩棘拿到20亿票房，潮汕故事、方言对白、素人演员、无名主创，如果把这四点要素丢给AI，哪怕剧本足够优秀，恐怕也没有哪个大模型会给出“入股不亏”的建议。但影片不仅凭借真挚的表达打动了观众，跻身年度票房第二位，豆瓣评分从9.0升至9.3，还让许多观众通过影片认识了数位有潜力的新人演员，也了解到潮汕地区的历史，感受到特殊年代里远渡重洋的人们对故乡的渴望。显然，在AI评估、模型预测的大风向中，总有一些东西无法被技术预判，但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这类作品能否再度出现，似乎只能寄希望于“偶然”。《给阿嬷的情书》剧组在新加坡首映现场此外，另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AI无法取代人的创作和决策，但TA却阻碍了新人的成长路径，这几乎是AI对所有行业的挑战。仅就电影而言，在编剧、美术、剪辑等诸多制作环节中，AI已经可以完成大量基础工作，许多业内人士都表示，只要花一点时间调教，AI助手比实习新人的性价比高得多。就某一个具体项目而言，降本增效当然是好事，但从整个行业发展角度来看，AI取代基础岗会导致新人很难通过实践和试错累积经验，进而难以拥有灵活驾驭AI工具的决策能力。可以说，AI正在改变，或者已经改变了电影的创作生态，以及本有可能成为下一代杰出创作者的电影人。电影如何活下去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技术怎样革新，电影始终是一门用视听讲故事的艺术。中国电影经过数字时代的泡沫发展期，进入当下的大浪淘沙期，AI反而成为了当前困局的挡箭牌。然而，技术并不应该是唯一的聚焦点，质量才是活下去的基础，但我们似乎仍然在“如何讲好一个故事”这个问题上原地打转。在世界范围内，仅看亚洲地区，《世界的主人》《昨日青春》《姥姥的外孙》等片无论是对当下社会的洞察力，还是对特定时期的再思考，都走在时代前列，而我们为什么鲜少拍出这样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因市场规模导致的行业运行逻辑不同自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另一方面，私以为在于“定义”和“结构”。韩国高口碑电影《世界的主人》（2025）首先，内地市场很难“定义好故事”。对比体量相近、以好莱坞为核心的北美市场，从传统制片厂开始历经近百年发展，早已形成故事质量的“原始积累”和足够成熟的工业体系，且经典IP的影响力不可小觑、A24等独立厂牌也拥有相对稳定的受众。北美电影市场更是在2026年迎来疫情后的强劲复苏，创下2019年之后的最佳半年票房战绩。似乎，“电影会不会消亡”的危机在华语市场才更加突出。但内地电影商业化不足30年，不仅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制片人中心制或导演中心制，反而在资本核心从“煤老板”到金融业、再到互联网的流转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钱、权和数据为核心的决策逻辑——谁掌控投资、谁更有资历、谁手握数据，谁就能定义好故事。创作者能否在这样的机制下保留作品表达、优化作品质量，更像是某种玄学，比如王小帅之于《大象席地而坐》的悲剧，宁浩、徐峥之于《我不是药神》的助力。其次，市场越大、构成越复杂，不可控因素越多，且伴随着审美的时间更迭被进一步放大。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对比市场体量相对较小的国家，电影盈利的基准线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体量相对一致的北美市场，好莱坞的工业成熟度远超内地，上文已详述）。一是近些年观众审美的极速多元与娱乐方式的多样，电影相较而言没能快速拿出层出不穷的新意；二是巨大的市场体量间接造成了复杂的受众分层，使得口碑传播路径的可预测性降低，“赢家通吃/输者出局”的局面凸显；再附带雪上加霜的产量供给不足、大档期激烈竞争、分众宣传效果走弱、项目金融化等现状，电影“一本万利”的时代远去了，“回本”成为项目的首要问题。再次，复盘电影经历的前几次危机，每次突围都离不开由业态结构调整和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有声电影的出现推动了好莱坞大制片厂制度的形成；电视和DVD相继流行让窗口期制度逐步完善，窗口期标准此后又随着流媒体的蓬勃发展转变为动态规则；数字技术让电影进入特效大片时代，在国内市场加速且深化了电影院线制改革。但到目前为止，面对包括AI在内的全方位冲击，电影行业进行的尝试并不能“根治”问题，比如引进《暗黑新娘》《绿液惊魂》等R级片和《纵横四海》《大白鲨》等经典电影，以期用感官刺激和回忆杀盘活市场，或用《拼桌》《今晚正好》等商业属性较弱的中小成本影片丰富周末档，但票房成绩和讨论度均未达预期，种种救市方式收效甚微。而从韩红为《抓特务》站台引发的舆情来看，在过往几年里，观众早已厌烦了一切与电影内容无关的营销手段。或许，当下只有从制度层面出发，推进电影产业的结构改革，才能让电影行业闯出新出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重视电影叙事规则、平衡数据与创作关系、大力提高编剧地位、监管项目资金分配、优化行业自律规则、把人情江湖转变为任人唯贤。只有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给阿嬷的情书》，才能从根本上让观众重新拾起对电影的信心。说到底，技术从来不会杀死电影，只有“人”会让电影走向死亡，当然，也只有“人”才能让电影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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