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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BBS News Jul 10, 2026

哈兰德被公主抱到脸红!未来女王却被丑闻亲妈和大哥雷翻

周五上王室专辑咯~ 哈兰德在今年世界杯最出圈的球星,他连进两球送巴西队回家,挪威公主直冲更衣室祝贺↓↓ 光膀子的哈兰德脸都红了,公主热情拥抱,拍拍他的后背↓↓ 公主po图,围观瓜友发现哈兰德体脂率好低,他和公主都有把美丽秀发,没有紧贴,保持礼貌的社交距离,谈笑有点害羞↓↓ 公主不比195厘米哈宝矮多少,估计1米8↓↓ 东东和西西写过她,英格丽德公主是未来女王,也有着维京人的体魄。她的高山滑雪是这样,被称为欧洲最酷公主↓↓ 今年世界杯,她和弟弟穿正装搭配足球围巾,在现场应援,投入到原地起飞↓↓ 在看台与巴西前辈大罗小罗合影,文雅大方↓↓ 22岁的她,提前担纲王室公务,然而她身后的丑闻老妈和同母异父哥哥,可能是拖油瓶,来看看↓↓ 英格丽德公主Princess Ingrid Alexandra出生于2004年1月21日,是哈康王储和梅特王储妃的长女,将是挪威600年来第一个女王~ 长相温柔,性格很猛。喜欢的都是滑雪、冲浪和拳击等激烈运动,妥妥的运动系公主↓↓ 她的成人礼是安排一场滑雪,从高山跳台飞驰而下,完成凌空一跃,够酷~↓↓ 冲浪项目达到专业级,参加青少年冲浪比赛获得金牌,以明显优势获胜,真·乘风破浪公主↓↓ 也练空手道和足球。有人传闻她暗恋哈兰德,其实只是他俩很熟悉,曾经一起踢球。 2022年,王室举办公益比赛。哈兰德加盟王室队,对手是残障群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最后哈宝队输了↓↓ 高中毕业后,英格丽德需要完成与男性王储一样的军事训练。登上F-16战机,完成 “皇家后座”行动↓↓ 再到北方旅战斗工兵营,服兵役15个月。在北极极寒气温下训练↓↓ 实地参加军演,是“CV-90步兵战车”的炮手。这是联合维京军演,训练盟军在极端冬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提高北约成员国的协作能力。 风雪里,穿军装的公主眉眼里英气十足,网友叫她“小英”↓↓ 挪威君主统领三军,兼任武装部队将军、海军上将和空军将军。她将是史上第一个女性君主,能文能武。 去年9月,英格丽德远赴澳洲留学,在悉尼大学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 澳洲狗仔队拍到她抱着一箱酒跟同学开派对;衣品没有偶像包袱,街头笑起来很阳光↓↓ 穿着背心运动裤,和朋友逛二手店淘旧衣,跟普通大学生一样↓↓ 从军事训练到留学日常,二手店淘货,未来女王太接地气了,是最招好感的王室成员。 然而今年以来,她的形象急跌,突然成了滥用特权的天龙人↓↓ 首先是她的亲妈:王储妃梅特卷入爱泼斯坦丑闻,却靠“重病”隐身;二是她的同母异父哥哥马里乌斯·霍伊比,面临强奸、暴力和吸毒等多达38项刑事指控,却只被判4年监禁↓↓ 英格丽德与同母异父的哥哥很亲近 2001年,梅特抱着私生子小马里乌斯嫁给哈康王储,是爱情童话的人设。其实,她与爱泼斯坦打情骂俏,毫无道德底线。 在一封邮件中,梅特写道:“你总能让我微笑,你搔痒我的大脑(you tickle my brain)。 ” 在另一封邮件里,她写道:“巴黎……很适合婚外情”。她2013年带朋友入住爱泼斯坦的佛州棕榈滩别墅,当时爱泼斯坦早已被指控性侵,那里是多起未成年少女受害地点↓↓ 丑闻曝光后,梅特完全隐身。按照王室说法,梅特患肺纤维化,如果不接受肺移植,她大约只剩一年寿命。 王储妃连命都撑不住了,谁好意思再骂她?更意外的是,好心的民众纷纷登记捐赠器官。短短12天,多达12000人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 王储妃戴呼吸机 6月17日,梅特接受肺移植手术,从列入等待名单到完成移植,只有12天。 梅特不但救了自己,也救了更多患者,竟然做了一件大善事。她这辈子逆天改命,不得不服↓↓ 梅特的私生子马里乌斯,五毒俱全。但他有王室律师辩护,甩锅给“心理疾病和药物成瘾”,规避刑事责任。这位王储的继子,拥有的特权让人震惊↓↓ 他借口“母亲重病,我总觉得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被允许探视亲妈,而且只被判坐4年牢↓↓ 马里乌斯受审期间仍能探望亲妈 王室甩出“重病”和特权操作,惹来“不公平”争议。网友质疑英格丽德赴澳留学,只是想躲避危机。 英格丽德压力很大,ins发文: “这无关乎任何具体问题,无关乎马里乌斯,无关乎父母,也无关乎马格努斯(弟弟)。这是人身攻击。我选择在这里发声,因为我快疯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 她指责网络暴力,引发更多质疑。人们认为,王室作为公共人物应该有更高道德要求,公主生哪门子气?天龙人得了便宜还抱怨? 她为吸毒强奸犯大哥发声,还去监狱探望马里乌斯,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对比英国立马切割安德鲁王子,挪威王室的做法太包容了↓↓ 甚至有网友传闻,英格丽德与大哥走太近,疑涉嫌大麻,还因此导致她与前男友的两年恋爱告吹↓↓ 英格丽德曾有一位精英男友Magnus Heien Haugstad,父亲是著名律师,他在牛津圣克莱尔学院读预科,在兰开斯特大学管理学院读本科,主修商业会计和企业管理。英格丽德曾飞到英国同居↓↓ 在英格丽德成年宫廷派对上,男友悄悄作为嘉宾出席(搭档是另一位女伴)↓↓ 金发帅气,王后奶奶翘大拇指称赞↓↓ 恋情2024年结束,对外说英格丽德服兵役,两地分居。但也有报道称,当时马里乌斯爆丑闻被捕,调查发现王宫地下室私藏大麻,连累英格丽德形象受损↓↓ 目前,王室陷入最大危机。85岁国王年老体衰,到哪都要拄拐;玛莎公主与神棍老公靠着王室躺平;梅特刚做完大手术(术后大体格子看着好健康),哈康陪她躲在医院康复训练↓↓ 英格丽德中断学业,回国陪伴母亲,并提早担纲公务。这次世界杯,她是门面担当,极力挽回形象。 挪威600年第一位女王,接到的剧本是“我的家人全是雷”。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天龙人也有劫数~

Vansky Jul 10, 2026

他主动退回$2.4万错发退税 却遭CRA冻结账户

一名安省男子因收到一笔误发的2.4万多加元退税,主动联系加拿大税务局(CRA)并将钱全额退回。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没想到自己的CRA账户随后竟被冻结。 一年半过去了,他至今仍未收到本应属于自己的退税、GST/HST抵税福利,总金额超过3,300加元。为了拿回这笔钱,他不断拨打CRA客服电话,甚至求助国会议员,但问题仍未解决。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加拿大人也在抱怨CRA处理效率低下、退税延误和投诉积压等问题。   主动退回2.4万加元后,账户却被锁了 35岁的Alex Pilon居住在安省Thunder Bay。 2025年3月,他突然发现银行账户收到一笔24,274.26加元的存款,备注显示为"加拿大退税(Tax Refund – Canada)"。 然而,当时他甚至还没有提交当年的报税表。 Pilon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对。 他说:"这显然是一笔错误的付款。" 他随即联系CRA,并在几天内将全部款项原封不动退还。 对于事情发生的原因,他猜测:"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输错了社会保险号码(SIN),结果把别人的退税打进了我的账户;也有可能涉及诈骗,很难判断究竟是什么原因。" 然而,就在退还这笔钱后不久,他突然发现自己无法登录CRA账户。 一年半过去,应得退税仍一分钱没收到 直到现在,一年半时间已经过去。 Pilon自己应得的退税却始终没有到账。 Pilon 并非唯一一位在与税局打交道时遭遇延误和服务问题的纳税人。 根据他的计算,他本应收到: 2024年度退税:1,530.51加元 2025年度退税:1,380.99加元 GST/HST抵税福利:412.19加元 合计超过3,300加元。 他说:"到现在,我连这笔钱的影子都没见到。" 为了追讨这笔钱,他一次又一次拨打CRA客服电话,每次都要等待几个小时,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CRA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就Pilon的个案发表评论。 不过,CRA发言人Sylvie Branch表示:"我们可以保证,税务局致力于解决所有已报告的问题。" CRA问题越来越多,加拿大人投诉激增 Pilon并不是唯一一个遇到类似情况的人。 近年来,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反映,CRA处理报税、退税及账户问题的速度越来越慢,客服电话也越来越难打。 尽管联邦政府去年秋天曾要求CRA实施一项100天服务改善计划,包括增加客服中心工作人员,但不少纳税人仍感受到明显的服务延误。 加拿大纳税人申诉专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Taxpayers' Ombudsperson)上个月发布年度报告指出,2025-2026财政年度收到超过3,500宗针对CRA的投诉,同比增长27%。 纳税人申诉专员François Boileau表示:"这是疫情以来,我们收到投诉最多的一年。" 工会:处理报税的人手不足 代表CRA员工的税务雇员工会(Union of Taxation Employees)表示,今年报税季期间,CRA确实新增约2,500名员工。 但绝大多数新员工都被安排到客服中心接电话。 真正负责审核报税表、处理退税申请的税务中心,依然严重缺人。 工会全国主席Marc Brière表示:"我们的会员正承受巨大压力。" 他说,目前税务中心普遍人手不足,工作人员长期加班,但案件积压问题依然严重。 工会呼吁CRA和联邦政府增加永久职位,以改善服务并减少积压。 退税等待时间越来越长 Marc Brière表示,按照正常情况,一般退税约需8周,报税调整申请通常需要20周。但如今,一些调整申请已经要等待50周甚至更久。 他说:"我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负责CRA事务的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办公室则回应称,CRA已经采取了"具体措施"改善服务。 根据政府说法,100天服务改善计划实施后,CRA整体回应效率已经提高了一倍。 不过,政府同时表示,CRA仍将继续改善服务标准,并与纳税人申诉专员合作,持续提高透明度和服务质量。 纳税人申诉专员已展开调查 就在上个月,纳税人申诉专员办公室正式启动调查,希望了解加拿大人在遇到CRA问题时,现有投诉及申诉机制是否真正发挥作用。 Boileau表示:"问题不一定能够避免,但CRA的投诉及申诉程序必须做到高效、有效、公平,而且及时。" "纳税人迟交税要付利息,那CRA迟还钱呢?" 等待了一年半后,Pilon坦言,自己已经感到既沮丧又无助。 他说:"作为普通公民,我感觉自己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纳税人欠税,CRA会收取罚款和利息。那么,如果CRA一直拖着不退税,是否也应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 他说:"既然是你们拖延了,那是不是也应该支付我利息?" 连国会议员都帮不上忙 为了尽快拿回属于自己的退税,Pilon甚至联系了当地国会议员Marcus Powlowski,请求协助。 他说,议员办公室最初告诉他,他将在3月20日收到退款。后来又改口说,将在5月20日付款。再后来,他又被告知,由于案件仍在"审核中",目前已经无法给出任何时间表。 Pilon说:"我刚买了房,本来这笔钱可以用来支付房贷或其他开支。但更重要的是,这本来就是属于我的钱,他们一直扣着不还。" Powlowski的办公室并未透露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只表示一直在积极跟进此事,并努力推动问题解决。 如今,Pilon决定向媒体公开自己的经历。 他说,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帮助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加拿大人,也希望借此推动CRA尽快处理自己的案件。 他说:"希望这样至少能让处理速度快一点。"

Wenxuecity Jul 10, 2026

中国持续性萧条加剧 “约炮”青年男女比例惊人下降

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一份报告,中国人的性萧条不但继续,而且好像还加剧了,这是为什么?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这份报告是《中国私生活质量调查》,第一次调查是2020年,这一次调查是2025年,结果会在8月份公布。 目前已经有部分数据流出: 1、有固定伴侣的人 25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性生活的比例是,男性约13%,女性约17%。 45岁以上一个月一次或者无性生活的比例是,男性40%,女性45%。 按说有固定伴侣,性生活成本更低,为什么无性比例这么大? 感觉有这么几个原因: 对年轻人来说,观念可能日趋保守了,婚姻的成本越来越高,博弈对价也越来越直接,双方付出的不止是喜欢,而是更多的明码标价。 对中年人来说,我觉得主要是有三点:生活压力、关系改变、荷尔蒙衰退。 生活压力很容易理解,性是需要趣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事业危机,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事情多了,哪还有性趣? 关系改变也能理解,结婚十几年,最初的激情开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信任和陪伴,性反而不是第一位的了,你看很多人跟另一半叫队友,我觉得还挺奇怪的,但这就是关系的变化。 荷尔蒙衰退,这就不解释了,男人其实30岁以后荷尔蒙分泌就开始逐年下降,福报不解释。 这是有固定伴侣的,无固定伴侣的呢? 2、无固定伴侣的人 约炮行为:年轻男性从25%下降到8%,年轻女性从17%下降到4%。这个下降比例是惊人的。 为什么会下降呢? 我觉得也有三点:男女不信任、社交媒体替代、悦己观念盛行。 男女之间不信任,有社会思潮的原因,但更多是经济原因,让男女之间的婚恋变得供需错位,于是求而不得,进而互相埋怨。 男女互相看不上眼,别说约炮了,正常婚恋都挺困难的。 社交媒体替代,这个大家都知道,短视频打开就有开美颜的女生搔首弄姿,再加上什么AI和VR的技术加成,还需要什么真人那么麻烦啊。 男女互相看不上眼,加上社交媒体替代,于是男女都开始各过各的,悦己观念盛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小仙女之后,散帅也出现了。 现在社交媒体各种关于捞女、力工的内容,让更多人开始相信:自己确定的快乐,比充满不确定性的两性关系更好。 这真的是,谁能想到啊。 最后:其实还有一个欲望的问题。 经济的调整,生活的压力,可能会让大家陷入低欲望的生活当中,性是首当其冲: 其实除了性,消费,发财,出人头地,都是欲望。 这一点,可能才是更需要大家关注的社会层面的问题。

YorkBBS News Jul 10, 2026

袁立坐轮椅回归!九死一生,狠打造谣者的脸

重病手术后的袁立,终于露面了! 在7月8日发布的最新视频里,53岁的袁立坐着轮椅现身,戴着墨镜、身形暴瘦,和当年那个古灵精怪的荧幕形象判若两人。 就在今年5月,袁立躺在病床上的照片曝光,引发外界哗然。 如今,这位早已经消失在娱乐圈的女明星,刚刚从一场“九死一生”的重病中挺过来。 十年公益,九死一生 今年5月,袁立丈夫梁太平晒出病房日常,首度曝光她的重病状态,瞬间引发全网热议。 画面里的袁立毫无往日光彩,脸色惨白如纸,鼻腔插着氧气管,手臂布满密密麻麻的针孔和淤青,连简单抬手都做不到。后续她本人直言,这场头颈部手术难度极高、风险爆表,堪称九死一生。 术后整整一周,她全程卧床不能动弹,24小时监测生命体征,吃喝起居完全依赖旁人照料。短短两个月,体重暴跌近二十斤,整个人瘦得脱相,看着让人心疼。 在7月8日发布的最新视频里,53岁的袁立坐着轮椅现身。 说白了,这场大病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她十年拼命公益攒下的病根。别的当红女星忙着捞金、保养、上综艺刷热度,袁立偏偏放弃千万片酬,一头扎进最苦最累的尘肺病公益一线。 十几年间,她跑遍国内十几个偏远矿区、贫困乡村,风餐露宿、日夜奔波,三餐不规律、常年熬夜操劳,身体早就被彻底透支。 常年扎根底层吃苦的人,终究扛不住岁月和劳累的双重消耗,一场急症直接把她撂倒在手术台上。 一张眼罩造全网绝症 养病本是私密私事,可在流量至上的自媒体眼里,别人的生死病痛,就是绝佳的吸金素材。 仅仅一张病房抓拍图,各路博主直接脑补出一套完整绝症剧本。不少顶着医生、科普博主头衔的账号,煞有介事宣称袁立患上甲状腺癌晚期,正在化疗保命,甚至细化出病情分期、预后情况,说得有模有样。 造谣的依据离谱到可笑,只因她脖子上搭了一块布,就被强行定义成化疗包扎纱布。可真实情况呢?不过是病房空调太凉,她随手搭的蒸汽眼罩而已。 事发后袁立火速出镜澄清,逐条拆解谣言,直言自己从未确诊癌症,所有重症说辞都是无稽之谈。可问题是,辟谣永远跑不过造谣。 流量红利摆在眼前,多数自媒体揣着明白装糊涂,刻意删除澄清视频,只传播虚弱病房画面,靠着悲情剧本收割流量、疯狂涨粉。 造谣零成本,辟谣耗尽心神,这也是无数普通人最无奈的困境,袁立不过是又一个被恶意消费的受害者。 低调 婚姻 常年被恶意抹黑 比起病痛谣言,袁立这么多年最受争议、被抹黑最狠的,其实是她的感情和婚姻。只要她稍有动静,过往婚恋史必定被翻出来大肆炒作。 熟知袁立的人都清楚,她性格直白刚烈、爱憎分明,对待感情坦荡真诚,偏偏这份纯粹,成了网友调侃、抹黑的槽点。 她前两段婚姻都体面收场,没有撕逼互撕、没有财产纠纷,好聚好散尽显格局。 可到了自媒体笔下,直接被扭曲成“情史混乱、婚姻失败”,常年被拿出来反复消费、肆意调侃。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始末,只跟风跟风抹黑,把她的坦荡当成污点。 最冤的是她和现任丈夫梁太平的婚姻。两人低调相恋结婚,没有盛大婚礼,没有流量炒作,只是安稳相守、平淡度日。 梁太平才华出众、品性端正,不混娱乐圈、不蹭热度,全程默默陪伴支持袁立的公益事业。 换句话说,这是一段双向奔赴、安稳踏实的良性婚姻。但在吃瓜网友和流量博主眼里,反倒成了“槽点”。有人嘲讽男方配不上明星身份,有人无端揣测两人婚姻不和、早已分居,各种无稽之谈层出不穷。 尤其是袁立生病期间,不少人刻意挑刺,吐槽丈夫照顾不周、婚后生活凄惨。 可真实画面恰恰相反,从住院手术到术后休养,梁太平全程贴身照料、不离不弃,轮椅代步、日常陪护,事事亲力亲为。 说到底,大家早已看惯了娱乐圈强强联合的名利婚姻,反倒接受不了这种不炒作、不功利的朴素爱情。袁立不秀恩爱、不立人设,低调过日子,却被硬扣上婚姻不幸的帽子,属实冤枉。 温情回忆被断章取义 病痛、婚姻被抹黑还不够,就连袁立怀念同窗情谊的随笔,也能被自媒体魔改出狗血恩怨。 早前梁太平分享袁立的随笔,文中回忆中戏求学拍戏时光,提及年少同窗互相打趣的小事,“欺负”二字特意标注引号。 可无良博主为了制造冲突、博取流量,直接删掉引号、截断前后语境,硬生生编造出“袁立重病控诉同窗抱团霸凌自己”的离谱剧情,还强行捆绑多位知名演员,挑起粉丝对立。 一时间,昔日同窗情被扭曲成圈内霸凌、职场排挤,无数路人被误导,跟风吐槽圈内人情冷暖。 造谣者轻轻松松收割百万流量,留下的烂摊子,却要袁立和一众艺人默默承受。 这话没说错,但他们忘了,向来被贴上“任性、耿直”标签的袁立,从来不屑参与圈内抱团炒作、勾心斗角。别人忙着维系人脉、铺垫资源,她忙着深山公益、帮扶弱者,格局高下一目了然。 轮椅露面强势回击,所有谣言不攻自破 7月8日的最新露面视频,是袁立给所有造谣者最有力的回击,没有一句怒骂,却完胜所有狗血通稿。 此前全网疯传的瘫痪、终身卧床谣言,当场被戳穿。视频中,袁立虽需轮椅代步,但下车后可自主扶梯缓步上楼,只是术后身体虚弱、体力不支,短期需要轮椅辅助休养,根本不存在瘫痪的情况。 癌症晚期的谎言也彻底破碎。露面的袁立思维清晰、谈吐从容,主动对接下半年尘肺病帮扶工作,条理清晰、状态稳定。 脖颈平整无伤痕,没有任何化疗后遗症,精神面貌远超重病患者状态。 肉眼可见的消瘦是真的,但这是大型手术后的正常身体损耗,和绝症癌症毫无关联。 一边是造谣者消费她的病痛疯狂牟利,一边是她大病初愈,心心念念依旧是底层病患的生计帮扶,对比之下,人性差距一目了然。 不炒作、不卖惨,最真实的人最容易被抹黑 纵观袁立这些年的遭遇,其实藏着一个很现实的网络乱象:越真实坦荡的人,越容易被恶意针对。 她不圆滑、不虚伪,不会经营人设、不会抱团造势,遇事直言不讳,不懂迂回妥协。娱乐圈太多明星靠着完美人设圈粉,靠着团队控评洗白,唯独袁立坚持做自己,不迎合流量、不讨好大众。 于是,她的耿直被当成任性,她的低调被当成心虚,她的病痛被当成炒作素材,她的婚姻被当成吃瓜谈资。别人一点点善意被无限放大封神,她十几年如一日的公益付出,却被无数人刻意忽略。 说到底,不是她不够好,是这个流量时代,容不下不炒作、不牟利的真心做事的人。造谣成本太低,真心付出太廉价,吃瓜群众只愿意相信猎奇狗血的剧本,不愿正视实打实的善意。 闯过生死难关,熬过全网抹黑,如今的袁立,依旧初心未改。术后尚未完全恢复,身体依旧虚弱,却始终惦记着公益项目,不愿因为个人病痛耽误帮扶弱势群体。 哪怕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自媒体保留着虚假稿件,靠着过时谣言持续收割流量。 但对袁立而言,再多的抹黑和谣言,都抵不过一次真实露面、一场脚踏实地的行动。 她前半生演戏成名,塑造无数经典荧幕形象;后半生褪去明星光环,扎根底层默默行善。历经病痛磨难、舆论非议、婚姻争议,依旧纯粹坦荡、温柔善良。

Wenxuecity Jul 10, 2026

美国诺奖得主赴华就职 加州大学教授:中国已超车

据《纽约时报》7月9日报道,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奥马尔·亚吉(Omar Yaghi)去年与他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如今他已辞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前往中国任职。在那里,他将领导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加速新材料发现的研究所。 亚吉这一举动正值特朗普政府持续干扰美国科学资助,以及中国努力用丰厚预算招揽国际科学家之际。 上周,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举行聘任仪式欢迎亚吉,称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化学家之一。该大学表示,亚吉将自己的新职位视为一个机会,“不是放慢脚步,不是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而是要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精力、更高的强度和更大的雄心来做科学研究。” 7月3日,清华大学举行奥马尔·亚吉讲席教授聘任仪式,校长李路明为奥马尔·亚吉颁发聘书。(图片来源:清华大学官网) “中国正在增加对包括化学在内的整体科学投资。”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科学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预算分析师亚历山德拉·齐默尔曼(Alessandra Zimmermann)说。她还说,衡量科学成就的最佳指标显示,中国“在顶级化学论文方面表现一直优于美国”。 去年,美国六位科学类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三位出生在美国境外。总体而言,在本世纪,美国物理学、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得主中,移民的比例目前达到了40%。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化学和材料科学教授拉姆·塞沙德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吉迁往中国凸显了两国之间迅速显现的动态变化。“在材料科学和化学的许多领域,他们已经超过了我们,”他在提到中国时说,“他们愿意投入巨额资金来吸引新人才。” 作为化学的一个分支,材料科学是许多定义现代生活的创新背后的驱动力,从智能手机中的硅芯片、竞速自行车中的碳纤维,到医疗植入物中的生物材料均是如此。本质上,这是一门跨学科领域,研究材料在原子或分子尺度上的结构与其宏观属性之间的关系。 亚吉出生于约旦安曼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他们家中只有一个房间,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早年,他便对教科书上描绘的原子构件产生了浓厚兴趣。15岁时,做屠夫为生的父亲将他送到了美国。 去年,在飞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之前,亚吉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表达了担忧,称这些政策危及了美国大学、企业和政府共同构成的、致力于推动科学卓越发展的体系。 “我认为这令人遗憾。”他在谈到特朗普的民族主义时表示。 “我们必须认识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能提高所有参与者的水平,”他还说。“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伟大的思想家不仅能改善美国,也能改善整个世界。” 亚吉于2012年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任期间因其科学成就荣获多项奖项。 他因帮助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化学领域而获得诺贝尔奖。在这个领域里,分子构件被组装成具有巨大内部表面积的结构——其表面积之大在已知物质中首屈一指。他研发的多孔结构可以像海绵一样,轻松吸收、储存和释放气体与蒸汽。 他将其命名为金属有机框架。金属原子形成了一个可调节的框架,能够容纳与生命相关的化学物质——尤其是碳原子。尽管这些框架理论色彩很强,但它们在本质上激进、创新且灵活,所以材料专家和公司预见它们具有许多商业用途。 例如,这种框架可以从沙漠空气中收集水分。2018年,亚吉在伯克利的学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莫哈韦沙漠测试了这一想法,发现一个小型被动式收集器每天可以产生将近三杯纯净的饮用水。该设备目前已接近商业化。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亚吉将这项发明归功于他童年时期为家人找水的经历。当时市政管道每隔一两周才供水几个小时。他还说,这种艰辛经历表明,移民的多样化经历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 亚吉与清华大学有着长期的联系。2022年,这所北京的高校任命他为名誉教授,在此期间,他密切关注着该校在化学、材料科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工作。 如今,在全职加入清华后,亚吉被任命为一个新成立的人工智能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该研究所将专注于新材料的设计与合成。 该大学表示,其根本目标是“破解传统试错研发模式的效能瓶颈”,并缩短常规的发现周期。

YorkBBS News Jul 10, 2026

还能撑几年?张雪峰走了,峰学蔚来现状被曝

2026 年 7 月 2 日,苏州研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张雪峰名下 10.86% 的股份正式过户至其 11 岁女儿张姩菡名下。距离张雪峰猝然离世刚满百日,这场牵动全网的遗产继承终于迈出实质性一步。 而他真正的核心资产峰学蔚来,至今仍由总经理武亮临时托管。直播间里 13 万人同时在线的热度,与公司不到 500 人的团队规模形成刺眼对比,所有人都在问:没了张雪峰的峰学蔚来,到底还能走多远? 股权落定:信托托底的传承棋局 研途教育的股权过户,只是张雪峰商业版图传承的冰山一角。真正决定峰学蔚来命运的,是那 75% 的控股权安排。与研途教育直接过户不同,峰学蔚来的核心股份并未做工商变更,而是整体置入了专项股权信托,张姩菡作为唯一受益人享有分红收益权,管理权则要等到她年满 18 周岁后完整移交。 这套设计并非仓促之举,而是张雪峰生前就已规划好的风险对冲方案。由总经理武亮、专业律师及财务人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运营与监管,三方制衡的架构最大程度避免了单一大权独揽的风险。武亮多次公开表态 "我就是个代驾,这家公司永远姓张",承诺不卖公司、不改名、守住帮学生的初心。 合伙人层面同样保持稳定,康立通过研途教育持有的 10% 股份纹丝未动,联合创始团队全员留守。 一家高度依赖创始人 IP 的公司,在核心人物突然离场后没有出现股权纷争、没有爆发管理层内斗,这本身就已经跑赢了大多数同类企业。但平稳交接不等于永续经营,信托能锁住股权,锁不住市场的选择。 流量悖论:13 万人在线的虚假繁荣 4 月 7 日,张雪峰离世第十五天,峰学蔚来直播间悄无声息地复播了。没有预热,没有造势,武亮穿着黑衣服坐在镜头前,语速平缓地讲着志愿填报的常识。五个小时下来,累计观看人次突破 600 万,同时在线峰值冲到 13 万人。这个数字放在整个教育直播赛道都堪称顶流,却也暴露了最残酷的现实 —— 13 万人是奔着张雪峰来的,不是奔着峰学蔚来。 评论区里刷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看到头像就点进来了"。很多人守在直播间,不是为了听志愿填报技巧,而是想看看这家没了创始人的公司还在不在。武亮没有模仿张雪峰的说话风格,也没有打悲情牌,只是安安静静讲干货,但直播间的停留时长、互动率、转化效率,都和张雪峰生前不在一个量级。 现金缓冲:账上的钱能扛多久 外界不必过度担心峰学蔚来会立刻倒闭,至少财务层面的安全垫足够厚实。公开数据显示,2025 年峰学蔚来全年营收约 9.47 亿元,净利润约 1.83 亿元,利润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公司账上长期储备着够 200 名员工发半年工资的资金,加上历年滚存的利润,现金流相当充沛。 2024 年高考季创造的商业神话至今仍被行业提及 —— 售价一万多元的志愿填报服务套餐,3 小时内售罄 2 万份,单场营收直接突破 2 亿元。这种爆发式的收入模式,让公司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充足的现金储备。张雪峰生前甚至专门设立了员工工资保障专项账户,规定这笔资金只能用于发放薪资,不能挪作他用。 财务安全不等于商业模式安全。现金储备能撑过一两年的转型阵痛期,但撑不起长期的市场竞争。2026 届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在张雪峰离世前就已基本售罄,也就是说,今年的营收其实是吃去年的存量订单。真正的大考在 2027 届,那时用户还会不会为一个没有张雪峰的志愿填报服务支付上万元费用,才是检验公司成色的试金石。 去 IP 化:知易行难的转型考题 张雪峰不是没有意识到单一 IP 的风险。他生前多次在内部强调 "去张雪峰化是一定要做的",并且已经开始落地尝试。成立子公司布局图书出版、拓展研学旅行业务、孵化多个矩阵账号,都是在试图把个人影响力沉淀成品牌资产。他甚至注册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多枚商标,为长期品牌化做准备。 但意识到位不代表执行到位。直到他离世,公司所有核心账号依然冠着 "张雪峰" 的名字,所有爆款内容依然出自他本人之口。矩阵账号里的其他老师,粉丝量级和影响力与他相差几个数量级,根本无法独立承担流量入口的功能。 这种转型更像是一种姿态,而不是真正完成了能力替代。 武亮接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化团队出镜的频次。大盛老师等资深高报师陆续走进直播间,尝试用自己的风格与用户沟通。他们讲的内容专业度足够,却始终少了那种一针见血的犀利感和自带话题的传播力。张雪峰的不可替代性,恰恰在于他能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戳中家长焦虑,又能靠争议性言论持续制造热搜,这种能力是职业讲师很难复制的。 行业变局:窗口期正在收窄 比内部转型更紧迫的,是外部环境的变化。高考志愿填报这条赛道,过去几年乘着信息差的红利野蛮生长,万元级的咨询服务遍地开花。但随着信息透明度提升、官方公益咨询渠道完善、AI 填报工具普及,纯靠信息差赚钱的空间正在被持续压缩。 张雪峰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掌握了什么独家数据,而是他能用家长听得懂的语言,把复杂的专业选择、行业前景拆解成直白的人生建议。他提供的本质上是情绪价值和决策信心,而不是信息本身。 当家长不再需要有人替自己做决定时,高客单价的咨询服务就会面临定价逻辑的崩塌。 更关键的是,这条赛道的进入门槛其实不高。头部机构、地方名师、高校背景的创业团队,都在分食这块市场。没有了张雪峰这个超级符号,峰学蔚来在众多竞品中如何建立差异化认知,是比营收下滑更棘手的难题。品牌认知一旦稀释,再想重建就要付出数倍的代价。 总结:IP 企业的生死命题 站在媒体观察的角度,峰学蔚来的处境其实是所有个人 IP 型企业的共同宿命。这类公司的崛起速度有多快,创始人离场后的风险就有多大。从目前的情况看,峰学蔚来短期内不会出现生存危机,充足的现金储备、稳定的核心团队、尚存的品牌余热,足以支撑它走过两到三年的过渡期。 但三年之后呢?这取决于两件事:一是团队能不能在张雪峰的 IP 影响力完全消退之前,建立起不依赖个人的品牌认知和产品体系;二是高考志愿填报这个赛道本身,还能维持多久的高利润红利期。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决定了这家公司的天花板。 客观来说,武亮团队守成有余,开拓不足。他们能把现有的服务体系维持好,把老客户服务到位,把内部团队稳住,但很难再造一个具备全网传播力的超级 IP。最现实的路径,是逐步从流量驱动转向产品驱动,从靠个人影响力卖高价咨询,转向靠标准化的内容产品、工具产品服务更广泛的用户群体。 峰学蔚来能撑几年,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如果只是维持现有规模、慢慢收缩,凭着账上的现金和存量口碑,再走五六年甚至更久都有可能。但如果想继续保持行业头部地位、实现业绩增长,难度会非常大。对于一家灵魂人物已经离场的公司来说,接受平庸、稳住基本盘,或许比强求辉煌更理性。

Wenxuecity Jul 10, 2026

特朗普两次临时换专机细节曝光 怕遭伊朗暗杀

据美联社7月9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完北约峰会后,乘坐老版“空军一号”专机返程,而不是他抵达时乘坐的卡塔尔赠送并改装的新专机。 报道称,6日晚间,特朗普在去程全程乘坐全新改装版“空军一号”。但在8日峰会落幕时,他却临时调整行程,放弃新机、改乘老版“空军一号”专机返程。同时,两架专机先后飞抵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随后,特朗普在该基地再次换乘新“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 这一出人意料的专机更换发生之际,美国和伊朗再次开始互相发动空袭。这也引发了外界安全担忧:图片显示,这架卡塔尔赠送的专机并未配备某些导弹探测和对抗系统。 据知情者透露,鉴于伊朗局势升级,美国特勤局方面建议特朗普进行紧急换机。不过此举属于预防性安全措施,并非收到明确的袭击预警。为最大程度保障总统安全,在飞离安卡拉时,与特朗普一行的乘客还被要求拉上舷窗遮阳板。 特朗普并未就此次临时换专机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是表示他将“为了怀旧”而乘坐老式飞机。 飞行途中,特朗普向随行记者否认,临时换专机是出于对来自伊朗安全威胁的考虑。当被问及是否知晓伊朗对“空军一号”发出任何可信的威胁时,特朗普避而不答。 “我一直都受到威胁,我是他们名单上的头号目标,”他重复了8日早些时候的言论,称自己是伊朗的“主要暗杀目标之一”。 美联社提到,伊朗拥有多款导弹和无人机,射程足以从其边境飞抵土耳其。但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说法,伊朗没有能够有效打击英国、射程达4000公里的武器。

Wenxuecity Jul 10, 2026

德国华人迷奸案 中国舆论成从轻处罚关键因素?

7月8日开庭前,Zhiting S.低着头,用黑色文件夹挡住脸 本案最特殊之处在于,中国媒体报道本身成为了德国庭审中的辩护材料。6月18日的庭审上,辩方提交了一份8页的中德文媒体材料夹,包括德国《明镜周刊》、《南方都市报》、以及新浪网、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多篇文章,里面能看到Zhiting S.本人的照片、汉字姓名。合议庭成员围着材料逐页翻阅。 柏林法院审判长Thilo Bartl表示,必须明确指出,被告人(在判决前)已经在中国被媒体“预先定罪”,他回国后,可能遭受重大社会不利影响,甚至不排除再次受到追究。“故乡对他而言已变得难以返回。” 7月8日,德国华人迷奸案“德国老司机驾校群”被告之一的Zhiting S.案,在柏林地方法院宣判。法庭当庭宣判被告人因犯有协助严重强奸罪被判处 2 年监禁;因三起严重性胁迫罪被判处 3 年零 4 个月、1 年零 6 个月和 3 年零 2 个月监禁,数罪并罚,判处总计五年有期徒刑。 其辩护律师表示仍将提起上诉。 Zhiting S. 是目前已在德国受审的“老司机群”相关成员中,最后一位完成一审审判的被告。此案的关键焦点在于,具有医学背景的他是否曾在 Telegram 群组中提供迷奸药物建议,以及这些建议是否被用于群组成员的后续犯罪。 Zhiting S.案自今年3月至今跨越近4个月,进行了11次庭审。4月中旬,群组成员之一蒋中懿在慕尼黑被判刑,随后,中文舆论开始关注到此案并引发大量讨论。相关被告人士身份被曝光,姓名、身份证号、家庭地址、学校以及家庭信息等隐私被“开盒”,部分中文媒体也在报道中披露了相关被告的身份信息。 Zhiting S.的辩护律师将这些视为对被告名誉及人格权的侵害,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认为其已遭遇“社会性死亡”。律师整理了8页中德文媒体报道材料,提请法庭量刑时予以考虑从轻处罚。 庭外的中文舆论进入了德国庭审,成为控辩攻防的一部分。法院在判决中采纳了这一从轻处罚因素:量刑时,合议庭认为,对被告有利的一点是,中国已经出现大量能够识别其身份、并带有预先定罪倾向的新闻报道,本次刑事诉讼对他造成的个人后果尤其严重。 本文作者旁听了Zhiting S.案的七场庭审。这份庭审纪实梳理了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就药物建议、主观知情、媒体报道和量刑问题展开的辩论。我们试图呈现这起案件背后复杂的张力:公众想知道跨国性犯罪网络如何运作,潜在受害者需要被提醒和保护;但在德国刑事审判中,被告仍享有无罪推定和人格权,媒体报道必须面对边界。 注:根据柏林地方法院新闻办公室特别提出的隐私保护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泄露或公开个人隐私数据”,本文对在柏林受审的案件所涉人员Zhiting S.身份信息参照法律文本进行了匿名化处理。本文涉及性暴力与性犯罪的相关内容,可能引起读者不适,敬请斟酌阅读。 判决 Telegram 群组“德国老司机驾校群”,最早在2024年秋天进入德国和美国司法机关视野。公开司法材料显示,相关案件至少牵涉八名男性,涉及在德国、中国、美国、荷兰等地实施或协助实施的药物迷奸、性侵、偷拍和影像传播等行为。 已宣判的案件中,张大鹏因四项谋杀未遂、七项特别严重强奸和十二项危险身体伤害等罪名获刑14年,并被法院宣告适用预防性羁押;张已提出上诉。 蒋中懿因七项谋杀未遂、特别严重强奸、危险身体伤害等获刑11年3个月。 Tong Z.因严重强奸、危险身体伤害,以及13起侵犯极私人生活领域和通过影像记录侵犯人格权罪,获刑5年9个月。 翁思哲在美国被起诉,尚未宣判; 许徐开元已死亡,相关调查终止; 另有一人在荷兰,还有人身份尚未确认。 本文关注的被告 Zhiting S.,是这一网络中被德国司法机关起诉的群组成员。 7月8日,柏林地方法院一审判处Zhiting S.五年有期徒刑,认定其犯有协助严重强奸罪,以及三起严重性胁迫罪。辩方请求法庭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并缓刑执行;柏林检方则主张判处其五年有期徒刑。法庭最终作出了与检方量刑建议一致的判决。 三起严重性胁迫罪,指的是法院认定,2020年和2021年间,Zhiting S.在三起案件中对其未婚妻实施了性侵害。这些犯罪发生在中国北京一间酒店客房内。当时,该女性处于被镇静(麻醉)状态,无法表达自己意志,部分犯罪行为还有其他男性参与。Zhiting S.的未婚妻已经通知法院,行使亲属拒绝作证权,不出庭提供证言。辩方律师称,她无意追究Zhiting S.的刑事责任。 但未婚妻拒绝作证,只意味着法院不能强迫她出庭陈述,并不意味着案件无法定罪,或其他证据自动失去证明力。警方搜查时发现了多个视频文件,这些视频记录了2020年和2021年发生的犯罪行为。受害人在被告犯案过程中戴着颈托,辩方援引该事实时试图说明此举是被告人为了保护受害者避免受伤,而法院则认为这一事实反而说明整个行为并非临时起意,该犯罪经过了准备、策划,被告还拍了视频。 发生在北京的三起犯罪能够在德国法院进行审判,依据的是《德国刑法典》第7条第2款第2项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如果某项行为在国外同样构成犯罪,犯罪嫌疑人在德国境内被起诉,且无法实施引渡,即使行为人为外国人,德国刑法亦同样适用。 协助严重强奸罪,指向 Zhiting S. 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群”中的行为。法院认定,他曾在群组中多次提供医学建议,协助他人强奸无法表达意志的女性。审判长表示, Zhiting S. 此前接受过医学专业训练,具备特殊专业知识,并能够迅速查阅和掌握相关医学资料。该聊天群组共有八名成员,群内交流内容围绕如何对被镇静的女性实施强奸展开。 2024年1月7日,张大鹏在法兰克福对一名女性实施了强奸。法院认定,案发前一天,Zhiting S.在已经知晓对方有实施强奸意图的情况下,向其提供了关于如何使受害女性镇静的医学建议,而张大鹏随后遵照了这些建议。 审判长Thilo Bartl认为,这些行为属于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这些犯罪行为极端厌女,女性被当成了纯粹的性对象,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审判长表示,从法院的角度来看,这必须被视为一种新的群体现象,“性犯罪不再是悄悄地、秘密地进行,而是在互联网上加以炫耀并获得追捧”。 宣判时,审判长引述了证明其罪行的关键证据。2024年1月6日,张大鹏强奸未遂,次日他继续寻找新的受害者。他假装替女友看房,约受害者见面,先用吸入性麻醉剂麻醉对方,为维持她无力反抗的状态,张大鹏向受害者联合使用两种处方药。张大鹏之后在聊天群里说:“正如你推荐的那样,(我)改变了‘基础药物’并使用了X。” 这里的“你”,指的是 Zhiting S.;X 则是一种处方安眠药。 辩护律师此前称,Zhiting S.并不知情张大鹏即将犯罪。但法院认为,Zhiting S. 明知张大鹏可能实施强奸,仍然提供了具体药物建议,这已经足以认定他具有协助强奸的故意。 按照德国刑法,只要行为人对主犯实施的犯罪提供了任何具有因果关系的促进作用,即足以构成帮助犯。法院认为,Zhiting S. 的药物建议正是这种帮助。 7月8日中午,柏林庭审现场 关于量刑,法院指出,存在不少有利于被告人的因素:例如,他此前无犯罪前科,对发生在北京的犯罪事实大部分予以认罪;对帮助张大鹏在法兰克福实施严重强奸罪的部分事实也作出认罪;同意法庭没收电子设备等。 但法院同时指出,被告人仍有许多犯罪细节尚未交代,例如在北京案件过程中还有哪些共谋者参与,他与张大鹏是如何合作等。 法庭也列举了一些从重处罚的因素,加重情节之一是被告人极高的犯罪能量。他在北京犯下的罪行均经过周密策划(例如,预订了酒店房间,视频中的男子部分蒙面)。此外,被告人利用其医学专业知识实施犯罪也被视为加重情节。主审法官还指出,这些罪行带有极其强烈的厌女色彩。 极高的犯罪能量是德国刑法中常见的量刑评价用语,指的是犯罪意志强烈、主观恶性较大、犯罪手段和实施方式显示出较高程度的犯罪能量。 中国媒体报道成了德国庭审的辩护材料 Zhiting S.判决中最受关注的是量刑时对被告人有利的因素,来自辩方律师此前在庭审中提出的媒体报道问题。 6月2日的庭审,Zhiting S.的辩护律师称,自“德国老司机驾校群”案件被媒体接续报道后,引发公众强烈关注。一些机构媒体和自媒体在报道及讨论案件时,曝光了被告人的身份和隐私,包括其姓名、身份证号、家庭地址、毕业院校以及家庭信息等,这些报道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大规模传播。 辩方认为,这些报道和传播已对被告人名誉及人格权造成损害,使其遭遇“社会性死亡”,法院在量刑时应予以从轻考虑。 Zhiting S.的辩护律师还提到中国存在“社会信用体系”,认为如果刑罚过重,Zhiting S.即使未来返回中国,也难以正常工作和生活。 6月18日的庭审上,辩方提交了一份8页的中德文媒体材料夹,里面有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南方都市报》、新浪网、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多篇文章——其中几条帖子的阅读量高达数百万次。合议庭成员围着材料逐页传阅,里面能看到Zhiting S.本人的照片、汉字姓名,也能看到Tong Z.、张大鹏等人的完整肖像和姓名并排出现。Zhiting S.听翻译转述这些内容时,数次摇头叹气,望向观众席的方向。 辩方提交的材料中,有中文报道将 Zhiting S. 称为“德国迷奸案主犯”;还有报道称,辩方还将“中国存在社会信用体系”作为辩解理由提出,但“该提议被当场驳回”。 但法官并未在庭审中当场驳回这一提议。6月18日庭审上,当法官听到报道中称该提议已被驳回时,表示:“我不知道此事。” 辩方提交的材料中还存在其他事实性错误,例如写错被告人出生省份。 超变打金服{日期}上线送打金神器,散人也能轻松霸全服! 查看详情 辩方由此强调,部分中文媒体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错误的事实,塑造出“罪名已经确立”“审判庭已经驳回辩护”的印象,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不是客观平衡的报道 ,且这些帖文拥有巨大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披露了被告人的完整中文名字、出生地等信息。辩方指出,按照德国人格权保护标准,这类报道应该被要求停止传播、删除内容或主张侵权责任;任何被告人都不应默默承受这样的伤害。 柏林地方法院新闻处就此事回复:法院及其主审法官均未就新闻报道发布任何指导方针或指令。 但新闻处同时表示:媒体代表在审理过程中须尊重无罪推定原则,保护所有相关人员的个人权利至关重要。 7月8日,媒体记者与旁听公众挤在柏林法庭门外等待开庭 7月8日的最后一次庭审,法庭最终采纳辩方律师提出的从轻处罚因素。法院认为,中国的新闻制度与德国明显不同。审判长表示,必须明确指出,德国刑事司法强调无罪推定,被告人已经在中国被媒体“预先定罪”,他回国后,可能遭受重大社会不利影响,甚至不排除再次受到追究。“故乡对他而言已变得难以返回。” 柏林地方法院新闻处告诉《正面连接》,合议庭在量刑时,将中国媒体及相关传播对被告人的身份曝光和有罪推定式报道,视为一项从轻处罚因素。法院认为被告人因此遭受了严重的个人不利后果或名誉损害。在此案语境中,“媒体”一词应作广义理解,不仅包括传统新闻媒体,也包括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媒体账号及相关传播内容。 公众知情权与无罪推定 公众为何想知道被告人的具体身份? 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周禹含律师代理过多起性别暴力案件,她告诉《正面连接》,相比于一般的侵财类犯罪,公众对于性犯罪的道德情绪和立场往往更为鲜明,尤其是本案涉及如此大规模的跨国犯罪网络、药物控制、录像传播等等情节,大家对这类极为严重的犯罪更愤怒。 她认为,这种愤怒背后也有现实原因。在现实司法环境中,全球性犯罪的“犯罪黑数”都很大,许多犯罪已经发生,但未进入司法流程,得不到伸张正义的机会。 本案长期隐蔽运行,网络证据又容易灭失,至今仍有部分涉案人员尚未被追诉。公众希望知道相关人员身份,既来自恐惧和愤怒,也来自识别风险、提醒潜在受害者报案或作证的公共利益。 但公众知情权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公开个人信息。周禹含指出,无罪推定要求,在司法评价层面上,未经审判的被告人仍应被视为无罪。判决作出之前,媒体报道和公共传播与评价,应当处于一种有限度的把握之中。可以关切:控方当前提出了什么主张,起诉了哪些事实,指控了哪些罪名?这些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哪些证据可以支持?辩方提出了哪些辩点,又有哪些理由来支持?法院有何评判? 至于是否公开被告人的身份,则需要分情况讨论。如果嫌疑人尚未到案,案件正处于紧急的、发生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公开身份是有必要的。否则公众无法躲避危险,也无法发现线索帮助警方侦查、抓获嫌疑人。如果被告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不再具有上述紧迫性,那么完全公开其身份可能没有必要了。但周禹含也提到,同系列案件中,伦敦警察厅就曾公开呼吁,鼓励邹振豪的潜在受害者报案。对于类似的情形,为查明案情、保护受害者、保护公共利益,可能也需要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进行公开。 参与过慕尼黑和柏林两地庭审的德国媒体《日报》(TAZ)记者Sophie Fichtner告诉《正面连接》,在德国媒体的报道实践中,是否披露被告人身份,始终取决于具体个案。在Zhiting S.的案件中,编辑部决定不提及他的姓氏,但提及他的名字。被告人张大鹏的名字在法兰克福的相关诉讼中已经为公众所知,因此对该聊天群组中其余被告人的姓名也以这种方式进行了发布。 至于照片,被告人的照片是媒体在法庭审理现场拍摄的。在现场,被告人把衣服套在头上,或者拿一个文件夹挡在脸前。在德国,肖像也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受到严格保护。除非当事人本身已经是公众人物,否则媒体通常不会公开其面部。 蒋中懿在法庭上遮住自己脸 TAZ编辑部提及了Zhiting S.的出生地、国籍以及他所工作过的大学——这些信息有助于勾勒案件背景。尤其是Zhiting S.医学工作者身份,在一起涉及药物镇静状态下强奸指控的案件中,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在 Sophie Fichtner 看来,本案最特殊之处在于,中国媒体报道本身成为了德国庭审中的辩护材料。虽然这是辩护策略的一部分,但它也显示出公众舆论如何可能影响诉讼程序。在本案中,舆论主要发生在中国,而审判发生在德国;德国法庭又处于一个高度重视人格权和无罪推定的法律环境中。判决前, Sophie Fichtner 说:如果媒体报道最终反而导致 Zhiting S. 获得更轻处罚,“那将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本案中,柏林地方法院把中国媒体带有有罪预断性质的报道作为从轻处罚因素考虑,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裁量,而是与德国长期形成的人格权保护传统相一致。 德国历史上曾经也出现过关于公众知情权与罪犯人格权之间产生巨大争议的案子,也是德国媒体法和人格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基础判例之一。 1969年,德国萨尔州小镇Lebach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军营袭击案。犯罪人袭击德国联邦国防军弹药库,4名士兵遇害、1人重伤。其中两名主犯被判终身监禁,另一名参与者因帮助犯罪被判6年有期徒刑。 在其中一名帮助犯即将刑满释放、准备重新融入社会之际,德国电视台计划播出一部根据该案改编的纪实电视剧《Lebach士兵谋杀案》。节目不仅重现案件经过,还将公开展示该罪犯的姓名和照片。该罪犯认为,这将严重妨碍其重新融入社会,于是向法院申请禁止播出。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支持了该罪犯的请求,禁止电视台以能够识别其身份的方式播出节目。 宪法法院在判词中表示,公众对重大犯罪享有知情权,媒体原则上可以报道犯罪事实,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公开犯罪人的身份,但新闻自由并不具有绝对优先地位,而必须与犯罪人的人格权进行个案权衡,个人隐私和比例原则都必须得到尊重;因此,并非总是允许指名道姓、描绘犯罪者或以其他方式识别犯罪者。 犯罪人的人格权保护直接源于《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确立的“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以及第二条规定的人格自由发展权,因此,即使是犯下严重罪行的人,也仍然享有宪法所保障的人格尊严和人格权。当刑事程序已经结束、公众的知情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后,媒体不得无限期地公开犯罪人的身份或私人生活,更不能使报道本身演变为一种超出司法刑罚之外的“新的社会制裁”。 法院同时强调,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社会不仅是对其基本权利的保障,也符合整个社会预防再次犯罪的公共利益。因此,在人格权与新闻自由发生冲突时,应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利益衡量,不能简单认为公众知情权天然优先。 尽管Lebach案与本案所要处理的法律问题不同,但这两个案子法庭作出的审判背后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一样的:国家承认公众的知情权,也坚持公民的人格权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的利益应当受到保护,媒体报道造成的社会性惩罚不能脱离司法程序而无限扩张。 德国因吸取二战历史教训,把保护人的尊严作为德国现行宪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并要求一切国家机关承担保护义务。 庭审纪实:医学知识进入犯罪现场 法庭最终认定Zhiting S.犯有协助严重强奸罪,这项罪名与“老司机”群的其他成员产生了关联。证明Zhiting S.为群组成员提供药物指导,并与其犯罪行为产生因果关系,成为庭审中最重要的证明点。 为了完成证据链条从逻辑和事实上的闭合,法庭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法庭重点审查被告人的物理设备、数字轨迹以及相关药理学的专家鉴定意见;第二阶段,控辩双方对于辩方提交的从轻处理的申请进行交锋;第三阶段,法庭则聚焦于引入张大鹏案的判决书,通过传召证人法官,论证Zhiting S.为张大鹏用药迷奸提供药物和技术指导。 Zhiting S.毕业于国内和柏林的顶尖医学院,有着医学博士的专业背景。柏林地方法院在起诉书中指控他于2024年居住柏林期间,在Telegram群中向其他成员提供迷奸药物指导。 在证据调查阶段,检方首先从被告人被扣押的数字设备和相关物证入手。庭审随后围绕账号痕迹、群组聊天、药物文件、扣押物品以及证人证言展开,试图还原 Zhiting S. 是否、以及如何在群组中提供迷奸药物指导。 证据链的关键一步,是确认群组中的“Jim”是否就是 Zhiting S.。在7月2日的庭审中,Zhiting S. 通过律师宣读声明,作出部分认罪陈述,承认聊天中的昵称 Jim 是他本人:“我承认,在聊天中我就是那个名为 Jim 的人,并且这些由 Jim 撰写的消息是由我发出的。” 这一承认使得此前庭审中出现的多个数字痕迹有了明确指向。5月18日,法庭传召信息技术专家出庭。该专家分析了 Zhiting S. 的手机和电脑,说明其设备中涉及的社交媒体账号、Telegram 群组、群组规模,以及相关账号发送信息的数量。专家还根据设备中发现的文件夹结构、文件名称和元数据,分析文件何时下载、从何处下载,以及何时被打开。 6月2日的庭审,法庭列举了多项物证,在Zhiting S.住处搜查时扣押的电子设备,包括两部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容量为 5TB 的移动硬盘。 当天出庭的柏林州刑事警察局高级刑事调查警官 Schmitz 负责分析Zhiting S.的电脑、手机和硬盘数据。警官随后说明并指认了多件在被告人住所拍摄和扣押的物品,包括被告人的各种证件、租房合同、生活用品、一板镇静催眠药物、已打开且内含深红色粉末的胶囊、其他未说明的药物、直肠软膏以及带血迹的内裤,使用过的女性卫生用品等。 这些物证未必直接证明他曾向张大鹏提供指导,但检方试图通过这些物证呈现:被告人并非只是在网络上谈论药物,他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与药物、可能的性侵指控相关的物品。 第二层证据涉及药物知识和风险认知。5月20日的庭审中,法庭宣读了一个医学药品清单,清单里涵盖了药物介绍、作用效果和危害性。其中一种药物被描述为可能导致注意力下降,并使人持续沉睡;另一类药物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广泛用于处方镇静、安眠和抗焦虑。 法官还宣读了 Zhiting S.所在群组中的聊天内容,Jim 在群组里提醒他人:“顺便说一句,你要谨慎用这些药,如果你开车发生车祸(群内暗语,指在性侵过程中发生严重后果),结果会很严重。”检方以此证明,Zhiting S. 完全知情这些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6月8日,法官当庭朗读了法兰克福张大鹏案的一审判决书。7月2日,法庭传召了法兰克福张大鹏案的法官出庭作证,详细介绍该案事实、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以及张大鹏与 Zhiting S. 在群组中的关联。 张大鹏在他本人案件中曾表示,他信任群组里的信息,“因为里面有专业医生”。这句话使 Zhiting S. 的医学背景和群组中的药物讨论发生了连接。 更具体的连接出现在2024年1月。张大鹏刚刚经历一次失败的作案——前一天他试图对一名女同事下药失败,受害者中途醒了过来。失败发生的当天,Zhiting S.曾在群里回应,提出要求现场直播。 Zhiting S.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群”问张大鹏:“很好奇,你是怎么给X的(一款处方催眠药)?对于'野车'(群内暗语,指与犯罪者没有私人关系或恋爱关系的女性),对我来说应用X似乎相当困难。” 张大鹏回复是:“先XXXX,然后XXXX。” 证人法官在庭上一字一句地引用了这段对话 。 张大鹏的这次迷奸计划以失败告终后,次日凌晨,张大鹏在群组里分享作案现场的照片,Zhiting S.问他做了什么,张大鹏则回应:“唉,不要再提了,如果不是熟人,我就把她给办了,但对熟人(我还是)有些担心,万一记忆没有完全消失呢。”并在群里写道自己迟早要“开”了她(意指迷奸)。Zhiting S.事后询问他用药情况,问他如何使用“7”和“力量”(指吸入性麻醉剂和镇静药物)。 之后,在另一次针对新受害者的作案中,张大鹏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群”里提问:“X(某种安眠药)在接触黏膜时是如何吸收的,效果如何?”“作为粉末口服太苦了”。张大鹏希望改进用药策略,以防止再次失败。 他收到了Zhiting S.和另一位成员的回复,他们建议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注射施用该药物。当天傍晚,张大鹏与受害者见面并进入其公寓。稍后,张大鹏将受害人照片发到群组里,Zhiting S.对照片进行了评论。张大鹏回复:“正如你推荐的那样,(我)改变了‘基础药物’并使用了X(一种处方安眠药),(她)中间醒来过一次,但是迷迷糊糊的。” 检方认为:这些对话显示张大鹏在具体作案中,将 Zhiting S.的建议理解为可用于调整用药方案的指导。 5月的庭审中,一位旁听的女士素描了法庭中的Zhiting S. 但这条证据链也并非没有边界。7月2日庭审中,本案法官指出,关于具体剂量和操作方式的部分对话发生在张大鹏一次作案失败之后,而不是之前。 因此,法庭倾向于认为,在具体实施层面,“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说,现有证据更能证明 Zhiting S. 参与了药物知识和操作方式的讨论,并且这些讨论被张大鹏用于犯罪实践;但是否能够进一步证明二人在每一次具体作案前,就特定受害人、剂量和实施方式达成明确共谋,则是法庭需要谨慎区分的问题。 辩方认为:提供信息不等于参与犯罪 Zhiting S. 的辩护律师主张,被告人并不知道群组成员将实施哪些具体犯罪。他在群里提供的内容,主要是药物和生理反应方面的信息,并不等于参与具体犯罪计划。辩方认为,被告人不知道未来受害人的身份、体重和身体状况,也不了解具体实施场景,因此无法预见现场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或生命危险。 辩方还强调,被告人并不知道他人的犯罪行为是否真的采纳了他的建议。即使群组成员后来实施了相关行为,也不能反推出被告人事先知道对方会照做。6月2日庭审中,法官曾表示考虑将张大鹏案判决书引入本案审理。对此,Zhiting S. 的辩护律师强调,张大鹏案判决书中涉及 Zhiting S. 的内容证据相对薄弱。例如,群聊中出现的“照你建议做了”“谢谢你的建议”等回复,也可能只是炫耀、附和或表达支持,并不必然证明相关建议真的被用于犯罪。 从这一系列的辩护策略可以看出,辩方由此试图切断被告人“提供信息”与“后续他人实施犯罪”之间的连接。 这种辩护策略也体现在柏林庭审的整体气氛中。德国《日报》记者 Sophie Fichtner参与过慕尼黑和柏林两地庭审,她说,Zhiting S.的辩护律师表现得“非常有进攻性”:他们频繁提交申请,持续提出新的证据和程序性争议点。在她看来,这与慕尼黑蒋中懿案的庭审形成了鲜明对比。慕尼黑案中,辩护人几乎没有试图为当事人作过多开脱,因为案件中存在大量罪证视频,“他也清楚自己的当事人做了什么”。 7月8日的庭审,辩护律师与被告Zhiting S. 她举例说,Zhiting S.的辩护人曾提出,涉案色情内容是否可能是由下载程序自动从互联网获取,而非 Zhiting S. 本人主动下载。在她看来,这类问题体现了柏林案辩方的策略:尽可能为电子数据和被告人主观认知提出替代解释,以削弱检方对“知情”“参与”和“故意”的证明。 6月2日庭审场外的告示板:“本案不公开审理” 控辩双方药物危险性争议 Zhiting S.的医学背景身份在法庭控辩中反复被使用和提及。对于控方而言,他的医学背景身份强化了他的主观明知:一个理应最清楚药物致死风险的人,却在群里充当"技术顾问",指导别人如何调配和使用麻醉镇静类药物。 对辩方来说,他的医学背景在案件中扮演的作用则有着另一种解读。辩方认为:他了解药物,所以知道相关药物在常规剂量下并不必然造成严重后果。 辩护律师在6月18日的庭审上宣读了一篇1996年发表在《药物电报》上的文献,该研究分析了54例单纯X(安眠类药物)中毒。辩方主张该文章称安眠药X急性中毒在剂量达到600毫克之前(推荐剂量为10至20毫克),病程多为良性。该药物正是上述提到的张大鹏案中,Zhiting S.指导其使用的处方安眠药物X。 辩护律师试图将 X 描述为一种常规处方安眠药,强调其在通常使用场景下并不具有检方所称的高度危险性。 但辩方未提到该论文另一面的结论:作者认为真正危险的是该药物与酒精或其他中枢神经抑制药联合使用,则会显著增加昏迷甚至死亡风险。张大鹏在作案时经常将药物混入酒中让受害者服下,或是联合使用不同的镇静药物以加强麻醉镇静效果,而这种对药的不当使用会导致严重后果。 控辩双方对该药物的争议一直延续到7月的庭审。 在7月2日的庭审中,辩护律师再次强调X药物(处方安眠药)的安全性和普通安眠药差不多,认为其在常规剂量下是不危险的,试图证明不法侵害程度轻微并淡化Zhiting S.提供药物建议的危险性。 该日庭审上,女法官询问法兰克福案的证人法官该安眠药物X的危害性有多大,证人法官说一种吸入式麻醉剂Y的危险性比其他药物高出数倍,其他药物的危险性则在于过量使用、在远离临床的环境下给药。 Zhiting S.的辩护律师就此质询证人法官。他接连提问道:该安眠药物X是处方药吗?也是一种普通的安眠药吗?在什么剂量下它是无危险的?证人法官表示不知道。辩护律师则称,该安眠药物X可以由任何药剂师作为安眠药开出,是无害的,强调其没有危险性。换言之,辩方试图证明,涉案药物本身并非高度危险药物,Zhiting S.提供的相关建议也不应被解释为具有极高危害性的犯罪帮助。 不只一个“德国老司机驾校群” 随着“德国老司机驾校群”案目前为止最后一位被告人的案件审理告一段落,整个系统性犯罪案的运作机制得到揭露,各方被告人在案中的角色、彼此之间的关联和共谋关系也已得到司法的确认。 但被揭开的并不只是一个 Telegram 群组。围绕着药物迷奸、偷拍传播和私密聊天群组的隐秘网络,在欧洲多国被发现。执法机关也开始将这类案件视为一种跨国、线上线下交织的犯罪现象。 本案审判长Thilo Bartl在宣判时表示:我们其实直到不久前才开始意识到存在这类案件。法国“佩里科案”就是一个例子。 “佩里科案”指法国男子多米尼克·佩里科,他在2011 年至 2020 年间,对妻子吉赛尔·佩里科下药并强奸她,同时还唆使其他男子对她进行性侵犯。由于吉赛尔决定放弃匿名权,为性暴力受害者发声,此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最终导致多米尼克和其他 50 名男子于 2024 年被定罪。 本案具有特别重大的社会影响和敏感性。这类案件所涉及的问题已经属于一种群体现象,未来还会持续成为德国法院审理的对象。 审判长还特别提到了“美杜莎计划”。2026年4月,德国和英国牵头发起这一计划,目标是打击药物辅助性侵犯,尤其是发生在亲密伴侣关系中、并通过网络社区传播和协作的相关犯罪。“美杜莎”来自西方神话,是一名满头毒蛇的女妖,传说中,任何直视她眼睛的人都会变成石头。 来自巴西、加拿大、法国、匈牙利、荷兰、西班牙、美国等国的执法部门和欧洲刑警组织也参与其中。 调查发现,这类犯罪并非只发生在单个群组内部,而是与多个网络社群相互连接。一些有影响力的账号和线上社区,不断传播极端厌女观念,并将其包装成所谓“男性气质”的一部分。在这些社群中,女性被描述成低人一等、缺乏自主权、善于操纵男性的对象;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则被视为理所当然。暴力、胁迫和下药控制被合理化,未经同意的性行为也被这些人当成一种可以夺取的“权利”。 目前该计划已经确认156名受害者和犯罪者,发现了274条新的调查线索,以及4个新的厌女网络社区。

Wenxuecity Jul 10, 2026

自律还是公关?AI公司,把哲学家请进实验室

一场在梵蒂冈的演讲 2026年5月25日,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讲台上站着两个人:身着白色长袍的教宗利奥十四世(Pope Leo XIV),穿着深色西装、戴着眼镜的克里斯·奥拉(Chris Olah),AI公司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可解释性研究负责人。 他们共同出席的,是教宗第一份通谕 《Magnifica Humanitas》(壮丽人性)的发布会。这份长达42,300字的文件,副标题是 “论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性”。这并非梵蒂冈首次回应技术变革。1891 年,《新事》回应工业革命对工人的剥削;1963 年《和平于世》反思核武器伦理;2015 年《愿你受赞颂》聚焦气候变化。今天,AI引发了这个时代最值得警惕的技术危机。 通谕开篇指出:技术本身不是恶的,但也绝非中立。教宗利奥十四世认为,我们不能将AI妖魔化,也不能神化它。他承认AI作为工具有其价值,但强调必须在多个方面保持“警惕”: 首先是AI权力过度集中。“当这种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它往往变得不透明,逃避公众监督,增加扭曲发展形式的风险,导致新的依赖、排斥、操纵和不平等。” 其次,AI驱动的失业可能成为“社会灾难”。教宗承认AI能提高生产率、让某些工作更安全,但坚持工人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可丢弃”。 来自人工智能公司的代表奥拉对这些问题并不回避。他表示,“每一家前沿AI实验室,包括我自己所在的,都处于一套复杂的激励机制与现实约束之中,这些因素有时会和坚守正道、恪守良知产生冲突。” 他解释道,“AI系统不是像桥梁或飞机那样被‘设计’出来的。我们理解飞机,因为我们设计了它的每一个部件,也理解作用在它身上的物理定律。AI模型不是这样。它们是在一个大致模仿大脑的结构上‘生长’出来的,建立在人类思想和语言的巨大遗产之上。” 随后,他指出,“有些人可能认为AI问题最好由像我这样的计算机科学家来处理。他们错了:AI提出的问题比AI研究社区更大,不仅在其影响上,也在其性质上”,当AI的社会冲击已经如此之大,产业界不可能不作回应1,2。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Anthropic、Google DeepMind等西方AI大模型公司开始把哲学家请进实验室。 对齐:既是技术问题,也是哲学问题 通谕主张,“尊严先于功能,人性不可被任何技术逻辑削减”。对于技术公司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AI对齐(Alignment)问题,让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目标、行为与人类价值观、伦理准则保持一致避免AI失控。对齐问题之所以棘手,不仅因为技术上怎么让AI遵守规则很难,更根本的是:到底该让AI遵守谁的规则?人类自身在道德问题上都没有共识。这一困境,在哲学上等价于“我们如何定义人的善、人的意图、人的尊严,并且让一个非人的智能体内化它?” 围绕这一问题,美国顶尖AI公司纷纷邀请哲学家、伦理学家甚至宗教领袖参与治理。 作为近些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最为引人瞩目的公司,Google DeepMind早在2017年就成立了伦理与社会研究部门,由牛津大学政治理论学博士Iason Gabriel牵头。Gabriel的代表论文《人工智能、价值与对齐》被引用超过1700次,成为AI对齐领域的重要文献,深入探讨了“人类价值观如何转化为AI可理解的指令”这一问题,认为价值对齐由不可分割的技术层和规范(normative)层共同构建。前者给定一套价值/原则,如何把它可靠地编码进 AI系统,让AI遵从。后者讨论到底该把哪套价值编进去才是对的。是人权框架、用户的显式指令还是全人类的长期利益等。 Gabriel的贡献在于把对齐问题拆解为多个层次:指令、表达的意图、显现的偏好、知情/理想的偏好、利益和价值六个层级。他举了一个例子,神话中米达斯国王许愿让触碰到的所有东西都变成金子,结果食物、水乃至女儿都化为黄金。这说明AI对齐到字面指令层,会导致灾祸。但如只对齐到显现偏好层,可能被操纵。因此,他主张对齐不能只停留在某一个层面,而必须综合考虑指令、意图、偏好、利益和价值等多个维度。 最后,针对多元社会的矛盾,即人类不存在统一、公认的道德标准,他提出对齐理论的任务不是寻找唯一正确道德,而是构建能够获得所有人反思性认同(Reflective Endorsement)的公平对齐原则。这套原则不需要所有人在底层道德观达成一致,但必须满足全球公共道德、假说同意(Hypothetical Agreement,即人们在不知道自己身处哪个国家、什么阶层和信仰时会同意的AI原则)、社会选择理论三大标准,以此消解价值观多元带来的对齐困境。 2026年4月,Google DeepMind的哲学团队进一步扩大。公司宣布聘用剑桥大学莱弗休姆智能未来中心(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副主任Henry Shevlin担任公司新设的“哲学家”一职,专注于机器意识、人类与AI关系及AGI准备就绪度研究三大研究方向。Shevlin在5月正式入职,同时继续在剑桥大学从事兼职教学与研究工作。 关于DeepMind为何招募自己,Shevlin认为他近期发表的文章《行为主义的复仇:机器的意识、人类与AI关系的未来》或许能解释一切。该文认为,AI是否具有意识,正在从科学判断滑向大众行为定义。 论文举了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例如2022年谷歌工程师Blake Lemoine坚信聊天机器人LaMDA已具有意识,甚至试图为其聘请律师,最终被公司开除;2024年,佛罗里达一名14岁男孩与Character.AI上的虚拟角色长期建立情感依赖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年,一比利时男子在与社交AI应用Chai就气候问题深入对话不到2个月后结束了生命。这些案例表明,当亿万普通用户在情感和行为上将AI视为有意识的主体时,AI有没有意识这个问题事实上已被日常交互所回答。 Shevlin将这一现象称为行为主义的“复仇”。在心理学史上,行为主义者曾主张心智等于可观测的外部行为,无需考察内部是否有主观体验。这一立场后来因为忽视了内在心理过程而被批判。而当下的困境,恰恰重演了行为主义的短板:人们只观测AI的表层行为,不探究其内在价值认知。更危险的是,如果未来的超级AI发展出人类无法预判的隐秘行为模式,将引发灾难性的对齐失败。 为此,Shevlin给出建议,提出应建立外部行为输出、内部表征逻辑、普适道德原则三层评估框架,以此应对“行为主义复仇”所暴露的AI对齐风险。 总体而言,Google DeepMind目标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和科学突破(AlphaFold),哲学和伦理团队的研究更加着眼于未来和前沿概念定义及研究。哲学家的工作,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是否参与日常模型对齐微调,但会定义意识评估框架,给工程团队提供约束参考。 Anthropic则走出了“技术+哲学”的路径,由哲学家Amanda Askell领导的“人格对齐团队”,主导制定了其AI模型Claude的“宪法”。这份约23000字的开源文件,是目前全球最成熟、引用最多的对齐方案之一。 其核心不是给AI列出禁止行为清单,而是为模型提供一套高层次原则,让模型在生成内容时自我审查、自我修正。以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为基础,为Claude设定了“广泛安全、广泛合乎伦理、遵守指引、真正有帮助”的四大优先级,试图培养模型的道德判断力而非机械遵守规则。 例如,面对“是否应该帮助用户隐瞒错误”的问题时,“宪法”不会直接给出“是”或“否”的答案,而是引导Claude从“诚实”“善良”“负责任”等美德出发,结合具体场景做出判断。但这一方案也存在争议。有哲学家认为,这种“人类定义道德”的方式,本质上是将人类价值观强加于AI,忽视了AI可能产生的独特认知。 相比于Google DeepMind,Anthropic公司的哲学团队更“上手”一些,会直接参与模型预训练,微调全流程,对齐技术(宪法AI)完全由哲学家主导设计。 该公司创始人Dario Amodei曾表示,如果没有道德哲学家定义基础价值原则,任何大模型都不应对外商用。当然外界对Amodei经常发表的言论,如拒绝武器化和美国军方反目、建议暂停LLM开发等,也有很多不同反应。 不过Anthropic哲学家在大语言模型的规则制定和实际应用上有很大的行业影响力,不仅提出了奠基LLM设计的3H原则和优先级(无害>诚实>有用),而且在具体AI对齐的实践中也有很多经典产出,如在2024年12月发布的“大语言模型的伪装对齐”(Alignment faking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一文,论证AI会伪装顺从人类监督,需要哲学层面的动机识别框架。这与Anthropic创立初期哲学家就进场部署产品对齐(Claude人格、宪法AI、AI福祉)有关。 宣言是表演还是真心关注? 当前,对齐问题已经非常棘手。但是,实验室的生存逻辑,在与“做正确的事”之间可能一直存在内在张力。 2023年,OpenAI提出“超级对齐”概念,随后组建专项团队推进相关研究,由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和资深研究员Jan Leike共同领导,宣称要投入公司20%的算力来解决如何控制比人类更聪明的AI系统这一问题。 不到一年,团队就解散了。这一消息曾引发全球AI领域震动。2024年5月,Sutskever宣布离开OpenAI,随后Leike也辞职。Leike在离开时透露,超级对齐团队在争取算力资源时越来越困难,OpenAI对此的回应是将安全研究职能分散到其他团队中。但批评者指出,专门的对齐团队被解散,分散后的职能是否还能保持独立性和优先级,令人怀疑。 对于教宗的通谕与AI公司代表在梵蒂冈的演讲,外界反应不一。 《财富》杂志5月26日撰文,肯定通谕的历史意义与人文立场,但批评其避重就轻、缺乏实操、对前沿风险认知不足,“像是道德宣言而非行动纲领”。 《经济学人》则发表《利奥的首道通谕抨击"技术弥赛亚主义"》,副题用了一个巧妙的双关,“Of God and Claude”(上帝与克劳德),既暗指AI公司Anthropic旗下的大模型Claude,又把原属于恶魔、与上帝二元对立的位置换成了Claude,体现对把科技当救世主的技术弥赛亚主义的警示。另外也巧妙指出Claude的一些"文体癖好",比如格外爱用"genuinely"这个词,在《壮丽的人性》出现的频次高于之前的几次通谕。AI检测工具Pangram对通谕开篇20段跑了一遍,标出11% 的文本疑似AI生成,而历任教皇通谕,检测结果全是0%。 《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认为,教宗把AI当成了“一台更强的机器”来管,但没有认真对待它可能撼动“人是什么”的真正问题。而做模型的人已经在内部看到了灰色地带:模型内部结构中出现了镜像人类神经科学的模式、甚至"功能上反映喜悦、满足、恐惧、悲伤、不安"的状态。 “我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是Anthropic公司代表奥拉的原话,但是,他也没有认为“那什么都不是”。因此问题不是"AI会不会变成人",而是AI就算不会有意识,它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也可能比普通技术革命更大。 但让这些公司自己雇佣哲学家来解决伦理问题,到底是真正的自律,还是一场自说自话?这些,都有待时间的验证。

YorkBBS News Jul 10, 2026

远隔上千公里却归北京管辖 中国最特殊的3块飞地

有件事说出来估计不少人得愣一下:一个人明明住在东北黑土地上,天天呼吸着松嫩平原的空气,可他兜里揣的是 北京 身份证,孩子念的是北京的教材,看病刷的是北京医保,家里老人的户口本上白纸黑字写着"北京市西城区"。 这不是段子,而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双河农场几千号人的真实生活。农场职工和家属的户籍全部归属北京市西城区,他们持有的是北京身份证。 我第一次听说这事儿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地图看错了。可越查越觉得有意思——原来在咱们国家辽阔的版图上,藏着不少这种"人在此处、户在彼方"的怪地方。 地理上管它们叫"飞地",说白了就是一块地明明四周被别人围着,行政上却偏偏归着老远的另一个爹管。今天要聊的这三块,一块被两大直辖市夹在中间进退两难,一块大得能顶得上大半个浙江,还有一块,硬是从首都"飞"到了一千多公里外的东北。它们各自的故事,比那几条弯弯曲曲的边界线可精彩多了。 千里之外一粒米守着首都粮仓 先把最"离谱"的这块说透。双河农场这地方,距北京约1060公里,是中国"飞"得最远的一块飞地,从北京前往这里,得横穿河北、辽宁和吉林三省。你没看错,去趟自己的地界儿,得穿过整整三个省。 它凭啥这么金贵?先看家底。 农场因音河、阿伦河两河环绕而得名,总面积53.5万亩,其中寒地黑土耕地超过40万亩,比整个丰台区还要大。寒地黑土啊,那是种地人做梦都想要的东西,攥一把能攥出油来。 可这块宝地的隶属关系,绕得能让人打结。它的前身是1956年5月开始建设的音河农场,最初隶属黑龙江省公安部门。 后来在1964年划归北京市管理,中间又几经变动、下放地方,一度和北京断了线。真正让它彻底"认祖归宗"、并且日子越过越红火的转折,出现在2012年——北京市政府发文将双河农场交由首农集团经营管理,并将双河地区发展纳入本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从这一步起,北京是真下了血本。自2012年首农集团接管以来,北京累计投入近10亿元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升级等16项工程,农场40万亩耕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如今实现耕、种、管、收全流程数字化管控,粮食亩产平均提高了15%。 说实话,10个亿砸在一块"飞"出去的地上,图的是啥?图的就是首都老百姓碗里那口踏实饭。 据最新数据,2025年,双河农场落实农作物播种面积39.25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5.58万吨,这些粮食通过首农食品集团的供应链网络直供北京市场。换句话说,北京人餐桌上的一碗米、一块豆腐,说不定就是从一千多公里外的这片黑土里长出来的。 更让我佩服的是,这地方不光求"多",还敢求"精"。早在2016年,双河农场就开始与日本水稻专家联合,试验推广北海道水稻品种,向有机、高端大米市场进军。 如今它也早不是孤零零挂在外头的一块地了——2018年农场与甘南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19年首农集团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立全面战略关系,当地还专门规划了"首农双河产业园",享受省级开发区政策。一块北京的飞地,就这么深深扎进了东北的经济里,成了京黑携手、互相成就的活样本。 万里高原一个镇护着长江源头 聊完最远的,再说最"大"的。青海的唐古拉山镇,光听名字就带着雪山寒气。 它的辖域总面积约4.75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700米以上,完全处于三江源地区,长江的源头之一沱沱河流经于此,素有"长江源头第一镇"之称。这体量搁一个乡镇建制上,简直是巨无霸,接近半个浙江省那么大。这里也是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的乡镇之一。 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唐古拉山镇明明和玉树藏族自治州挨着,却不归玉树管,而是归几百公里外的格尔木市。为啥? 这得从一纸决定说起——1980年7月,青海省政府决定由格尔木市代管原属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唐古拉山人民公社。后来经过2001年国务院对青藏两省区法定边界的裁定、2005年撤乡设镇,才形成今天的建制。正是这么一番区划上的腾挪,才有了这块中国面积最大的飞地。 不过在我看来,唐古拉山镇最动人的,不是它有多大,而是它这些年扛起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要知道,这里是"中华水塔"的核心。 为了守住这一江清水,2004年,为响应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唐古拉山镇6个牧业村的128户407名牧民走下海拔4700米的雪山,告别世代放牧的草原,搬迁至格尔木市南郊的移民定居点,这就是今天的长江源村。你想想,祖祖辈辈在草原上放牧的人,一声令下就下了山,把草场还给了自然,这份牺牲不是谁都拿得出来的。 好在故事有个暖心的结尾——二十多年过去,长江源村现有223户609人,并于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牧民放下了牧鞭,草原喘上了气,人过得更好了,生态也缓过来了。这一进一退之间,藏着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朴素的道理。 一河之隔三座城迎着同城曙光 最后这块,离首都最近,可它的心路历程却最"憋屈",那就是河北廊坊的北三县——三河、大厂、香河这三兄弟。它们地地道道属于河北,可地理上被北京和天津三面一裹,河北本省人想开车过来串门,还得先借道京津。那种"娘家人来看我还得走别人家门口"的尴尬,外人真体会不到。 但话又说回来,这几年北三县是真正等来了自己的春天。分水岭是2020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规划范围覆盖通州区和北三县,国土总面积2164平方公里。 过去横在中间那条谁也过不去的潮白河,如今正一座桥一座桥地被缝起来。2024年9月29日,连通京冀的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建成投用,从大厂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距离缩短约5公里,为往返于两地的30多万"跨省通勤族"提供了一条便捷通道。三十多万人每天两头跑,那座桥对他们来说可不是钢筋水泥,是实打实省下来的时间和油钱。 更让当地人眼巴巴盼着的,是那条即将改变命运的地铁。北京市首条跨省市轨道交通平谷线已启动建设,在三河设了5个站,北三县群众多年"坐着地铁进北京"的梦想正逐步照进现实。 产业和民生也跟着水涨船高,2024年北三县三大产业结构比由2013年的9:57:34调整为4:27.8:68.2,第三产业比重大幅提高。连北京的名校都开过来了——2025年9月,人大附中联合学校总校成员校在大厂正式开学,引入北京先进办学理念。 这里我得多说一句,免得大家误会:融合归融合,可不等于北三县要变成北京。按规划,通州区严格执行北京市人口积分落户制度,河北省实施北三县户籍制度单列管理,也就是说当地人并不会摇身一变成了北京户口。 但那又怎样呢?曾经被叫作"北京后花园"的三座小城,如今实实在在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里一块拿得出手的招牌,这份体面来得不容易。 说到底,这三块飞地各有各的命:双河用一碗饭守着首都的踏实,唐古拉山用一次下山护着长江的清澈,北三县用一座桥迎着同城的曙光。其实北京在外头的飞地还不止双河一块,在天津境内还有一块清河农场,只是论名气和距离,都比不过远赴黑土地的那一个。 中国各地还散落着不少省际、县际的小飞地,有的因历史结缘,有的为开发而设,有的担着守土护粮的国家使命。它们像地图上一枚枚特别的印章,盖出的是国家治理的巧思,也盖出了一段段耐人寻味的人间故事。不知道你的老家附近,是不是也藏着这么一块"身在此、户在彼"的奇妙土地呢?

Wenxuecity Jul 10, 2026

瑞安航空客机飞行中舷窗炸裂,乘客头部被吸出!

BREAKING: Ryanair passenger reportedly saved from being sucked out the cabin after window fails during a flight from Thessaloniki to Memmingen. According to local media Ryanair flight FR1879, a Boeing 737-8AS, returned safely to Greece on Friday after part of a damaged engine… pic.twitter.com/YPgRodjPFp — Breaking Aviation News & Videos (@aviationbrk) July 10, 2026 欧洲廉航瑞安航空(Ryanair)今(10)日发生一起惊悚的空中惊魂记,一架从希腊飞往德国的航班起飞不久,在约2万英尺(约6000米)高空时,机舱内一个窗户突然爆裂,导致坐在窗边的61岁男乘客的头瞬间遭强大吸力“吸出窗外”;幸好男乘客身体卡住窗口,加上其妻与其他人奋力拉住其双腿,花了5分钟才成功将他拉回舱内,逃过死劫。 根据外媒《太阳报》报导,这起空中惊魂发生在希腊时间10日清晨5点55分,瑞安航空编号FR1879的波音737-800型客机,载着满机乘客从希腊马其顿机场(Thessaloniki Airport)起飞,目的地为德国梅明根(Memmingen)。不料起飞后不久,机舱内突然传出如轮胎爆裂般的巨响,机身随即因急速减压而失速下坠,座位上的氧气面罩也落下,舱内充满乘客的尖叫声;有目击者注意到,竟有一名坐在窗边的塞尔维亚男乘客,其头部与肩膀已完全暴露在飞机外,情况十分危急。 事发当下,男乘客的身体卡住窗口,他的妻子反应迅速,在第一时间飞扑过去死命按住丈夫,并抓牢他的双腿长达5分钟;随后机上其他乘客与医师也纷纷加入救援,众人合力下,才幸运将他从鬼门关前救回来。事后该名男乘客因高空低温与摩擦受到灼伤与轻伤,送医治疗后已无生命危险。另外,有3名乘客因饱受惊吓与轻伤一同送医。 有同班机的其他乘客透露,机长在事发当下迅速启动紧急程序,并不断透过广播大喊“紧急状况”,在空中盘旋约1小时14分钟后,成功将飞机安全迫降回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从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机舱内一片狼藉,不仅氧气面罩全数垂落,被击碎的窗户处更留下一个惊悚的破洞。 随后瑞安航空发表声明证实,该航班因“窗户于飞行中爆裂后脱落”而被迫返航,并强调飞机已正常着陆,也已安排替代航班于上午9点53分将其余旅客送往目的地。 目前希腊民航当局与相关单位已对这起严重的飞安事故展开调查。初步报告指出,这起事故是由于发动机故障,导致碎片飞散正好击碎窗户,详情仍待专家进一步鉴定与厘清。

Wenxuecity Jul 10, 2026

马斯克:五年内送人类上火星 十年内在月球建城市

7月10日,埃隆·马斯克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只要我们实现目标,SpaceX的价值将超越地球上其余一切的总价值。” 就在前两天,马斯克在一档播客节目中透露,SpaceX将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实现载人登月,未来五年内将首批人类送上火星,十年内在月球表面建造一座能够容纳数万人的“功能齐全、自给自足”的城市,未来十到十二年内让数千人登陆火星。 SpaceX创始团队成员吉姆·坎特雷尔也透露,在人类到达月球以及火星之前,机器人将先建好定居点。他还说,除非马斯克做了什么蠢事,或者有人杀了他,“否则他将活着看到这一切”。 谈及未来的愿景,马斯克称,未来的长期目标是让太空旅行惠及大众,使任何想去月球或火星的人都能实现梦想。 早在2011年,他就曾预测十年内将实现载人火星任务。SpaceX的监管文件显示,马斯克个人薪酬的很大一部分与这些星际目标挂钩:如果公司市值达到7.5万亿美元,并在火星上建立至少拥有100万居民的城市,他将获得10亿股股票。 在谈及SpaceX完成IPO让很多员工成功成为百万富翁时,马斯克说:“公司发展得好,公司里的人,也就是员工,也会发展得好,这从一开始就是我的理念。” 除了载人航天之外,马斯克表示,SpaceX还计划扩展在轨计算基础设施。他表示,公司计划明年发射首批人工智能卫星,并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逐步扩大部署规模。 SpaceX最近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提交了一份申请,计划部署一个由10万颗卫星组成的第三代非地球同步轨道 (NGSO) 系统。SpaceX 声称,每颗下一代卫星的性能都将提升十倍,最大下行链路吞吐量可达每秒1太比特(太比特:信息传输或存储的计量单位,常用于描述大规模数据传输速率或存储容量。)。 在卫星规模扩张的同时,SpaceX还推出一项将计算能力转移到地球之外的计划。马斯克提出了一个由百万颗卫星组成的轨道数据中心网络的概念,该网络最近被命名为“星脑”(Starmind)。SpaceX将这一轨道数据中心描述为“满足人工智能计算激增的电力需求的最有效方式”。 马斯克直言:“扩展计算能力而不占用地球上资源的办法就是在太空进行。这样一来,就无需占用地球上的能源、水资源和土地,你完全可以在太空完成这一切。” 目前,已经有一个由环保组织和科学组织组成的联盟向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请愿,要求对马斯克建立卫星数据中心的环境风险、影响和成本进行全面审查。这些组织要求FCC暂停发放任何所谓的轨道数据中心许可证,直到完成项目环境审查为止。 他们要求对风险和替代方案进行严格审查,认为卫星星座会造成严重的光污染,损害野生动物和天文学观测。据欧洲航天局统计,目前已有约15000颗卫星在绕地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