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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2, 2026
2026年5月15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刚果（金）〕公共卫生、卫生与社会福利部宣布该国暴发第17次埃博拉疫情。病毒是罕见的邦迪布焦毒株。截至6月19日，刚果（金）和乌干达分别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和19例，死亡232例和2例。其中刚果（金）一周内新增220例确诊病例。
专业人士和机构普遍担心病毒已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传播了数月。疫情发生在刚果（金）冲突最频繁、武装割据最严重的东北部。这里在地理上衔接三国，有大量流离失所者、诱人的矿产。邦迪布焦毒株的隐蔽性和破坏性、连年战争摧毁的医疗基础设施，和频繁的人员流动，或形成一场“完美风暴”。疫情的控制不容乐观。
截至2026年6月6日世卫组织对疫情风险的评估，由于疫情持续传播并不断蔓延到新的卫生区，刚果（金）的风险非常高，疫情进一步在全国和区域内传播的可能性有所增加；乌干达和与刚果（金）有陆地接壤的国家也处于高风险状态；非洲其他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
罕见的毒株
得知疫情暴发时，乔伊斯正在上班。乔伊斯是国际组织在刚果（金）的工作人员。她工作的城市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省会布尼亚（Bunia）。伊图里省正是疫情的中心。省会布尼亚是一座人口约50万的城市，坐落在刚果（金）东部海拔约1200米的高原上，俯瞰着裂谷和湖泊，湖对岸30公里处是邻国乌干达。
乔伊斯告诉本刊，其实早在五月初，她就听到过本市出现埃博拉的传言。5月15日，当刚果（金）政府宣布疫情时，办公室里来自塞拉利昂的同事对此不以为意。她说：“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到下周一，我们就能控制住。”
到了周一，他们等来的是疫情被世卫组织认定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邻国乌干达也已报告了埃博拉的确诊与死亡病例。
2026年6月7日，刚果（金）伊图里省布尼亚市，刚果（金）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身穿个人防护装备，为一名疑似埃博拉死者处理遗体，他们互相喷洒消毒水，随后用安全程序埋葬了这位死者（视觉中国 供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这一轮疫情的“警报”是在5月5日拉响的。当天，伊图里省蒙布瓦卢（Mongbwalu）卫生区称当地暴发不明疾病疫情，“死亡率极高，包括医护人员死亡”。5月9日，国际医疗援助组织无国界医生（MSF）响应警报，和刚果（金）卫生部一起派出调查小组前往伊图里省。该组织的刚果（金）项目医疗主管恩东·让-吉尔伯特（Ndong Jean-Gibert）告诉本刊，调查小组拿到患者体液样本后，伊图里当地的实验室没能检测出异常。于是，他们将样本用飞机运送到首都金沙萨后，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INRB）确认，样本感染的是埃博拉邦迪布焦毒株（Bundibugyo，BDBV）。
埃博拉出血热（EHF）是由丝状病毒科正埃博拉病毒属的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感染者通常在2天到3周里出现症状，首发症状包括发热、咽痛、肌肉疼痛，随后会出现呕吐、腹泻，尤其是吐血和血便，以及皮疹、肝肾功能障碍和内外出血等症状。病毒通过体液和血液传播。
目前，科学家已发现六种埃博拉毒株，其中四种会感染人类。最早被记录的埃博拉疫情发生在1976年，当年在扎伊尔〔刚果（金）的前身〕北部和苏丹南部（现属南苏丹），分别暴发了互不相关的两轮埃博拉疫情，两次疫情的毒株不同，分别被记录为扎伊尔毒株和苏丹毒株。此外，1994年在非洲科特迪瓦发生一起单人感染，该毒株被称为塔伊森林毒株。
邦迪布焦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毒株，它与最常见的扎伊尔埃博拉病毒之间相比，基因组序列差别大于等于30%。邦迪布焦此前仅暴发过两次疫情——2007年在乌干达西部的邦迪布焦、2012年在刚果（金）的伊西罗地区，分别造成37人和29人死亡。
此前两轮邦迪布焦埃博拉疫情的死亡率分别为25%和51%，稍低于扎伊尔毒株的平均致死率83%。但它的罕见性给疫情的控制带来了困难。
《传染病》剧照
无国界医生的传染病专家阿尔曼德·斯普雷克尔（Armand Sprecher）告诉本刊，针对常见埃博拉病毒的核酸检测无法检出邦迪布焦毒株。而检测邦迪布焦毒株的试剂盒，因为不具有商业价值而没有量产。偏远的伊图里省缺乏这种试剂，而首都金沙萨和伊图里分别位于刚果（金）的西南和东北角，需要用飞机运送样本，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病毒的检出。
伊图里当地的医疗条件极为有限。乔伊斯告诉本刊，今年年初她身体不适就医，发现即使在首府布尼亚，要找到一家B超检查令人放心的医院都很难。埃博拉疫情暴发后，乔伊斯马上想起：一次，她住处的保洁阿姨生病后向她要医疗费。她查看保洁阿姨的就诊检验单，发现上面只有很粗略的几个分类——疟疾、伤寒、尿液和粪便是否异常等。她猜想，误诊和漏诊在本地医疗系统内可能很常见。
越来越多的医疗人员认为，埃博拉病毒已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扩散了很长时间。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IFRC）在5月下旬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三名志愿者在3月27日前往蒙布瓦卢（距离布尼亚约75公里的金矿小镇）执行一次遗体处理和丧葬任务时，尚没有任何有关埃博拉疫情的消息和通知。三名志愿者后来都患病了，分别于5月5日、15日和16日去世。现在，三人被认为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们是这次疫情暴发已知的首批受害者”。
美国传教士医生彼得·斯塔福德（Peter Stafford）5月确诊感染埃博拉。他此前在距离布尼亚46公里的一家乡村医院工作，是院内唯一一名外科医生。斯塔福德供职的基督教团体Serge表示，斯塔福德怀疑自己是在为一名严重腹痛的患者做手术时感染的。当时医生怀疑患者得了胆囊炎。胆囊炎一般可以通过血检和B超判断。但这名患者没有得到诊断。为其开腹后，斯塔福德发现该患者的胆囊正常。该患者第二天去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病毒检测就被下葬了。
截至6月19日，刚果（金）和乌干达分别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和19例，死亡232例和2例。其中刚果（金）一周内新增220例确诊病例。疫情远未得到理想控制。
本地的医疗卫生系统几乎没有独立应对疫情的能力。5月中旬，距离疫情警报第一次被“拉响”约十天后，《纽约时报》记者德克兰·沃尔什（Declan Walsh）在最初发现疫情的蒙布瓦卢看到，当地的公立医院并没有“好莱坞电影里演的、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在巨大白色帐篷外忙碌”的场景。患者和家属挤满了埃博拉病房：因为医院不为患者提供食物和水，家属只能自己送进病房，守候在患者身边，几乎没有佩戴任何防护设备，用手举着水桶去接患者的呕吐物；患者与患者间没有隔离，前夜死去的患者遗体，仅仅盖着一层薄床单，放在仍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几米开外。
《埃博拉前线》剧照
医院的医护人员告诉沃尔什，医院里已有七名医护疑似死于埃博拉；余下的医护们不堪重负、情绪低落。医护人员表示没有接受过任何埃博拉救治的训练，医院的防护装备也不够给所有工作人员使用。患者样本必须送到布尼亚检测，来回需要四天，往往在得到检测结果时，患者已经去世了。他们对刚果（金）的政府和卫生部门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过了几个月才发现疫情；他们也对国际医疗援助体系感到愤怒，因为迟迟没有得到支援。
乔伊斯告诉我，疫情暴发的区域极为闭塞。从首府布尼亚到金沙萨，地图上的距离超过3000公里。从地图上看，一条土路贯穿布尼亚，向北通往刚果（金）的东北角和邻国南苏丹，向南则通往北基伍省（Nord-Kivu）的省会、大城市戈马。
但实际上，土路年久失修，雨季时常常不能通行。加上刚果（金）东北部有多达100多个武装团体盘踞，出行十分危险。要离开布尼亚，本地人通常走另一条路——坐车向东，颠簸两个多小时后到达湖边一个港口小镇，从这里乘船穿越艾伯特湖，抵达乌干达，再乘车前往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通过那里去往目的地。布尼亚有一座机场，平日里有少数航班飞往乌干达和刚果（金）的其他地方，如戈马和首都金沙萨。但戈马在2025年被叛军占领，航线中断。疫情暴发后，前往首都和乌干达的航班也都取消了，仅保留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航班。
《传染病》剧照
无国界医生的让·吉尔伯特告诉我，从布尼亚到乌干达的道路运输，比布尼亚到首都金沙萨要方便快捷很多，但在乌干达为防疫而关闭边境后，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很难进入疫区。
无国界医生调查完蒙布瓦卢的初始病例后，派出了新的团队，在蒙布瓦卢综合医院建立了一个52张床位的临时埃博拉病房。另一个独立的、拥有65张床位的病房还在筹建中。在布尼亚和戈马，该机构分别运营着拥有36张床位和80张床位的埃博拉病房，前者已经“满负荷运转”。
在首府布尼亚，另一国际医疗援助组织“国际医疗队”（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6月3日在布尼亚综合医院启动了一个有24个床位的埃博拉病房。
《传染病》剧照
该机构紧急项目主任艾哈迈德·马哈特（Ahmed Mahat）告诉本刊，他们在布尼亚综合医院门口设立了“筛查室”。被检测出埃博拉病毒的患者会被收治进隔离病房。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信息，针对扎伊尔埃博拉毒株的两种单克隆抗体药物，对此次疫情中流行的邦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因此，针对患者的护理主要是支持性治疗，包括给患者补液、给氧，控制发热、呕吐和腹泻等症状，控制和治疗继发感染，监控血液指标，等等。
但如今控制疫情应对最大的挑战在于检测速度。
“最初样本要被送去金沙萨检测，效率很低，”马哈特告诉我，“后来卫生部向伊图里省派遣了一些检测人员。但由于检测试剂不足，每天都会很快用完，患者的样本大量积压。”进入6月，马哈特被告知，卫生部承诺可以在24小时内给出检测结果，但实际上通常要等待48小时。他说，如果未感染的患者和感染者长期待在一起，会增加未感染者暴露在病毒中的风险，因此理想的检测时间是6小时，方便医护人员将感染者和未感染者分开收治。
除了感染控制和救治，国际组织在疫区还和卫生部门一起承担了事无巨细的防疫工作。让·吉尔伯特说，当地的遗体处理和丧葬工作是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IFRC）负责的，而在蒙布瓦卢，一开始由于缺少车辆，IFRC不得不用同一批汽车运送患者和遗体，这无疑会加剧病毒的传播。无国界医生因此支援了一批车辆到蒙布瓦卢，才缓解了这种情况。
为了控制社会面的感染，国际医疗队和卫生部一起组建了40个健康教育小组，志愿者从社区和村里招募，会说当地语言，更容易被信任。他们进入社区，挨家挨户地科普埃博拉的症状、它和疟疾之间的区别。若发现发热患者，他们会呼叫急救人员来检查。志愿者也和社区长老保持沟通，一旦有居民发热或出现疑似症状，长老会通知急救人员去筛查和转诊。
2026年6月4日，刚果（金）戈马市的一家医院内，一名医护人员手举一位患者的鞋子，这名患者已从埃博拉病毒病中康复，准备出院（视觉中国 供图）
这些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疫情，目前难有定论。无国界医生的让·吉尔伯特说，由于尚未找到疫情中的“零号病人”，也不知道疫情宣布前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当下仍然无法对疫情走向做出判断，也难以就邦迪布焦毒株的致死率和治愈率给出清晰的答案。
两个世界
在疫情中的布尼亚，乔伊斯有点紧张。5月下旬的周末，她到市场采购食物，留意到摆摊开店的人脸上疲惫的神色。发热和疲惫是诸多传染病的初始症状之一，这让乔伊斯“无端猜测”。她决定将采购任务交给保洁阿姨。但她知道，这并不意味着她和病毒隔离了——保洁阿姨家甚至没有流动水，而这是布尼亚大多数平民的生活常态。
乔伊斯所在的办公室向员工发放了口罩和酒精。布尼亚街头的一些小商店，在门口放置了带有水龙头的水桶，方便民众进出时洗手。但对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没有太多变化。街头依旧人来人往，周末教堂的集会照常。乔伊斯对外出和疫情的谨慎，让她被同事们笑称“全办公室最害怕埃博拉的人”。
在刚果（金），人们对疫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这使得防疫变得更为困难。有一次，乔伊斯听到本地人在讨论“埃博拉是世卫组织的生意”。《纽约时报》记者沃尔什也发现，一些刚果（金）人认为，这场疫情是刚果（金）医生和外国援助人员“为了牟利而精心策划的阴谋”，也有人称之为诅咒。
《埃博拉前线》剧照
1976年8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记录到的埃博拉疫情，正是出现在刚果（金）。从1995年起，刚果（金）每隔数年就会发生一次导致上百人死亡的埃博拉疫情。最致命的一次发生在2018年至2020年，病毒在东部的北基伍省和伊图里省蔓延，造成2200多人死亡。
刚果（金）的“诅咒”并非无来由的。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家哈里斯·阿里（Harris Ali）长年研究环境与传染病的关系。他告诉本刊，人与埃博拉病毒的接触，通常并不是来自戏剧性的“人走向山洞里的野生动物”，而是在大规模工业化后，因为森林砍伐、环境破坏，人类侵入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导致动物失去家园，反过来“进入”人类社会寻找生存空间，增加了人与动物的接触。
阿里提到，上世纪60年代起，跨国公司的工业化采矿和资本密集型的农业进入扎伊尔。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蒙博托政权期间），扎伊尔90%的出口收入来自铜、钴和锌。矿场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
1997年蒙博托政权被推翻后，刚果（金）陷入长期冲突。在伊图里省所在的刚果（金）东部，各路民兵和军阀为了争夺矿产、交通线和口岸，也由于殖民时代遗留的土地和统治权问题，不断地相互残杀，联合又分裂。人权组织统计，截至2026年，仍有超过100个武装组织活跃在刚果（金）东部。
2026年5月19日，刚果（金）北基伍省戈马市，反政府武装“M23运动”的武装人员看守一座实验室。该实验室隶属于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负责分析和处理疑似埃博拉病例。2025年起，“M23运动”占领了戈马（视觉中国 供图）
阿里认为，战争和采矿造成的环境污染，都可能迫使人口迁移。“武装组织会占据交通要道，为了躲避他们，流民们不得不走林中小路，这就加剧了人们与森林中的动物和病原体接触的机会。”阿里说。
此次疫情的原点蒙布瓦卢，情况则更为特殊。2018年至2020年的严重的疫情尽管传播到了伊图里省，但没有触及蒙布瓦卢。蒙布瓦卢是非洲最富集的金矿区之一，吸引了大量跨省、跨境而来的淘金者、商人、走私者和性工作者，人员流动很大，这些人对此地的历史与可能的疾病并无太多知识。
沃尔什在蒙布瓦卢的金矿工人居住地，遇到了27岁的蒙贝雷·赛义迪（Mumbere Saidi）的家属。赛义迪家乡的农场被“伊斯兰国”刚果（金）分支（ISIS-linked ADF）烧毁后，他和兄弟来到蒙布瓦卢挖金矿。他们在森林边缘挖矿，手要直接接触汞，头顶的树上不断有蝙蝠飞过。
刚果（金）东部有着大量黄金储备，蒙布瓦卢是其中一个矿业小镇。2006年3月28日，男子们在蒙布瓦卢的一座废弃工业矿厂里，正从泥土里筛选黄金。刚果（金）东部连年战乱，黄金等矿产是武装组织争夺的资源之一（视觉中国 供图）
赛义迪的兄弟说，起初他们以为赛义迪患了疟疾，于是带他辗转了六家不同的诊所，都没能治好他。他病得越来越重，最后在家里去世。蒙布瓦卢的医生告诉沃尔什，由于埃博拉的早期症状与其他疾病（如疟疾或伤寒）相似，因此，当患者前往医院并很快死亡时，容易让人以为死亡是医院导致的。
5月底，无国界医生在蒙布瓦卢综合医院的一间埃博拉帐篷病房被民众袭击并烧毁。《纽约时报》报道称，18名疑似感染者在混乱过后逃离了病房，消失在镇上。
当地的风俗习惯也使得防疫变得困难。沃尔什在医院采访时，目睹了愤怒的人群试图冲破军人把守的医院的大门，想要抢夺一名确诊埃博拉的死者的遗体。院长洛库杜说，刚果（金）人的葬礼习俗是触摸遗体以示尊重，但这样的行为势必会造成病毒的超级传播事件，于是他拒绝将遗体交给群众。由于死者是当地一名天主教传教士，在当地有很多信众，当晚有100多名男子手持砍刀和棍棒，袭击了医院，军警用了5小时才平息了事件。传教士的遗体没有被夺走，但混乱中又有更多病人溜出了病房。
美国医学人类学家保罗·法默（Paul Farmer）在参与2013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救治工作后，将他的反思写进其著作《发热、世仇与钻石：埃博拉病毒与历史的蹂躏》（Fevers, Feuds, and Diamonds：Ebola and the Ravages of History）。他不赞同常见的叙事，即“非洲人迷信、愚昧，执着于与现代流行病学脱节的传统观念”。他指出，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在非洲被感染的西方医护被转运回本国，在高医疗资源地区接受妥善治疗时，埃博拉的致死率大大降低，这与病毒在非洲的高致死率截然不同。
《极度恐慌》剧照
法默进一步提出，当埃博拉被描述成一种“必死无疑”的疾病时，当感染者被当成传染源来“控制”，而非作为患者被“救治”时，感染者自然会对医疗机构产生抵触。相比于病毒起源，他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与政治：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长期贫困、同时存在的其他疾病，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一种病毒会造成多大的灾难。
美国疾控中心（CDC）发布的埃博拉疫情预测称，若没有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如果只有20%的病例在症状出现后的两天内被隔离，未来三个月内预计会出现超过2万病例和4000人死亡。
在距离布尼亚3000公里外的首都金沙萨，在中资通信企业工作的姜先生告诉本刊，公司要求尽量不要外出聚会、购物。和本地同事聊天时，他才得知刚果（金）在2025年12月，刚刚结束了上一波埃博拉疫情。他发现，本地人对疾病“习以为常”——即使有了青蒿素作为特效药，刚果（金）仍是每年因疟疾死亡人数世界第二多的国家。人们默认疟疾、登革热、季节性流感等等，“年年出现、病毒不断变异”。他猜想，在刚果（金）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00～700美元的情况下，人们的首要关注是温饱，而非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