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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5, 2026
作者 | 黄泽敏
编辑 | 向现
5月12日，内蒙古一名中学生在课间操结束后倒地身亡。
7天后，5月19日，内蒙古临河区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调查，该学生倒地前未与他人发生肢体接触，已排除刑事案件。通报同时提到，事发后，学校老师实施心肺复苏救急，并拨打了急救电话，但学生送医后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事件很快引发关注。除了对一个年轻生命逝去的惋惜，舆论场上，也有人关注到这个时间点上的“巧合”：就在今年3月，临河区教育局刚发布通告，要求全区学校保障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
《人生路不熟》剧照
据媒体报道，就此次意外，临河区教育局工作人员曾表示，该学生前后跑了共约300米。
事实上，增加在校体育活动时间不只是临河区一个地方的规定。今年2月底，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和“推行课间15分钟”正式推向全国。紧接着，教育部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宣布，这两项要求已在所有省份全部部署推行。
这些年，学生体育锻炼被提高到了更重要的位置。政策的出发点并不复杂：应对愈发严峻的近视率、肥胖率，以及学生长期久坐的问题。初衷是让学生真正动起来。
但在一些学校，体育时间正在被重新切割、置换，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凑时间”。
01
“猫鼠游戏”
中午12时10分，上海黄浦区某公办初中开始“清教室”。被“清”出教室的，是学生。
接下来半小时，是学校在这学期新增设的体育活动时间。按照要求，学生必须离开教室，到操场活动。但并非所有人都去运动，一些人悄悄绕进更隐蔽的角落。
初三学生李薛阳便是其中一个。在老师的注视下，她随人流离开教室。到操场后，她会先绕操场一圈，趁老师不注意，再溜进乒乓球房，掏出藏在衣服里的作业，往地上一放，弯腰趴着写起来。
在这间乒乓球房里，像她这样趴在地上写作业的学生还有十余人，有人躲在乒乓球桌附近，试图用桌子打掩护。
她说，这种现象，出现在学校开始落实“每天校内体育活动2小时”之后。
《最好的我们》剧照
在乒乓球房写作业的那段时间，李薛阳过得提心吊胆。一旦听到脚步声靠近，她会立刻抬头，迅速把本子收起来，生怕被老师发现。
但她还是被抓包过。一次，巡查的老师走进乒乓球房，发现了这群写作业的学生，训斥道：“你们体育都满分了吗？没满分还不快去练。”
在老师的目光下，他们放下作业，开始练习仰卧起坐。但等老师离开，李薛阳和其他学生又迅速掏出作业。
后来，学生们摸清了老师的巡查路线，发现部分区域是“盲区”。于是，李薛阳换了躲藏地。她现在固定在靠近天台的一处楼梯口写作业。除了她，还有另外3个八年级的学生在那里吃午饭。他们通常待到上课铃响才离开。
这场“猫鼠游戏”是在这学期开始的。新学期开学两周后，老师在课堂上宣布，上午大课间从20分钟延长到40分钟，同时在中午新增30分钟体育活动。
在新增午间运动时间里，学生被要求“必须下楼”，不能带纸质资料，也不能留在教室。“老师说会查监控。”李薛阳表示，老师曾告诉学生，如果被发现学生擅自留在教室，老师也会被批评。
《小欢喜》剧照
但班里真正去操场锻炼的只是少数。李薛阳说，更多人像她一样找地方写作业、休息，甚至在楼梯口打牌或玩桌游。
这场“猫鼠游戏”也出现在上海一所职高里。高三学生王杰告诉南风窗，在学校划分的活动时间里，学生被要求下楼做操、跳绳或踢毽子。但这些统一安排的项目并不适合所有人。
王杰腿有旧伤。他表示，自己还有躯体化症状，常容易感到疲劳。此前腿伤严重时，他父亲曾专门给班主任发消息说明了情况，但老师仍要求他下楼。“让我在旁边看，站着看他们做操、跳绳。”他说。
后来，他趁老师不注意溜到形体房，在地上铺个垫子躺下休息，等活动结束再归队。有老师来问，他就解释说腿不好，也就过去了。
光下楼不运动的人，不止他一个。据他观察，也有几个学生不运动，光呆坐在附近的石墩上。他笃定老师“肯定看到了”，但学生们依旧坐在那。他觉得，只要离开教室，即使是坐在楼下发呆也无所谓，“但如果老师看到你要上楼的话，老师会制止的，就是不能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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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了命地让我们凑时间，就防着领导检查。”另一学生蒋小曼抱怨。曾有领导来校检查，她记得，那天班主任显得很着急，不断催促学生下楼。
蒋小曼就读于上海嘉定区一所民办初中。这个学期开始，学校将体育活动精细拆分到各个时段：每天40分钟的体育课，加上午、下午各35分钟的大课间，以及中午10分钟的室内操。总时长刚好达到2小时。
每次大课间，学生被要求下楼，到操场“先跑一圈半跑道，再进足球场做操”。结束时，还要统一跑回教学楼才能停下。她算过，一次大课间大约需要跑850米。在这一过程里，偶尔还会搭配体能训练，比如高抬腿、弓步、马步跳等动作，一个接一个。
“那10个动作特别累。”她说自己体质较弱，平时运动的时间并不多，一天运动下来，常感觉肌肉酸软，腿都软了，人也变得烦躁，没什么耐心。
“做这些运动，心里的感受就是累。”蒋小曼说。但课程还得继续，她只能拖着疲惫的身心继续完成当天的课程和作业。
02
“这2小时，很多是假的”
对于很多学校来说，要多出体育活动时间，就得腾挪原本的安排。而腾出来的这些时间，也可能悄悄被挪用于其他用途。
肖菲的儿子在上海一所公办小学读四年级。她说，为了落实相关政策，学校将原本一个小时的课后服务，拆出大约半小时让学生去操场活动。
但学生并非每次都有机会去操场。“他们有很多作业其实要求在学校里做完。”她表示，作业没有完成、错题多需要订正的孩子，只能留在教室里补作业、订正错题。儿子时常因此被困在教室里。
出去活动也不一定就能“跑起来”。肖菲表示，不同科任老师的管理方式不同。年轻的数学老师把学生领到操场后，通常自己站到一边看手机，让孩子们完全自由玩耍，时间到了就大喊一句，让学生们回去继续写作业。
《小欢喜》剧照
而作为班主任的语文老师，因承担着更大的安全连带责任，对纪律要求严格，往往只允许孩子们慢走或坐着聊天，但不能跑。
儿子告诉肖菲，有时班里几个女孩会玩闹，“语文老师看到了，就说‘你们几个追什么追，给我站旁边罚站’”。
“这2小时中有很多是假的，时间并不是真正地落实到了体育课上面。”一所公立小学的体育老师李志宇直言。
在他们学校，下午放学后，各班级会组织学生在班级门口及操场上排队等候家长来接送。这个过程往往会耗费半小时左右，也被算入“2小时”之中。
除此之外，为了达成“2小时”目标，学校还延长了学生的在校时间。李志宇表示，落实政策后，学生被要求提前20分钟上课，中午放学时间推迟了20分钟。“不合理的地方主要在于，孩子们适应不了，变化来得太快，没有循序渐进。”他说。
2026年4月15日，在山东日照实验高中的阳光大课间活动中，高一学生在跳啦啦操/图源：视觉中国
相关政策文件一早就下达给学校。他记得，老师们被组织起来开了几次学习会议，“不过你也知道，像这种会议大家基本都在下面玩手机”。之后，“突然有一天，就直接要求‘上马’了”。
这些学生被要求在同一时段统一进行锻炼，“操场每天都是人满为患”。而与大量学生对应的，是配比不足的体育老师。于是，体育老师的“课程量一下翻了三倍甚至四倍”，班主任被要求顶缺。
但校内班主任多为主科老师。他说，许多老师在带学生进行运动时，没提前做好热身准备，导致“频繁出现扭伤脚踝之类的现象”。突然增加的运动量，更让不少孩子开始反映“膝盖痛，脚痛，腰痛”。
他记得，有家长因此到校闹过。后来，学校调整了运动项目安排，让“这2小时以八段锦和排队走路为主”。李志宇认为，“如今学生和老师更累了”。
03
不是不想动，是“动不起”
“孩子们感受到累，甚至是教师也觉得累，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所长于素梅认为，为落实国家政策，增加了学生的运动时间，要求了运动质量，老师们因此增加了课时，“累”成为政策落实带来的直接体感。
但劳累，也可能出现在机械化的落实过程中。她表示，若学校存在“一刀切”现象，忽视学生个体差异，即便落实了政策，效果也不一定好。
很多时候，学生不想运动，不单纯是懒惰、不爱运动这么简单。在受访学生口中，学校的体育课大多是跑圈、做操、体能训练或练习中考体育项目，他们对此提不起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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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割舍的学业焦虑，也推着学生们将“运动”摆在次要位置。李薛阳本就没有运动的习惯，面对学校的“统一安排”，更难提起运动的欲望。何况，在运动时间里，她心里总惦记着“作业”。她希望尽可能在回家前把校内作业写完，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在回家后有更多时间做额外的习题。
临近中考，她愈发觉得时间不够用。在很多学校里，与运动量增加同步存在的，是被挤占的休息时间，以及有增无减的学业压力。
“（儿子）从一年级开始就没有午睡的权利。”肖菲表示，按照课表，学生会在11时45分下课去吃午饭，之后在12时15分开始午休，但学校“凭空在午休时间加了语数英的主课”。
肖菲四年级儿子上学期的课表显示，每天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实际被语数英三门主课轮流占满。她说，这学期的课表里，这些额外的午课没有直接标明，但依旧得上/受访者供图
到了晚上，等待儿子的又是一堆作业。“在学校写个不停，还带作业回来。”肖菲表示，除了教育局配套的练习册，学校每一科还会额外加一套自己定制的练习册。“课本内容要做两套练习册，一套在学校里做完，另一套基本上是带回家做。”她说。
儿子每天大概下午5时到家，6时半开始写作业，经常要写到晚上接近10时。她表示，到期中考、期末考的时候，作业会更多。有时，她实在是心疼孩子，会直接帮他完成一部分作业，让他能早点睡觉休息。
孩子的作业量没有减少，没有做到真正的减负，体育政策落实的效果自然就打了折扣。
04
让“体育”真正回到学生身上
今年教育部的“新春第一会”上，强调将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严防“阴阳课表”，严查挤占体育课、课间不准学生出教室等行为。政策是明确的信号。于素梅表示，当政策出台，各省会迅速出台落实方案，学校便会依照文件执行。
她曾在各省市进行调研。她了解到，当地的督导工作开展到位，采用的是“四不两直”的检查方式——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现场。“发现有阴阳课表、挤占体育课或其他，先警告或约谈，如果再出现，第二次可能就是二次警告，再出现直接就地免职。”她说，某地有两位校长就曾因此被就地免职。
图源：图虫·创意
当政策下达，学校、家长和学生各自在自己的逻辑里打转。很多时候，体育始终是那个最先被挤出去的变量。
在政策出台前，于素梅调研发现，有的学校大课间活动时，“学生都带着书本，边跑边背”。学生告诉她，校长知道这件事，还很支持。
这是应试教育和学业压力下形成的一种惯性。“校长追求升学率，家长唯分数，默认体育运动和学习是一对矛盾，他们认为参加活动时间多了，就会影响学习。”她说。
“说到底是观念的问题。”于素梅表示，这背后的核心，是对体育的认知不到位，以及唯升学、唯分数的观念没有真正转变。她认为，要想真正摆脱这种现象，最终还要回到评价制度的改革上。
与此同时，现实制约因素也需要一点点松解。仅靠“把人赶出教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政策文件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不仅要保证“每天2小时”，还要开设丰富的项目，实施小学“兴趣化”、初中“多样化”、高中“专项化”教学，并且要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对特殊体质学生给予关心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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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多样的前提是，要有足够多的体育老师。”上海一所公办小学的班主任表示，“看管班级运动的班主任没有专业知识，没法有效组织单项运动。”
场地短缺，更是绕不开的现实限制。在城市里，许多学校本身就被建筑密度限制，校内运动空间并不宽裕，难以容纳全校学生同时进行户外活动。如此一来，能快速安排的“跑步、做操、跳绳，是最简单可行的方法”。
但也不是毫无办法。“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办法比困难多。”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刘海元表示，在全校统一教育观念，达成课时调整的共识后，学校可以通过临聘教师、集团校统一调配师资、使用实习生等多种渠道补充师资队伍。
场地则可更精细化分配。他举例，比如利用楼顶、地下等空间修建场地，并错峰使用场地、按运动项目对学生进行分类，让羽毛球、乒乓球、跑步等活动分开开展，综合轮转利用现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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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第一”不能只是说说而已。“过去我们一直说‘健康第一’，要把它转变到具体的落实（行动中）去，教育观、家庭的育子观也需要引导性地去转变，把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刘海元说，“一个人孩子都不健康了，学习那么多的东西有什么用？”
于素梅一直倡导幸福体育。她强调，体育课应打造“幸福课堂”，让学生感到愉快、满足，把学生放回体育的中心位置，做到因人而异、因校而异，从而真正让学生主动想要运动。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只靠学校单方面努力，还需要由政府主导、家校社协同推进。
只有当体育真正回到每个学生身上，那两个小时才真正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