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后纷纷离开, 加拿大人才大逃离！
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劝退人才，还是“文凭工厂”正在侵蚀加拿大的学术声誉？加拿大统计局最新一项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一类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外国博士后。 这些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以临时签证身份进入加拿大从事科研工作，属于典型的高端科研人才。研究发现，这一群体不仅收入显著高于其他类别移民，还在推动创新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然而，一个令人警惕的趋势正在出现：他们来得更少了，留下来的也更少了。 被忽视的“顶尖人才通道” 过去几年，加拿大临时居民数量快速膨胀。即便在政策收紧之后，这一群体在短短四年间仍实现翻倍增长。在填补大量快速扩张的教育与劳动力需求时，加拿大吸纳了大量国际学生与临时工人，但与此同时，一个更关键的人才来源却被边缘化——博士后研究人员。 数据变化非常直观。2000年代初，外国博士后约占临时工人的3.0%；到了2024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约0.3%。同年，加拿大新增博士后仅约1550人，不到2019年的一半，甚至只略高于疫情期间的2020年水平。 这并非普通波动，而更像是一种结构性转变。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就意味着加拿大在全球高端科研人才竞争中的地位正在系统性下滑。 来的人少了，留下的也更少 更值得关注的是留存问题。 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10年至2014年进入加拿大的外国博士后中，只有22%在十年内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明显低于2000年至2004年期间的28%。也就是说，不仅“入口”在收缩，“出口”也在加速。 这一变化在东亚群体中尤为明显。来自东亚的博士后，在五年内转为永久居民的比例，从28%骤降至9%。其中，中国博士后的变化最为突出——2000年代这一比例曾高达36%。 研究人员指出，这种转变“很可能与中国本土以及其他地区科研和职业机会的快速上升有关”。换句话说，加拿大不再是这些人才的唯一甚至首选目的地。 流失的不只是人才，还有高收入与税收 从经济角度看，这种流失代价不菲。 博士后群体处于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不仅收入水平高，也具备持续增长潜力。数据显示，成功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博士后，在落地第一年的收入就比其他国际流动项目（IMP）人员高出15%，是直接海外移民的两倍。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优势进一步扩大。在加拿大工作10年后，他们的收入比普通外籍劳工项目参与者高出51%。按照安省2025年的税率粗略估算，他们带来的所得税收入高出约67.1%。 换句话说，加拿大不仅在流失人才，也在流失未来的税基与高质量经济贡献。 更深层的代价：创新能力的流失 但统计局强调，真正的损失并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或税收上。 这些科研人员在推动科学前沿、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不仅是“高收入群体”，更是创新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因此，当他们减少流入、加速流出时，影响并不会立刻显现，却会在更长周期内削弱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竞争力。一旦这种趋势固化，再想逆转将变得异常困难。 从表面看，加拿大仍在吸引大量国际人才；但从结构上看，真正具备高创新能力的顶尖群体却在减少。 当博士后这样的“精英科研人才”出现持续流失，这已不再是单一政策或短期波动可以解释的问题，而更像是一个逐渐成形的信号：加拿大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 加拿大人正以74年来最快速度离开 如果说博士后数据反映的是加拿大“吸引力下降”，那么更宏观的信号正在出现：加拿大人本身，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离开。 加拿大统计局另一份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移民外流（即移居海外）人数再次上升。目前，这一外流速度已经达到有记录以来74年的最高水平。 具体来看，2026年第一季度共有30,092人离开加拿大，同比增加0.9%（+276人）。这个增幅看似不大，但关键在于趋势——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季度同比增长，同时刷新了74年来的最高纪录。 如果把时间拉长，这一趋势更加清晰。 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的过去12个月中，共有120,916名加拿大人移居海外，同比增加1.4%（+1,630人）。这并不是单一季度的波动，而是一个持续加速的过程——滚动12个月数据已经连续三年上升，并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换句话说，加拿大人从未以如此快的速度离开过这个国家。 当“留下的人变少，离开的人变多”，问题就不再只是人口流动，而是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信号：这个国家，正在被重新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