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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财经
CCTV Chinese • Jul 9, 2026

上半年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国家统计局7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CPI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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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上好学校，加拿大家长多花几十万买房！买错学区可能白花钱
财经
51.ca News • Jul 9, 2026

为孩子上好学校，加拿大家长多花几十万买房！买错学区可能白花钱

家长群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同一条街，买错那边，孩子的学校就不一样了。"在大多伦多和大温，这已经不是玩笑，而是真实的房价现实。地产经纪观察到，十年前买家看房先问通勤，现在一开口就问学校。有些家庭孩子还没出生，就已经开始锁定学区、拉高预算，想办法挤进名校附近的房源。问题是：这几十万花得值吗？图片来源：51.CA 资料图片一条街之隔，房价可能差出几万到几十万Globe and Mail 联合房产数据平台 HouseSigma 的分析显示，在大多伦多地区，30 所顶级公立学校周边的独立屋，中位溢价约为 6 万至 7 万加元，相当于同等房产价格的 5% 至 7%；镇屋的差价也有 4% 至 6%。大温地区更明显。顶级学区的中位溢价可达 10.5%。换句话说，同样一套房，只因为学校不同，买家可能要多付一大笔钱。放到具体社区来看，差距更直观。GTA 排名前 20 的学区社区中，有 11 个在万锦（Markham）。万锦独立屋的全市中位价约为 $150 万加币，而核心学区地段经常高出这个基准 10% 甚至更多。地产经纪观察指出，在万锦，仅因为一条学区划分线，同等户型的房子价差就能达到 5% 至 15%，华人聚居区的"微观边界效应"比主流社区更为明显。图源：Google Maps大温方面，西温哥华 20 个社区包揽了大温地区 25 个最高评分社区中的绝大多数。西温的 British Properties 社区学校评分高达 9.3 分，独立屋中位价 $428 万加币。而对西温较大可比社区来看，高评分和高房价几乎同步移动，顶级学区独立屋的溢价中位数达到 $25 万加币。有趣的是，并不是"贵"的地方就一定有学区溢价。多伦多市中心的 Casa Loma 社区，独立屋中位价高达 $400 万，但学校评分只有 4.5 分（满分 10 分）。贵，但学区不行。这类地段的购房者，大概率把孩子送进了私校。这也说明，房价高不等于学校好，学区溢价和豪宅溢价是两回事。而万锦的核心学区，贵有贵的道理。华人买家对当地房产的持续需求，构成了这片区域的价格基本面。为什么华人家长特别愿意为学区买单？苏富比国际房地产加拿大公司与中文房产平台居外网的联合数据显示，教育需求是华人买家在多伦多购房时最重要的考量之一，比例达到 41%，高于纯投资动机的 27%，也接近自住需求的 37%。近年来，加拿大部分家长对公校质量的担忧上升。BC 省约有四成学生阅读能力未达标，安省 2024-25 年度六年级数学达标率仅为 50%，二十年前这一数字是 60%。这些数据不断强化了家长对"找到一所好学校"的执念。对华人家庭来说，这种焦虑又叠加了对教育的传统重视和资产配置的务实算法。地产经纪观察描述了一个典型转变：买家十年前开口问通勤时间，现在开口问学校评分。有些客户甚至还没有孩子，就已经把学区作为选房的首要条件，"预留"好未来的教育资源。与此同时，华人社区还出现了一波"学区房阶级置换"现象。房产机构 Urbaneer 观察到，过去十年在万锦和列治文山等郊区置业的华人移民，正陆续卖掉郊区房套现，升级进入多伦多北约克等更核心的顶级学区地段。郊区独立屋的价格涨幅，给了这批家庭一个借力跳板。多花钱买房、化解教育焦虑、顺带做一笔资产配置——学区房在华人家长这里，是三种需求叠在一起的选择。图片来源：51.CA 资料图片多花 30 万买学区，还是每年 4 万读私校？很多华人家长在算这笔账这个问题，业内人士发现越来越多华人家长在认真比较。算法是这样的：多伦多顶级私校，学费约 3 万至 4 万加币一年。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一年支出就是 6 至 8 万。送读 6 年，就是 36 至 48 万。这笔钱，一分不剩地花出去了。换一条路：多花 30 万买进一套好公校学区的房子，贷款压力确实重，但这笔钱还留在房产里。市场好的时候，学区房还可能升值；就算市场一般，顶级学区也有天然抗跌属性——买家以终端用户为主，投机盘少，需求稳。业内人士指出，类似万锦 Unionville、Wismer、Berczy 这些社区，之所以在市场波动中保持竞争力，正因为终端用户需求持续；顶级学校（Fraser 评分高达 9.6 的学校）带来的稳定需求，让优质学区内房屋的库存始终极其有限。许多华人家长还衍生出了第三条路：买顶级公校学区房，省下私校学费，把这笔钱用在课外投入上。业内人士指出，类似万锦 Unionville、Wismer、Berczy 这些社区，之所以在市场波动中保持竞争力，正因为终端用户需求持续；一些高分学校带来的稳定需求，让优质学区内房屋的库存始终极其有限。华人社区的讨论里，有家长直接算过这笔账："Markville 和 Unionville 高中是非常好的选择。把省下来的私校学费，花在请家教、音乐、编程等课外活动上，对孩子发展的帮助不比私校差。"换句话说，对不少华人家长来说，多花几十万买学区房，和不送私校，其实是同一笔账的两面。把这笔账算清楚了，这个选择才有道理。学区房也不是保险箱，这 4 个坑最容易让家长白花钱有人算对了，也有人交了学费——买了学区房，却没进上名校，甚至房子本身也没保住溢价。坑 1：边界会变学区划分不是写在石头上的。业界一再提醒，购买新楼盘或已过载学区附近的房产，存在被"重新划界"（Redistricting）的风险。一旦被划出名校范围，原本为了学区多付的 5% 至 15% 溢价，就可能很难再转嫁给下一个买家。约克区教育局（YRDSB）本身也面临容量压力，部分新移民买家容易忽略这个隐患，只信开发商广告宣传的"进名校学区"，而没有亲自核实教育局的官方边界。坑 2：学校会满住在学区内，不代表孩子一定能进这所学校。热门学校一旦满员，就可能把学区边缘的学生 overflow（分流）到其他学校。这是很多家长买完房才发现的问题——同样的地址，今年能进，明年就不一定了。坑 3：排名会变Fraser 评分不是永久标签，今年高分，明年可能下滑。更重要的是，Fraser 评分主要基于标准化测试成绩，不能完整反映一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课程稳定性。只盯着排名数字，很容易买到"以前好、现在已经变了"的学区。坑 4：课程不一定适合你的孩子IB、AP、法语浸入、特殊项目、ESL 比例、学生族群构成——这些指标对孩子实际的校园体验，影响可能远超排名。有些学校竞争氛围强、补习压力重，对自驱力强的孩子是加分，对需要更多关注和引导的孩子，反而可能是负担。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好学校不等于适合每一个孩子。家长买学区房时，不能只问"这所学校排名第几"，还要问"我的孩子适不适合这里"。图源：51.CA 资料图片买学区房前，家长至少做这 7 件事风险是真实的，但有规避路径。与其买完再后悔，不如买前先做足功课。以下 7 件事，建议打印出来逐条核查：① 到教育局官网输入地址，亲自核实学校对应关系输入目标房产的具体街道地址，确认小学、中学、高中分别对应哪所学校。以教育局官方边界为准，地产网站标注和开发商宣传都不算数。② 打电话问教育局：目标学校是否满员、是否有 overflow 风险不要等到孩子入学才发现学校已满。现在打电话或发邮件给教育局，直接问"这所学校目前容量如何，是否存在分流风险"。③ 查长期计划，看未来边界会不会变要求教育局提供《长期计划》（Long Term Accommodation Plan），确认未来 5 至 10 年内该学区有没有边界调整或新校建设计划。这是判断"边界稳不稳"最直接的官方文件。④ 看学校课程，不要只看排名数字到学校官网查 IB、AP、法语浸入等项目情况，了解 ESL 学生比例和学生族群构成，看近年升大学数据。排名是一个维度，课程适合度才是孩子每天要面对的现实。⑤ 算清通勤和接送成本孩子每天怎么上学？有没有校车路线？如果需要家长接送，每天多花多少时间、多少油钱？这个成本在算总账时经常被漏掉。⑥ 把房子本身查一遍，别让学区溢价掩盖房屋缺陷房龄多少？维修记录怎样？户型、采光、楼层、周边配套是否合理？学区好不能让一栋问题房变成好房子——这栋房子本身，去掉学区因素，值不值这个价？⑦ 评估长期转手能力这个社区的学区需求是否持续稳定？未来几年附近有没有大量新房入市？买进去的溢价，将来能不能转让给下一个买家？如果社区需求在萎缩，学区溢价就可能比普通房产跌得更惨。真正值得买的，不是"排名最高"的学区房买学区房这件事，不存在非买不可，也不存在一定不能买。真正值得买的学区房，不只是学校评分高，还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课程稳定，边界风险低，学校没有明显满员问题；社区需求持续，治安和配套成熟；交通方便，日常接送和通勤都能承受；房子本身经得住检验，不靠学区溢价掩盖缺陷。在加拿大买学区房，不是简单追排名，而是要算清"教育成本、房产溢价和入学风险"这三笔账。三笔账都能过得去，这是一笔值得做的教育投资；算错了任何一笔，就可能是一次代价高昂的误判。本文相关学区房价格、溢价比例、学校评分等信息采集于 2026 年 7 月，具体政策、评分和房价以当地教育局官网及房地产市场最新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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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xuecity • Jul 9, 2026

美众院要求NBA与职冰球队说明与阿里巴巴合作关系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Monumental Sports & Entertainment，MSE)首席执行官泰德·莱昂西斯(Ted Leonsis)，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 MSE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旗下拥有NBA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Washington Wizards)和NHL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Washington Capitals)，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Capital One Arena)。目前，MSE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作出回应。 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日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日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 “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穆勒纳尔在信中说。“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五角大楼在上个月将包括比亚迪、阿里巴巴以及百度等多家知名中国企业列入一份被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或支持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并在一份公告中表示，阿里巴巴是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贡献者”，因为该公司“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关联”。 随后，阿里巴巴集团在上个月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将其从五角大楼认定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移除。 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穆勒纳尔表示，MSE目前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Alipay)支付服务。 “MSE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MSE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4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MSE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穆勒纳尔说。 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PNT)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 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 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MSE在7月15日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MSE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的协议，并说明MSE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Alipay)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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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去来兮：高善文与他的时代
财经
Wenxuecity • Jul 9, 2026

魂去来兮：高善文与他的时代

人到中年，经历过多次亲友的离去，对此本应见惯不怪，然而得知高善文辞世的消息，还是令我悲从中来。其时正值欢宴，但我面对满桌的珍馐美味，难以下咽。 我失去了一个挚友，一个遇事不决可以咨询和信赖的兄长；人间则自此失去一个求真、勇敢而睿智的灵魂。 昨晚至今，朋友圈被刷屏，网上满溢痛惜之情，整个金融圈、媒体圈都在深切悼念他。对于一个券商首席经济学家而言，这种关注和怀念，其实颇为罕见。 然而，他绝对值得。 财新的老领导胡舒立约我给高善文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义不容辞。不过，我虽然和他相识相知二十多年，但一个人的视角和接触总是有限，我需要了解得更多一点，所以我给老朋友们打了一圈电话。原本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却不料第一个打给庞青的电话刚接通，我竟然情不自禁哽咽起来。 三十多年前，我和高善文在北京大学有过重叠的求学经历。他比我高几个年级，那时候我们互相还不认识，但应该都知道，当时有一篇老校友写的《魂去来兮》的文章，对北大发出灵魂拷问：勇敢、自由、独立的北大精神，哪里去了？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持续的深思。 在我看来，多年之后，在高善文身上，那种精神闪闪发光。许许多多的人也都看到了那种光芒。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深切悼念他的缘故吧？ 作为老朋友，我没能送他一程，无疑是一个遗憾。我、庞青和他从去年年初就约好相聚，时间一改再改，到2025年底，又到2026年春节……最终，这成了一个美好而残酷的愿望——直到他辞世，我们都没能再聚首。 2025年底相约次年春节相聚时，他的病情其实已经开始恶化，后来确诊T型淋巴癌，只是一直没有告知大家。我们获悉之后，都动过去看望他的念头，却总是担心自己身上或有的病毒可能伤害他本已脆弱的身体，所以一直没有成行。 上个月，收到他的一条信息，叙述自己的病情、治疗经历以及前景，安慰亲友“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从其中读到了乐观的前景，颇为兴奋，马上和庞青分享了这个信息。我们都很是替他高兴，却在短短一个月后惊闻噩耗，自然难免震撼和痛惜。 在那一刻，我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原来，这就是“英年早逝”，这就是“天妒英才”。 高善文确诊后曾说：“关于此病，我多有反思：平心而论，作为寒门小户人家的子弟，求学，可游于京师，跻身清北。做事，可搅动风云，两惊天下。工作，则收放由心，行止自由，所到皆多有礼遇。交友，则高朋雅士，声气相和，遇事皆倾力相助。收入宽裕，生活优渥，悠游岁月。之前人生，并非劳累艰辛，所可虑者，唯善业不足，而福报太过。今有此劫，恐亦命数使然。上天或以此渡我，以全家人及后世子孙之福，亦未可知，思及此节，顿觉释然。今当努力自爱，积极治疗，多行善业，必有果报！” 对此，朋友们看法不一。 文勇说：“肃然起敬，了不起的人物。可以粪土当今万户侯。” 相春则说：“这种说法太玄乎。不能因为相信命数，却忽视了对身体的锻炼、对健康的重视。” 伟大的灵魂，曾经住在一个虚弱的身体里。 二十多年前，高善文曾经有过一段新闻从业经历。当时他就显露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求真守正的勇敢品行，以及稍稍爬山就会喘气、需要同事方玄昌帮他“推”上山顶的体质。 因此，很多年来，方玄昌等人都特别关心高善文的身体健康。在他们看来，高善文的品行让他卓然于世，而体质令他无法继续前行。 很难确证患癌之事与基础体质有多大关系，但至少，好的身体在对抗病魔的过程中更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提到高善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券商首席”、“宏观经济意见领袖”。 虎嗅APP一篇文章《高善文为何让人如此怀念？》评论道，他之所以受到业界如此高度的认同、如此多的人怀念，是因为“他将学者的独立求真与市场的务实研判融为一体”，“在卖方研究中逐步搭建起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分析框架”。 2006年前后，他率先系统提出“资产重估”理论，将贸易顺差、外汇占款、流动性扩张、信贷周期与股票、房地产等大类资产价格联系起来，尝试回答中国资产价格为何能够持续上涨这一核心问题。此后，他又围绕工业产能周期、刘易斯拐点、潜在经济增速、房地产周期等问题不断完善这一框架，逐渐形成了一套解释中国经济运行和资产定价的本土化分析体系。后来出版的《经济运行的逻辑》，是这套研究框架的集中体现。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许多券商研究员、基金经理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参考书。 这篇文章总结：预测可以让一位分析师声名鹊起，而方法论才能让一位经济学家被长期记住。 但在朋友“阿家”的回忆里，这些都只是高善文的外在表象。骨子里，他更是那个多年前就做好选择的理想主义者，是明知有巨大风险，也要背负着重重压力，把真相说给大众听的读书人。 那便包括高善文自己所说的“搅动风云”，“两惊天下”。那是两次振聋发聩的研判，对中国彼时的经济环境与政策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影响极大，争议也极大。 不管他自己或者旁人对此如何评论，在我看来，从本质上来说，那就是研究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体现。他不仅是那么想的，而且也是那么说、那么做的。 他的勇敢，在于明知此举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却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做了，原因只在于他相信这样是正确的。 我经常想起导师周其仁教授的教诲：“我们应该坚持将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注入社会，同时也不要太自负，认为自己的东西就一定对。” 我认为，高善文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他的坚持不用赘述，早已有目共睹了。他的包容，他的谦和，则体现在和风细雨般的娓娓道来，从不高声宣扬，从不哗众取宠，却有理有据，旁征博引，令人信服。 这个风格数十年如一日，自我在联合大厦渝乡人家和他认识的第一天起便是这样，从未变过。 那时候，严格说来他还未“出道”，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谋职。此后才开始进入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开启他此后二十多年中国宏观经济界“意见领袖”的历程。 他一直是他，不管地位卑微还是尊崇，不管是默默无闻还是天下皆知，始终满怀赤子之心，坚持着理想主义的正直、善良和勇敢。那个时候，从那个低调、朴实的人口中，说出来的是对中国经济极具洞察力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我当时正在做一篇封面报道《央行之忧》，受益良多。我们从此成为知交，我在许多重要事件上往往要咨询他的意见，惭愧的是，相比之下，我对他的帮助不值一提。 在我十余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和许多所谓精英人士打过交道，包括各国领导人、经济政策制定者和顶级学者，高善文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杰出之处不在于身份，而在于思想，在于灵魂。 他有追求，建立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他不迎合，听从自己的内心。正由于此，当他“两惊天下”之时，朋友问我“高博似乎在放飞自我？”，我却知道那就是他真正的自己。正如庞青所说：我们是懂他的朋友。 他的老同学罗斌说：“说起国计民生，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然而说起身边的事，却往往沉默寡言。”这是一种浓厚的家国情怀。这是他有别于众人的古士人之风，也源自他对这片土地真诚的热爱。 《高善文为何让人如此怀念？》一文做了很好的概括：“高善文的独特，在于他在高度商业化、短期功利的资本市场里，完成了知识分子‘立言’的理想；同时跳出书斋空谈，让经济学理论真正拥有解释现实、指导配置的实践力量，是行业里难得兼具学术高度、市场温度与人格风骨的稀缺范本。” 但我总觉得，高善文的独特不止于此。他的睿智、勇敢和正直，完美地阐释了北大之魂。他身上有那种老派读书人的风骨，不迎合、不媚俗，只服从事实和逻辑。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更是早已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范畴，是一个时代稀缺的精神样本，是民族精神的精华。 善文兄，一路走好！ 只是从此，再没人会因为我一句“你名善文，其实并不善文”的戏言，在电话那头沉默半晌，而后耿耿于怀多年。老友，你素来文笔过人，原谅我当时的年少轻狂。天堂无俗务，愿你的思想在那里更加自由地驰骋，下笔如有神，字字皆如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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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裁员10万，欧洲汽车工业还能起死回生吗？
财经
Wenxuecity • Jul 9, 2026

大众裁员10万，欧洲汽车工业还能起死回生吗？

在中欧经贸关系持续复杂化的背景下，双方近期再次进入关键博弈窗口。6月29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会面，会后双方表示，将今年10月设定为解决贸易分歧的最后期限，并设立经贸磋商和监测机制。 中欧经贸谈判可谓是边打边谈，就在中欧官员会面一周前，德国《商报》就报道了欧盟委员会计划对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征收所谓“反补贴税”。欧盟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欧洲传统车企面临成本和转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 Krisztian Bocsi/Getty Images 当地时间7月5日，德国媒体《商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保时捷考虑在其祖文豪森工厂再裁员多达4000人，此前据德媒披露，大众集团正在酝酿全球范围内的重组方案，计划削减至多10万个岗位，涉及范围不仅覆盖德国本土，也波及大众在中国的大量岗位。汽车巨头裁员瘦身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包括宝马、奔驰、丰田、日产等欧美日传统汽车巨头，如今正集体步入产能收缩周期。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经的汽车巨人“倒下”？是强势崛起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冲击了欧洲市场，还是欧洲工业自身的“不思进取”？早期具备技术优势、品牌声誉以及拥有较高绿色消费能力的欧洲何以至此？本文试图分析欧洲汽车工业衰落的原因，并展望其未来发展的四种路径。 欧洲汽车工业陷入困境的内因 有关欧洲汽车制造业的衰落的问题，各方都在找原因。中方的视角更多是从“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对传统汽车制造商的挑战来分析的，而西方媒体包括欧盟官方则更多地从“中国冲击2.0”的视角来彰显自身遭到了“不公”（unfair）的待遇，部分报道和政客甚至自我描绘成一种“受害者”角色，谴责中方的产业补贴（industrial subsidies）和产能过剩（overcapacity）。有关议题的专业解读和讨论已经不少，笔者更希望与读者探讨的是：尽管欧洲有着灿烂的工业文明、成熟的汽车工业体系和高度的环保意识，理应更有能力和意愿去研发电池技术、开发清洁能源。那么，除了面对来自强大中国崛起的挑战之外，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了欧洲汽车工业在转型中举步维艰？ 实际上，除了部分右翼政客把中国描绘成倾销电动车、破坏内部市场的巨兽之外，欧洲工业界和咨询界也有很多理性的思考。笔者简单总结了三点。 第一，强大的技术路径依赖阻碍了新的研发线路。 欧洲成熟的汽车工业体系本身成为负累。在燃油车发展百年历程中，欧洲已经积累了完整的供应链、庞大的就业人口以及成熟的技术体系，这些都是巨大的沉没成本，转型意味着这些资产的贬值。大众、宝马、奔驰、奥迪等车企长期专注于高端精密机械工程，积累了世界一流的发动机技术、底盘调校和制造工艺。这种成功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欧洲车企将大量研发资源投入内燃机效率的渐进式改良，而非电动车的颠覆性创新。据麦肯锡的报告，当中国和美国企业将43%的研发人力投入软件开发时，欧洲传统车企的比例仅为16%。结果是，在软件定义汽车（SDV）时代，欧洲品牌在智能驾驶、车联网等消费者日益重视的领域明显落后。 其实，欧洲车企早期也尝试过电动乘用车产品，但多为高端车型，定价较高，难以覆盖多层次的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欧洲成熟的供应链网络主要围绕燃油车零部件构建，转向电动化需要大规模重构工厂、重新培训工人和重建供应商关系，中短期成本高昂、风险巨大。因此，尽管车企曾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电动化计划，但转型节奏明显慢于预期。 从这个层面看，欧洲确实是被中国“弯道超车”了。也许在航天航空用的内燃机技术层面上，欧洲可能还有技术优势，但在乘用车的内燃机领域，欧洲也没有再拉大技术差距。于是，在外部挑战者来临之前，欧洲依然认为可以躺在燃油车产业带来的巨大红利中。 Institut Jacques Delors 第二，绿色政策的高预期和执行不力。 虽然燃油车带来的既得利益阻碍了转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绝大多数欧洲选民都能认同气候变化的严峻性，支持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全球层面看，欧洲选民的环保意识还是位于全球前列。直觉上，欧洲电动化转型的助推力应该大于燃油车的产业红利。 2019年，欧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欧洲绿色协议》，承诺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并立法规定2035年全面禁售传统燃油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当时这一揽子政策被视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标杆。紧接着，各大车企也纷纷出台自己的减碳承诺，加速向零排放车型转型。然而，车企宣告的2035年的目标可能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上。2022年俄乌战争的爆发，直接命中欧洲能源自主的软肋，进而再度唤醒欧洲对化石能源供应多元化的渴求。随着人们的生活成本趋高，农业和汽车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遭到冲击，欧洲的绿色议程在政治选举中渐渐失去动员力。 欧盟并非没有试图摆脱对亚洲（主要来自“中日韩”三国）动力电池的依赖。在强力的政策支持和大量资本的承托下，2016年，含着金钥匙的北伏（Northvolt）诞生了。2017年至2018年，北伏迅速获得了瑞典能源局、欧洲投资银行等官方大额种子资金与贷款扶持。大众汽车、高盛集团是早期的领投人，宝马、沃尔沃和斯堪尼亚等重工巨头纷纷献上长期预付订单。然而，接下来的几年，北伏甚至未能实现其预期的1%的产能，且在没有任何能源成本优势（相对亚洲）的情况下陷入资金链断裂，最终在2025年以破产告终。 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政策设计的内在矛盾。欧盟的整体减排政策强调“惩罚不达标者”而非“激励创新者”。比如，欧盟要求，车企若未达2025年碳排放目标，每超标1克/公里需缴纳95欧元罚款。如果乘以年度注册车辆总数，那么对企业的罚金可达数十亿欧元。据咨询公司Kearney的模型测算显示，到2030年，欧盟现行法规将使欧洲车企利润侵蚀7%-8%，足以令整个欧洲汽车工业陷入亏损。 在欧洲众多车企的怨声载道下，2026年初，欧盟被迫将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的目标改为“减排90%”，并推迟罚款期限。气候行动专员沃普克·胡克斯特拉（Wopke Hoekstra）称这是“引入灵活性”，但环保组织批评这是向产业压力低头。无论立场如何，这一调整本身就说明，欧洲的绿色转型时间表与落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而且不同团体的意见分歧很大。 第三，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严格的劳动市场保护成为转型障碍。 德国、法国的工会势力强大，尽管各大车企都宣布了降本增效的计划，但是工会对此极为敏感。德国汽车业人均劳动成本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30%，相对于东亚的竞争对手，其用工成本差距就更大了。大众集团早于2024年就尝试推出裁员5万人的计划，结果也是因为工会的阻挠未能成功执行，转为四年冻结工资、削减奖金。可对于资方而言，裁员势在必行，只是时间问题。在欧洲，企业任何大规模重组都需要经过漫长的集体谈判和补偿协商。这么做虽然维护了工人权益，但也大幅增加了企业的转型成本和时间。因此，与其说是技术转向困难，不如说是工会与利益集团主动阻断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制度在过去保障了社会稳定，但在转型期却成了障碍。 Photo: Chuttersnap (Unsplash) 结合以上三点来说，欧洲车企的内部技术路径依赖、成本僵化和创新短板是衰落的直接内因，而工会与供应商网络、各国政府的平衡策略以及欧盟严格却配套不足的政策环境，则放大了欧盟出台的政策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 自救的四种路径 面对危机，欧洲汽车产业和政策制定者正在多线寻求出路，为处于劣势的欧洲汽车工业“留出”时间。 路径一是诉诸保护主义工具以确保本土孕育新的产能。一是单挑不行就抱团。雷诺、大众、斯特兰蒂斯三大欧洲车企联合推动“欧盟制造”计划，要求获得公共采购补贴的电动车必须有70%零部件产自欧盟。二是采用复合的贸易政策工具，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反补贴关税或以限额限量的方式降低进口总量，削弱价格竞争力，同时启动“工业加速器法案”以培育本土产能。 欧盟的策略并非长久之计。提高进口关税或制定最低售价固然保护了本土生产者，却推高了消费者价格，进一步抑制本已疲软的电动车需求；同时，中国以对欧洲白兰地、猪肉等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作为回应。更致命的是，当中方限制稀土、锂、钴等原材料出口时，就会直接动摇欧洲电动车供应链安全，原材料都受制于人，谈何培育本土产能？ 路径二是开头提到的成本削减与产能收缩。这也是欧洲车企断臂重生的转型必经之路。通过关闭高成本本土工厂、将生产转移至低成本地区，试图重建价格竞争力。但这一策略的风险在于，过度收缩可能削弱欧洲作为汽车产业创新中心的地位，且工厂关闭涉及复杂的政治博弈和社会稳定问题。德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希望阻止大众关闭国内工厂，但强调“最终决策权在企业”，这期间涉及联合政府、在野党、工会和企业的交叉博弈，预计企业的降本之路可能更快地以出售非核心资产和裁撤非本土员工为代价实现。 路径三是寻求技术合作。自20世纪80年代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公司——北京吉普成立以来，我国共有超过30家中外合资整车制造企业，如今还在主流市场上活跃的也有20家左右。当年中外合资的做法现在要变成欧中合资了。斯特兰蒂斯与零跑汽车成立合资公司，打响了欧洲车企利用中国技术平台开发面向欧洲市场的电动车的第一枪；大众也在探讨与小鹏汽车联合开发纯电车型和本土化的电子电气架构，另外还有奥迪和上汽集团达成深度合作共识等。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汽车业的做法如出一辙。短期看，这种合作的确如欧盟内部的担忧声音一样，可能进一步强化欧洲对中国技术依赖，但至少是一种求生的路径。 路径四是持续的政策调整与产业支持。在供给端，2025年3月欧盟发布了《欧洲汽车产业行动计划》，该计划指出，为了保持强大的欧洲生产基础并避免战略依赖，欧盟将提供18亿欧元来打造安全且有竞争力的电池原材料供应链，这将有助于支持欧洲汽车工业的增长。在消费端，法国和奥地利推出“社会租赁”（Leasing social）计划，以每月100至200欧元的低价出租电动汽车，从而降低低收入群体购车门槛。不过，这些措施都算“杯水车薪”。毕竟18亿欧元与中国在电池领域的累计投资相比微不足道，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面积推广也需经年才能缓解消费者的里程焦虑。 Source: EC - Audiovisual Service. Photographer: Aurore Martignoni 新的欧洲路在何方？ 欧洲汽车工业的衰落，并非因为它缺乏技术能力或环保意愿。恰恰相反，正是其过早、过急的绿色转型承诺和规则限制了转型的动能，在本土供应链尚未成熟、成本结构尚未优化、数字能力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为竞争对手打开了大门。欧洲试图用“监管上的领导力”来弥补“产业竞争力”的不足，结果却“作茧自缚”，让中国成为规则下的赢家。 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欧洲竞争力》评估报告中指出：“我们提出了共同目标，但我们没有通过设定明确的优先事项或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来支持这些目标。例如，我们声称支持创新，但我们却不断增加欧洲企业的监管负担，这对中小企业来说尤其代价高昂。” 德拉吉还强调，非黑即白的解决方案在欧洲不太可能奏效。效仿美国系统性地排斥中国技术的做法，很可能会阻碍能源转型，从而给欧盟经济带来更高的成本。但是，考虑到自由放任的做法可能对就业、生产力和经济安全构成威胁，这种做法在欧洲也难以成功。欧洲需要采取混合战略，针对不同行业结合不同的政策工具和方法。 总的来说，德拉吉认为欧盟的改革有两个核心，一是打破内部壁垒，让单一市场真正发挥作用；二是集中投资关键技术。而要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欧盟必须走向新的一体化形式。 德拉吉的给欧洲开的药方是振聋发聩的，充满了行动力和积极性。而另一位英国保守派作家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则“横眉冷对”，认为欧洲文明的衰落根源在人口结构的变化（移民涌入）和“信仰与传统价值观”的丢失。默里的观点十分悲观，但同样发人深省，他在畅销书《欧洲的奇怪死亡：移民、身份、伊斯兰》中把欧洲比作一艘面目全非的忒修斯之船： “回到忒修斯之船的比喻，唯有船只依旧可辨识，才能称之为原来的船…… 但如今的欧洲社会愈发面目全非，选择自我颠覆的那一刻，便失去了维系整体的机会。新增的零件未经精挑细选，与原有结构格格不入。在政府的刻意为之与无能治理下，这艘船被拆解，随便拼凑替代品，却仍冠以欧洲之名。” 回到2026年的欧洲汽车工业，它可以选择继续各种规则规制工具延缓来自外部的冲击，但终非解决之道。它也可以痛定思痛，重建一套将气候雄心与产业现实相结合的协调战略。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那个由欧洲定义全球汽车标准、由德国工程师精神引领产业进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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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2030发电目标：“人造太阳”竞速
财经
Wenxuecity • Jul 9, 2026

追赶2030发电目标：“人造太阳”竞速

瀚海聚能的第一代直线型场反位形聚变装置。南方周末记者赵继林｜摄 6月初的成都，空气里浮动着湿热的气息。龙泉驿区一处略显空旷的车间，一个长达20米的庞然大物静静地横卧在厂房中央，远远望去，像一个巨大的哑铃。 这台被命名为HHMAX-901的装置，是核聚变公司瀚海聚能的第一代直线型场反位形聚变装置，其作用是形成高温等离子体，完成装置点亮，为后续场反实验奠定基础。49岁的公司创始人项江站在装置旁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它的由来。 一年前，这台装置的主机成功建成，并首次实现了等离子体点亮。HHMAX-901造价约2亿元，远低于传统托卡马克装置，但电源系统、高功率开关、亚微秒级控制等核心技术仍待突破。 2022年底，项江在成都创办了瀚海聚能。此前，他先后在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从事了二十余年核聚变研究，参与过磁约束聚变装置托卡马克、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等项目课题。 按照项江的规划，瀚海聚能计划在2030年左右建成数十兆瓦量级的核聚变示范电站，为小型高耗能业主供电。目前时间紧迫，第一代装置承载的，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技术验证，更是一条差异化路线的生死考验：能否用小型化、低成本走通商业化聚变之路？ 可控核聚变，即模仿太阳或其他恒星的发光发热原理，在地球上安全、持续地实现两个较轻的原子核（如氢的同位素氘和氚）结合成一个更重的原子核，从而释放出巨大能量的过程。其关键在于“可控”二字，意味着人类能够以约束、稳定的方式驾驭这种能量释放，而不是像氢弹那样瞬间爆炸。 不只成都，在上海、安徽合肥和河北廊坊等地，类似的“人造太阳”实验装置正在被一个个建造起来。 AI驱动能源需求飙升 资本对产业赛道的加码热度空前。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仅6月以来，中国国脉聚能、聚合聚变、星能玄光、东昇聚变、超磁新能、瞬原科技等多家核聚变初创企业相继披露大额融资；美国场反位形（FRC）路线聚变装置公司Helion Energy完成4.65亿美元G轮融资，投后估值高达155亿美元。 “2025年以来的这一轮核聚变投资热潮，背后的驱动因素之一，是AI对更高能量密度能源需求的飙升。”联想之星合伙人高天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突破方向指向原子核层面（核能）的能量释放。联想之星是中国最早系统性布局核聚变赛道的投资机构之一。 行业按下的加速键始于2021年11月，美国核聚变公司Helion宣布获得5亿美元融资，投资人包括OpenAI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Facebook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等，并与微软签署2028年前的供电协议。 一个月后，由麻省理工学院（MIT）等离子体科学与聚变中心孵化而来的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s（CFS），宣布拿到超过18亿美元B轮投资，成为史上可控聚变获得的最大一轮融资，其目标是在2030年之后建设第一座核聚变发电站。 “这笔融资一下子引爆了全球的核聚变圈子。”项江马上意识到，创业时机来了。但之后行业融资接近冰点，“创业者们担心国家是否会放开监管，允许民营企业去做聚变这个方向”。 2025年底，核聚变能被写入“十五五”规划成为另一重催化剂。202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正式施行，国家在法律层面明确鼓励和支持可控聚变能研究，为这一前沿颠覆性技术的加速发展打开了新的制度窗口。 核聚变的理论已经相当丰富。1957年，英国科学家劳森（Lawson）经过计算，得出一个被称为“劳森判据”的公式。劳森判据给出了核聚变点火的条件，即当核聚变燃料的温度、密度和约束时间三者的乘积大于一个特定的值时，就可以发生核聚变反应。 核能的释放主要有两种途径：现有核电站采用的是核裂变技术，在较重原子核分裂为较轻原子核过程中获得能量；而核聚变反其道行之，将较轻原子核聚合为更重的原子核，模拟包括太阳在内的宇宙恒星以核聚变原理发光发热。 核裂变燃料有限、废料难处理，迟早会面临枯竭。此外，核裂变的危险来自“链式反应失控”和“长寿命废料”，而核聚变没有链式反应，反应条件一旦不满足就会立刻终止，安全性远超核裂变。 可控核聚变要么通过压缩聚变燃料至极高密度来实现，走以激光器、Z箍缩装置等为代表的惯性约束路线；要么将燃料加热至上亿摄氏度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气体，从而发生聚变反应，走以托卡马克、仿星器、 场反位形（FRC）等装置为代表的磁约束路线。目前国内两类路线均有创业公司出现。 项江的瀚海聚能是中国第四家商业核聚变公司，也是第一家走FRC技术路线的民营聚变商业公司。 据《中国能源报》2026年2月统计，2015年以来，中国先后创立近二十家聚变能创新公司，80%为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中，目前至少有10家获得融资，公开融资总额超过200亿元。 “几个月估值就能翻一倍。”一位不愿具名的核聚变创业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如今的核聚变赛道，几位核专业领域的博士联合出来创业，动辄就能拿到数千万元的融资，“往往是创业者在筛选投资人”。 2026年6月26日，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正在建设中。该装置作为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的后续项目，将在第一代装置的基础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视觉中国/图 “剑走偏锋” 在科技圈，流传着一个残酷的冷笑话：可控核聚变是未来的能源，而且它永远属于未来。 自1952年第一颗氢弹引爆以来，各国都在尝试将核聚变技术用于发电，但无一成功。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倡议各国合作建造核聚变反应堆——即目前正在法国兴建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下称ITER）。 ITER是史上最大托卡马克装置，旨在验证大规模聚变能源的科学和工程可行性。在历经苏联解体等变故之后，ITER项目终在2006年启动，耗资超过200亿美元，由欧盟、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韩国七方参与出资，原计划2016年建成并开始运行，现推迟至2030年之后。 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前提是将聚变燃料加热至上亿摄氏度，使其成为等离子体，并将其约束在有限空间内足够长时间，而由于没有实体容器能耐受如此高温，主流方案是利用强磁场来约束带电的等离子体，这种装置就是托卡马克。 “核聚变永远需要50年”的说法，是托卡马克装置在数十年的研发中，因攻克极端工程挑战而不断延后预期，所形成的公众印象。 在中国民营核聚变赛道，多数创业公司并未沿袭传统的托卡马克路线。 2025年4月，60岁的郭后扬在上海成立诺瓦聚变，该公司亦采用场反位形（FRC）磁压缩技术路线。 郭后扬的履历兼具托卡马克与FRC两大聚变路线的积累——在托卡马克领域，他曾是全球最大托卡马克装置JET最年轻实验负责人之一、中国EAST“东方超环”托卡马克研究室主任，并创立了美国国家级DⅢ-D托卡马克边界等离子体与材料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在FRC领域，他曾主持美国能源部规模最大的FRC实验研究计划，并担任美国最大FRC能源研发公司TAE的首席科学家。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诺瓦聚变走的FRC-SMR路线兼具磁约束与惯性约束的技术特点，采用脉冲磁压缩运行模式与小型模块化设计，建设成本较低，单台50MW 商用机组造价约1亿美元，相比大型聚变堆成本下降约100倍，建造周期仅数年，规模化后度电成本可低至 0.01美元。这些特点使FRC-SMR有望能够在5到10年的窗口期内，以较低成本满足AI算力对稳定绿电的需求。 在高天垚看来，托卡马克这条路，“国家队”和大型机构已经先行一步了。“一家新创公司如果还是做托卡马克，再找我，我不会投。”他认为，核聚变投资的大逻辑在于差异化，“你得有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他认为，民营企业的独特价值在于敢为人先。虽然目前核心资源依然集中掌握在“国家队”手中，但民营企业往往更乐于率先探索高温超导、人工智能、3D打印等前沿技术在聚变领域的应用落地。 “我们只能剑走偏锋，去选择一条更有经济效益的技术路线。”在项江的规划中，在第一代装置上，公司将首次实现FRC核聚变反应，测定中子产额，为基于“聚变中子源”的商业化应用打下技术基础。在未来3—5年中，陆续推进第二、第三代聚变装置研发，验证FRC独有的“磁能发电机理”和“能量回收系统”，最终实现兆瓦级聚变电站的落地。 这是FRC聚变技术路线独有的发电方式，该方式绕过“热能—蒸汽—机械能—电能”的能量多重转换机制（俗称“烧开水”），大幅降低能量损耗，理论上具备发电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优势。 项江算过一笔账，建成装置后，公司整体融资体量大概在3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连托卡马克装置的一个零头都不到，“托卡马克一个真空室的造价，就远远超过我们全部的融资需求”。 “沿途下蛋” 目前，全球核聚变领域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商业公司的锚定点是2030至2035年。 多家美国公司正沿着不同的技术路线全力冲刺。其中，进度最快、最具代表性的两家公司是上述提到的Helion Energy和CFS，它们均启动了商用发电厂的建设或设计。 其中，最激进的是Helion，在2023年5月与微软签署了首份购电协议，计划2028年之前建成首座聚变发电站，并向微软出售至少50兆瓦的电力。不过，双方未披露电价等协议细节。 一名核聚变行业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Helion对外披露的信息并不充分，难以判断发电计划能否成功。“Helion有严格的竞业协议，很难去其工厂实地参观。” 2025年1月，位于合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装置获得重要成果，成功实现了上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再次创造了托卡马克装置高约束模运行新的世界纪录。两个月后，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一亿摄氏度，综合参数聚变三乘积实现大幅跃升。 2026年2月2日，民企能量奇点宣布，旗下的“洪荒70”装置在第5755次实验中实现1337秒稳态长脉冲等离子体运行。 不过，从实验装置到商业化电站，仍有巨大的鸿沟需要跨越。 “不能因为一次实验突破，就认为明天可以商业发电。”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核能院院士、凤麟核创始人吴宜灿提醒，聚变商业化不是某个物理参数取得突破就完成了，而是整个系统都要过关。商用聚变电站至少要回答四个问题：能不能长期稳定运行，能不能安全可控，能不能高效维护，能不能把每度电成本降下来。“任何一项答不上来，都不能说已经实现商业化。” “目前不同技术路线都在并行探索，这也说明还没有哪一条路线完整解决全部问题。”吴宜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核聚变走向商业化仍面临一系列关键技术与工程挑战，主要集中在稳态等离子体运行、极端环境材料、氚燃料自持循环、工程系统集成，以及全寿期经济性和安全性等方面。 一个可供参考的指标是，国内还没有任何一家核聚变企业公开宣布实现了Q值大于1（即输出能量大于输入能量的“净能量增益”）。实现Q＞1是核聚变从科学实验走向能源应用必须迈过的核心门槛。 2022年12月，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国家点火装置（NIF）首次达成这一目标，能量增益约1.5倍，即聚变能量产出大于启动反应时的消耗；2025年4月，该装置再次刷新纪录，Q值达到4.12。 “投资人的诉求很明确，尽快看到商业化落地的可能性。”项江说，聚变技术研发周期长、投资体量大，非常考验投资方能否长期陪伴。在他看来，“沿途下蛋”被认为是核聚变领域一种务实的商业化策略。 他为这一策略制定了中短期商用规划，通过聚变研发能力的技术下放，在实现终极发电目标之前，先行利用聚变过程中产生的高通量中子，应用于癌症治疗、中子成像和核废料处理等前沿科技领域。 吴宜灿也认为，应该先把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中间技术先转化为现实应用。他以凤麟核的稳态聚变中子源大型科学装置“麒麟光一号”为例介绍，围绕中子源及其衍生技术，凤麟核已在工业无损检测、高端医疗、油气勘探等领域推动产业化应用。 一些美国同行也没有死磕“先发电”，而是选择将研发中的核心技术或副产品先行商业化。其中最典型，也是策略最清晰的公司是SHINE Technologies。 该公司没有试图一开始就建造一个能通过自持聚变反应产生净能量的全规模反应堆，而是利用粒子加速器驱动一系列小规模聚变反应。当高能离子与氚或氘等燃料结合时，会发生聚变反应，产生高能中子以及用于癌症治疗的医用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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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IPO狂欢之后，解禁大考终于来了
财经
Wenxuecity • Jul 9, 2026

港股IPO狂欢之后，解禁大考终于来了

港股IPO热潮之后，真正的考验正在到来。 7月8日，智谱的基石投资者开始进入解禁期，涉及市值超过400亿港元。就在解禁前一日，部分长线股东，包括国资背景的基石投资者JSC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Fund等，对外声明将持续持有智谱股票。解禁首日，智谱以1825港元收盘，涨幅约13%，当日成交额超过169亿港元，显著高于此前数日约50亿-70亿港元的日成交水平。 解禁第一天股价反而上涨，在不少中环投资者看来并不陌生。热门公司往往会在关键节点前后通过路演、公告、持股声明和流动性安排稳定市场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解禁压力消失。包括谢渺在内的活跃基石投资者坚定认为：香港解禁潮下，能够抢跑，才算赢家。 谢渺所在的团队和大多数的中环基金一样，今年5月之前一直热衷于港股IPO的项目。但是最近，他和团队已经非常谨慎：这段时间仅参与立讯精密，以及紧盯即将赴港ipo的昆仑芯等少数几个明星IPO。过去一年多积极参与IPO项目确实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腾讯新闻《潜望》从多家头部基金获悉，今年已经退出的项目收益普遍达50-60%，其中个别基金收益接近80%。“若是包括暂未退出的基石部分，可能更高了。”一位活跃的基石投资基金负责人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 浦银国际的数据显示，接下来的整个7月和9月将为港股解禁潮的高峰，分别约3000亿港元及5000亿港元。 这庞大的解禁潮中就包括了上述头部基金经理们的持仓。谢渺告诉腾讯新闻《潜望》，截至目前，他所在的基金还有约2亿美金的基石投资将面临解禁。 “之前投的基石，今年初以来陆续到解禁期，到点就卖，毫不犹豫”。用他的话来说，一场关于“谁先离场”的无声比赛早在香港的初夏已经鸣枪，市场参与者们急于在解禁后锁定利润，抓住确定性。 当所有人都想先走一步，流动性就会成为最脆弱的环节。 解禁抢跑：港股正在起变化 这种心态并非个案。多位市场化基石投资人认为，港股基石投资通常需要6个月锁定期，一旦项目在上市后已获得明显涨幅，解禁后卖出几乎是自然选择。对基金而言，账面浮盈不等于真实收益，只有退出之后才算完成投资闭环。 压力最集中的案例之一是MiniMax。按照港股规则，港股上市公司的基石投资者可在6个月锁定期后解禁。MiniMax以红筹架构在港上市，除基石投资者外，其早期投资人也可在6个月锁定期后进入解禁。 公开数据显示，MiniMax将于7月9日迎来大规模解禁，解禁股份占港股股本比例约63%，其中财务型投资者持股约30%。以7月7日收盘价计算，此次解禁涉及市值约497亿港元。对财务投资者而言，在利润已经锁定的情况下，卖出动力较强。 这也是MiniMax过去一段时间股价大幅回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股价自3月底每股1330港元一路跌至7月7日的每股323港元。 不仅MiniMax，不少即将解禁的公司也在解禁前遭遇市场抛售。摩根士丹利在报告中强调，解禁期之前的持续抛售，是其短期内对香港市场保持谨慎的重要原因之一。 7月第二周是本轮解禁潮的第一波。公开数据显示，7月6日至10日，将有智谱科技、天数智芯、MiniMax、精锋医疗、瑞博生物、金浔资源等6只股票的基石面临解禁，涉及市值约983.43亿港元。 恒指走势也折射出市场压力。今年5月初，恒指一度小幅上行至26000点附近，随后回落至7月7日的23496点。虽然港股IPO上半年仍然热闹，募资额已达到约2100亿港元，但二级市场对解禁压力和流动性承接的担忧正在上升。 谢渺对于港股市场相对悲观。在他看来，以前港股IPO的周期约2年，尽管当下看起来IPO依旧很热闹，仅上半年其募资额已经达2100亿港元，但是“自第一季度后，港股市场明显乏力，这一轮IPO的周期即将结束，已经见顶了。” 和他一样在面对IPO项目变得谨慎的长线基金经理不在少数，但是有些人则没有谢渺的幸运：并非所有基石投资者都能自主决定退出节奏。 多位打新基金经理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港股市场自去年三季度以来出现不少“非市场化项目”。这些项目在表面上与普通IPO并无明显差别，同样有基石投资和国际配售，但部分项目的基石和国配中，关系型资金占比较高。 一位活跃基石投资者称，港股IPO项目越来越像一场“关系兑换额度”的游戏。热门项目需要依靠关系获得配额，不够热门的项目则可能通过抱团方式完成认购。部分投资者并不真正关注公司基本面，更在意项目是否具备“AI第一股”等稀缺标签，以及能否在锁定期后顺利获利退出。 这使得“谁先卖”变得更加敏感。腾讯新闻《潜望》获悉，部分非市场化IPO项目在基石解禁时，相关操盘方可能会口头协调退出顺序；有些公司上市时会指定投资者开户券商，临近解禁时，相关券商也可能以系统维护、暂不可交易等理由影响投资者交易节奏。 一位熟悉流程的投资人表示，临近基石退出时，基金经理未必掌握最终决定权。如果基金负责人和公司创始人关系密切，后者可能劝阻基金退出。即便是市场化项目，也不排除此类情况。 这种退出约束，往往与最初获得额度的方式有关。一位国资头部基金负责人称，过去一年多数明星IPO项目需要靠关系拿配额。“拿到锚定订单相当于捡钱。”不过，这类锚定订单有时需要搭配一定额度的基石投资，后者则需要锁定半年。 多位在港基石投资者称，过去一年多，他们相当一部分工作是在项目上市前维护关系，甚至提前数月与明星IPO项目高管建立联系。但即便如此，最后也不一定能拿到额度。腾讯新闻《潜望》获悉，此前火热的IPO项目胜宏科技，不少中环基金经理曾与其创始人保持联系，但由于项目后期过热，最终仍有大量资金未能获得额度。 不过，并非所有劝阻都奏效。一些中小市值股票解禁时，即便操盘方试图协调退出节奏，部分基石投资者仍选择迅速卖出，导致股价在解禁窗口出现大幅波动。 真正的问题：谁来接盘？ 解禁是明处的压力，真正的命门在暗处：谁来接盘。 多位中环基金经理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虽然外界不时提及跨境资金赴港活跃，但从公开渠道可以持续跟踪的资金中，最明确的仍是港股通南向资金。 香港证监会最新公布的2025-2026年度年报显示，截至3月31日，在港资产管理规模达到2.334万亿港元，较上一个年度增长19.4%；港股通累计成交额则达到5.3万亿港元。 但多家头部机构分析师均表示，其接触的大多数海外投资者暂未大幅增加港股配置。 一位在港欧美基金负责人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过去这段时间真正从港股市场赚到钱的外资并不多。外资只有看到明确赚钱信号，才会大规模下单。 摩根大通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兼股票策略部亚洲主管冯兆邦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其会见的大多数投资者确实考虑增加包括港股在内的中国股票仓位，但尚未马上行动，当前港股仓位并未出现明显变化。 冯兆邦认为，外资在亚洲的配置核心仍聚焦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等AI产业链，包括SK海力士、三星、台积电等股票。相比之下，MSCI中国权重已压缩至约24%。在当下环境中，外资没有足够紧迫的理由必须买入中国资产，包括港股。 不过，他也观察到，相较一年多前，不少外资头部投资者已经开始重新调研中国资产。他们会到香港和内地出差考察，但真正下单仍需等待更明确的宏观信号。 在他看来，外资重新积极买入港股，可能需要三个信号：GDP反弹、消费回暖、房地产见底。只有这些信号进一步明确，外资才可能真正进行大规模调仓。 外资暂难成为确定增量后，市场目光转向南向资金。但备受期待的“北水”近期表现也不稳定。2025年南向资金曾创纪录大幅流入，但进入2026年后明显降温。自2026年3月之后，尤其是5月至6月，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放缓，5月甚至出现净流出，为2023年6月以来首次。 花旗、汇丰资管等多家机构认为，A股当下较港股更具吸引力。摩根士丹利近期报告也指出，相较港股，A股对AI基础设施、工业自动化、高端制造和国内科技龙头的敞口更大；而MSCI中国和香港指数仍明显偏向互联网平台、金融和消费板块。 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港股若想与A股争夺南向资金，并不具备明显优势。花旗分析师曾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港股与AI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度，远不如A股。 冯兆邦将港股当下的状态称为“塘水滚塘鱼”：在缺少更多外来资金时，港股市场内部资金可能从被抛售股票转向其他港股标的。 这也是他与部分基石投资者对解禁潮看法不同的原因。冯兆邦认为，解禁潮可能对部分个股造成冲击，但对整个大盘影响未必过于悲观。部分从智谱科技、MiniMax等公司流出的资金，可能回头补仓阿里、腾讯等头部公司。若优质公司被非理性错杀，反而可能形成中长期布局机会。 富达基金股票投资副总监刘闵悦也相对乐观。他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今年港股波动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市场结构与近期全球能源及AI驱动行情并不完全匹配。恒生科技指数中直接受益于AI基础设施、半导体、PCB、存储等领域的公司占比较低，而互联网平台股占比较高，一度被市场视为AI潜在受冲击者，压制了整体表现。但他强调，市场对此存在一定误判。AI不仅带来竞争，也能帮助互联网企业提升广告效率、内容生产效率和商业化能力。未来港股走势仍将取决于盈利修复和政策支持。 但不少市场化基石投资者仍更谨慎。一位投资者表示，如果只是池子里的存量资金反复腾挪，港股仍可能陷入流动性不足的困境。对于热钱而言，获利后未必会继续买入港股其他标的，而可能选择暂时观望，等待下一轮更确定的机会。 这正是港股解禁潮最棘手的地方：卖压是明确的，接盘却并不确定。当所有人都想先离场，而门外新增资金仍在观望时，市场真正担心的不是某一家公司解禁，而是流动性在某个时点突然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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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为何疯抢国产空调？在法华人：一场40度高温
财经
Wenxuecity • Jul 9, 2026

欧洲为何疯抢国产空调？在法华人：一场40度高温

编者按：当极端高温席卷温带气候的法国，热浪便成了一剂残酷的社会“显影液”。作者陈章是法国克莱蒙奥弗涅大学人文地理博士生，他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这场气候危机下的法兰西众生相。从“干领”与“湿领”的职业分野，到富人避暑与孤老困守的住房差异，再到环保理念与生存刚需的政策悖论，热浪精准击中了现代社会的软肋。它不仅仅是气象异常，更无情地折叠了阶层。 文章之后，我们更需敲响警钟：全球变暖已非远在天边的环保议题，而是迫在眉睫的生存考验。面对极端天气，城市基建该如何重构？如何守住弱势群体的生存底线？这是全人类亟待作答的时代考卷。 ｜本文独家发布于腾讯新闻 6月28日晚上，我下单了一台400欧（约合人民币3000元）的移动空调。往年，它的合理身价应该在200欧（约合人民币1500元）左右，但在那个夜晚，法国各大电商平台的页面上，空调都显示着“售罄”。 经历了一整周的炙烤后，在法国，气温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我住在法国中部的克莱蒙费朗，这座城市以黑色火山熔岩建筑闻名。当地民宅多就地取材，粗粝的黑色火山岩配上繁复的法式雕花外墙，显得别具特色。火山岩热惰性极佳，往年夏天身处其中，仿佛置身幽凉的洞穴；但今年热浪来袭，厚重的石壁却成了完美的保温层，将白天的热气死死锁在屋内；到了夜晚，房间便化作一只无法散热的烤炉。 当空调从“不环保的奢侈品”沦为“保命的必需品”，其身价便在供需失衡中翻倍，甚至一路狂飙至600欧。那一晚，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原来热浪也是可以定价的。 火山岩立面的住宅楼（作者拍摄） 一、高温之下，阿尔诺和普通人一样挨热？ 按理来说，法国纬度较高，又受大西洋眷顾，夏季本该是温和的。就算偶尔夏天午后气温攀升至33度，待到日落，便会迅速回落到18度上下。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对当地居民而言，建造房屋的重点不是“散热”，而是“保暖”，以抵御漫长阴冷的冬天。 今年的气候却透着一种诡异的失序。第一波热浪在5月底早早来临，白天逼近 30度的气温几乎透支了七八月的额度。即便如此，当时街头仍能看到裹着夹克的行人——比起酷热，当地人还是在应对寒冷这件事上更加熟练。 正是这种基于历史经验的侥幸心理，使人们对第二波热浪疏于防备。6月中旬，热高压如同一口巨大的透明锅盖，死死扣在法国上空，将热空气禁锢其中。白天气温飙升至40度，即便到了午夜，温度计的指针依然停留在28度。热浪迅速吞噬了法国全境，90个省份拉响橙色警报，其中49个省份升级为红色警报，覆盖了全国过半的人口。《世界报》用了一个沉重的词汇来定义这场危机：“历史性的异常”。 第二波热浪来临时，我在巴黎转机去葡萄牙参加学会。刚到巴黎时，药房外的电子屏上显示气温为36度。虽然当天晴空万里，但阳光却显得凌厉，炙烤着大地。 巴黎拥挤的地铁（作者提供） 钻进没有空调的巴黎地铁，狭小的车厢更是成了移动的桑拿房。法国朋友调侃说，比起乘客，更厉害的是司机——乘客坐几站便要下车，但司机却要在闷热的车厢中跑完全程。 树荫失去了庇护的效力，商场的冷气也显得杯水车薪。在这场无差别的气候惩罚面前，人们似乎无处可逃。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主持人扬·巴特斯(Yann Barthès)在《日常》(Quotidien)栏目上说的一句话，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在高温下，贝尔纳·阿尔诺(奢侈品牌LV的董事长和CEO)和普通人一样挨热”。乍听起来，这句话并非毫无道理，毕竟无论拥有多少财富，人在高温下都会流汗。可是，热浪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吗？ 我随后飞往葡萄牙的波尔图参加学会。这个海滨城市白天气温只有20度左右，傍晚甚至需要穿上外套。法国人在夏天有度假的习惯，他们会去南法或布列塔尼的海边避暑。但这次热浪来袭时，法国还未真正进入度假期，大多数人无法丢下工作逃离酷热。 也正是在波尔图，我意识到：如果有能力离开，热浪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谁能够离开？ 彼时波尔图的街头还有人穿着长袖（作者拍摄） 二、“干领”还是“湿领”，晚上都只能回到“蒸笼”里 热浪像一面镜子，最先照见的是职业差异。 这次热浪中，法国《世界报》等媒体使用了“干领阶层（Cols secs）”和“湿领阶层（cols humides）”的说法。顾名思义，它是按照工作中是否出汗、是否能避开高温来区分人们的处境。为应对热浪，法国政府要求“湿领阶层”的雇主们调整工作时间，尽量将露天室外工作移到清晨或傍晚，中午停止暴露于高温下的作业。 但并不是只有露天工作才属于“湿领阶层”。 我的一位朋友是法国医学生，需要在大学附属医院实习。她告诉我，医院没有足够的降温设备：高温来临时，医护人员要在闷热的病房里照顾病患；许多病人本就是危重症，身体状况在热浪中变得更加脆弱；医护人员只能把床单打湿，给病人降温，自己热得汗流浃背时，也只能往身上浇些凉水，然后继续回到岗位上。结束炎热的工作后，他们还要回到热气蒸腾的家中，也没法好好休息。我的朋友谈及此事，叹了口气说：“我已经几天没睡好了，眼睛都是肿的。” 疫情之后，远程办公在法国大行其道，但这终究是工程师、咨询顾问和办公室白领的特权。对于护士、公交司机、餐饮服务员而言，无论气温多高，他们都必须准时把自己塞进闷热的公共交通，去维持这座城市的运转。 再者，有些办公场所虽然配备冷气，却并非人人都能享有。近日有媒体爆料，欧盟委员会总部在高温期间关闭了1至7层的空调，而8层以上仍保持冷气供应——由于冯德莱恩及多名欧盟高级官员的办公室位于较高楼层。这一安排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不满，被批评为一种“封建式”的冷气分配，成了高温下最讽刺的隐喻。 法国网友发起请愿，要求关掉巴特斯演播室的空调（作者提供） 热浪不仅照见了职业的差异，更无情地剖开了住房的阶层折叠。 白天，人们尚可躲进图书馆或超市“蹭”冷气；但当夜幕降临，每个人都必须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法国多数公寓没有空调，经过一整天的暴晒，墙体吸饱了热量，在夜里缓慢释放。经济拮据的人，往往居住在植被稀疏、人口稠密、柏油路纵横的街区。这些缺乏百叶窗遮挡、位于顶楼或朝向逼仄的廉租房，在城市热岛效应的加持下，化作了令人窒息的牢笼。 前段时间，我收到一封请愿召集邮件，标题是“无百叶窗，不交房租”(Pas de volets, pas de loyer)。这一度让我想起美国独立战争前“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口号，展示着普通租客的愤怒与无奈：当一个房间连最基本的遮阳通风和夜间休憩都无法保证时，它还配称之为“家”吗？ 百叶窗请愿活动页面（作者提供） 但并非所有人都在忍受。有天晚上，我散步回家时经过附近一栋独立住宅，发现墙上安装着两台空调外机。在法国，公寓安装空调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大会同意，而独栋住宅的主人则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对于没有安装空调的人们，也有破解之法。我的房东是一位收入丰厚的工程师。热浪期间，他给我发来邮件，说自己和夫人准备“消失几天”，去他们位于外地的第二住宅避暑。所谓“第二住宅”，是法国一些家庭除了主要居所之外，还拥有另一套用于度假或避暑的住房。 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到2025年，法国共有370万套第二套住房，占法国住房总量的9.8%。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数据显示，34%的第二住宅房产属于富裕家庭——即年可支配收入超过37740欧元、位列收入最高的10%人群。这一刻，阶层的鸿沟无比清晰：对富裕阶层而言，热浪只是意味着换一把钥匙开门；而对普通人来说，只能在黑暗中苦熬，祈祷夜晚快点过去。 独立住宅可以自行安装空调（作者拍摄） 高温如同一场密不透风的静默海啸，那些社会性失语的孤寡老人往往首当其冲，率先被淹没在热浪中，很多时候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法新社6月29日报道了一位80岁独居老妇人的离世。她住在巴黎一栋老旧公寓的顶层阁楼，没有隔热层。据亲属回忆，夜里房间的温度甚至能飙升至47度。老人守着两台无力的风扇，却固执地拒绝离开巴黎。 直到6月底的一个周六，家人因为一直联系不上她，叫来了消防员。消防员破窗而入时，老人已经去世。由于殡仪馆没有空位，亲属等了很久才等到死亡证明和殡仪服务。他们只能先把老人移到床上，并在房间四周放上冰块，尽量降低温度，延缓遗体恶化。 读到这样的悲剧，便不难理解为何扬·巴特斯的调侃会引发众怒。亿万富翁阿尔诺显然不会住在没有隔热、没有空调的阁楼里，更不会在47度的高温中孤独地死去。 一名法国网友用漫画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这就像在街上遇到一个乞丐，对方说：“给点吃的吧，我已经饿了好几天了。”而扬·巴特斯却回答：“先生，现在是中午饭点，大家都饿了。” 法国网友调侃巴特斯的漫画（作者提供） 三、面对高温，法国人为什么连洒水车都不用 那么，法国政府面对热浪做了什么呢？ 从葡萄牙返回后，我约了朋友在巴黎一家越南餐厅碰面。正午的阳光将空气烤得扭曲，餐厅老板正提着水桶，一桶接一桶地往门前的柏油路上泼水，试图用最原始的方式降温。朋友见状苦笑：“这位老板比巴黎市政府聪明多了，面对这种高温，法国人竟然连洒水车都不派上街。” 因为原定的列车被取消，我被迫在里昂车站中转。这并非孤例，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于7月8日宣布，由于热浪严重影响铁路设备，大量城际列车线路的车次被大幅削减。 高温天气确实给列车运行带来了诸多问题。悬挂在轨道上方、为列车供电的电缆受热后会发生松弛，甚至可能在列车经过时发生断裂，一旦断裂，就会立即切断电源，从而导致空调停运；高温还会导致部分铁轨受热膨胀，进而引发了道岔故障；尤其是老旧列车，发生各种故障的风险也更高。 但令人窒息的是，无论是巴黎还是里昂的火车站大厅，不仅没有空调，连大型风扇都难觅踪影。成百上千的旅客拖着沉重的行李，浸泡在凝固的闷热空气中，宛如一群被困在温水里的鱼。 7月8日巴黎蒙帕纳斯车站多趟次取消、延误（图源网络） 2026年的这场热浪，不可避免地唤醒了法国人对2003年的惨痛记忆。那一年，极端高温夺走了约15000人的生命。那场灾难让法国社会意识到对弱势群体照护的缺失，并由此设立了“团结日”（雇员每年无偿多工作7小时，用于支持老年人照护）。 然而，20多年过去，热浪再次来袭，不少养老院和医院仍然缺少足够的降温设备。法国并非没有从2003年热浪中吸取教训，但却宽泛地将热浪归因给全球变暖，单一解释为“公共卫生危机”。 他们执着于将热浪视为“偶发事件”，而不是需要长期适应的新气候现实。政策的重心放在了如何防止老人脱水死亡，却忽略了对住房、交通和公共空间的系统性气候适应改造。于是，在法国的环保叙事里，空调被贴上了高耗能、不环保的负面标签。在公共语境中，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始终聚焦于“节能减排”和“碳中和”，希望通过减缓全球变暖来减少未来热浪发生的频率。 这种现实打击与解决方案的明显错位，使得法国在面对新一轮猛扑而来的热浪时溃不成军。当“热穹顶”再次来袭，暴露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缺乏适应极端高温的能力。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充满无力感的治理逻辑：政府在电子屏上滚动播放“多喝水、关百叶窗、夜间通风”的温馨提示，却对改善公共设施的降温能力讳莫如深。面对40度的炙烤，这些轻飘飘的建议显得尤为荒诞。有法国网友调侃道：“政府真贴心，还提醒我要用个杯子接水喝，原来我活了这么多年都不会喝水。” 配有空调的独立住宅楼（作者拍摄） 回到克莱蒙费朗的当天，气温突破40度，由于家里实在无法住人，我咬牙订了一家带空调的旅馆过夜。然而入住不到1小时整个旅店就停电了，询问前台后才知道，因为当天用电量过大，电路无法承受负荷因此短路了。我摸黑走到大堂，和其他满身大汗的旅客面面相觑。 这个小插曲揭示了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困境：如果全面普及空调，意味着整个城市的电网必须升级。但改造电力公共设施是一项更大的工程，公共财政支出无可避免会增加，在福利国家制度下，这类工程很容易卷入财政预算、环保理念和能源供应之间的拉扯。这或许也是法国应对措施显得隔靴搔痒的原因之一。 在法国高度依赖核电的能源结构下，高温又构成了一个致命的悖论。在今年的热浪中，法国诺让叙塞纳（Nogent-sur-Seine）核电站就因塞纳河水温过高而降低了发电功率。因为核电站需要抽取河水冷却反应堆，但为了保护生态，排出的温水不能让下游河温超过28度。当河水本身已经被烈日烤热时，核电站只能被迫降低功率甚至暂时停机。 热浪越猛烈，人们越需要电力降温；而热浪越猛烈，核电站的供电能力反而越弱。供需的撕裂最终会转化为高昂的电费账单，再次将底层民众挡在冷气的门外。最终人们发现，他们绝望却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靠夜间通风和身体耐受来度过热浪。 克莱蒙费朗的夜晚（作者拍摄） 今天法国所面临的，早已不是“要不要环保”的道德辩论，而是一个建立在温带凉爽气候基础上的古老社会，如何痛苦地转身，去适应越来越暴戾的气候新常态。减少碳排放固然重要，它是人类的长远命题。但当热浪迫在眉睫，一个国家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只是如何减少未来的气候风险，更是如何保障人们今天仍能够正常生活。 尾声 6月29日下午，克莱蒙费朗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雷声。雷声响起，似乎是天空也在经受炙烤后叹了口气。我站在公寓窗前，听见街上传来人们的欢呼。当晚电闪雷鸣，虽然热气并未瞬间消散，但风中终于有了一丝湿润的凉意。 我思虑再三，没有取消移动空调的订单。因为谁也无法保证，如果现在退货，下一次热浪来袭时，它会不会涨到500欧。 截至发稿时，作者购买的空调已经再次涨价至600欧（作者提供） 就在当天，Lidl宣布7月2日将在全法门店上新移动空调，消息一出便引起热议，有法国网友留言说，准备清晨六点就去排队。热浪面前，一向以优雅从容著称的法国人，也终于不再从容。我在7月1日去了附近一家Lidl，却发现根本没有上货的迹象，后来又看到其他门店的顾客分享，一个门店往往也只分到三四台。 不过，暂时抢不到似乎也没那么要紧了。至少，在这场大雨过后的短暂清凉里，人们终于可以大口呼吸，在夜晚安稳地闭上眼睛，暂时忘却那悬在头顶的、不知何时会再次降临的滚烫穹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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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xuecity • Jul 9, 2026

阻资本外流 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 香港又多个“紧箍咒”

《新苏黎世报》分析文章指出，为了阻止中国内地资本经由香港流向海外，北京加大了对香港金融业的监管力度，但这场整治也令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法兰克福汇报》文章指出，北京加大力度遏制资本外流，也是为了缓解人民币的贬值压力。https://t.co/WqljMZ04tv pic.twitter.com/UWDOqCslbO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July 9, 2026 《新苏黎世报》分析文章指出，为了阻止中国内地资本经由香港流向海外，北京加大了对香港金融业的监管力度，但这场整治也令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法兰克福汇报》文章指出，北京加大力度遏制资本外流，也是为了缓解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新苏黎世报》长篇报道写道，北京近来接连出台整治措施，试图堵住资本外流渠道并稳定人民币汇率，但对于瑞银、汇丰等国际大银行来说，同中国客户开展业务却也变得越来越难。这篇题为《中国给金融中心香港带上了枷锁》的文章写道： “由于利率偏低、经济疲软，开始寻找海外高收益投资机会的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国际股市上的科技股上涨势头以及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热潮，更是加快了中国资本的外流速度。其结果是，去年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最大的金融中心。流入香港账户的境外资本总额高达2.9万亿美元，同2024年相比增长了10.7%，而其中绝大部分资本都来自中国。对中国投资者来说，香港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里没有对资本流动的管控，而且港币还同美元相互挂钩。 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政府新近的举措是为了阻止中国资本向香港的非法流动。前不久，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重罚三家香港券商，罚款总额高达3亿3千万美金，理由是他们未经官方允许就向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但事实上，北京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中国当局希望为过去几年愈演愈烈的资金外流势头划上句号。毕竟经历了新冠疫情和房地产危机之后，中国地方财政以及国家银行体系已经捉襟见肘。北京咨询公司佳富龙洲 （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经济分析师何暐表示：‘三家券商遭到处罚，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香港国际银行应开始为更艰难的环境做好准备。香港金融监控机构已经向本地银行发出指令，要求客户出具其账户资金并非来自中国的书面声明。”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指出，北京加强对香港金融业的管控并不令人意外。早在2022年中共党代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就发出了加强管控金融活动的呼吁。在习近平的观念中，炒卖股票和房产的行为不值得提倡，人们更应该通过双手的辛勤劳动来获得财富。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弥漫着不安情绪。得益于来自中国的投资，重创后的香港房市两年前刚刚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现在局面又再度逆转。路透社援引瑞银分析报道称，新规定可能会增加资本流动的难度，并使中国买家的资本受到更严格的审查，进而对香港房地产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香港政府则试图化解人们对北京新规的疑虑。今年六月，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重申：‘北京还是希望香港继续保持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陈茂波的说法或许也是真实情况。但问题在于，同以往一样，这一次北京领导层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对于已经对自由习以为常的香港来说，任何微小的规则变化，都有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 北京一如既往地希望‘既要也要’：既要实现全面控制，又要让香港继续成为成功而开放的金融中心。” “人民币保卫战” 对于北京新近出台的一系列加强金融管控措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 “大规模资本外流增加了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供应量，从而压低了人民币汇率。为了稳定汇率，中国央行不得不抛售美元储备以购入人民币。虽然中国目前拥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也是2015年上一次资本外流高潮以来的最高储备量。但当年，中国央行为了捍卫人民币汇率，曾不得不抛售一万亿美元。 人民币一旦贬值，就会增加进口产品的价格，并提升通货膨胀率。此外，人民币贬值还会进一步刺激资本外流趋势，削弱外汇储备，提高金融动荡的风险。虽然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但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同美国及欧盟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欧美一直指责中国为了增加出口，在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 这种局面使北京陷入了两难境地。法国银行Natixis亚太区首席经济师、布鲁塞尔智库Bruegel 高级研究员Alicia García-Herrero 表示：‘为了避免陷入恶性循环，北京将会继续坚持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管控。’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和货币自主权，北京只能加强管控。‘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以及对经济进行全面管控的执念，更强化了这一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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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xuecity • Jul 9, 2026

台湾致癌沙拉油流入各大超商，食安制度为何失效？

台湾食油大厂“中联油脂”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骈芘”（BaP）超标，涉及批次达2600公吨，已影响下游360家业者，包括超市、餐厅和便利店等。https://t.co/QfuefRJJdb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July 9, 2026 台湾食油大厂“中联油脂”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骈芘”（BaP）超标，涉及批次达2600公吨，已影响下游360家业者，包括超市、餐厅和便利店等。 沙拉油是台湾常用的烹调用油，在其他地区又称植物油、大豆油。 事件揭露抽验机制漏洞，生产商今年4月首次抽验没超标，到5月下游业者自主检验发现超标后，只在供应链内逐层向上游通报，主管机关延至6月底才收到通知，逾50日“空窗期”令问题油扩散全台。 有专家向BBC中文表示，政府应考虑修订通报机制，当检验单位验到超标后，须直接通知主管机关。而厂商应同步委托两间或以上化验室检验样本，减少覆检时间。 致癌食油怎样流通全台？ 中联油脂在1995年成立，背后股东是泰山企业、福寿实业与福懋油脂。中联年产能最高可达21万公吨，市占率约三分之一。公司出售的食油经过中游厂商加工，制成调合油和香油等，再供应下游的零售商、食品制造商和餐厅。 台湾食药署在7月1日发公告，指6月30日收到中联通报，一批4月制造约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骈芘含量最高每公斤8.1微克，是法定上限每公斤2微克的4倍。 7月8日食药署再公布，另一间食油大厂“泰山企业”的调合油亦验出苯骈芘超标，其原料来自中联油脂另一批次的大豆沙拉油，涉及1309吨，共流向泰山、福寿及福懋三家公司。 换言之，逾2600吨大豆沙拉油涉致癌物超标，引发外界对食安的忧虑。 根据食药署截至7月8日统计，相关食油涉及下游360家业者，当中有348家有产品流入市面，包括大全联、家乐福、路易莎和桂冠等。现时署方公布预防性下架产品清单多达401项，包含知名餐饮与各大超商的食品。 台湾教育部最新清查指出，共有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疑似使用问题油品，已要求立即停止使用。 苯骈芘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一级致癌物，是有机质经不完全燃烧或热裂解形成的多环芳香烃（PAHs）。 食药署7月4日召开专家会议，分析大豆沙拉油含有苯骈芘成因，或与进口的巴西黄豆原料含水量过多有关，当黄豆延长干燥、燻蒸过程时，因“热损伤”产生苯骈芘等物质。 为何把关机制失效？ 食油问题蔓延至全台，外界质疑把关制度存在漏洞。 现时《食安法》的行政命令要求食用油脂的制造加工业者，须“半年内或单一批次”至少进行一次检验。中联发声明强调，公司是每季定期检验。资料显示，中联4月22日验出苯骈芘含量每公斤1.6微克，属于偏高但仍在合格范围内。 相关原料4月发货后，下游厂商南侨5月13日自主检验发现超标，南侨将样本送交第三方机构覆验，确认超标后通知上游厂商福寿，福寿在6月11日再上报中联，而中联重复送验确认超标后，6月30日才通报卫福部，中间隔了整整一个半月，令有问题食油已流通全台。 根据《食安法》第7条，当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虞”，应停止制造、加工、贩卖及办理回收，并通报地方县市政府。 台湾食品技师协会理事长曾贻涌向BBC中文表示，事件反映业界和政府对《食安法》第7条的理解有落差，业界理解制成的“产品”有问题要通报，至于原料有问题，通报权责单位就变得模糊。但政府一方认为，当原料有问题，厂商亦要通报。 此外，现时样本送交检验一般需时两星期，即使实验室愿意加急处理，亦需要约一星期。曾贻涌指出，食品业者担心首次检验结果有误，导致虚惊一场，往往会再送覆检，“时间差”延误通报。 他建议修改通报机制，当检验公司验出超标，强制规定直接通报主管机关，由政府机关决定后续处理方法。其次，为避免采样误差，厂商应将样本同时送交两个或三个检验单位，节省覆检时间。现行《食安法》规范上市柜公司、特定类别且资本额一亿元以上的公司应设置实验室，他建议日后研究订明实验室的配备和强制检验项目，加快检验效率。 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政府将全面检讨现行油品管理机制，厘清是否存在制度漏洞，责成地方卫生局加强市场抽验，食药署扩大对炼油厂及制油流程的检测。 下架政策急转弯 这次食安危机，政府下架政策备受批评。 食药署7月4日宣布含致癌油20％以下产品不需下架，由业者自主揭露产品资讯。到7月7日改为全面下架，政策急转弯引起在野党猛烈批评，国民党和民众党点名要求石崇良负起政治责任下台。 石崇良承认，早前政策令第一线执法人员仍有模糊空间，为政策改变造成困扰道歉。他表示，只要还在公职一天，就会全力为国人的健康福祉努力。 多间涉事厂商遭重罚，南侨被罚300万台币（约9.3万美元；约63.5万人民币）。而中联被认定延迟通报，依据《食安法》和《行政罚法》加重处罚，共裁罚1亿6520万元台币（约514万美元；约3499万人民币），创下史上最高金额。 资料显示，台湾过去发生过食油相关食安危机。2014年警方破获有不法业者制造俗称“地沟油”的馊水油，流入市面劣质油高达数百吨；2013年大统与富味乡被揭用低价油混入高价油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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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xuecity • Jul 9, 2026

传SK海力士赴美发行ADR逾7倍超额认购 市场青睐

知情人士今天透露，韩国芯片大厂SK海力士（SK Hynix）计划将其美国存托凭证（ADR）定价为每股149美元，预计将募集约265亿美元。 路透社报导，此次出售股份之际，SK海力士正因掌握高带宽内存（HBM）市场领先地位而受惠。HBM是驱动全球人工智能（AI）系统先进处理器的关键零组件。 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SK海力士美国ADR传出获逾7倍超额认购，凸显投资人对这家在AI供应链中具举足轻重地位的公司有高度兴趣。 SK海力士拒绝对此次定价与股份认购需求发表评论。由于这项股票出售的细节属于机密，该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 SK海力士将于10日以股票代号SKHY在那斯达克（Nasdaq）开始交易。根据首尔3日的收盘价计算，参考价为每份ADR 24.25万韩元。SK海力士今天股价收在218.6万韩元，而10张ADR代表1股普通股。 知情人士透露，韩国芯片巨擘SK海力士规模约280亿美元赴美发行美国存托凭证（ADR）计划，传出获逾7倍超额认购，凸显这家在人工智能（AI）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的内存芯片公司受到投资人的青睐。 路透社报导，SK海力士（SK Hynix）赴美发行ADR，以募集资金兴建新厂和采购设备，满足飙升的AI芯片需求。 SK海力士这次ADR发行案预料将成为史上规模第2大的股票募资案，仅次于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上月创下的857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IPO），并超越沙乌地阿美石油公司（Saudi Aramco）2019年规模256亿美元的IPO，以及阿里巴巴2014年规模相近的上市案。 SK海力士对此婉拒置评。而由于股票发行细节保密，该名人士要求不具名。 除了募集资金外，SK海力士赴美上市预期还将有助于缩小与美国对手美光（Micron）之间的估值差距。美光虽在关键内存产品市占率较低，但因能直接接触全球最大的投资人资金池而受益。 美光目前预估未来12个月本益比为6.66倍，SK海力士则为5.5倍。 SK海力士ADR最终发行价格预计今天敲定，并于明天开始在纳斯达克（Nasdaq）开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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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xuecity • Jul 9, 2026

Meta斥90亿美元 在加拿大建美国境外最大资料中心

One of the largest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s in Canadian history is coming home to Alberta.@Meta has chosen Alberta for its first Canadian AI data centre, a historic $13 billion investment that will create thousands of jobs, strengthen our economy, and help position our… pic.twitter.com/f8iDO7M7tE — Danielle Smith (@ABDanielleSmith) July 8, 2026 Meta今天宣布计划在加拿大西部亚伯达省（Alberta）兴建一座价值90亿美元的资料中心，当地官员称这是加拿大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间投资之一。 法新社报导，Meta资料中心开发副总裁德马西（Gary Demasi）在卡加立（Calgary）与亚伯达省省长戴思敏（Danielle Smith）一同宣布此消息时，表示这座设施将是Meta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资料中心。 戴思敏表示：“亚伯达省是北美兴建资料中心的理想地点，电力价格实惠、发电方式灵活、气候较凉爽，而且拥有技术纯熟的劳动力。”她也指出：“全球对运算能力的竞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 这座位于亚伯达省史托金郡（Sturgeon County）的资料中心，预计将占地约26万9419平方米。戴思敏表示，这个计划将会创造数千个加拿大就业机会，并每年为亚伯达省民带来约1.75亿美元（约新台币56亿元）的效益。 戴思敏向媒体表示：“这是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民间投资之一。”戴思敏戴着牛仔帽，庆祝正在举行的年度盛事卡加利牛仔节（Calgary Stampede）。 Meta旗下拥有脸书（Facebook）和Instagram，目前正在大力投资人工智能（AI），而AI运作需要资料中心来支撑。近年来美国资料中心建设的支出急遽上升，科技业者为了在AI竞赛中取得领先，纷纷投入数百亿美元来扩建基础设施。 但舆论的反弹声浪也日益高涨。批评者指出，资料中心耗电量庞大，可能对当地电网造成负担、推升电费，此外也会消耗大量用水、产生噪音，而且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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