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衣公子     编辑 | 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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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波澜壮阔的世界通信产业权力交替史。全文约15000字，阅读时间20分钟。

1

上海卢湾区湖滨路新天地，原本是残破凋零的太平桥棚户区，没有卫生设备的旧式里弄错综其间。在经由香港商人罗康瑞的细心打造后，现代建筑围绕沧桑斑驳的石库门，相得益彰，成为上海滩必去不可的时尚地标。

罗康瑞的父亲罗鹰石是东南亚鼎鼎有名的亿万富豪，罗康瑞出生富裕家庭，成名于开发高端地产，离婚并迎娶选美小姐，后来还制作过真人秀电视节目，无怪乎被西方媒体这样介绍他——“中国特朗普”。

不过，1994年香港，当特朗普（Donald Trump）和罗康瑞双手紧紧相握时，特朗普才是有求而来的那一个。

一直以来，特朗普就是一位在纽约特立独行的富翁。一个多世纪里，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和阿斯特（Astor）家族用礼仪、慈善及艺术塑造了纽约上流社会圈子，就连那些利用粗野手段赚钱的人，也继承了这种文雅的面貌与作风。而特朗普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外，甚至完完全全的反面。纽约人际圈评价他，吝啬、粗鄙，凡事都要讨价还价，钟爱垃圾食品，痴迷金碧辉煌的品味犹如路易十四。

格格不入的品味，加上他动不动起诉别人的癖好，使他疏远了地产、银行、法律界的很多人。

90年代是他最倒霉的日子，特朗普的情妇Marla在没有告知他的情形下，提前埋伏在了科罗拉多亚斯本的滑雪场，上演了一场小三挑衅原配的好戏。特朗普不仅收获一张被老婆抓花的脸，之后的离婚诉讼，分走了他将近一半的净资产。恰逢美国房市低迷，投资亏损严重，Trump不仅掉出了福布斯400的排名，而且在30亿美元的债务重压下，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他在纽约Riverside South的那片77英亩长条型的土地，已经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更不用说开发资金。

罗康瑞连同香港另一富豪公子郑家纯，看中了这块哈德逊河畔的土地，向绝境中的Trump伸出纾困的橄榄枝。但是当特朗普得知，谈判要在香港进行，却十分不愿意，觉得去到对方主场，会弱化自己的气势，在谈判中无法争取有利的地位。不过，鉴于并没有太多人愿意伸出援手，特朗普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不情愿地登上前往香港的飞机。

郑家纯和罗康瑞用一场高尔夫赌局迎接了特朗普，一生标榜自己擅长谈判的特朗普在这次香港之行中始终处于下风。比如，在香港吃中餐，然而特朗普并不会用筷子；郑裕彤提议喝酒，特朗普也不能喝酒。再比如，席间那条按照中国传统做法的蒸鱼，不同于纽约，鱼头连着鱼身端上了桌，特朗普看着鱼眼睛和牙齿，感到阵阵恶心。

一连几天的尬笑之后，罗康瑞和郑家纯接管了特朗普2.5亿美元的债务，再支付了特朗普9000万美元，收购特朗普Riverside South地块，承诺将来分给特朗普三成的利润，这对于绝境中的后者已是很好的条件。

2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决定在深圳创立一家叫华为的公司；同一年，特朗普第一次以商人身份在白宫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从此时开始，他多次公开表示有意竞选美国总统，虽然只是说说而已。

无人知晓，三十多年后，特朗普竟会真的成为美国总统，而那时的他，需要举一国之力，来阻挡科技巨头华为前进的步伐。

90年代的特朗普还仅仅在为公司生存四处奔走，他在香港为续命一搏的同一时刻，任正非刚刚在香港岛完成了华为事业的重要一跃。

中年任正非，因失误丢了工作，还背负了200万的债务，老婆也和他离了婚。12岁的孟晚舟童言无忌，对父亲任正非说，“爸爸，将来我要考不上大学，你要为我的前程负责”。从军多年，聚少离多，任正非觉得对家庭多有亏欠，女儿的无心之言，让他下了决心，结束军旅，南下深圳。

勉强凑到2万元，在深圳的一间简易房，任正非创办华为，从代理进口香港公司的模拟交换机开始。生活拮据到和父母、侄子同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母亲常在菜市场鱼虾摊边留意，鱼虾一死就买下，因为死鱼价格便宜很多。

在1949年中国电话普及率0.05%，即便40年后的1990年，固定电话普及率也仅仅1.1%，紧接着的十年间，这个数字就将飞速提高到50%。

面对喷涌而出的中国市场，西方巨头摩拳擦掌，带着雄厚的技术、资本和团队奔赴华夏大地，信誓旦旦要有一番作为。

彼时的中国电信市场，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七国八制”：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法国的阿尔卡特，加拿大的北电，比利时的BTM、德国的西门子和瑞典的爱立信。

巨头分割着中国的市场，也造成了电信机型和标准的混乱。

面对七国八制的来势汹汹，本土电信寄希望于“巨大中华”：巨龙通信背后是中国邮电部，大唐电信的出生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兴通讯，国有民办。江湖上讲究论资排名，民营企业华为被排在末尾。

成立之初的华为依靠代理PABX交换机赚得收益可观。小日子过得不错，其实安于现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任正非没有裹步不前，力排众议舍弃代理全力做自主研发。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工程师，凭借一款C&C08万门机，开始崭露头角。

同样，凭借销售和市场崭露头角的华为也没有裹步不前，开始持久且疯狂的科研投资。

但任正非此时面对的，可是欧美各国已经有百年发展历史的强劲对手。

3

“终于回来了！”

1981年的一天，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爱立信总部意气风发。时隔二十年后，这家公司再一次收到来自中国北京的订单。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瑞典电信巨人重新进入中国。

爱立信当然骄傲，他和中国的结缘可以追溯到1890年，通过向清政府出售人类最早的一批电话机，爱立信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至今官网上还挂着这张充满历史意义的照片。

彼时爱立信还是刚成立不久闯劲十足的电信新人，而百年之后的1990年代，爱立信的AXE数字电话交换机在世界范围内所向披靡，在全球安装总路线超过1亿条，服务人群千万，成了名副其实的电信巨人。

同一时间，在爱立信总部不远处的芬兰埃斯波，诺基亚(Nokia)迎来自己最好的时刻。在这家芬兰企业100多年的历史上，先后从事过木浆、纸板、皮靴、轮胎、橡胶、电缆、制药、天然气、石油和军事等多个行业，积累起丰厚的工业底蕴。当印有Nokia品牌的子弹从生产线上傲首挺胸鱼贯而行，冥冥之中，上帝选定它来为人类生产最坚硬的手机。

果然，1963年，多面手诺基亚进军电讯通讯行业，为军队和经济救援人员提供无线电通讯设备，很快在前台的电信终端（手机）和后台的电信设备（交换机）上都建树不凡。其中，自1982年开始，诺基亚开启了对于全球手机市场长达15年的绝对统治。北欧海盗成为屹立世界电信业的巨人。

当然，最可怕的对手还是来自美国。

从电线电报（Single-Wire Telegragh）的发明，到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现代电话，美国很早就在电信行业拔得头筹，并在将近一个世纪中，保持绝对领导地位。

其中Bell的贡献再大书特书都不为过。由于母亲和妻子都是聋哑人，贝尔专注于听力的研究，在19世纪70年代，阴差阳错地发明了现代电话。这家由贝尔创立的人类第一家电话公司贝尔电话公司Bell Telephone Company，也就是后来的AT&T) (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公司，贝尔一只手托起了科研和商业的两座高峰。

不得不提的是，美国的崛起，既是贝尔和AT&T成功的背景，也是结果。这当中，一是电气化带来的时代变革，二是国内善待创新，鼓励竞争的正确政策，所谓国运，自古如此。

只能说，贝尔公司实在是太成功了。从设备制造到运营服务，AT&T在全产业链上优势明显，经营着全美80%的电话业务。1974年，由美国司法部发起针对AT&T的反垄断诉讼。面对很有可能输掉的诉讼，AT&T主动提出拆分，在1984年拆分成7个独立的区域公司。

鼓励竞争，是美国兴盛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1996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进一步移除进入市场的障碍，开放市场，鼓励竞争，企图以此加速先进信息技术的普及。

鼓励竞争带来的实惠很快显现，新的资金流入，消费者选项增多，价格下降，类似Sprint和MCI的新玩家，得以脱颖而出。

就在新的电信法案颁布的同一年，AT&T再一次分家，一分为三，其中电信设备、芯片、电源制造及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分离成为朗讯科技公司。

1996年，朗讯的运营总收入为 242.15 亿美元，而同年摩托罗拉为 279.73 亿美元，爱立信 187.66 亿美元、诺基亚为 85.6 亿美元。靠着AT&T的深厚积累，朗讯足以称霸一方，随后实现了连续14个季度的超预期增长。

赋予朗讯最强竞争力的并不是存量的规模，而是划到朗讯旗下的贝尔实验室。多年垄断经营的巨大利润，支持其每年达20～3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贝尔公司多年积累的技术精华都在于此。85年间近3万项专利，这里诞生了电话、有声电影、晶体管、数字计算机、通信卫星。更重要的是，作为美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贝尔实验室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彪炳史册，11位科学家问鼎7项诺贝尔物理学奖，9项美国国家科学奖、8项美国国家科技奖。

而摩托罗拉（Motorola）则是美国电信行业另一颗明珠。1966年，完成人类第一次登月的阿姆斯特朗，向地球传回“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用的就是摩托罗拉通信设备。

在1973年，摩托罗拉发明了人类第一款无线移动电话。这部两块砖头大小的设备，价格贵到怀疑人生。但是在随后的模拟通信时代，奠定了摩托罗拉世界上唯一的手机制造商和顶级无线设备提供商的地位。

处于上升期的企业，往往具备一个特征：永不止步。芝加哥暴力犯罪激增，警察局长Orlando Wilson不想自己的巡警在马路上失去联系。摩托罗拉以此为契机，投入1亿美元开发了一款能够支持无线蜂窝网络的手持电话。

举重若轻间，摩托罗拉完成了人类由大哥大向现代手机的过渡。当Martion Cooper兴奋而挑衅地，用自己开发的手机原型拨通竞争对手AT&T旗下贝尔实验室的电话，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悄然向前迈进一大步。

相比朗讯、摩托罗拉当年的风光，另一家日后的通信巨头高通，在整个90年代则都是苦苦挣扎中求生存。

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犹太人海蒂·拉玛尔（Hedy Lamarr），为了躲避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追杀，由欧洲大陆逃到美国好莱坞。这位风姿绰约倾国倾城的三级片演员，佳片频出，但是在接戏之余，还有一项神奇的爱好——研究无线电通信。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海蒂小姐借鉴钢琴的原理发明“跳频技术”——通过频率跳变既加密信息又扩大通讯容量。在申请专利后，她将其无偿捐献给美国政府，希望祝后者在二战中痛击纳粹。

在经历艰苦研究之后，意大利犹太移民、数学家安德鲁·维特比AndrewViterbi，连同艾文·雅各布（Irwin MarkJacobs）在海蒂小姐的技术基础上，开发出CDMA（码分多址）商业化技术。由于立志于提供更好的通信（Quality Communications），几位学而优则商的教授为公司取名高通（Qualcomm）。

然而，想在通信行业里寻得立锥之地谈何容易。不用说美国本土对手，行业里爱立信、诺基亚都是历经百年的江湖领袖。

4

那边是百年老店跨国名企，这边是民企初生举步维艰；那边是技术资本面面俱到纵横捭阖，这边是土著八路吃住研发都在办公室。

好的市场区域已经被分割完毕，怎么办？华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去巨头不愿意去的市场。 1998年，华为和爱立信在中国黑龙江短兵相接，爱立信办事处四五人，而华为在黑龙江派驻220人；爱立信的人常驻省会和大城市，华为却从城市一层层深耕进县镇。早期华为的产品经常出问题，但是技术人员常年驻守，几乎随叫随到。

90年代的中国人对于民族产品往往印象不佳。一次已经签完合同，任正非继续和电信局领导谈华为的布局和愿景，正在兴头，电信局领导却不耐烦地打断，“行了，你要是那么厉害，怎么不卖到国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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