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驱车前来博士巷拍照。摄影/陈威敬

6月中旬，位于山东一个不到2000人的小村庄刘湖村，冲上了热搜，因走出16名博士（博士后），30多名硕士，上百名本科生而吸引了上亿流量。

在窜上热搜后，刘湖村的学子们也成了“别人家的孩子”。有网友留言称，“刘湖村人对学习的认同，形成了重教的风气，在乡村地区构建起难能可贵的学习场。”留言中也出现了“寒门出贵子”的声音。

刘湖村的“人才密码”是什么，他人可以复制吗？

“一巷九博士”

山东临沂的郯城县，位于山东省最南部，鲁苏交界，曾因近3000年前春秋时代郯国君主郯子“鹿乳奉亲”的典故闻名天下。如今，位于该县白马河畔的刘湖村，再次因为“一巷九博士”的佳话备受瞩目。

但事实上，刘湖村并没有自己的学校，也非传统意义上的高考大村，甚至可以说在此前有些籍籍无名。

转折起自2021年6月15日。当天，#山东一村庄出16名博士30多名硕士#为词条登上微博热搜，刘湖村也就此被广誉为“学霸村”。

7月初，中国新闻周刊走访了刘湖村。走进村口，颇引人关注的是在右侧立着的许多宣传栏，除了一些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还有关于家风家训的弘扬。

“你看看，在这么简朴的一个地方，出了这么多个博士。”在刘湖村的“博士巷”前，游客邓先生对着自己8岁的女儿说道。当天，邓先生驱车从七八十公里外的临沂市到这里参观。

据资料显示，刘湖刘氏族谱载：“祖居沛县，明正德间迁郯，落业白溪畔”。刘湖村党支部书记刘启全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刘湖村中，约八成村民姓刘。

在刘湖村，“三兄妹两博一硕”的刘宝民家最为典型。

刘宝民的大儿子，山东科技大学博士，现在中国科学院某研究院工作；次女则是在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读了博士；最小的儿子在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读了双硕士后，现任某学院教师。而其大儿子、小儿子的婚配妻子均为博士，又实现了“强强联合”。

刘宝民家在博士巷的巷尾。最近，他觉得自己的生活热闹起来了。像邓先生这样的外地游客，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一二百人，“他们有的好奇，有的表示不相信”。

今年74岁的刘宝民是一名退休教师，2008年从当地一所小学退休后，他的生活未曾如此轰动过。“其实这条街平时没有多少人过来。”现在，他几乎每天都在分享着孩子们求学的经历。

“在农村，读书就是孩子们的出路。”刘宝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语气中带着一份坚定。而他的妻子刘女士，一个因家贫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农村妇女，也在与人聊天的过程中推荐他人积极求学、读个博士。她觉得，自己吃了不少没文化的亏。

即便如此意识到学历的重要性，但两夫妻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985、211”。学历对他们而言更多等同于一条出路，一份稳定的工作。

“苦”，是刘宝民对三个孩子求学路程的总体概述。他家门口挂着的家风家训牌子上，写的是“父供子 兄顾弟 崇文尚学 志存高远 奋发进取 永不自满”。

“他们从小就没怎么让我操心。”刘宝民说，三个孩子从小就立志今后想继续读书、想读大学，“只要他们想读，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他们供上去。”刘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好，收入来源除了刘宝民微薄的薪水，还有就是种地、卖菜、养猪。

刘宝民说，孩子们平时的吃食基本沾不着油水，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上市集挑一些便宜的五花肉。大多数情况下，自家腌的咸菜、馒头，就是家里给孩子们供的吃食了。

刘宝民的妻子还记得，“老大”在读完高中时身高只有一米五多，到了大学才又长了十多厘米。大学毕业六年后，当弟弟妹妹均已本科毕业，“老大”才又回去读了硕士。等到儿子两三岁的时候，接着再读了博士。两年前，刘宝民与刘女士的长孙，也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

在博士巷尾的另一家中，韩洪英用砌水泥的钱将女儿供上了大学，在当地成为美谈。当女儿还在上高中时，她需要供养一家五口人——婆婆、因糖尿病无法工作的丈夫及两兄妹。

在距离高考还有约半年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去世了。在韩洪英看来，女儿的性格一直很独立，也能吃苦。后来，女儿一路读到了北大的博士后。

恢复高考后刘湖村走出的第一个高学历人才，系村民刘保东，他现在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植物学（蕨类）教学和科研工作。

据学校官网介绍，刘保东系我国蕨类植物胚胎研究第一人。

但刘保东的求学之路亦有波折。刘保东的哥哥刘保常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与弟弟相差十岁，早年家里经济紧张，弟弟上初中时父母开始为弟弟上学的问题犯难。为多些收入，刘保常在1971年时就去往松花江地区干活。后来，他将弟弟也接了过去，供他上学。

“山东这个地方一直都有重教轻商的传统。”邓先生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是当地对高学历人才优厚的引进政策，让这一传统落到了实处。

尽管女儿还在上小学，但这两年他已经带着她去了不少带有教育属性的地方参观，“这个年纪的小孩就像一棵树，大人怎么扶，就怎么长。”他希望自己女儿将来也能读上博士。

博士巷里的“刘湖英才榜”。摄影/陈威敬

反哺家乡

尽管在教育上小有成就，但刘湖村在爆红前的“事迹”却罕为人知。

“在以前，刘湖村就是个穷散乱的地方。”刘湖村党支部书记刘全启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2019年7月份，刘全启从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任职，从一名企业家变成了村官，“当时觉得钱挣得再多，不能为家乡做贡献也没有意义。”

但当他正式上任后，一件颇为困扰的事才真正摆在他眼前：刘湖村几乎没有发展的立足点。村上距离郯城县城约30公里，在位置、政策、资源上都不占优势。

刘湖村的人口流失也很严重。因土地流转得早，村里的人大部分都外出生活了，只剩下约五六百人的老人和孩子。

几番折腾，他总算找到了村里发展的着力点。这些年，村里已经积攒了一批高学历的人才。在村外“智库”的帮助下，在外的人才也积极反哺家乡，带回了实打实的产业。

刘湖村里有一条“农科巷”，因学子刘继芳的事迹而得名。刘继芳，村里出的第一批博士，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他所学的专业与农作物、种子相关，为家乡提供了“五色米”种植，刘湖村有了自己特色的实体经济。

此前，学子刘保东也把刘湖村的土壤拿去化验，以测试村里的土地适合种植哪些经济作物。

但这次，刘湖村的走红让刘全启颇感意外。上了热搜的次日上午，他才从乡里打来的一通电话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刘全启最初感到很兴奋，随后这种兴奋也变成了一些压力，“一亿多的关注量，全国用手机的人才多少？”

随之而来的，刘湖村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机会——重点打造成为学习教育基地。下一步，刘湖村规划成立一个“大学堂”，由返乡的学子们给来自临沂各地中小学的学生们讲讲自己的求学历程。还有“村史馆”，上边有学子们的资料、简介。

在与中国新闻周刊几次攀谈的过程中，刘全启的手机来电几乎没有停过，村里的琐事，上级领导的工作部署······

“实际上我们村里出去的学子起点都不高，最早的学校算不上很好。”刘全启认为，村里的风气，出身寒门的求学精神才是“大学堂”的内核所在，“大家不是比的谁有钱，而是谁家的孩子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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