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北京将举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亲北京的多维网推出了两篇为“六四”平反，也为中共解脱、洗地的文章。这两文章透露了什么信息？习近平已大权旁落还是习近平的稳军计？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四十年前，历经劫难的中国，开始以强大的勇气与魄力迈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人喜欢用“波澜壮阔”形容这四十年历程。但是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与辉煌，当世界在谈论中国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摸着石头过河”中遇到的暗流与险礁，壮阔的风景是由一次次“波澜”而铸就。毋庸置疑，过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冲击—反应”的历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六四，诸如中国国企改革，诸如薄熙来事件，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当中国决策层直面这些事件时，他们得到了哪些震动？这些“争议事件”又给他们以后的改革决策带来哪些执政思维与模式的变化？当时间流逝，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些“争议事件”进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为直白的疑问，习近平任期内，中共会出台一份“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基于此，多维新闻选取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中发生的诸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争议性事件，立足当下，回顾过往，寄望于透过对这些争议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国“改革再出发”的通关密码。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并不总是“波澜壮阔”——很多发展过程中欠下的旧账，经年累月积累起来，已经成为深嵌刻骨的包袱，使中共难以轻装前行。

这里的包袱，并非指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包袱，它既可能是可见可感的现实层面如机制、舆论等方面的阻力或非议，也可能是思维或逻辑层面的无形壁障，或主动或被动地缓滞发展。

“六四事件”，便是如此。

再过不到一个月时间，“六四”就将迎来其30周年。这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中国而言已经足够漫长，长到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的方方面面均“翻天覆地、焕然一新”；从未经历过动乱和困顿的两代年轻人，也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成长起来。

这样显著的改变，扩大了对时间刻度的感受，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即便是30年前的事件，也已经恍如隔世——曾经震动世界的“六四”，似乎正被人们遗忘，还是以很快的速度。

但民众可以淡忘，中共却不可以。

三大冲击改变中共

对于中共而言，六四绝非仅仅是尘封在历史中的记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没有一件事情如“六四”这般，不仅如何定性评价存在广泛争议，即连基本事实的轮廓也是模糊不清的。它的现实性依旧显著。

从“动乱”到“反革命暴乱”，再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共几易其词，对待六四始终讳莫如深。但这种刻意的搁置反而平添神秘感，说明中共仍不能坦然面对“六四”，没有同历史上的自己和解，外界无从窥探究竟，也就难以得出客观结论，于是流言不断，传闻四起。

“六四”的起因和发酵不需再赘述，多维新闻有许多文章有详细介绍，另如曾经的学运领袖等，实际上也已不太重要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今天已经走向偏执，对中国从愿景变为仇恨，自我驱逐了理性思维。这起事件真正重要的，是之于中共乃至中国产生了几个层面的大的冲击，并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后者的发展轨迹。

大致看来，“六四事件”造成的冲击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六四”对中共的政治生态产生冲击。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党内氛围趋向活跃，谋求发展成为主流，对于西方国家出现强烈的学习乃至模仿意愿。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也让经过文革十年对知识无比渴望的年轻一代，迅速成为西方理念拥趸，他们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要求看到西方式的革新和改变。

内外的共同诉求形成某种合力。实际上在1989年之前，中共确实已规划或者推进一些相关改革，诸如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也先后成为中共总书记，改革派和保守派各自占据不少要位，相互制衡。

“六四”的爆发改变了这种政坛生态。1989年6月底，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因“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阵······”，赵紫阳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一应职务，意味着“改革派”在党内的失势。

这一次中共内部政治倾向及政治观念的较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30年中共高层人事迭代的逻辑和底色。尽管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定调继续改革后，中共有所回向，但仍持相对保守，不复曾经“全部改革、全部开放”的姿态。

其二，“六四”对改革这个概念本身产生冲击。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冲击并非意味着“六四”阻碍、破坏或促进了改革，而是指中共经此事件，对改革有了“再认识”、“再定义”。

这种对改革本身进行审视的意义，丝毫不逊于开启改革。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走过第一个十年，探索出不少改革的经验，但“摸着石头过河”，潜藏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到六四之前，价格双轨制、“官倒”、腐败等，实际上已经将社会矛盾推到临界点，只待导火索点燃。

“六四”的爆发，造成很大的震荡，不过同时也释放了这股压力。而中共则以此认识到，所谓改革，并非就只是去“开放”而已。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应是一个全领域的有节奏有限度的渐进的革新过程，慢不得，但也快不得。

对改革的重新认知，改变了中共的改革进程，开始更加注重对“左”和“右”，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平衡，为中共注入了新的治理基因。

其三，“六四”使“稳定”成为中共执政思维的最大关键词。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称，“这次事件（六四）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次年年底，他再次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在党内树立起一个共识并延续至今——即在中国，一切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的环境，任何其他的改革都要让位于此。此后中共在“维稳”上的用心，可见一斑。

包袱和契机

很多人将“六四”视为中共的历史包袱，这故不假。于此已有诸多相关评论，无需再下赘笔。

但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往往被忽略——“六四”不能被当做只具有简单属性和唯一面向的事件：在中共看来，这就是历史欠账，最好不要提，让其渐渐被遗忘；而在批评者眼里，这就是中共的“罪行”，必须要清算，全部翻案才对。

这些观念有其合理性，但片面认识了“六四”的复杂程度，对其意义也只局限于浅表，没有看到对中共治理思维的深远影响。

如前述三大冲击所说，“六四”并不是孤立偶发的个案，它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深刻联系，是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矛盾最终爆发的出口，是1978年后一干改革措施的试金石。经过这次风波，中共廓清迷思，在改革措施及党内政治倾向等方面统一认识，调整了发展道路，矫正了改革思路，也更新了治理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六四事件”实也是中共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契机，当然是比较痛苦的那种。不过有了过程之痛苦，事后的反思和总结也就更为深刻和坚定。

也正因此，中共更不应当刻意回避“六四”，令其继续模糊下去。此类争议事件，越是束之高阁，其本身的复杂意义就越会窄化，最终只能沦为猎奇的往事和批评的话柄。

只有坦然直面，承认该承认的错误，解决仍遗留的问题，才能卸下心理和历史的双重包袱，“六四”之于中共，之于改革开放的深刻意义也才能完全展现。而中共有了这样的自信，则“六四”就不会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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