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则 （原创）
这是 读嘉 的第 104 篇文章，
本篇9358字，大约阅读时间为22分钟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明朝开国皇帝，原名朱重八，生于濠州钟离县，出身贫农家庭。他在位三十一年间，杀戮功臣、打击富民、推出海禁、永废相位、设置直属皇权的情报机构（如锦衣卫），把中国古代王朝的专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今天我们讨论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统治。而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蒙元——至少是元末——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状况有一些了解。因为众所周知，明朝是朱元璋在取代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之后建立起来的。
但要了解这个背景，又不是那么容易的。原因是：明朝是汉族在中原建立的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古代专制帝国，它是被关外的满清取代的。而到了满清的末期，因为近代在西方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强大输入，十八省的知识分子们——其中以章太炎和孙中山最为重要——也开始按照西方那套民族主义的逻辑来建构汉族的民族主义。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重塑民族史观的历史。在这个背景下，满清和蒙元的统治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抹黑，而明朝与太平天国的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过度美化了。
影响及于今日，所以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史观是：蒙元是对待民众（特别是汉人）非常暴虐苛刻的异族政权，元末群雄之战，其实是汉人反对蒙古人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朱元璋则是把汉人从蒙古人暴政下成功解放出来，并且宽待他们的民族英雄。
同盟会成立后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萍浏醴起义中的一份檄文里写道：“昔在胡元将亡，中原豪杰四起，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即朱元璋），扬三尺之剑，奋七尺之躯，以淮右布衣，赴义淮上。遂能扫荡胡虏，复我冠裳，洵所谓志继虞夏，功迈陶唐者也。”
但这些说法是有问题的，即使不是完全错误，至少也有相当比例的夸大其词。现在流传的“蒙元暴政”，最有名的一点是所谓的四等人制，也就是说，元朝社会非常黑暗，蒙古统治者在制度上把民众按种族分成四等，地位由高到低：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各色名目”之人，在这个说法里包括一切除蒙古、汉人、南人以外的西北民族，史实上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第三等是北方汉人（“汉人”），第四等是南方汉人（“南人”）。这个“制度”当然非常糟糕，但从考据的角度讲，到目前为止，这找不出什么史料根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张帆曾提到过金庸请教他有关元朝“四等人制”的事：“从前金庸先生来北大访问，我有幸见到他，他就问我这个问题，说‘四等人制’到底是哪年颁布的？怎么查也查不到。确实查不到，因为就没有颁布过。”①实际上，这个“制度”传说正是在清末和民国时代，在一些民族主义史家的著述中风行起来的（最有名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
钱穆《国史大纲》明确提出了元代“四等人制”的说法，是这个制度传说的重要源头之一。（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卷二十八《国史大纲（下）》）
那么蒙元的统治究竟是不是“暴虐苛刻”呢？我们还是要去找前后朝代的对比。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元末明初的君臣们一般公认，元代是一个统治相对宽松的朝代。他们甚至认为，元朝是因为治理过于宽松，导致失去了天下。成书于洪武七年（1374）的官修《皇明宝训》（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朱元璋太祖最高指示”）中，朱元璋召见元代旧臣，询问政事得失，他亲口评价：
我要了解一下你们元代的政策失误，作为我们统治的借鉴警戒。就像是驾驶马车，前面的马车既然已经翻了，后来的马车就不能跟着前一辆马车的车印子走嘛！我看元朝失去天下，是因为你们的法政太宽容了。古时候秦朝失去天下，是因为他们太暴虐了。所以后来汉朝兴起，用宽和的政策补正它，这是对的。但现在元朝失去天下，是因为太宽容了，那么我就要用严厉的法政补正它。政治措施，要用宽和和严厉互相补充的嘛！只要合适就好了嘛！②
《皇明宝训》成书于洪武七年, 由翰林学士承旨詹同、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翰林侍讲学士宋濂等人共同修纂完成。它是明洪武年间成书较早的官修史书，相对后世多经篡改的明代史料，较为真实，对于研究明初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我们再看一些时代相近人的评价。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重要的幕僚谋士刘基（也就是著名的刘伯温）死后八年，他儿子的朋友黄纪善给他写了一篇“行状”（个人履历），其中提到，刘基在朱元璋手下的时候，曾经进言：“自宋代和元代以来，法度宽纵很久了。现在要让政治法度整齐严肃，然后才可以施行仁政。”③在法律方面，明代文臣自己编的《元史·刑法志》里，则明确说明：“元代的刑法，优点是仁厚，而其缺点，则是迟缓而缺乏节制。”④
由此可见，元代统治相对宽仁，乃是当时的共识。反过来说，明代出于“元失天下以宽”的认知，采用比元代更为严厉苛刻的统治，也是当时的共识。虽然在清朝编定，但是受明代遗民影响很大的《明史》，虽说对于明代和朱元璋的统治，颇有回护溢美之词，但在朱元璋的《本纪》总结中，仍然不得不实事求是地说：朱元璋有感于元代法政废弛，崇尚严酷的统治。（“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
既然元代的法政宽松仁厚，为什么还会造成元末群雄并起的局面呢？一方面，这是由于蒙古贵族退化衰落，腐败和内斗削弱了他们直接统治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正是由于元代的统治相对宽松，使得当时社会上的地方力量、豪强力量充沛强大。所以到元代末年，遇上几次自然灾变和官僚集团的着力压制压榨之后，地方力量推动自治的趋势随之产生。
元末群雄割据形势图
这里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厘清元末格局：第一，当时起兵的元末群雄，绝大多数不是典型的农民或者游民出身。北方最强的王保保，本身就是蒙古贵族（蒙古名扩廓帖木儿，即《倚天屠龙记》中赵敏哥哥的原型）；其余如李思齐、张良弼，都是旨在剿匪的地方地主势力。再如较早起兵，一般被归类于“农民起义领袖”的浙东方国珍，以及东吴张士诚，其实原是私盐贩子，贩卖私盐需要地方关系和武力组织——过去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君钱镠，也是盐贩出身——所以他们在当地时，更多采取和地方合作的方式、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谋求本土阶级和解，而不像是李自成、张献忠那样，发动游民，劫掠富户，搞典型的流寇战争（见《游民暴动》篇）。所以形成对比的是，李自成一旦失败，地方小地主欲杀之而后快，而即使张士诚走向失败，江浙的富户和民众们也会一如既往支持他，这就是在东南地区流传一时的“死不怨泰州张”（跟着他死而无怨）。
张士诚（1321年－1367年），原名张九四，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大丰）人，他统治东吴十余年，保境安民，轻徭薄赋，为民众所怀念。他死之后，江南各地哀而祀之，称之为“张王”、“张元帅”，至今流传。
第二，起兵的群雄和蒙元朝廷，事实上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不是后来那些民族主义史家想象的那样，搞你死我活的民族斗争。北方诸强本属蒙元旗下，而南方如方国珍固然曾经起兵反元，但后来仍然接受元朝官职，以“江浙行省左丞相、衢国公”，假节钺守浙东——就像东汉末年的地方诸侯那样。他甚至与蒙元一道联合征讨张士诚，使张士诚最终降元，封为太尉——而蒙古人也确实没有对张士诚或方国珍赶尽杀绝。
另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发生在朱元璋本人身上。《明史》记载，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军在高邮击败张士诚后，大举攻击朱元璋的军事要地滁州。朱元璋怎么摆平这件事的呢？他归还了先前抢夺的蒙元马匹，派遣地方父老带着牛和酒向元军道歉：“我守着城池不让你们进来，是为了防备其他的盗贼流寇啊。我们其实是大大的良民，你们为什么要放下真正的大盗贼不去剿灭，偏偏要来杀戮良民呢？”——说来有趣，元兵居然就这样离开了⑤。
所以在元末时，蒙古朝廷对于地方势力，类似他们一贯的法度，其实是比较宽容的：只要你能在名义上认可朝廷权威，然后担负一下守土安民、剿除流寇的职责，最好能再像方国珍那样，提供一些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蒙古人就允许你的存在。如果这个格局得以持续，那么可以想象，这会形成类似日本战国或者欧洲列国那样的格局。当然历史不容假设，最后是朱元璋再度完成了对十八省的统一。二
我们前面先辨析了一下元末的情况，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只有搞清楚了元末的情况，才能清晰解释朱元璋立法、建制、行政的特点和动机所在。前面说过，在朱元璋和他的臣子们看来，元朝之所以会崩溃，就是因为蒙古人太老实了、太仁厚了，以至于手下的大将——例如王保保和李思齐他们——不听管束，而地方上的势力——例如方国珍和张士诚他们——能够崛起。用朱元璋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元朝的统治者不够强硬，导致威福自皇权下落入地方，最终导致大乱，现在我们要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⑥所以说，我这伟大的朱元璋一上台，就要全盘改变这种情况，使得我皇家的威权，永不下移，我朱家的江山，永不动摇。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朱元璋的一切政治主张与实践，实际基本就是蒙元的反面。蒙古政治不是仁厚吗？我就要苛刻行政；蒙古法制不是宽松吗？我就搞严刑峻法。蒙古皇帝不是喜欢放权给他们的军事贵族和重臣吗？王保保后来尾大不掉，不听从中央调遣，搞得末代皇帝元顺帝都没什么存在感了。我朱元璋就要防备这种事情，及时杀戮功臣要员。宰相胡惟庸，“专权”、“谋反”，该杀（1380年）；蓝玉破北元于大漠，有军权与将才，该杀（1393年）。而宰相胡惟庸之死，又导致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众多要员牵连被杀。
胡惟庸死十年之后（1390年），朱元璋还不放过，他追问胡案，又牵连到开国功臣李善长，将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连同其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并处死。处死的理由是他没有及时告发胡惟庸谋逆的事情。而同时被处死的，还有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受株连者达三万人。至于蓝玉案中，遭到族诛者，即有一万五千之众。所有这些大案，都用一顶“谋反不轨”、“通敌叛国”之类的大帽子扣上来，但说到证据，则暧昧薄弱、自相矛盾之极，基本可以断定为冤案⑦。
自胡、蓝两案之后，明代的开国元勋就基本都死完了（“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清代史家赵翼指出：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固然残忍，但他一定要除去不可的，也就是韩信和彭越罢了……唯独到了明太祖朱元璋，他仗着各个功臣的帮助取得天下，而到天下已定之后，就把这些帮助他取得天下的人物都抓起来杀了，他的残忍，实在是“千古所未有”⑧。
朱元璋随意大肆杀戮功臣，是为了防止类似元代皇权旁落的发生，这自然完全是出于私心，和什么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都牵扯不上任何关系。而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元代末年之所以形成群雄并起的情况，还有一个要素是：在元代宽松统治下，地方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地主豪民势力，例如江苏、浙江富户支持的张士诚、方国珍地方自治政权——张士诚尤其硬气，在地方士绅支持下，和朱元璋军对抗到最后一刻，终于不屈而死。而朱元璋一旦上位之后，就要反蒙元之道而行之，彻底摧毁这些地方政权的根本和基础。
张士诚、方国珍的力量源泉，其实在于东南地区民众相对充裕的经济水平。正所谓“足食”才能“足兵”。欧洲历史上的许多独立市和城市商业联盟，便以贸易与经济的发达始，以建设自卫武装、互相保障安全终。而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恃两点：第一，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因此较高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在东南沿海蓬勃展开的海外贸易，为苏浙民众提供商业利润和军事装备。
朱元璋击破方国珍、毁灭张士诚，双方损伤均为甚重，也因此与东南人结下深仇。朱元璋深知他们的经济力量和发展潜力，因此，他要毁掉东南民众的经济基础。首先，朱元璋用极为苛刻的财政和农业政策，压榨三吴两浙民众。自宋代以来，大政府垄断大片土地的制度对东南民众就已经极为苛刻了。而到朱元璋征服东南之后，更是把张士诚政权的官有土地和东南富民的土地一并括去，收归朱明王朝所有；即使是没有被收归国有的民有土地，也要按照国有土地比民田高出六成的税率交税。——不但如此，朱明觊觎浙西地区土地膏腴，因此再加赋税，每“亩加二倍”，浙西部分地区，税率竟比普通地区高数十倍（《明史》提及，浙西“亩税有二三石者”，朱元璋定下的田赋，一般为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三升三合五勺，一石合十斗，一斗合十升）⑨。其结果是：朱明王朝在田地仅占全国1.76%，户口仅占6.96%的苏松二府，征收的米麦就达到了全国的13.69%⑩。
《明史·食货志》：苏州、松江（今上海）、嘉兴、湖州四地民众为张士诚守城，朱元璋对此非常愤怒，因此籍没了当地豪族和富民的田地作为官田。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也在诏书中承认，“江、浙赋独重”，是为了惩戒当时顽抗的民众。
如果说对东南地区的高赋税还可以被牵强地美化为“调剂地域贫富差异”，是“利国利民”的“伟大政策”。那么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的政策，就是彻彻底底的损人不利己。众所周知，“明祖（朱元璋）定制，片板不许下海”（《明史·朱纨传》）。而在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每隔一到三年，就要申谕海禁。而当时海禁之严酷，达到“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疋、细绢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的程度（《大明律附例》卷十五）。就连民间使用洋货，也受到禁止，违者因此获罪（《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一）。
或有人说，这是因为当时方国珍、张士诚余党尚在，倭寇横行，所以皇帝陛下出于体恤民情，特意下令禁止海上贸易，以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其实这个借口极其可笑，因为朱元璋不但禁止了海上贸易，甚至还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洪武十七年（1384年），“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 禁民入海捕渔”。（《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九）这在根本上就已经直接断绝了渔民的生计依靠和财产来源，这还用得着倭寇来抢吗？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担心别人食物中毒，就让他们不吃饭的“好心人”吗？其实也用不着这些文人洗地，朱元璋本人就坦坦荡荡说得很清楚了：“朕以海道可通外邦, 故尝禁其往来。”（《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很清楚，他不是顾虑沿海人民的安危福利，只是担心“外来势力”动摇了他的统治而已。相比元代较为自由繁荣的海洋贸易（当时泉州堪称世界第一流的国际大港），这无疑是巨大的退步。
明朝所谓倭寇，其实主要以沿海的南方汉人为主体，《明史日本传》有云：“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因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沿海地区之民众不得从事海上经商，故而大部分的晚期倭寇都是些走私行商不成，最后被朝廷逼成倭寇的南方汉族商人。
打压阉割东南，终将累及全局。东南自古富庶，为内地移民谋生之所，在朱明治下，江浙民众居然大批逃亡。历来中国史学家为证明东方不输西方的先进性，拼命想要证明明清时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他们所寄希望的，不过是东南一角而已。但按当时苏州一府的田税看，民田不及官田的十七分之一，对外私人贸易又遭断绝，民间力量如此弱小，东南即使有鱼米山海之利，又有什么机会和欧洲、日本竞争呢？
那么我们回顾朱元璋杀戮功臣、压制地方的种种历史，可以看到他的模式和动机是完全一致的：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提前打压相对较强、较有潜力的社会团体，而这种打压又非常彻底，往往是用斩草除根的做法。这是一种非常阴险懦弱，甚至可以说是下三滥的做法，体面勇敢、堂堂正正的人是不会用这种方式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比如侠客或者骑士单挑，这自然是胜败无常、生死有命，但要是你把对方还没长大的孩子也给杀了，这就是非常低劣、不体面的手段了。朱元璋的政治手腕（杀戮功臣和压制地方）只不过是杀戮孩童的智慧而已，并不见得有多么聪明。当年蒙古人在滁州城下围攻他的时候，难道就不能把他朱元璋赶尽杀绝吗？蒙古人只是不屑去做这样的事情而已。
但朱元璋就是干得出这种别人干不出的事情，这就是底层起来的流氓的特征。朱元璋早年的经历，在正史中被美化、神化甚多。但从明代《皇陵碑》（归则无家，出则无学，乃勉而游食四方……崎岖二载）、《龙兴寺碑》等史料看来，他早年无家无学、寄居寺庙、游食四方，以乞讨为生，则是确凿的事实。这种残酷的环境容易使人粗鄙、野蛮、仇视社会，却很难培养出健全的道德观念。因此朱元璋后来参与和领导的淮右红巾军，在元末群雄中，就以吃人著称，而且又特别喜欢吃儿童和妇女⑪——同情和保护弱者的往往是强者，而弱者常常对同类更为残酷。
赵翼也注意到，朱元璋的很多行为模式，和他的出身是有关系的。赵翼说：朱元璋是底层布衣起事，和汉高祖刘邦类似，所以朱元璋手下的人，特别喜欢用刘邦的事例来游说朱元璋，而朱元璋心里也一直把刘邦看做是一个偶像，想要去效仿他的行为模式⑫。这个分析是非常精当准确的。当然刘邦的出身其实还比朱元璋好一些，说起来也是基层官吏（亭长），但比起军事贵族项羽，他就不能不相形见绌，显出一幅不太要脸的流氓样子：项羽“死亦为鬼雄”，乌江自刎，但对于刘邦来说，投降、抛弃妻子就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
刚起兵时，朱元璋就以汉高祖自命，并询问李善长平定天下的策略，李善长说：“汉高祖出生底层平民，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成就帝业，您出身的濠州离刘邦出身的沛县不远，学汉高祖那一套就能平定天下了。”朱元璋非常高兴，后来又把李善长比作萧何——当然，他最后杀了这位萧何的全家（《明史·李善长传》、《孔克仁传》）。
朱元璋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类似刘邦，但因为他出身更差、自卑感更强，因此底线也比刘邦更低。他杀戮功臣，类似刘邦，就是自卑心理作祟，放心不下可能比他更强、更有才和有德的人，但他杀戮防备功臣，就要比刘邦更加过分。刘邦虽然猜忌，但对不影响自己权位的谋臣和文僚们，还算是客气的。而朱元璋猜忌，就连自己的“萧何”李善长，还有胡惟庸都杀了全族。朱元璋打压东南富豪，也仿照了刘邦迁徙齐国、楚国大族到关中的典故，而一如既往的是：朱元璋比刘邦做得更加过分，他以重税和海禁的自阉式政策，直接阻碍了东南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自卑感不但让朱元璋仇功臣、仇富豪，也使他仇文人、仇文字。朱元璋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因此他对文人极其苛刻，非常担心他们在舞文弄墨之余，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暗藏讥讽。因此在正史和野史中，朱元璋都以兴起文字狱著称。明初臣子们因文字触犯他的忌讳而死者甚多。根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引用的《朝野异闻录》，被朱元璋忌讳并因此杀过人的字，有发音近“贼”（红巾军出身）的“则”，发音近“僧”（出家乞食）的“生”，字形拆开为“歹朱”的“殊”，甚至还避讳“光”（和尚光头）⑬。总之，只要略微触碰到他的早年心理阴影，自卑感就会驱使朱元璋成为一个杀人狂魔。
（阿Q）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Ｑ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阿Q这一部分的原型就是野史中的朱元璋。
这些野史也许未必全然可信。但朱元璋对文人和文字的自卑、畏惧和怨恨绝对真实。自古以来，再大的暴君也不过是封杀文人反对的声音，而朱元璋连沉默的权利都不给他们。他首创了“文人不为君用罪”，昭告天下：全国的文人，凡不为他所用，不合作不唱赞歌的，就是砍了他们的头、抄了他们的家也不为过⑭。
朱元璋比刘邦的破坏更大，就是因为前者把这种自卑心理驱动的集权私欲给永久制度化了。在朱明之前，相权是阻遏君权专制的最后一个缓冲装置。但朱元璋灭族胡惟庸后，就永远废除了宰相的职位，由君主直接管理下属机构。在他意图“垂范后世”的《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写道：“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即皇帝）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朱元璋的文辞和他的动机一样鄙陋，充分展现了他阴暗猥琐的内心。
为了防备文臣武将，朱元璋把特务政治也引入帝国制度中，从此流毒无穷。“锦衣卫”的前身，是金朝和元朝的拱卫直使司或拱卫司，但都属于礼部，非天子直属。而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则直接改锦衣卫为十二亲军卫之一，使之从此成为皇帝侦查监视抓捕臣民的私兵，而东亚大陆也从此陷入恐怖政治之中。除此之外，朱元璋更一反宋元相对宽松的刑法，以廷杖当众惩罚大臣，以挑筋去指、去膝断手、阉割凌迟甚至剥皮实草恐吓和虐待臣民⑮。
这些酷刑不是堂堂正正的体面人能搞出来的政治手段，非长期仇恨社会、心理变态的人士不能为。不但如此，此例一开，上行下效，后患无穷。有一些史料显示，明末的游民暴乱领袖，以杀人著称的张献忠，就是直接效仿洪武大帝朱元璋的好榜样，把剥皮这一刑罚“发扬光大”，杀戮文人官员⑯。在这一点上，张献忠和朱元璋这两个同阶级出身的底层游民，可以说是显示了同样的阴暗心灵和道德水平。
朱元璋大概也只有在他过去的同类——那些游民和贫民们面前，才可以如鱼得水，找到自己渴望的安全感和尊严。对于这些人，朱元璋还算是比较宽容，甚至会时时表露出对他来说极为难得的温情。这也许可以说是朱元璋唯一的“优点”了。众多史料都记录了朱元璋称帝后大力接济底层的事迹。但是，朱元璋的政治智慧仅限于把上流阶级抑制成底层贫民，要把底层贫民带动为上流阶级，对他来说还是过于困难了。朱元璋帮助底层的措施，归根结底，不过是努力剥削富民的财富，然后直接给贫民、游民发钱，或者让官府供养他们而已⑰。但是，真正可以让底层民众在精神和物质上长久富足的，是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提高。而在这一方面，朱元璋一般只能起负作用。
《明史》记载，朱元璋设置了“养济院”，用于收纳孤苦无告的贫民，每月由官方提供粮食，又设立“漏泽园”安葬死去的贫民。由于他是底层出身，认为元末豪强过于强势，因此立法往往“右贫抑富”——站在穷人一边，压制富人。自朱元璋开始，明代皇帝们前仆后继，把东南富户迁移到京城附近，汲取他们的财富，等到一批榨干了，就再换另一批：天下没有白给的午餐，朱元璋用来讨好贫民的钱粮，就是这么来的。⑱
悠悠天道，以一种极为诡异的方式报复了朱元璋和他的子孙。真正毁灭了明朝的不是东南富民，正是朱明王朝特意花钱供养的贫民和游民们。朱明政府在关中设置了过多不必要的驿卒岗位，用来吸收当地游民。而以当时关中的农业生产水平，根本供养不了这么多人。朱明王朝刻意削弱东南，转移支付到关中。结果就是：关中的生产力和社会承载能力并没有有效提高，一旦发生自然灾变，自东南富户那里汲取的血液不再能够喂饱关中贫民，后者就会反噬自己的接济者，毁灭朱明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要粉墨登场（见《游民暴乱》篇）。而到最后时刻，南明王朝的真正依靠，竟然成了他们过去一意打压的东南士绅和海盗背景的郑成功集团。
那么，以上就是章太炎和孙中山念兹在兹、吹捧赞颂的民族英雄朱元璋大帝。他是流氓皇帝刘邦的模仿者、底层游寇的张献忠的先声——而他本人的一生，可以说是集自私、猥琐、懦弱、狠毒、愚蠢和无情无义之大成。他对中国造成的伤害，要远远超过他所做出的贡献，然而，二十世纪初西方民族主义的输入，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饥不择食，竟然把朱元璋包装成了圣主明君的典型。同时代被包装美化的，还有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甚至还有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期，在南京隆重祭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又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祭祀明太祖，发表了两个文告：《祭明太祖文》、《谒明太祖陵文》。
按照这些知识分子的理解，朱元璋是引导民族解放的先行者，而元末战争则是汉族反对蒙古暴政的民族战争——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如前所述，朱元璋对待中国人，要比蒙古人对待中国人暴虐得多。朱元璋虽然也曾利用华夷之辨的宣传在民间为自己造势，但这只是机会主义的做法而已。当时社会的君臣关系要比民族关系更重要，因此元代汉臣不愿意出仕明朝是普遍现象。朱元璋本人和蒙元及其旗下诸部多有联系，而出于继承帝制的目的，朱元璋对蒙元始终是敬畏尊重的，他甚至告诫自己的臣子们，他们都承蒙元朝皇帝的养育，因此不可以对他们不敬⑲。
那么当年章太炎他们为了搞民族主义，不顾历史事实地吹捧朱元璋、洪秀全、秦始皇这种人物，留下了一个极为糟糕的恶果。那就是，章太炎他们苦心经营的“汉族”和“中国”这些概念，就被这批暴君的鬼魂给绑架了。以章太炎之聪明和博学，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给秦始皇和朱元璋的统治洗地，就因为他们做过华夏的皇帝。章太炎说，这几个人虽然毁灭了中国的贵族传统，但毕竟造成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局面，比起欧洲和日本社会贵族压制平民的现状，还是要高出一筹的。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秦始皇和朱元璋搞出来的平等，是大家都被打击成底层的贫民游民，大家一起堕落——这比起欧洲日本还有一些贵族遗存，而平民又被带动向上向前，要糟糕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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