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可能衰败倒退 川普既是衰败产物也是贡献者

法兰西斯‧福山 文 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康乃尔大学文学士学位(主修古典文献与政治),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塞缪尔·P·亨廷顿。

 

若非唐纳.川普在二○一六年十一月当选总统,我不会写这本书。跟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对此结果感到惊讶,也为那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意涵深感不安。那是同年第二场结果令人意外的重大选举。第一场是英国在六月投票脱离欧盟。

过去一、二十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国家、法治、民主可问责性最初如何成形、如何演化和交互作用,以及最后可能如何衰败。早在川普胜选之前,我就写到美国的制度正在衰败,国家正逐渐被强大的利益团体盘据,锁进一个死板的架构而无法自我革新。

川普本身既是衰败的产物,也是衰败的贡献者。他竞选时承诺:身为政治圈外人,他会靠人民的授权摇撼制度,让制度重新运作。美国人厌倦了党派的僵局,渴望一个能再次团结全国的强大领袖,突破我所称的否决体制(vetocracy)—即利益团体可以阻挡集体的行动。正是这一类民粹主义的高涨在一九三二年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送进白宫,并重新塑造接下来两个世代的美国政治。

川普的问题是双重的,和政策及性格都有关系。对于支持他的选民来说,他的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非更好,而他钟爱独裁强人胜过民主同盟的明显偏好,也有破坏国际秩序稳定之虞。至于性格,很难想像有谁比他更不适合当美国总统。你想得到所有和优秀领导力有关的特质—基本的诚实、可靠、稳健的判断、为公共利益奉献、根本的道德感—他一个都没有。川普终其事业生涯的首要焦点都是自我行销,而他非常乐意无所不用其极地规避阻碍他的人或规范。

川普代表国际政治上一个更广泛的趋势:趋向所谓的民粹民族主义。民粹领导人企图利用民主选举授予的正当性来巩固权力。他们直接对“人民”施展群众魅力,而他们的“人民”常限定于狭隘的族群,排除其他为数众多的人口。他们不喜欢制度、企图破坏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限制领导者个人权力的制衡:法院、立法机关、独立媒体、不分党派的官僚。其他可归于此类的当代领导人包括俄罗斯的普丁(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艾尔段(Recep Tayyip Erdoğan)、匈牙利的奥班(Viktor Orbán)、波兰的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菲律宾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

始于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全球民主浪潮,已步入我的同事赖瑞.戴蒙所谓的全球性衰退。一九七○年时,世界只有大约三十五个选举民主制政体,接下来三十年,数字节节上升,到二○○○年代初期达到将近一百二十个。增加最快的是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东欧共产主义和前苏联的垮台,立刻在那个区域掀起一波民主浪潮。但自二○○○年代中期以来,趋势已然逆转,民主政体总数开始减少。在此同时,以中国为首的独裁国家则更有自信,也更跋扈了。

诸如突尼斯、乌克兰和缅甸等准民主政体难以建立可行的制度,或自由民主未能在美国干预后的阿富汗或伊拉克生根发展,都不令人惊讶。令人失望,但也不全然惊讶的是俄罗斯已重回独裁的老路。真正出乎意料的是,对民主的威胁,竟会在稳固民主国家内部出现。匈牙利是东欧率先推翻共产政权的国家之一。当它加入北约(NATO)和欧盟之际,它看似以政治学家形容的“巩固”(consolidated)自由民主之姿重回欧洲怀抱。但在奥班和其青民盟(Fidesz,全名: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当政下,它正转向奥班所谓的“不自由民主”。但至今最大的意外非英、美支持脱欧和川普的投票莫属。这两大民主龙头向来是现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擘画师,一九八○年代曾于雷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主政时领导“新自由”革命。但这两国似乎也转过身去,走向较狭隘的民族主义了。

这便带我来到这本书的缘起。自我在一九八九年年中发表〈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一九九二年出版《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Last Man)一书以来,常有人问我某某事件是否跟我的论点没有抵触。某某事件可能是秘鲁的政变、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九一一恐怖攻击、全球金融危机,或者最近的川普胜选和前文描述的民粹民族主义浪潮。

这些批评大多是基于对此论点的一个单纯的误解。我的“历史”是采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的用法—即人类制度的长期演化史,或许亦可称为“发展”或“现代化”。“终结”(end)的意思不是“终止”,而是“目标”或“目的”。马克思提出,历史的终结会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我则只是提出,黑格尔的版本,即人类发展会形成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的自由国家,是较可能的结果。

这不代表我的观点并未随时间改变。我所能提供最完整的重新思考,收录在我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从史前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和《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或许可视为我依据我对现今世界政治的了解,改写《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成果。我的想法有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发展一个现代、非个人的国家—即我所谓“向丹麦看齐”的问题—很困难;二是现代自由民主是有可能衰败或倒退的。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加国头条 属于信息发布平台,加国头条 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分享新闻到
微信朋友圈
扫描后点
右上角分享

0 Comments

Leave a Comment

Ad

Related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