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斯‧福山 文 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康乃尔大学文学士学位（主修古典文献与政治），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塞缪尔·P·亨廷顿。

若非唐纳．川普在二○一六年十一月当选总统，我不会写这本书。跟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对此结果感到惊讶，也为那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意涵深感不安。那是同年第二场结果令人意外的重大选举。第一场是英国在六月投票脱离欧盟。

过去一、二十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国家、法治、民主可问责性最初如何成形、如何演化和交互作用，以及最后可能如何衰败。早在川普胜选之前，我就写到美国的制度正在衰败，国家正逐渐被强大的利益团体盘据，锁进一个死板的架构而无法自我革新。

川普本身既是衰败的产物，也是衰败的贡献者。他竞选时承诺：身为政治圈外人，他会靠人民的授权摇撼制度，让制度重新运作。美国人厌倦了党派的僵局，渴望一个能再次团结全国的强大领袖，突破我所称的否决体制（vetocracy）—即利益团体可以阻挡集体的行动。正是这一类民粹主义的高涨在一九三二年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送进白宫，并重新塑造接下来两个世代的美国政治。

川普的问题是双重的，和政策及性格都有关系。对于支持他的选民来说，他的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非更好，而他钟爱独裁强人胜过民主同盟的明显偏好，也有破坏国际秩序稳定之虞。至于性格，很难想像有谁比他更不适合当美国总统。你想得到所有和优秀领导力有关的特质—基本的诚实、可靠、稳健的判断、为公共利益奉献、根本的道德感—他一个都没有。川普终其事业生涯的首要焦点都是自我行销，而他非常乐意无所不用其极地规避阻碍他的人或规范。

川普代表国际政治上一个更广泛的趋势：趋向所谓的民粹民族主义。民粹领导人企图利用民主选举授予的正当性来巩固权力。他们直接对“人民”施展群众魅力，而他们的“人民”常限定于狭隘的族群，排除其他为数众多的人口。他们不喜欢制度、企图破坏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限制领导者个人权力的制衡：法院、立法机关、独立媒体、不分党派的官僚。其他可归于此类的当代领导人包括俄罗斯的普丁（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艾尔段（Recep Tayyip Erdoğan）、匈牙利的奥班（Viktor Orbán）、波兰的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菲律宾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

始于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全球民主浪潮，已步入我的同事赖瑞．戴蒙所谓的全球性衰退。一九七○年时，世界只有大约三十五个选举民主制政体，接下来三十年，数字节节上升，到二○○○年代初期达到将近一百二十个。增加最快的是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东欧共产主义和前苏联的垮台，立刻在那个区域掀起一波民主浪潮。但自二○○○年代中期以来，趋势已然逆转，民主政体总数开始减少。在此同时，以中国为首的独裁国家则更有自信，也更跋扈了。

诸如突尼斯、乌克兰和缅甸等准民主政体难以建立可行的制度，或自由民主未能在美国干预后的阿富汗或伊拉克生根发展，都不令人惊讶。令人失望，但也不全然惊讶的是俄罗斯已重回独裁的老路。真正出乎意料的是，对民主的威胁，竟会在稳固民主国家内部出现。匈牙利是东欧率先推翻共产政权的国家之一。当它加入北约（NATO）和欧盟之际，它看似以政治学家形容的“巩固”（consolidated）自由民主之姿重回欧洲怀抱。但在奥班和其青民盟（Fidesz，全名：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当政下，它正转向奥班所谓的“不自由民主”。但至今最大的意外非英、美支持脱欧和川普的投票莫属。这两大民主龙头向来是现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擘画师，一九八○年代曾于雷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主政时领导“新自由”革命。但这两国似乎也转过身去，走向较狭隘的民族主义了。

这便带我来到这本书的缘起。自我在一九八九年年中发表〈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一九九二年出版《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Last Man）一书以来，常有人问我某某事件是否跟我的论点没有抵触。某某事件可能是秘鲁的政变、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九一一恐怖攻击、全球金融危机，或者最近的川普胜选和前文描述的民粹民族主义浪潮。

这些批评大多是基于对此论点的一个单纯的误解。我的“历史”是采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的用法—即人类制度的长期演化史，或许亦可称为“发展”或“现代化”。“终结”（end）的意思不是“终止”，而是“目标”或“目的”。马克思提出，历史的终结会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我则只是提出，黑格尔的版本，即人类发展会形成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的自由国家，是较可能的结果。

这不代表我的观点并未随时间改变。我所能提供最完整的重新思考，收录在我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从史前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和《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或许可视为我依据我对现今世界政治的了解，改写《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成果。我的想法有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发展一个现代、非个人的国家—即我所谓“向丹麦看齐”的问题—很困难；二是现代自由民主是有可能衰败或倒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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