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始发地中国得到控制，但却在全球特别是欧洲与美国加速蔓延，何时能够得到完全控制尚不明朗。市场普遍预期，此次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在逼近1929年的大萧条。随着全球疫情加剧，关于疫情是否会、将如何导致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讨论纷至沓来。

其中，“去全球化”的观点尤其引入注目：认为疫情将加剧最近几年的“逆全球化”趋势，甚至导致“全球化”至少是“本轮全球化”的终结。笔者认为，“去全球化”的观点言过其实：疫情导致的“闭关锁国”只是短期现象，产业链区域重组也是有限性、结构性的；近年来的“逆全球化”讨论本身就有夸大倾向，西方与中国的局部“脱钩”对全球化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一）“去全球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

“全球化”是指由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全球化，大致有三个阶段：一是1846-1914年国际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二是二战结束至19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内部国际贸易与投资大发展，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内部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并存时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而是阵营化；三是1980年代至今，中国、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相继进行经济转型，加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而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为主要特征。

“去全球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是：随着全球疫情加剧，各国纷纷开始为阻止境外疫情流入而开始“闭关锁国”，并重新考虑原有的产业链全球布局；多个发达国家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川普表态，要大力降低对外国经济的依赖性，强化本国经济的“自主”性；部分国家还可能因疫情后的纠纷，撤回在对方的企业；因此，最近几年开始的“逆全球化”趋势会加剧，甚至会导致全球化至少是“本轮全球化”的终结。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有显着的夸大倾向。

（二）疫情导致的“闭关锁国”只是短期现象

疫情是一种自然灾害，尽管其中有很大的人祸因素。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主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能为本国国民带来巨大福祉的基本认知。在疫情结束之后，各国之间对于人员旅行的管控、对于防疫物资的临时出口限制，都会自然放开；其它各种受疫情影响的贸易与投资往来，也会得到恢复甚至强劲反弹。

（三）疫情导致的产业链区域重组只是有限性、结构性的

首先，行业的有限性。疫情后很多国家可能的确会鼓励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部分产业的部分企业从国外迁回国内，但这方面的行业数量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是极为有限的。而且，世界主要经济体绝大部分是市场经济体，企业会从自身经济效益角度考虑其生产布局；各国政府不可能强制所有海外企业进行不符合其利益的转换，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补偿来帮助其进行转换。

其次，企业的有限性。即使是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产业，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也不会强制或鼓励所有海外相关企业都迁回国内。政府更理智的选择是，在类似于疫情这样的危机发生后，通过实施紧急状态，命令国内相关企业在短期内转产，生产必要产品，如同美国此次疫情中的做法一样。而这些产品并非是高技术产品，不难生产。政府不必要为了防范危机，而将危机期间的一些做法常态化，强制或鼓励相关企业只在国内生产、不在国外布局。

再次，国家的有限性与结构性。部分国家的政府，基于疫情后与它国之间的纠纷，的确可能会采取措施，强制或鼓励本国在对方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产业）迁出，以防止可能的风险。这种情况会主要发生在疫情首发国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而非在所有国家之间（笔者也认可这种可能性，本文最后一部分将单独讨论这一问题），因而也是有限的。而这些企业也不一定是迁回本国，而可能迁往其它国家。后者属于全球化的区域结构性调整，而非全球化的逆转。

（四）近年来的“逆全球化”讨论本身就有夸大倾向

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并非始于本次疫情，而是过去几年来就已普遍存在。它主要是指美国川普政府上台后，与世界各国之间频繁爆发贸易纠纷，包括与其众多盟友以及中国之间。但这种观点本身有夸大倾向。

首先，美国挑起贸易纠纷的目的，并不是实施贸易保护、逆全球化，而是如川普自己所宣称的，认为原有的贸易格局对美国不平等（美国在二战后对其它国家的开放程度一直高于它国对美国的开放程度），因而要通过关税等贸易保护大棒，迫使其它国家对美实行更大程度的开放，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目标，最终实现各方的平等开放与全球化。

其次，从贸易纠纷的结果看，美国与除了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政策威胁或短暂的贸易战，最后都基本和平解决了，而且的确促进了其他国家开放程度的提高，而美国的开放程度也没有降低。从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看，这些贸易纠纷推动了全球化水平的提高。

再次，尽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纠纷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双方还保留了较多的高关税，但也已经通过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国的开放程度。而与中国贸易纠纷导致的双方与其它国家贸易与投资往来的加强，也属于前文第三部分提到的全球化的区域结构性调整，而非“逆全球化”。

（五）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局部“脱钩”对全球化的影响是有限的

目前，中国舆论界热议的“去全球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和西方与中国的“脱钩”即“去中国化”问题密切相关。这一“脱钩”过程始于前两年的中美贸易战，并可能由于此次疫情的发生而加剧。这是由于，此次疫情始发于中国，有关政府部门与官僚在初期有打压知情人和隐瞒信息的行为，最终疫情未能得到及时控制，波及全球。这使得西方前些年对中国体制的担忧，从政治、经济层面扩展到公众健康层面，从而会加剧与中国“脱钩”的意愿与行动。

这样的担忧与分析不无道理。但也应看到：中国与西方的“脱钩”是局部的，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中国与西方的“脱钩”是局部的。短期内，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不会被其它国家完全取代：西方对于中国而言，在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地位，是其它国家不可替代的；中国对于西方而言，在廉价劳动力、产业链齐全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近期内也难以被其它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完全取代。因此，双方的合作空间依然存在并巨大，“脱钩”只会发生在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生安全的一些领域，而不会扩展到经济整体。

其次，中国与西方局部“脱钩”包含“逆全球化”与全球化区域重组两部分。双方的“脱钩”，既可能表现为部分企业从对方国家迁回国内、部分原有贸易往来被内部供给与需求所替代，从而构成“逆全球化”；也可能表现为部分企业从对方国家迁到第三国、部分原有贸易往来转向第三国（即贸易与投资的转移）——如前文所言，这是全球化的区域重组而非“逆全球化”。

再次，中国与西方局部“脱钩”并不影响世界其它国家的全球化态势。无论是从意愿还是从能力上看，中国都不太可能组建一个强大的、与西方完全对抗的经贸阵营。与中国有经贸往来的国家，在平时不会削弱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在中西对抗时可能因此加强与双方的经贸往来，在不得不选边站时绝大部分可能会由于体制或利益因素而倒向西方。

如前文第一部分所述，1980年代以来的“本轮全球化”，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加入全球化阵营。后者的全球化参与，并不会受到此次疫情的根本影响。因此，即使像“去全球化”观点的代表性华裔学者张伦教授那样，将“疫情导致逆全球化乃至全球化终结”这一判断，严格限定在“本轮全球化”的范围之内，也有夸大倾向。

应该看到，中国很多人士担心“去全球化”问题，实际上是担心中西“脱钩”或“去中国化”对中国自身利益的负面影响。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也是中国决策者需要慎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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