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做“疫苗翻译” 为华裔老人预约接种

有段时间,我不管白天黑夜都蹲在电脑前,浏览器同时打开几个标签页,左顾右盼,上下求索。不为别的,就为约上一针新冠肺炎疫苗。

在经历了几拨近乎失控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国各州政府在分发疫苗上铆足了劲。打进民众胳膊里的疫苗,从一月份的每天100万,迅速上升到了三月份的每天200万。我所在的纽约州,也逐步放开接种疫苗的条件——先是患有基础病的人士可以接种,然后扩展到所有接触公众的一线工作人员,随后是所有50岁以上的人士,再逐渐放宽到30岁、16岁的人??

纽约市的疫苗,理论上可以通过NYC Health + Hospitals(纽约市健康医疗总局)或者vax4nyc(纽约新冠肺炎疫苗库)等网站预约。但随着大批“求苗若渴”的市民蜂拥而至,网站上每放出一批预约时段,就会被一抢而空。由于各家医院、药房不定时放出预约时段,即使是我这般用着电脑长大、自认手速快如闪电的年轻人,也守株待兔好几天,终于在一个深夜,在把整个纽约市的邮政编码挨个输进系统并不断刷新后,抢到了一个远在郊区的接种机会。

合上电脑后,我长舒了一口气,也有一丝疑虑涌上心头:如果连我预约接种疫苗都这么艰难,那么那些不会上网的、语言不通的人,该怎么办呢?

队长还是名高中生

正巧,没过多久,我就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纽约有个叫作“翻译苗”的组织,专门提供疫苗预约的中英文翻译服务,正在寻求志愿者。报名之后,我每周会收到一封邮件,集结了本周各个区招募翻译志愿者的信息。

他们的组织结构看起来挺松散。有别的非营利组织来问他们要志愿者,他们就给所有报名的人发邮件——一般是接种点或者预约点需要口语翻译,也有找人用普通话或广东话录广播通知的。只要回邮件说自己哪天可以到哪里去,说明自己的普通话、广东话分别是什么水平,他们就会和你确认。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志愿者筛选机制。

在美生活多年,我对这种“无条件的信任”也见怪不怪了。上学的时候,报名做经济系的助教,学校只看你在经济系成绩如何,并不考察你有没有“讲课”的能力,就放你到学生面前“信口开河”了。如果是报名一些民间组织的活动,那就更加百分百相信你上报的信息属实——其实我心中不免惴惴不安。由于“翻译苗”表格设置的原因,你必须为自己的普通话和广东话水平打分,还只给了3个选项:“基本”“中级”“高级”。我硬着头皮给我的广东话选了个“基本”——其实我基本不会广东话。

确认邮件很快来了——周六早上11点,请到法拉盛的皇后区图书馆门口,联系队长(site captain)凯文。

虽然不知是否能帮上忙,但想为同胞做些事的心是真切的。周六早上,我坐了40分钟的地铁,来到了法拉盛这个位于皇后区的中国城。从前我也经常来这里打牙祭,熟悉这条人潮如织、生龙活虎的缅街,摆地摊卖餐具的墨西哥大叔和卖蒸笼的中国大娘比邻而居,卖盗版碟的小推车也不忘摆上一本《餐馆英语》。疫情期间,这里萧条了一阵,现在随着城市的复苏,重新摩肩接踵起来。

皇后区图书馆门口排队的人。

作为法拉盛的社区中心,皇后区图书馆近期既是疫苗接种点,又是疫苗预约点。图书馆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地排了几百人,我在攒动的人头中,靠手机找到了华裔男生凯文。一聊才发现,原来他还是高中生。

凯文披上一件马甲,上面写着NYC Test & Trace Corps(纽约市测试追踪团队)。这是一个纽约市健康医疗总局旗下的组织,其中有医生,也有社区工作人员。之前他们主要是联系新冠肺炎确诊人士,询问他们的密切接触信息(当然在美国,密接的追踪是很松散的,全靠个人自觉申报)。现在疫苗出来了,他们便在各个接种点帮忙。作为学生工作人员,在学校可以换学分,也有一些补贴。

“那我呢?我有工作证什么的吗?”我盯着他的马甲问。

“呃??这个并没有。”凯文说。

“那别人怎么知道我是翻译?我要做点什么呢?”

“三克油啊,三克油!”

然而,不用凯文解释,这个问题马上迎刃而解。图书馆门口支起的小桌子前,坐着两个医疗总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和一个华人老太太说话,随后就在自己的手机上帮他们预约疫苗。老人身后是长长的队伍,差不多都是亚洲面孔的中老年人。

我凑过去听。工作人员是个拉丁美洲裔女孩,老人显然听不太懂英文,交流很费力。我连忙一个箭步冲上去,“我是翻译!”

“太好了!你告诉她,这里虽然是接种点,但只接受70岁以上老人和政府雇员接种。这位老奶奶没到70岁,我们得帮她预约其他地点。”

我翻译给老太太听,老太太一脸忧虑。“其他地点,那在哪里呢?”

拉丁美洲裔女孩把手机屏幕拿给老奶奶看——其实就在离这里一站地铁的花旗球场,下周就有好多空位。然而老太太拼命摇头,“我不知道怎么坐过去啊!”

“那要不??你帮这位老太太问问他?”拉美裔女孩对我说,指向旁边一个男子,“他组织了一个车队,有很多志愿者司机可以接送老人。”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位一直站在旁边的印度裔大哥,是另一个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通过我的翻译,印度裔大哥告诉老太太,只要打疫苗前一个小时来图书馆门口,他们随时有志愿者可以发车送她去花旗球场。

一切安排妥当,老太太对我说了好几声谢谢。拉美裔女孩正准备招呼下一个人,老太太敲了敲她的桌子。“三克油啊,三克油!” 老太太拱手致谢,女孩也微笑回应。

我望向身边,有这么多志愿者在忙碌着,翻译的、引导的、车队的。这还仅仅是线下。在网络上,还有诸如华裔青年工程师Huge Ma开发的TurboVax网站,帮助民众在政府几大令人眩晕的疫苗预约系统之间,迅速找到空位。在这场与疫情的抗争中,政府有诸多力有未逮、鞭长莫及之处,是这些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力量,让新冠肺炎疫苗这场人类科学史上的速率奇迹,真正化为进入人们身体的一张张防护盾。

三脚猫粤语起了作用

很快我意识到,根本不用担心别人不知道我是翻译。医疗总局的人基本都不会中文,但需要帮助的华人太多了,一看到我帮别人翻译,立马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守在我旁边。还来不及反应,我已经忙得像陀螺一样,一会儿被工作人员拽过去,一会儿被大爷大妈们戳肩膀。

一位说广东话为主、只会一点普通话的阿姨,需要给工作人员报电话号码,我试着帮忙。因为粤语里的数字和上海话很接近,之前我就特别留意过。我在脑子里先翻成普通话,再一位数一位数地报给工作人员,我这点三脚猫粤语关键时候显然还能起作用。

人们围着志愿者咨询。

更亲切的邂逅还在后面。一位年龄很大的老爷爷,在老伴的陪同下赶来。他显然自知耳背,凑过来大声地问:“哪里可以打疫苗?”然后手托着耳朵听我们的答案。我们发现他已经80岁高龄,当场就可以在图书馆打疫苗。老爷爷兴奋得不行,虽然腿脚不便,竟然一蹦一跳地就朝着队伍末尾奔去了,老伴在后面喊都喊不住。

“搿个宁喏??”老伴叹了口气。

“哎阿姨,侬是上海宁啊?”我突然反应过来。

“哎哎,小姑娘,侬阿是上海宁啊?早点讲呀,阿拉开了介许多辰光洋泾浜??”

对于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志愿者来说,做翻译也是一次锻炼语言的机会。一个ABC(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志愿者女生,讲着一口流利的北方口音普通话,为一个老奶奶安排接送。讲着讲着,她突然卡壳了,“你那天到这里,来找,服务的人??”她用肩膀推了下我,“哎,volunteer怎么说来着?”

“志愿者。”我说。

“志——愿——者?”女生一脸将信将疑。

“也有叫义工的。”

“啊,义工,这个听到过!”女生恍然大悟,又转向老奶奶,“你那天来这里找义工哦。”

争分夺秒地抢占信任

很多人分不清翻译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股脑什么都来问我们。只要我能帮忙的,我也尽量解答。

医疗总局的线上表格里,电子邮箱和居住地址都是必填项。每次翻译“您的邮箱是什么”都让我头疼,往往“邮箱”“电子邮件”“E-mail”这几个词轮番用一遍,老人还是不明就里。不光老人,很多在法拉盛生活的中年人都没有电邮,平时沟通全靠微信。工作人员也向我抱怨说,“为什么我们的系统非要设置这个问题?”后来遇到没有邮箱的人,工作人员就把医疗总局的官方邮箱填上去。

实际上,很多人连自己住的地址都说不清楚。一位阿姨对我说,她住在“bon three”。一开始我以为“three”是她的门牌号,后来才意识到她说的是“street(街道)”。可是这个“bon”一样的发音到底怎么拼写呢?“我要是会拼的话,肯定早就拼给你了嘛!”阿姨也很着急,伸手指着远处:“哎呀,就在那里嘛,很近的,过去两条街。”我看了看阿姨指的方向,打开手机上的谷歌地图,手指在屏幕上按图索骥,竟然真的找到了一条叫Bowne Street的街,问题这才解决。

五花八门的问题背后,也看得出人世艰辛。有不少人问我们没有医保可不可以打疫苗(答案是可以打的)。还有人会对我们使个眼色,低声问一句,“没有身份可以打吗?”(答案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些问题就比较奇葩了。有人问我,到底是上午打好还是下午打好。有人好不容易给一家四口都约上了同一时间段的疫苗,突然他们问:“那要是一家人副作用同时发作,怎么办呀?”还有人问我们“心脏病能不能打疫苗?”“高血压能不能打疫苗?”我们不敢乱做江湖郎中,只能提醒他们,要去寻求医生的专业建议。

当然,老爷爷、老奶奶们问得最多的问题,还是“这个接种点打的是什么疫苗啊”。美国现在有3种疫苗可以接种:辉瑞(Pfizer)、莫德纳(Moderna)和强生(J&J)。前两种都需要接种两针,强生疫苗只要接种一针。很多中老年人说不清3种疫苗的名字,但我们一说出来,他们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应:“哦,我儿子跟我说一定要打辉瑞的!”“我看微信上说辉瑞不好呀。”“我肯定是要打那个一针的疫苗的。”“我是帮我老板预约,你看他写给我了,必须要莫德纳。”

医疗总局工作人员的宗旨,是让更多人尽快地打上任何一种疫苗,先获得保护要紧。毕竟3种疫苗的有效率、重症死亡预防率、针对变种病毒的有效率各有千秋。所以这种时候就会劝他们,最好有什么就打什么。我们在旁边翻译的同时,也察言观色,学着工作人员帮忙劝说。

遇到犹豫要不要打辉瑞的,我就以自己举例:“阿姨,你相信我,我打的就是辉瑞,感觉很好的,没什么问题的。”

遇到犹豫要不要打莫德纳的:“阿伯,我很多朋友、同事打的都是莫德纳,网上也说了,有效率和辉瑞差不多的。”

虽然隔着口罩,但我会望向爷爷奶奶的眼睛,适当的时候拉起他们的手,让他们相信我是真诚的——自我感觉有点像骗老人买保健品的销售。然而我是真心诚意地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一些道听途说的偏见,就放弃打疫苗的机会。

说实话,我内心有些犹豫——我只是一个翻译而已,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当“工具人”,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然而一个人的出现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有一阵,预约疫苗的队伍旁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每当有人完成预约,他就凑上去用中文喋喋不休:“不要打疫苗啊,千万不要打疫苗。”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要打疫苗?”他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因为病毒不存在,所以疫苗也不存在。”

美国确实存在一批反对疫苗的人,有人是因为宗教原因拒绝接种,有人干脆相信阴谋论,比如相信比尔·盖茨会通过疫苗往人们的手臂里植入追踪芯片。这个华人不知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受阴谋论荼毒。

尽管没人搭理他,还有老太太指着他对我们无奈地笑着摇头,但我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工作,是争分夺秒地与阴谋论者抢占爷爷奶奶们的信任。虽然“翻译”的任务比想象中琐碎很多,我还是提醒自己,戒骄戒躁,保持微笑。

张贴在墙上的信息。

在法拉盛的大太阳下连轴站了4个小时,这一天的志愿者工作终于结束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一天里接触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了。他们的样子如此鲜活,还在我脑中徘徊:有工作人员发现自己刚才在老人面前把辉瑞说成了莫德纳,懊悔得直拍桌子:“天哪,我真是太不专业了”;有的老奶奶看着我们在太阳下晒着,心疼地说:“哎呀,怎么也不弄个帽子戴戴?”

晚上看到新闻说,美国当天共有超过300万人接种疫苗。我这个自始至终没有工作牌的翻译,也心满意足地合上电脑,仿佛看见成千上万的人手牵着手,朝着那个没有病毒、歌舞升平的未来,又迈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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