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运送一名死于冠状病毒的患者的遗体。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武汉——当冠状病毒在武汉出现的时候，这座城市边缘的一个新兴郊区的居民以为自己很安全。左岭新城是一个住着退休农民、工厂工人和年轻白领的繁忙社区，距离疫情最初暴发的市场约35公里。这是一片农田中建起的住宅楼，跟武汉老城的小巷相距甚远。

但随着病毒的传播，左岭成了武汉一个顽固的感染热点地区，也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这个国家为控制病毒而施行的广泛措施，让一些社区变得极其脆弱。领导层发起的从上至下的“运动”依赖于基层的动员，左岭的偏僻与新兴，则成了它的一大弱点，这里的居民在关键几周里经历了严重的食物、医疗和人力紧缺。

居民们挤在唯一的大型超市囤积物资。一些担心发烧的人涌入政府管辖的当地诊所，很多又被送回他们自己的高层住宅，有时会造成病毒扩散。最近一家指定接受病患的公立医院在约16公里以外，这使得寻求治疗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没有车的住户。

“我真没想到这些会发生在我们家，”47岁的左岭居民张劲说。他的母亲严银珍和他住在一起，医生认为她感染了冠状病毒，可能是邻居传染的。张劲和他的妻子与父亲后来都病了。

“我们失去了信心，”校车司机张劲说。“这一片没人负责。”

武汉一条街道上的路障。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冠状病毒已形成一种世界各地医疗机构都在努力消除的潜在威胁。意大利、日本、韩国、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在应对危机时都显得力不从心。

对中国来说，考虑到疫情的规模，以及它与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关于共产党是“总体国家安全”强大后盾的承诺形成了黯淡的反差，长期不良影响可能会更大。官方数据显示，该病毒已在中国各地感染近八万人，造成约2700人死亡，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及其省会武汉。

中国的努力似乎已经减缓了传染，但对左岭疫情发展的重构——基于十几次采访，以及数百页的政府文件、报告和网上描述——显示了遏制疫情工作在地方层面遭遇的各种混乱与不和谐，准备不足的不幸社区因此陷入水深火热。

这里没有足够的口罩、消毒剂或环卫工人。疑似患者被居家隔离，任由病毒在家中传播。等到终于被转移到隔离区时，居民们一开始发现，根本没有承诺的医疗服务。

根据社区记录，2月1日，左岭新城有11个病例。一周后变成了79个。截至2月11日，确诊感染人数为116人，其中4人死亡。

在那之后官方就不再公布信息了，这让许多居民感到愤怒。网上有人声称左岭有数百例感染。

“处于无人管的境地，”一位左岭居民本月在一个党的网站上控诉。“因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防控严重不作为，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中招了这个肺炎。”

“一个小小的流感”

左金金了解到，病毒在1月19日已经到达左岭，当天他和其他社区工作人员奉命看守一名疑似感染者的家。这名69岁的女性已被送往医院，她的丈夫留在家里，在隔离中等待。

负责该地区的一名共产党官员给下属下达了另一项命令：不要向居民透露太多情况，以免在春节前造成恐慌；一般性的警告就足够了。

“当时有讨论说如果宣扬出去怎么办，快过年了，”左金金说，31岁的他是左岭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有宣传让居民戴口罩，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左金金说，他的妻子是护士，早在去年12月就告诉他，武汉有人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病毒。但市领导要大家放心，这种病毒的传染性不强，疫情可能会逐渐消失。在左岭，官员们最初没有向居民发出什么警告。

“当时的报道太少了，没有得到所有武汉居民的重视，”左金金说。“包括我都以为是一个小小的流感，应该还好，直到死了人。”

1月下旬，身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从一间公寓带走一名疑似感染冠状病毒的患者。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月20日，警戒级别提升，官员透露前两天在武汉各地猛增136例感染。新闻报道指出，许多受害者与海鲜市场有关。

“那个时候，听说是吃野味，我们又没吃，”左岭居民、物业经理李望娇说。“我从没有想到会传染到武汉周边来。”

三天后，李望娇的女儿开始发烧。同一天，武汉为遏制疫情暴发而禁止人们离开。

如今回想起来，左岭的居民发现有很多疏漏让病毒悄然蔓延。

李望娇说，她觉得女儿是在中百连锁超市在当地的分店感染的，这是附近唯一一家大型食品店，节日前很拥挤。居民们说，政府下令封锁后，这家超市依然人满为患，这加大了风险。

还有最近投入使用的地铁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通勤者聚集在那里。

一些居民说，尽管官方的警告越来越紧迫，但在左岭，老年人四处走动和社交的时候往往不戴口罩，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有这个必要，或者买不到。

“但是都没有防护措施，”左岭居民卢莺歌说，他后来被确诊感染冠状病毒。“当时都没有什么处理，连口罩都没戴啊，都没有管。”

“量体温只是走个形式”

随着感染人数增加，习近平动员全党领导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在左岭和其他许多地区，党的街道办事处是一线力量。

和许多西方国家的志愿社区团体相比，这些中国地方组织的权力要大得多。在此次危机中，它们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他们被派去监测居民的疾病迹象，对居民进行筛查、治疗和隔离，并加强居民检查站，防范可能带来病毒的外人。

左岭似乎没有做好准备。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研究中国地方政治的教授本杰明·里德(Benjamin Read)说，新郊区通常不像老社区那样，积累了来自全省的劳动力、经验和资源。

“在隔离这类工作中，他们是在处理一系列复杂的、不断发展的任务，”他说。“任何时候的任何失误都可能破坏疫情控制。”

武汉各地许多小区都配备了工作人员，他们会测量体温，并检查试图进入大楼的人的身份。 CHINA DAILY/REUTERS

当地居民和保安说，由于担心传染，左岭许多物业公司的维修工人和保安都辞职了，因此他们缺少负责消毒和清洁的人手。这些员工的工资很低，通常得不到什么保护，也没有接受过高风险工作的培训。

“有物业辞职了，因为风险太高，就那么几个人，什么防护都没有，在小区里面转，”家住左岭的小区保安严艳滨说，他出现了发烧和其他冠状病毒感染的症状。“量体温只是走个形式，体温计都是坏的。”

受感染的人群在武汉迅速扩散。据居民和物业管理者在网上分享的记录显示，截至2月中旬，离该市场约两公里远的汉口花园公寓感染人数超过50人；同一时期，隶属一家钢厂的庞大住宅区钢都花园有近400例确诊。

“任何时候只要很多人共享一个空间，感染风险肯定会增加，尤其是如果没有良好的卫生措施，”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阿诺德公共卫生学院(Arnol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流行病学助理教授梅丽莎·诺兰(Melissa Nolan)说。

“他们只能回家里”

1月23日，政府电视台表示，随着武汉各地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疗中心将是抵御冠状病毒的第一道防线。

社区卫生工作者通常收入不高，资质也不及医院医生。现在他们成了负责分诊的环节，对发烧病人进行筛查，把可能感染冠状病毒的病人送往更大的医院。

2017年投入使用的左岭社区医疗中心干净、现代化，有99张床位——正常情况下足够了，但对于每天激增的数百名病人来说仍然太少。

“床位非常紧张，社区想办法联系找床位，”左岭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左金金说。“我们也想尽办法。但因为没有床位，他们只能回家里。”

武汉的医院里挤满了病人，许多人不得不回家闭门不出。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房管经理李望娇的女儿发烧后，家人开车去了当地一家更大的医院，希望能得到明确的诊断和更好的治疗。李望娇说，医院里有100多人排队看病；有几名病人倒在地上。

“没什么医生，病人太多，”她说。“那个时候的恐怖心理无法形容。”

公立医院人满为患，只能让许多发烧的病人回家，自己在住所隔离。但当地居民说，这种做法让病毒不断传播，全家人都被感染，从祖父母传染到孩子，从一家人传到另一家人。

李望娇把女儿从医院带回家，她自己的肺部也出现了损伤，表明她可能也感染了冠状病毒。官员要求李望娇和她的丈夫与儿子待在自己家里。

“后来，社区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去酒店隔离，”她说。

“组织混乱”

新命令发布到武汉各地：生病或疑似携带病毒的患者将被从家中转移到旅馆、宿舍甚至会议中心改造的临时隔离场所。

和发着高烧的41岁工程师袁家祥（音）一样，这座城市的许多居民因不用再在家中等待而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在一开始，许多被征用的旅馆无法承担照顾大量虚弱、发烧的患者的工作。

“根本没有治疗，只是把病人关起来，”袁家祥谈到他住了五天的旅馆时说。“那时我感到有些失望，这种持续发烧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

官员们很早就发现，将患者送回家或在当地拥挤的发热门诊收留病人会增加冠状病毒在社区中留存的风险。2月初，政府制定了一项计划，将可能受到感染的人从家中带走，但该政策因没有足够的空间而无法贯彻。

在那之后的一周开始了新一轮的行动，越来越多的轻症患者被送到摆满了成排病床的大型体育馆和会议中心。未经检查但表现出症状的患者被送到改建成临时病房的宿舍或旅馆。

一开始，武汉许多被征用的场所（如体育馆和酒店）非常紧张，这些地方被用来收治大量虚弱、发热的病人。 CHINA DAILY/REUTERS

转运过程非常紧迫，以至于有时会忽略安全性。那些在家里等病床等了很多天的病人，在晚上被社区工作人员聚集起来，送上了巴士。

“组织混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在谈到其中一次转运时说。“导致重症病人长时间等待继而情绪失控。”

被转运至旅馆的病人有时发现他们的家人无法向他们寄送药品或食物。在危机期间，旅馆人手不足再加上害怕，难以保持房间整洁。市政府检查人员在视察左岭的报告中说：“床位明显不够，而且隔离点存在消毒不及时的问题。”

随着更多的援助涌入武汉，情况有所改善，感染人数已下降。虽然担心在隔离区有被感染的风险，许多患者表示他们在那里感到更安全。

“这里没那么让人郁闷，”工程师袁家祥（音）说。他在被确诊后从旅馆转到了一个大型方舱医院——一座被征用的展览中心。“有人可以说说话，所以我觉得更容易打发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后，司机张劲也在恢复中，但是这样的改善对于他的母亲来说来得太迟。她从社区健康中心转移到了医院，但在11天后去世。

张劲被隔离在体育馆，他恳求医生允许他短暂离开，好跟母亲做最后的告别。医生说，由于防护服和医务人员紧缺，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遗体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他说。“没人跟我说。”

Amy Qin自武汉、黄瑞黎(Sui-Lee Wee)自新加坡报道。Amber Wang、Zoe Mo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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