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裘蒂：不论特朗普连任与否，大概率美国社会和政治斗争都将持续表现为日益撕裂状态。分裂的美国对中国有好处吗？



作者：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裘蒂 授权文学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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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华人“川粉”动向的文章《大选倒数15天，美国华人“川粉”还会支持特朗普吗？》，针对文章的摘要“正如特朗普在撕裂美国，他也在撕裂美国华人的归属感，美国华人内部政治趋向的分裂已无法避免”，有读者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特朗普的反对者才是分裂美国：

“明明是各种反川在撕裂美国。多数美国人会认为川普如果连任会造成美国撕裂，那是因为反对派不要脸。为什么拜登当选之后不会那么撕裂呢？因为保守派只会通过努力在下一个四年把他选下去，而不是不要脸的去做反对派。”

实际上，与是否支持特朗普无关，美国内部政治的“分裂”早于特朗普上台是事实，但特朗普利用这个分裂线作为他的政治基础也是事实。所谓的“分裂”指的是两党与其支持者日益恶毒和激化的对立，几乎找不到任何妥协或文明对话的空间。

特朗普和拜登在9月29日的第一次电视辩论，几乎变成“嚷嚷比赛”的较量，抹除政见和议题本身的论据，正是这个分裂的症状，这当然也和特朗普的个人惯性有关。

在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因此可以想见中国官方和民间对美国大选的密切关注。问题是，不论特朗普是否连任，选后美国能从“大分裂”中愈合吗？分裂的美国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不论特朗普连任与否，大概率美国社会和政治斗争都将持续表现为日益撕裂的状态。搜索特朗普的竞选言论，在2016年烟火够呛的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在竞选承诺中说他会促使美国团结，但2020年特朗普的公开言论中我找不到使用“团结”的字眼。熟悉他的竞选策略的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希望进一步从美国的分裂中猎取他个人的政治红利。

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于2018年12月辞去职务抗议特朗普的叙利亚政策。他在新冠疫情期间撰文谴责总统分裂国家，造成美国人互相对立：

“唐纳德•特朗普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位不试图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甚至不假装尝试。相反地，他试图分裂我们。我们目睹了三年的这种刻意努力的后果。我们正在见证没有成熟领导才能的三年的后果。我们可以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团结起来，利用我们公民社会固有的力量。”

不久前《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特朗普如何改变共和党人》的文章，讨论共和党人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将“特朗普主义”这个逃出瓶外的巨怪重新装回魔瓶中。特朗普使共和党人摆脱了过去40年的“里根主义”，转向了新的民粹主义和福音民族主义。

这个“富二代”的民粹主义者成功地煽动了反智的白人老百姓，因为四年前特朗普比其他共和党内的对手更了解，共和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基层被文化异化的潮流所淹没，并感到旧的保守派经济原则并未对新的工人阶级起作用。

《美国大鸿沟：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但认为特朗普只手造成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观点显然是误导的。今年1月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首播长达四个小时的纪录片《美国的大鸿沟：从奥巴马到特朗普》（America’s Great Divide：from Obama to Trump），追溯了这一分裂的根源。这部纪录片的结论几乎断定这种分裂将无法修复。

电影的第一部分回顾奥巴马团结美国的承诺，如何因种族、文化和政治分歧的加剧而崩溃，为特朗普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探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如何利用美国的分歧，他的总统任期如何在分歧的两端激化愤怒，以及美国的两极化对国家的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

纪录片的开始捕捉到奥巴马在2016年最后一场国情咨文演说，他在演讲词中承认“两党之间的仇恨和猜疑，是我总统任期的一些遗憾之一”，强烈对比了使奥巴马在美国全国政坛声名鹊起的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演说，那场演讲曾经勾勒出“一个美国”的愿景。

许多观察家认为，奥巴马想要团结美国人的愿望一开始就是个被诅咒的使命，因为他在当选时便接手了金融风暴后经济接近崩盘的烂摊子。金融风暴深刻地重塑了美国政治。奥巴马的当选引爆各个阵营的对立，但真正的裂点来自约翰•麦凯恩在2008年竞选过程中提名萨拉•佩林为副手，这是加强两党分化的关键人物。左派完全拒绝佩林，佩林以“从小说中抹去事实，从谎言中抹去真相”的手法跃入全国视野，为特朗普任期间大众逐渐熟悉的“假新闻”和“另类事实”铺路。

我认为这段渊源与社交媒体的崛起息息相关。传统媒体的式微意味着信息的把关者失去影响力，而为了与社交媒体的信息源竞争，有的传统媒体只有与极端的观点站队，或是依附急于传达特定观点的金主来生存。

奥巴马的当选在保守媒体中释放了“真正的歇斯底里”情绪，成为特朗普可以发掘的政治能量资源。

一位政论作家认为，特朗普并“没有造成这场渗透美国政治的丑陋分化，但他百分之百是这个趋势的受益者”，因此出于本能和趋势，特朗普试图以激化分裂的方式执政。正如特朗普前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的名言：“我们赢得选举并不是为了将美国团结在一起。”

分裂式言论的心理和媒体价值

从今天回顾2016年的大反转，最讽刺的是，反特朗普的媒体在他的崛起中也扮演了功不可没的角色，当时连自由派的新闻网络也急切地直播能够博得眼球的特朗普演讲，这些有钱都难买的宝贵媒体资源使特朗普享受到“坏新闻也是好新闻”的媒体红利。特朗普的参选帮助已经衰落的美国主流媒体重获生机，订阅用户激增，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

根据MediaQuant在2016年大选后发布的资料，特朗普在总统大选前的一年中获得了价值49.6亿美元的免费媒体报导。在整个竞选期间，他总共获得56亿美元的媒体能量，超过了其他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伯尼•桑德斯、特德•克鲁兹、保罗•瑞安和马可•卢比奥的总和。

在2016年大选前的12个月中，特朗普获得了价值超过8亿美元的免费传统广播媒体报道，价值26亿美元的在线新闻。相比之下，希拉里获得了6.66亿美元的广播媒体报道和16亿美元的网络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报纸上的曝光度也远远超越了希拉里和其他主要政治人物。

在就任前后，光2017年1月的一个月内特朗普获得的全球免费媒体报道的估值约为8.17亿美元，超过奥巴马任内达到最高的6.87亿美元（2016年9月）。

因此我们要问：社交媒体是否变成“打击美国民主的断层线”？或者造成民主政治中各派势力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难以获得真相。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真相。

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能被群众装进脑袋里的，只有那些与原来的认知兼容的信息碎片。装得越多，他们就越“自信”。内容越同质，他们就越偏执。在思想的扭曲中，不同的人群皆被情绪和偏见裹挟，理性对话越来越困难，社会正在不断走向撕裂。

固然特朗普的分裂战术反映了他的个性特征，但这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分裂式言论所产生的媒体价值。

保守党曾经因迷恋自己的意识形态，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执着，对普通工人的影响漠不关心。当下这些保守派认为，纵观特朗普时代，他们的运动需要从不动手的经济理论的象牙塔上爬下来，创造出更实用的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包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力求保留“利伯维尔场经济学”的核心要素，以及里根的“通过力量实现和平”的国际主义。

特朗普继承了一个已经在文化、种族和经济领域分化的美国，但在美国大多数由自由派主导的媒体眼中，他的任期加剧了这个分裂的恶化。这些美国媒体甚至认为，特朗普的出现是美国给中国和俄罗斯最伟大的礼物。尽管特朗普吹嘘他如何对付中国，但他对美国软实力和威望所造成的损害，以及对美国坚持民主价值观和全球治理的冲击，都远远超过他对中国造成的损害。

向来“美国例外”主义的背后支撑是，美国雄厚的体制基础仍然支持“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最近不少评论家质疑，是否新冠疫情会是压死“美国例外”的最后一根稻草？

分裂的美国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美国媒体少不了揣测中国希望拜登或特朗普当选，说穿了，就是哪个比较好对付的意思。但最新的说法是，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当家，中国真正大大受益的是一个分裂的美国。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果悬而不决，甚至受到司法挑战，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对于投票和民主过程的质疑，但美国内部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而形成大规模需要动员军事镇压的暴动的可能性，目前看来几率尚小。因此，我们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的分裂是否将持续瘫痪美国政治的正常运作？

说到底，中美两国内部各自都有基于利益分配而激化的社会矛盾。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各自冷暖自知。但重要的是，这些内部矛盾如何影响中美之间的互动和国际规则的运行。

2019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夫妻档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的新作《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对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震荡追果溯源。之前，班纳吉和迪弗洛的研究主题（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是脱贫经济学，而《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关注的是关于崇拜经济增长率的政策辩论。

书中指出，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相对较小，同时给美国等国家的穷人造成了很多损失。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加剧了种族主义：当蓝领、白领男性失去希望并申请社会福利时，他们不再鄙视黑人和拉美裔人为“福利皇后”，而像特朗普一样把后者描绘成帮派成员或强奸犯。

这两位经济学家也描述，根据美国选举专家的分析，在经济上受到更多“中国冲击”的美国选区，极端的政客取代了温和派，在本来有民主党倾向的选区，更“左”的自由派取代了中间派；而有共和党倾向的选区，则趋于更为保守。这个趋势的开端早于2016年的大选。

反讽的是，由于保守派候选人倾向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他们加剧了一个问题：对于那些因贸易而受到伤害的人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补偿行动。保守派共和党人执政的许多受国际贸易影响的州，都拒绝用联邦资金扩大医疗保险。恶性循环下，这又加剧了选民对自由贸易的不满。

而把经济增长奉为圭臬的神话也带来了伤害，对于世界经济的决策者而言，将重点明确放在最贫困者的生活上，可能比富裕国家盲目追求将经济增长率从2％提高到2.3％的秘方，更能对千百万人的生活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班纳吉和迪弗洛并不因为这些观察而反对全球化，而是主张正视背后的现实：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自由贸易的敌对反应视而不见，尽管他们早就知道，作为工人阶级，富裕国家的工人很可能为自由贸易付出痛苦的代价，而贫穷国家的工人却从中受益。原因是这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劳工应该能够轻易地转移工作岗位或地点（实际上他们不能）。而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那就是这些工人本身的“失败”。这种成见扭曲了社会政策，并造成“输家”之间的冲突。

但对于美国来说，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贸易战并不能解决问题或一笔勾销全球化的世界。尽管贸易战可以拯救一些钢铁业的就业岗位，却可能会给其他人造成重大的新损失。美国的经济不会动摇，但成千上万的人会。

因此在综观中美关系时，不应把这个情况纯粹归诸于美国国内政策导致的分配不当，即使部分的确是。认清自由贸易主义下美国的“输家”和他们的要求也很重要。

分裂的美国大大利好中国？我个人的认知是，这是一个短视的想法，正如同一个世界拳王擂台的争夺战，希望对手赛前受伤，从而助长自己的优势一样短视。一个失去旗鼓相当的对手的比赛，不会是使自己进步的快捷方式。中国从改革开放到进入21世纪，美国始终是个参考坐标，不论是从政治制度或经济系统而言，正面或负面。

即使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中国已经意识到以前的“老师”（美国经济模式）已经达到它的某种局限，但美国走向极端，极可能意味着中国也在走向极端（包括完全摒弃民主和制衡的价值），而不是让社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演变和针对问题而提出解决方案。

我曾经写过，“近期内单方面对中国有利或对美国有利，不见得长期对中美关系有利。中美关系之间的失衡已经到了临界点，除非双方在结构性问题上共同找到平衡点，将很难有建设性的突破。”（《拜登计划如何跟中国“叫板？》）

我想说的是，如果美国或中国单方面希望借着对手的内部矛盾来助长自己的优势，或许短期内可以获利，但长期来说只能使双边关系更为失衡，各自立场更为偏激，甚至脱离现实。对于彼此和世界秩序完全无益。

再说，“对付中国”也形成美国两党少有的“交集”，因此中美双方都应该寻找建设性的互动，而不是毁灭性的相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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