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习近平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媒姓党”成为“习近平新时代”的标志之一。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党媒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等等，其核心在于“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

就逐步加剧的媒体控制和新闻审查而言，党媒官媒（即体制内媒体）或是市场化媒体并无二致，不过由于媒体属性的不同，具体的控制方法或许大相径庭。外面的人看官媒觉得光鲜亮丽，但大多是“雾里看花，云深不知处”。其实仍留在体制内做新闻的人，其操作模式及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身处其中的人，基于各种限制纠葛、个人利益以及要遵守规定条文，很少就媒体现状对外进行说明。

我在体制内媒体从业近10年。我采访了在党报、都市报做新闻的同行，尝试描绘近年媒体环境的变迁与当下官媒、党媒内部的生态。

党媒“去党报化”，吸引年轻人

“其实去年我身边的同事也在寻找其它工作机会，但由于结婚生子、生活压力变大了，而且这种党报准事业编待遇还不错，我就继续干。再加上今年疫情的缘故，所以人员流动不大，总体来看，党报记者的离职率并不高。”李泽在200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后，考入了国内一家媒体，入职后负责娱乐资讯板块以及当地省份各地市的党政要闻资讯，他表示，由于党报属于政治任务范畴，所以一直效益还不错，因此人员流动非常小，这几年他所在的部门一直没有招新人。

谈起这几年党报媒体的变化，李泽首先提及呈现形式的创新。整合不同媒介渠道的“融媒体”概念风头正盛，作为纸媒的党报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李泽所在的媒体是全国较早成立融媒体中心的机构，旗下包括微博、微信以及客户端等。当习近平在为其报纸成立周年做批示之后，集团就把他的批示内容做成漫画在融媒体发布——漫画显然不符报纸风格。

同时，记者们也开始做关乎社会热点和民生的街头采访和短视频，比如“疫情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在地比较好吃的美食”等内容，还特别开了一档生活服务类型的栏目与省内共青团合作，专门为年轻人提供服务。哪怕是官方消息，也开始以与网民互动的口吻来发布。

“让党报媒体最起码在语言上去党报化，这是这几年党报宣传媒体的一个趋势。”李泽告诉我。去年夏天，央视的新闻联播开通微信公众号，上线了“主播说联播”栏目，在一分多钟的短视频内主播以通俗的语言点评一条当日热点新闻，一经推出，各地官媒争相效仿。李泽表示，这几年官媒确实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关注，他留意到身边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公号的年轻人多了起来，单从形式转型而言，无疑是成功的。

“或许大家都以为党报作为党的喉舌，宣传套路方面是一贯的。其实这几年也明显感觉到了一些变化。”李泽说，他认为不在内部系统的人很难了解改变中的流程。“比如前几年报纸的1版头条内容并没有强制规定，可以是经济新闻，也可以是某个城市的时政新闻。但近四五年，各地党报的新闻一定要是中央的，比如政治局的会议或是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等，而且是明确要求必须放在1版。另外，有些涉及地方政策以及省市方面的新闻，以前并不需要经过审核，但现在一定要给省里的宣传部看稿后才能发布。目前，大约只有‘舆论监督’系列的稿件只需要报社内部编辑即可编发。”

李泽所谓“舆论监督”报道，大多关于地市政府窗口部门效率不高以及民生等等。

令李泽印象深刻的变化是，党报在涉及中央的新闻报道以及省委会议上的发挥空间减少了。李泽称，按惯例，中央领导人的行程以及官方活动由新华社统一出稿，各媒体采用通稿，中宣部并没有明确管控“花絮报道”。所谓“花絮”，李泽解释道:“当年广东南方日报以及上海解放日报都会在领导人考察后都会写一写小花絮，展示一下和官方媒体不一样的领导人风格。”

但2018年习近平视察当地，惯例变了。当时李泽所在的报社派了记者去领导人视察的地方做花絮采访，但据当时派出的记者回忆，报社突然下令不许做了。后来李泽辗转得知，是中宣部的指示，有关于领导人考察行程严格按照新华社通稿处理，连标题都不允许改动。

“那次事件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李泽说。自2018年后，山东省委宣传部规定，各地市在报道省市会议的时候，都由相关部门提供通稿，要求是尽量不改动，如果部门有要求，就在记者后面添加供稿人的名字，直接省下写稿时间。

“党报的层层审核机制这几年确实在加强”，李泽自陈无奈，“以前还能在参加会议的时候，发挥一下自己的水平，现在根据规定直接照抄，不知是喜还是忧。”李泽还提及，党报集团内党委政治学习的次数明显增多，学习贯彻精神的会议也增加了。

记者不能跑，热线不再响

“现在还能留在都市报做的，我觉得和新闻理想已经没什么关系啦，赚个钱糊口呗，报社都开始卖房子卖海参了，记者干啥不是干呢？何况自己服务的报纸都没了，怕啥？”阿强现在是某都市报的记者，都市报是以都市市民为主要受众的综合性报纸的统称，与党报不同，都市报以市场规律办报。他形容这几年的感觉就像坐“过山车”，可悲的是，下去就上不来了。

令阿强引以为傲的，是自己一毕业就加入了一份知名的“卧底报”做记者，一干就是六年。该报擅长卧底各行各业，以揭露黑幕和“潜规则”崭露头角，栽在它手上的不乏知名大公司，当年圈内无人不晓。

但随着这份“卧底报”去年停刊，阿强被安排去了另一家都市报，担任广告部经理，这算得上是中层领导。除了拿报社的工资外，他还经营着一个关于房产的公众号，也替开发商写一些软文赚取外快。阿强自言也曾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但时过境迁，“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如玩点实在的”。

但阿强还是会惦记自己卧底调查的那些年。4月底，在河南原阳调查4名儿童死亡事件的记者报警称“被殴打”，惹舆论关注。阿强对其中的一个细节感同身受，“当地官方通报说其中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叼着烟硬闯，让人感觉这个人有点小混混，但这对我们做卧底调查反而是一种优势”。阿强自认长相不算“白面书生”，但恰恰是粗野的长相令他可以深入不同空间：在饭店后厨一边打工，一边收集信息；在房地产企业做销售；为探访建筑公司打扮成农民工等等。

但现在的都市报，只能找一些不疼不痒的选题来做，“对比每天的热线线索就非常说明问题，七八年前报社的热线每天都可以接到十几条有效的线索，如果一个题材跟上，连续完成好几个版都不成问题。而且题材涉猎广泛，突发、维权，甚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都可以写，所以当时刚进报社的我们都干劲儿十足，生怕错过了任何一条线索。”

“现在，无论是线索来源还是热线数量，下降程度不是一点两点的，以前报社还有专门的热线机动部，专门负责热线以及突发事件，现在部门也被合并了，本地突发的事件早就不能做了。”

热线数量下降实属情理之中：倘若记者被“上头”压着，无法按新闻价值去追查线索，久而久之，就不会再有人爆料，也不会再信任媒体可以写出真相。对此我自己深有体会。

当年我刚毕业，加入一间省级报纸当记者，新闻理想推动着我跑现场、写稿件。入职不久就撞上一起突发事件：某高职学校发生了打架斗殴事件，爆料人称打架双方是为了抢夺一个女生，而这个女生又和学校的某老师有不正常关系。

在我将要采访受伤学生时，突然接到报社领导电话，说不用采了，马上回来。初生牛犊的我并不明白所谓的“规则”，幻想着如果深挖下去，说不定会得到表扬，于是没有理会要求继续完成了我的采访。但当我满怀期待汇报从前线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时，却换得一顿臭骂，称学校已跟宣传部打了招呼，宣传部要求我们停止采访，报社本想借此事与校方谈一下合作，但我的擅自行动让教育口的业务同事无法继续工作，“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这件事让我真切意识到报社上面还有个大老板——宣传部，以及学校、报社、宣传部背后纠缠的权力和利益关系。

若干年后，我和当时的主任都已离职，再谈起这件事他说，我当年的执着确实是一位媒体人应该有的样子，但面对一个新人，杀一杀锐气威风也是用人单位的标准流程。

当地发生的森林大火，本地媒体不让报

今年四月下旬，阿强所在的当地发生森林大火，如果放到以前，无论最后能不能被发表，“我们肯定都要上的”。而现在，“报社除了我们这些老记者在微信朋友圈转几条自媒体以及其它媒体报道，没有人去关心火情。宣传部已经下令，除了党报以及官方发布其余本地媒体都不允许报道。”阿强还特意搜索了有关于这场大火的媒体报道，《新京报》、《红星新闻》报道了火灾一些细节，《人民日报》微博以及央视发布了官方对于火灾的通报，但在本地，却只有当地党报报道了市委书记去视察的新闻，其余本地媒体几乎都噤声。“这并不是一个地方的情况，而是全国的趋势”，阿强无奈表示。

“拿此次疫情来说，各省其实也派出了不少都市报记者到武汉自行采访，但后来不是中宣部又组织了300多名记者统一采访嘛。只要是媒体从业者都了解这是怎么回事，要‘讲好中国故事’嘛。”阿强发现身边确有人对中国故事津津乐道，比如去年他带的还在大学念新闻专业的实习生，对《环球时报》的喜爱程度超过了《新京报》、《南方周末》。

“（卧底报）停刊后，我们有同事直接去负责政府部门的宣传工作，包括运营政府公众号以及官方消息撰写，新闻舆情处理等，这就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记者去政府部门跑新闻，结果拿来的新闻线索有些就是自己报社同事写的，超级魔幻的感觉。”

谈起现在的工作，阿强觉得虽然不难，但确实无聊。他嘱我帮忙下载他们报社的App，他说这已是“见到朋友的标准动作”，因为报社分派的硬指标是一年内拿到至少2000个注册，而到四月底只完成不到700个的阿强，“想想就头大”。

而我在犯了“严重错误”之后，渐渐习惯了以平常心看待“被灭稿”这件事，按部就班地工作。后来我加入深度调查部门，也曾在晚报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随着媒体管控加强，报社于2015年裁掉了这个部门，我也离职了。这个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开始离职转行，加入企业做公关，报考公务员，甚至有人辞职去开面馆。有圈内人调侃，记者这个行业“样样通，样样松。”

在中国大陆，记者其实是个“危险”的行业。在我周围，不断有调查记者因为稿件内容或得罪权贵而失去工作甚至失去自由。在中国大陆做新闻是不幸的，要经历各种严苛的审查，但也是幸运的，在和审查打交道的过程中打量这个国家，也记录这个时代。

（文中李泽、阿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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