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最初爆发的时候，新加坡“佛系抗疫”成为焦点。

转眼间，一个月已经过去，新加坡抗疫成功了吗？

答案是，不仅成功了，还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中国境外的抗疫“典范”。

截至3月5日，新加坡确诊新冠肺炎117例，治愈出院81例，治愈率高达68%。

2月17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赞扬新加坡，称其为榜样。他说：“新加坡不遗余力检测每一起类似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病例。我们希望看到考虑周详，以循证为基础的公共卫生措施。中国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新加坡的也是。”

2月13日，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干脆把新加坡检测新冠肺炎的方法称为“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鼓励各国研究人员以新加坡作为基准。该研究表示，如果每个国家都具有新加坡的检测能力，最终发现的确诊病例数，是目前的2.8倍。意思是，可以让漏诊减到最少。

该研究发布一周后，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然暴增。3月，仍有不少国家要么不检测，要么被检测能力不足或受试剂盒准确率低困扰，而新加坡默默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头。

新加坡就好像学生时代那种低调的学霸，周围人都看不懂他的做法，为他着急的有，不理解批评的也有，但最后他却得到了最多的鲜花和掌声。

事实证明，新加坡的作业是一份“动态管理”精细化管理的典范，它和中国大灾之下的举国体制优势，同样是别人抄不来的作业。不过，新加坡的效率显然更高。

新加坡的做法说起来很普通，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检测能力，减少未知的恐慌。

第二，隔离期间，执法不打一丝折扣。

第三，不惜代价，尽一切努力维持医疗资源的平稳运行。

第四，以循证为基础，追踪每一起病例的流行病学史，并且做到信息透明。

一定会有人说，新加坡人口是武汉的一半，面积甚至只有十分之一，地处热带，当然容易控制住疫情。这当然是事实，但仔细研究新加坡的做法，就会发现这是一套以技术为依托，精细到极致的社会管理模式。

它体现的是新加坡的日常，这才是最难的。难怪当年邓小平要把新加坡作为中国学习的样本。

中国做得当然也很出色，但初期出现了大面积的医疗资源挤兑，不排除大量的交叉感染；欧洲多地无法追踪到初始病例；美国很多城市还没开始真正的检测，甚至在中国的自媒体上还出现了美国停止发布新增病例数的谣言……

因此，循证追踪、医疗资源、检测能力和法律规范，这些说起来本该是每一个国家本可以努力的方向。等到下一次未知的疾病到来，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手足无措，或者只会“一刀切”。

疫情防控，首先必须解决检测。

目前全球普遍使用核酸PCR检测来确定新冠病毒携带者。但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只有病毒发作，才会给出阳性结果，对很多无症状携带者准确率不高，更加无法检测曾经感染但已经自愈的人。

新加坡研究开发了全球首个新冠病毒血清检测法——因为只要曾经感染，病毒抗体会在血液中保留一段时间，并成功追踪了一起社区感染，在此前一直无法形成闭环的病例之间建立起联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病毒学家安德森说：“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在病毒溯源的背景下，使用血清来追踪接触者” 。

一个反例就是意大利了。意大利在一个周末就暴增几百确诊病例，并在欧洲四面开花，甚至传播到南美。如果意大利能够使用血清检测方法追踪到超级传播者，甚至是“零号病人”，对接下来的全球抗疫都具有关键意义。

新加坡执法，在外人眼中严厉到有点不近人情。

目前，新加坡公共卫生预警系统仍然是“橙色”级别，并非最高级别。“橙色”代表疫情严重且容易传播，但仍然可控。居民如果生病，应该居家休养，向社区医生寻求医疗建议。

新加坡2月18日开始实施居家隔离令（Stay-Home Notice），对象是在新加坡工作或读书的外国人，在过去14天内曾访问中国内地，必须强制在家隔离14天，违者将受到惩罚。

但就是有人违反，而且偏偏是一名中国籍男子。

在他居家隔离期间，移民局官员上门检查时发现他离开家，甚至想要坐飞机离开新加坡。根据新加坡《传染病法》，该男子被剥夺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且有可能面临10000新元（约5万人民币）的罚款，以及6个月监禁。

该名男子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行踪，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感染了其他人，很多中国人都会觉得可以理解，但在新加坡，对不起。

新加坡的永居并不容易拿，要么是大企业家，要么是经过新加坡市场检验的高技术人才，要么是天赋异禀的创业投资者。身价、行业、营业额、居留时限……都有不低的门槛。

现在，就因为出了个门，很多年的准备就变成了一场空。

新加坡法律有人性化的一面，没症状不需要强制隔离，但狠起来，也是六亲不认，当然也不认你的钱和身份。

还记得当年，即使有美国总统求情，也必须接受鞭刑的两名美国青年吗？

医疗资源的极其高效的利用。

新加坡疫情防控，是以让中国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开始的——

新加坡总理亲自拍视频，跟民众苦口婆心地强调新冠病毒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多洗手才是最应该做的卫生习惯，也不要哄抢物资……

李显龙的引导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但新加坡政府显然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因为这些公共卫生方案，都是按照最高等级的世卫组织所推荐的做法来制定的。

以争议最严重的戴口罩为例，世卫组织至今也没有推荐人人戴口罩。这是因为：

生病的人一定要戴口罩。这样才能减少病毒在空气的传播概率，也是健康人可以不戴口罩的基础。

比起戴口罩，多洗手才是你最应该做的。如果你没有养成时常清洁的习惯，那么当你接触到口罩的时候，一样会把病毒带到口罩上。

中国占了全世界一半的口罩产能，但这次疫情又偏偏爆发在中国。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境外也人人戴口罩，这个需求量是不可能被满足的。

尤其像新加坡这种几乎没有口罩产能的国家，如果政府呼吁戴口罩，既会造成资源的极端紧缺，又会引发民众在街头排队戴口罩，造成交叉感染，最后反而让最需要口罩和防护设备的医护人员，没有了口罩。前线要是倒下了，还怎么救治病人？

实际上，这些在日韩都发生了。

但总有人担心，需要口罩，那怎么办呢？新加坡政府在1月底就免费向每户家庭发放4只口罩，然后2月初就上线了预约口罩的政府官网，并在官网解答大家对于口罩问题的疑惑。

新加坡政府并非强令民众不要戴口罩，而是教给人怎么戴：

如果你咳嗽和打喷嚏，带普通医用口罩；

N95口罩留给医护人员，普通人不要戴；

健康人不需要带口罩；

保持个人卫生和常洗手，这些都优于戴口罩。

政府的努力，显然是为了保证一线医疗人员有充足的防护物资。因为当年的SARS，新加坡也是中国境外最严重的地区，而且一样集中在医院内部感染。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疫情，新加坡也是中国以外，最早从“SARS化”去认识新冠疫情的国家。

维持医疗资源的正常运转，还包括精妙的分诊制。

在新加坡，医疗体系是从低到高逐步上升的，不同级别的医生或者医疗机构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从2020年2月17日起，新加坡卫生部激活了超过800间发热门诊诊所，专门为患有呼吸道疾病症状的患者提供治疗，并且统一价格为10新元，老人则是5新元。而同期的武汉，仅有61间医院设有发热门诊，武汉庞大的社区诊所没能起到应有作用。

如果一名新加坡人在当下出现发烧和咳嗽等症状，去到发热门诊就可以进行分流，高度怀疑是新冠肺炎的，直接转诊到综合医院，如果只是普通流感，直接开药就是了。

严格的分诊制，既提高了就诊的效率，也扩大了病人获取医疗资源的概率，还在第一步就减轻了大型综合医院的负担。

而因为有家庭医生的存在，也大大降低了居民面对身体不适的恐慌感。要不然跑去三甲医院挤一挤，就交叉感染了。

最后一点，追踪每一个病例，并及时发布。

这是每一个政府在疫情当前最应该做到的事情，也是世卫组织最赞赏新加坡的地方。当然，这一点中国的广东、浙江等地借用大数据也做得相当不错。

1月23日，新加坡确诊首起新冠肺炎病例，是一名66岁的武汉游客。

1月27日，新加坡卫生部宣布实施强制休假计划（Leave of Absence），强制要求雇主对从中国来的员工实施14天强制休假，由政府给予企业补贴。

随后确诊数开始逐日上升，直到2月4日出现首起本地病例。这个本地患者是中国保健产品商店永泰行的员工。而这间商店的员工及其家人都被一个中国旅行团中的病人感染。因此，这里成为了新加坡第一个爆发新冠疫情的本地集群。

这些信息，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挖掘和整理，因为在新加坡政府的官网上，可以轻松地查到已经确诊病例的基本身份信息，和他们确诊之前的行踪。

当地媒体例如海峡时报，也可以利用公开的资料，制作出一些可视化的图表或者应用，把这些重要信息传播给更多的人。

（海峡时报根据公开的信息制作的传播地图）

正因为完全公开的信息，当新加坡君悦酒店因为一场1月份的会议而成为第二个爆发点时，英国政府马上就能确认，一起本地病例来源于此，因为该病人坦白了自己家人参加过这场会议。

正因为新加坡目前对病例流行病学史的密切追踪，政府和民众都清楚，主要病例来源是哪儿，隔离之前的活动路线，哪里是集中爆发点……

也就是说，只要像新加坡这样，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掌握了新冠病毒的集中爆发点，就能明显地降低感染概率。

相比病毒，未知的恐慌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冲突，而尽全力的追踪和及时、全面的信息披露，就是解决恐慌情绪的最好办法。

回望这一个多月，新加坡的确因为地理上的特殊性，在跟病毒的抗争中取得了先天优势。但同时防疫过程中的及时、透明、系统化，也给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正疯狂扩散的地区非常大的启发。

新加坡的防疫过程，体现了典型的系统化思维。每个人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根据政府公布的信号自行判断和调整，最终达成整个系统的常规流转。井然有序，避免了无谓的恐慌。

新加坡防疫，既有中国人熟悉的狠劲，也有十足的精细。中国因为发展程度不到学不来，西方发达国家也学不来。

更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显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它的一套做法，正是来源对17年前SARS疫情的复盘。

2003年，新加坡是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第一例确诊患者就是“超级传播者”，将疾病传染给了20多个人。新加坡在抗击“非典”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可是，当年的新加坡政府反应又快又狠，被中国媒体称为“铁腕治SARS”。新加坡卫生部出台了六条“防线”，包括将疫情控制在一间医院内、专车接送病人、家庭隔离和边境控制等。

最终，新加坡不仅控制住了疫情，还因此建立了今年抗疫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疾病爆发应对系统”。

疫情将倒逼改革，但前提是有了切实的复盘，能够真正发现问题，听取批评意见，判断措施是过头了还是做得不够。

因此，对疫情的复盘，不应该漏掉新加坡的珍贵经验：提高政府的效率，重视个体的价值，把专业的事情交回给专业的人来做，别再迷恋用“一刀切”冻结社会的神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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