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娜（Verena Menzel） 《今日中国》德文部记者

一周前，在德国媒体中一条大字标题让德国海因斯贝格县（Heinsberg）县长施特凡·普施（StephanPusch）成为中国的网络红人。该县是德国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重灾区，普施先生于今年3月23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直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求援助。他希望中国能援助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用物资，也寻求开展更多的抗疫经验交流。

德国海因斯贝格县（Heinsberg）县长施特凡·普施（Stephan Pusch）。

一位德国地方官公开向中国最高领导人求助，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因此，这个话题成了热门话题，不仅在德国媒体，而且也在中国媒体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当晚，著名的德国电视主持人弗兰克·普拉斯贝格（Frank Plasberg）在他的脱口秀节目“尖锐但是公平”中邀普施进行视频对话，批评他的行为是“令人愤怒的事件”。在部分社交媒体中也是一片喧闹声，批评者大有人在。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德国地方官员施特凡·普施迈出了这一步呢？为什么他公开向中国求助，而不向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求助呢？他的公开信得到回复了吗？为了解这背后的故事，我拨通了身在海因斯贝格县普施先生的电话。

成为德国“重灾区”

在德国，海因斯贝格县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抗疫的象征。在狂欢节周二（圣灰星期三的前夕），即欢闹的德国狂欢节收尾之际，在这个位于德国西部县，一对年长的夫妇新冠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之前，这两位老人参加了该县有大约300人参加的狂欢节活动。

就在同一天，当地成立了危机应对组，要求1000多名接触者居家隔离，立即关闭学校和幼儿园，采取了全面的防控措施，停止公众活动。但是，病毒已经传播开来。截至3月29日，在海因斯贝格县有近1200人感染，31人病逝。该县是全德国首屈一指的重灾区。

从那时起，县长普施先生开启了紧张忙碌的日子，因此很难接通普施先生的电话。在接受《今日中国》采访时，这位51岁的县长强调，尽管如此，他认为抽时间接受采访和出现在公共场合中仍然十分重要。他说：“除了危机应对和对内沟通，还要在媒体中出现，的确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眼下的工作就是向别人解释，在我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用海因斯贝格县的事例告诉德国其它地方，必须做好哪些准备。”

关于当地的抗疫形势，普施先生介绍道：“就在这几天，如同欧洲多个地区一样，感染潮已经蔓延开。就医护人员和呼吸设备而言，我们县的3所医院已经在超负荷运转。能推迟的手术一律延期，目的是将所有重症医护力量全部用到新冠重症患者的救治上。”

普施先生介绍说，当地的防护物资一直紧缺。上面提到的那对感染的老年夫妇在医院救治时，该医院“仅在两天之内就消耗了一年的防护物资储备”。在上周，由于防护物资尤其是防护服短缺，他们不得不关闭了三所医院中的一所，将病人转移到周边地区。

“物资供应状况从疫情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改善过。”普施先生说，他曾经因此在德国向上级机构和联邦国防军求助，在上周末，联邦国防军运来一卡车医用物资，但“仅仅能满足3天的需要”。这位德国地方官员的描述表明，新冠病毒使得全部的卫生健康体系——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在欧美发达国家——都濒临不堪重负的边缘。

普施先生坦言，向中国国家主席公开求助的主意一方面是出于困境。“我自己只是一位地方小官，首先必须考虑保护本县的居民。我连续三届被选为县长，这说明他们信任我。”

普施先生之所以决定走出这不同寻常的一步，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他说：“我想通过这封公开信发出团结的信号。因为新冠病毒，中国人受到排斥并被贴上了标签，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对此，我个人感到非常气愤，因为这是将罪名强加于人。与海因斯贝格县的居民一样，在新冠病毒和它的传播面前，中国人民是无辜的。”

对于中国人民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海因斯贝格县的居民也感同身受。“当时我们的呼吸设备有限，几天之后，我们不得不将病人转移到周边地区医院。人们将海因斯贝格县的患者称为‘新冠人’，周边医院很不情愿收治患者入院。”普施先生说，“国家机构高度评价我们县出色的危机管理。尽管如此，仍然有人对我们指手画脚，好像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似的。这使我很痛心，也与中国人民有同样的感受。”

来自中国的援助很及时

“当我发出不同的求助呼吁之后，两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代表团意外的来访。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物资。他们是在德国工作的中国商人。当他们获悉在我们县发生的事情之后，自发作出决定，将公司中库存的一些物资赠送给我们。这是非常美好的一次经历，我对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还补充道：“现在加强团结尤为重要，人们应该相互帮助，而不是一味指责别人。”

3月23日，普施先生还将公开信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中国驻德国使馆，他很快就收到了回复。“就在发出电子邮件的当天就有了反馈。我接到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馆受中国大使馆的委托打来的电话并告知，他们愿意帮助我们。”普施先生说，“对如此之快的反应我感到非常振奋，它超出了我的预料。”普施先生说：“像我这样的小县长向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当然非同寻常。对我的呼吁作出如此之快的反应，表明了中国人处事灵敏并且务实。”

后来，普施先生也获得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卫生部长卡尔-约瑟夫·劳曼（Karl-Josef Laumann）对他行动的支持。

针对将中国视为这场世界危机的“肇事者”的指责——认为中国政府对危险的“反应太晚”——，普施先生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事情不在于相互推诿责任，说谁在某一个时间点错过了哪一步。如果人们诚实地对待自己，许多人都必须自责，没有尽快地或者是尽可能坚决地作出反应。”

“将责任强加给别人那就是人们能够做的最愚蠢的事情。作出如此这般反应的人就是那些自己搞不定危机管理的人，因为他们最终需要一个替罪羊。”普施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希望与武汉结为“姊妹城市”

普施先生与妻子和三个孩子生活在海因斯贝格县。与其他居民一样，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样因疫情受到各种限制。“就在几周前，德国人还认为，疫情离我遥远，不会降临我头上。我在我们县的经历肯定使我个人更容易理解中国人看待疫情的视角。”他说，“有人说过，如果你没有穿过这个人的鞋走路，就不要对这个人作出评判。也就是说，如果站在远处、脱离实际去评价中国人做对了些什么或者做错了些什么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要真正去感受中国人经历了些什么，贯彻那些限制人民生活的强硬措施如何之难，如何获得人民对这些措施的理解，只有人们置身于同样的环境才可能做到。”

普施先生忙碌的工作之余，还积极在媒体节目中呼吁其他地方做好应对疫情准备。

普施先生在任16年，具有前瞻视野，是真抓实干的人。他非常重视推动事物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他充满自信地处理上文提到的社交媒体上的嘲讽——“海因斯贝格—武汉的伙伴城市”。为什么就不呢？作为回应，他在公开信中果断地提出作为团结互助的标志，希望与中国这座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城市真的结为“姊妹城市”。

海因斯贝格仅有25万人口，而武汉的人口超过千万，在数量级上二者相距甚远。但是，普施先生解释道：“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共患难者。就经济和合作而言，我们现在共同走过低谷。为什么像海因斯贝格这样的县就不能与武汉或者武汉的一个区建立伙伴关系呢？”他说，“在战胜疫情之后，人们必须用另一种维度来思考，是各国如何重建经济，如何相互帮助，都需要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

关于未来，这位德国地方官员说：“我认为，相互信任、彼此开诚布公的交流是共建未来的开始。在现在的形势下，对我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人公开地表示，要迅速和便捷地为我们提供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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