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疫情，一场社会运动，接续而来，香港经济陷入长达两年的萎缩。对于不同的人，在这场寒流中，体感温度不尽相同。

今年50多岁的香港人阿美（受访者要求化名），原本是成衣贸易的采购经理，原本在贸易战中已经被裁一次，疫情之后又被裁，现在每天寄十几封求职信，把工资预期下调三成，依然无工可做。

Brinc公司总裁吉内斯塔（Guillermo Ginesta）所从事的行业在香港算新兴行业——创业公司加速器。Brinc投资并帮助企业加速扩张，过去几年总部根植香港，扩展到中国内地、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和中东，投出160家企业。现在正忙着参与香港政府办“史上最大线上创业节”。

冷热不均的现实中，悬着一个问题——瞭望前路，等待香港人的是触底反弹？还刚刚踏上一条漫长下坡路？

香港困境

香港的经济结构非常独特，服务业占比全球最高，超过93%。

占比最大的两根支柱是贸易物流和金融服务，分别占GDP的20%左右。

阿美所在的成衣贸易属于贸易物流，如果近距离观察，不难发现奇怪之处——几乎没有制造业的香港，却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输出地。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庄太量解释，香港主要在转口贸易中获利，以2018年为例，转口贸易量是香港GDP的三倍左右，香港只要收取6%左右的服务费，规模就能达到GDP的20%。

而转口贸易之所以有利可图，在于各国对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区别对待。以美国为例，美国1992年通过《美国 - 香港政策法》，授权美国政府在香港主权移交后继续在贸易上给予香港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待遇，包括关税和出口管制等。

在冲击下香港葵涌货柜码头的全球排名连年下跌。

但在中美持续对峙的大背景下，转口贸易浮现危机。比如2019年9月，正值中美贸易战高峰，香港出口货值单月同比下跌就达7.3%。

虽然在疫情之中，由于中国产能受影响较小而出口激增，使香港贸易量恢复到贸易战前水平，不过潜藏的危机并没有去除。

2020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取消美国给予香港贸易上的特殊地位。这份法案成为悬在香港头上的乌云，常年占比最大的产业有可能说没就没。

而另一大支柱金融业，则在低迷经济中依然稳健增长。

金融行业也有问题——吸纳就业能力极差，占经济20%左右，仅创造6%-7%的职位。

这使得大量就业人口被挤压进餐饮、零售，从事低端岗位。后果是，拉大贫富差距，而且这些岗位上升空间有限，阻碍社会流动性。而且在疫情中，恰恰是这些低端岗位，受冲击最大，恢复最慢，进一步放大了原有问题。

香港大学经管院长蔡洪滨就曾向媒体表示，从外部观感和经济数据看，香港经济很好，但观察越深入越惊讶，香港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指数竟然如此不相称——人均GDP媲美欧美发达城市，基尼系数、科研投入占比却与非洲无异。

对于香港来说，优化产业结构，成为后疫情时代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香港的零售、餐饮、旅游等行业提供了大量就业，但在疫情中受影响最大。

对比新加坡

四下望去，香港有一个借鉴的对象——新加坡。

不同于香港，体量相近的新加坡经济中，依然保有26%左右的工业。

这部分集中在电子制造、生物医药、石油化工等高端制造业，为新加坡创造大量的工程类、管理类优质职位，成为经济和就业的稳定器。

“稳定器”的作用在疫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两地控制疫情程度相似，但香港失业率一路走高，去年二季度达到6%之后，持续上扬，去年底今年初甚至达到7.2%的高位。

新加坡在疫情中平均失业率虽然创下10年来新高，但也仅为3%。

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工资上，香港工资月收入中位数在1.7万港元左右，新加坡为2.5万港元，差距近50%。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发布的一份分析称，不仅是新加坡，台湾、韩国都在产业转移的浪潮中保留相当可观的制造业，占经济比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并且在持续的科创投入中摆脱重资本重人力的传统制造业，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反观香港，制造业完全外流，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报告将这种现象归咎于香港政府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管治哲学，导致产业政策缺位和政府经济功能弱化。

转型出路

如何学习新加坡，打造多元化、有活力的经济？从业界到专家，都把目光投向科创。

“香港有很强的动力使经济更加多元化，而科创就是一个绝佳的方式。”Brinc（香港）总裁吉内斯塔（Guillermo Ginesta）介绍，Brinc每看150家公司，才会投入其中一家，因此每年有大量的全球企业到香港来寻求他们的投资，这些企业看重香港独特的“生态位”——拥有雄厚的资金，良好的国际化服务（法律、信息），同时紧邻广东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以及中国的庞大市场。

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邓希炜教授向媒体表示，香港的未来，是发展创造基于科技与研发的知识性经济。因此除了加大财政投入科研力度以及吸引人才和企业回流香港，还要“让香港经济再工业化，为科研及初创建立完整的生态环境”。

“香港应该推动第三次经济转型。”邓希炜此言针对的是前两次转型——成为英国殖民地后，香港的转口贸易蓬勃发展；1949年欧美对华禁运，香港第一次转型，成为轻工业制造基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香港第二次转型，剥离工业发展高端服务业，成为金融中心。

香港政府似乎已着手转型。2015年11月，香港政府组建创新及科技局，目的就是实现“再工业化”的目标。

2020年7月推出“再工业化资助计划”，生产商若在香港设立新的智能生产线，可以获得最高1500万港元的资助。

此外，还设立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创科创投基金等一系列支持计划，共累计230亿港币支持近两万个项目。

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傅仲森认为，香港依然保有独特的优势，科创企业开始聚集和发展。

“一开始我们看到香港初创企业中，Fintech（金融科技）公司占多数，现在看到越来越多不同种类的企业进来，比如生物医药类企业已经形成规模，香港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生物医药类公司上市地，这些企业为人才提供新的岗位选择，而不是进入传统公司，成为经济新增量。”

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傅仲森（Stephen Phillips）也认为，科创创造大量全新的工作岗位，比如人工智能，数据分析，高级编程，这些岗位的需求量明显上升。“我们正在经历香港经济的多元化转型。”

反应在数据上，香港初创企业数由2014年约1100间，增至2020年超过3300间，聘用人数由2400人增至10700人。

阻碍

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就此走上科创的坦途，就此改善经济结构。

目前，香港科创领域规模依然有限，“再工业化”也很艰难，仅从本地制造业产值来看，在过去5年始终在400-500亿港元间徘徊，2020年还大幅下探到420亿港元。

庄太量向BBC中文表示，事实上“再工业化”很难实现，一旦迈入“去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行列，就再也回不去了，人工、土地各项成本太高，不符合经济规律，纵观全球也没有先例。而香港政府积极不干预的理念，使香港在整体上进行重新定位非常难。

吉内斯塔则提到另一个难关——很多创业者到香港后，最不适应的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房租和食品。

在经济学人智库（EIU）每年公布的生活成本排行榜上，香港常年蝉联第一。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创业过程中会转嫁为创业成本。

这为很多创业者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选择香港，而不是一河之隔的深圳。

傅仲森认为，香港或深圳，香港或广州，香港或新加坡，这些对比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和”的关系，确切地说，对于中国内地企业而言，如果想开拓海外市场，香港可能是很好的出发地；对于国际企业而言，想要继续增长，香港可能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理想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