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周以来，全球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得不面临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美国与中国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两国的人口缩减局面可能较预期提早到来。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局面出现，这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通常，各国政府均希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中国与美国尚未走到这一步。而有些国家已经在考虑提高生育率的问题了，中美两国可以从它们身上吸取一些经验。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有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尝试过在这上面投入大量金钱，向父母提供大笔现金鼓励他们生育。但这种政策很少单独奏效，家长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提供更多支持的系统。那么，作为政府，可以如何说服大家生小孩呢？

1. 向家长提供可负担的幼托服务

在人口正在减少的日本，小镇奈义町是个快乐的例外之地。在过去九年间，这里的出生率实现了翻倍增长，从每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1.4名子女增长到2.8名，这得益于一个覆盖范围广、对家庭友好的政策计划。

在当地，每个家庭不仅可以得到生育奖金和育儿津贴，送小孩进托儿所的开销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已。不过，虽然奈义町的成功令人惊叹，但它只是一个乡村小镇。在东亚其他地区，残酷的职场文化使得母亲或父亲们很难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实现平衡。

韩国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为了鼓励家庭生育，该国已支出超过1300亿美元。其中一些项目是比较容易想到的，比如免费幼托、房屋福利或对试管婴儿项目的支持。还有一些更有创意，比如向公务员提供假期，以便他们回家生小孩。然而，其中似乎无一奏效。

金智艺（音译）在首尔有一份繁忙的工作，负责销售与市场营销。她对生小孩本没有任何兴趣，迫于父母压力，她还是生下了一个孩子。如今，她的儿子已经三岁。虽然她拿着政府提供的“婴儿支持护理”资金，但她觉得现金奖励对自己的决定并未起到任何作用。

“我从未想过再生一个孩子，”她说。“养一个都已经十分困难了，所以我只想把精力集中在他身上。”这些政府的政策倡议中，没有一项成功解决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不利于家庭生活的职场文化。

“在韩国我们有合法工作时长，产假和陪产假也很充足，”首尔大学研究该地区生育问题的助理教授金惠媛（音译）表示。“但使用率却很低，尤其是陪产假。这其实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2. 让工作更灵活

韩国、中国与日本是极端示例，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职场文化也与家庭生活有冲突。

各国政府可以采用的一个选项是，试着增加更多兼职工作职位。从数字上来看，兼职率更高的国家的确倾向拥有更高的生育率。然而，接受这些兼职职位的人通常是女性。这不利于促进性别平等，且由于会进一步减少劳动力，对于有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国家而言这也并不是理想选择。

在女性保有工作的情况下提升生育率是可以做到的事情。瑞典经常因其对家庭有利的政策而得到褒奖，这些政策不仅来自于政府，也来自于企业。

“我们了解到，在女性和男性一生中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会有年纪尚小的子女，有时不得不为此早点下班回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人口统计部门主管安德生（Gunnar Andersson）表示。

有一些方法可以在不减少工作时长的同时，让工作变得更加灵活。

2017年一项研究显示，在德国，宽带接入率的提升与高学历女性生育率的提升之间存在联系。在家工作的女性发现，她们可以花更多时间陪孩子，且她们也会选择生育更多子女。而在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女性或男性中间，同样的效果并未出现。

研究家庭人口的教授安娜·罗特基希（Anna Rotkirch）表示，类似的情况可能也正在芬兰出现。去年在全球大流行期间，芬兰呈压倒性下降趋势的出生率得到扭转，实现小幅增长。

罗特基希教授是芬兰政府在生育问题上的顾问，她认为，芬兰的教育系统对出生率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去年，芬兰十分顺畅地转为线上教学。

但她同样注意到另一情况。在欧洲不同地区，女性在讨论与孩子一同在家办公时，她们的体验大相径庭。

“我从英国得到的信息是，女性对于孩子在家上课十分绝望，丈夫没有帮忙，以及其他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倒退的声音。”同样身为一名母亲，她在芬兰并未听说过这么激烈的情况。

3. 让男性在家办公

在每一个进行研究的国家，调查数据均显示，女性的自由时间少于男性，因为她们在家里要做更多的无薪工作。

首尔大学的金惠媛发现，当男性在家中承担更多任务时，生育率会上升。她在研究一胎家庭后发现，当男性每周做家务的时间超过一小时，这个家庭生育第二名子女的机会就明显上升。

这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多年以来的实践相吻合。在瑞典，该国生育率一度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出现增长，这部分要归功于对儿童托管的大幅补贴。

但同时，该国政府还向父母们提供丰厚的产后假期。现在，父亲们的陪产假是母亲产假时长的大约30%。“他们深度参与其中，这不仅仅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安德生教授说。“在孩子出生的一年半期间，他们会在一段时间内承担起主要职责。”

瑞典政府还向父母们提供丰厚的产后假期。现在，父亲们的陪产假是母亲产假时长的大约30%。

而伴随孩子年龄的增长，在早期建立起来的育儿或家务模式通常会持续下去。在瑞典，有73%的女性，以及56%的男性每天会至少花一个小时在家务或做饭上，而欧洲的平均水平是74%的女性及34%的男性。

“我认为你发出的信号很重要，”罗特基希教授称。“社会上的信号和政治上的信号，告诉大家我们会帮助你，你不是一个人，你可以做到。”

过去多年来，北欧国家似乎一直在发出正确的信号，但如今却不再如此。

在过去10年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生育率直线下降。瑞典的下降趋势趋于稳定，但挪威和芬兰的趋势十分显著。

“由于我们位列地球上最快乐、最关爱家庭的国家名单之列，这让人十分难以理解，”罗特基希教授表示。

这重要吗？

“从人口学角度来看，这些其实都可以不是问题，”牛津大学人口老龄化研究所教授里森（George Leeson）表示。

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欧国家的生育率一直低于生育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但这一地区的人口却一直在增长。“移民使得人口刚好可以得到更新与补充，”他表示。

如果老龄人口愿意，劳动力萎缩的情况可以通过让年纪大的人群继续工作得到缓解。

首尔大学的研究发现，当男性在家中承担更多任务时，生育率会上升。

而下降的人口可以对气候变化问题起到积极作用。“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生育的子女不像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一辈那么多，这给了地球村一点喘息的空间，”里森教授表示。

如果各国政府以全面的视角处理生育问题，他们可能会得到意料之外的收获。当韩国政府推行定量工时法律之后，工作时间从每周44小时下降到40小时，金惠媛发现，这时韩国男性会花更多时间拜访及照顾他们的年迈父母。

罗特基希教授表示，所有的政策最终都应指向帮助人们按照他们希望的子女数量构建家庭。

“它们影响到子女和父母的幸福感。而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让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们拥有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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