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美国总统即将百日的拜登，正尝试在美国长期未能取得突破的基建问题上，寻求实现某种重大的成果。

2021年3月末，拜登提出了一项总额2.3万亿美元的“大基建”提案，预期在几个标志性领域取得突破。根据他的计划，基建所需要的钱主要来自从21%提升到28%的企业税。拜登政府的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这项计划将以八年为期、分摊建设项目成本，以15年时间付清所有费用，长期而言不会增加美国债务。需要指出的是，这与此前拜登在竞选时期提出的“向富人征税”并非同一个概念。因为向富人征税所必然涉及的调升最高边际税率或资本利得税等政策均仍未见踪影，征税的焦点是美国企业，而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企业赋税从超过30%降到21%给拜登提供了政策空间。

民意调查显示，54%的美国选民支持改善美国基础设施建设。

拜登的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引发了各方，尤其是市场的广泛关注。整体而言，在不考虑具体落实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具体的执行能力，以及过往30年间类似加州高铁那种堪称“标志性灾难”的负面案例的情况下，就其总体的指导思路而言，拜登的这份计划还是具有一些值得鼓励的特点的。

首先，美国开始意识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国内，而非满世界寻找敌人。此前中美关系遭遇1979年以来最严峻的冲击和挑战，原因之一就是前任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生病，其他国家吃药”的霸道逻辑发挥到了某种极致。虽然特朗普政府也提基建计划，但拜登拿出的计划至少在形式和部分内容上，体现了在华盛顿生存40余年的政坛宿老应有的见识。这至少是值得一点肯定和鼓励的。

其次，美国政府终于开始理解什么是应有的政治担当，不再以一种滑稽的方式陷入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教科书的窠臼里无法自拔。政府的功能是要解决问题，提供公共物品。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政府的功能就是要解决市场没有兴趣（因为缺乏利润），而社会又不可或缺的所谓公共物品，以关键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有效供给问题。美国政府不是不知道怎么搞基建。在上世纪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正是美国政府早期的基建投资，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这个“超级大国”。现在拜登至少知道要从美国历史上找一个榜样来学习和借鉴。这显然也是值得一点肯定和鼓励的。

再次，美国政府终于知道需要在印钞和借债之外，用新的办法来筹资、顺带关注国内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了。回首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认为自己赢得冷战，然后顺着新自由主义的路线一路高歌猛进，最终成功地一头栽入现在的困境之中。核心问题，就是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在随性消费冷战红利之时，“成功”地被胜利所击倒，令国内矛盾丛生。拜登至少知道不能再继续薅中产阶级的羊毛，也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印钞发债放水，而是要动动税收了。这当然还是值得一点肯定和鼓励的。

但是，除了上述三点之外，这份宏大的基建计划还是有相当大的概率仅仅成为某种漂亮的PPT。而其中最为核心、难以落实的结构性挑战在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掣肘和制约。美国国内政治本质上是以竞争性政党政治为核心的政治过程，形式上平等。竞争性政党围绕赢得选举胜利这个核心目标，在基层选区奉行“赢者通吃”的基本规律，决定了美国的国内政治结构基本上不是一个适合开顶风船、打逆风局的结构：聚焦短期收益，关注选举结果，煽动并迎合民众绝对自我中心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其结构性的政策与战略偏好。

而落实到基建计划上，产生了三组矛盾关系。

首先，基建计划天然的长期性、系统性和复杂性需求，与美国执政党对短期、直接和简单性的偏好，形成了天然的矛盾。2022年美国国会要进行中期选举，2024年美国总统要进行选举，而基建计划要求民主党政府能够大概率保证的是8年执政。如何确保全美范围的大基建能够在短期内实现足以影响选票的成果，客观来说，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其次，基建计划涉及的利益的全面性，与民主党自身关切利益的狭隘性之间的矛盾，近似不可克服。拜登的“大基建”计划是一份不纯粹的计划，中间夹杂了具有显著选举因素考量的偏好，也就是用政策去买选票；共和党基于本能，必然对此予以抵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计划的通过将充满各种不确定性，最为宝贵的战略资源“时间”将因此承受额外的重大消耗，从而显着地抵冲和损耗计划的有效性。

第三，基建计划对延续性的需求，与美国两党政治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从中国的经验看，全国性大基建所需要的时间是以若干代人为单位来计算的。是否能在数十年，而非四到八年的时间尺度上维持政策的延续性，是基建项目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的框架下，可能就是个非理性到无法想象的目标。

有鉴于此，虽然站在美国人民的角度，非常乐意看到他们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能够在拜登政府任内有所改善。但冷静思考之后，还是对此保持极其谨慎的态度。当然，希望美国能够把更多的精力从祸乱世界，转回到建设本国的正轨上去。但能做到多少，还有待时间的持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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