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六十年前，真的有人做出违背祖训的决定

最近看到一段视频，里面十多个“神医”都像复读机一样，说着同样的话：“我翻来覆去思想斗争了一个月，最后做出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就是把“祖传秘方”献出来，拿到电视广告里推销。朋友们都吐槽：他们的“秘方”能不能治病不敢说，违背祖宗需要多长时间，倒是清楚得很。

“神医”们推销的“祖传秘方”，究竟是真是假，在此不做评判，那都是监管部门的职责。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违背祖训献出秘方，其实并不是开玩笑，而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事。今天健哥就来跟大家聊聊“祖传秘方”。

经常泡图书馆的朋友一定都有印象，在R字头的“医药卫生”类书架上，都有成排的中医药方书籍（陈列规模视图书馆规模和性质而定）。这些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药方从哪里来？民间“祖传秘方”就是重要来源之一。

某图书馆陈列的药方书籍

在一本药方的序言里，作者写道：

先生……自幼习医，矢志笃学，尤爱中医，热衷药理，年逾九十，乐此不疲；每发现治病良方、养生之道、健康诀窍便如获至宝，悉心摘录……现将两书公之于世，福泽世人……

过去几十年里，民间中医药方的整理、出版一直没有间断。而在上世纪50年代，还有过一波捐献祖传秘方的高潮。

1、“祖传秘方”是什么方？

“医之所传，在于药方。”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方全书》中，编者这样写道。

故中医药学，虽历经沧桑，几度变迁，然每朝每代，未有摒弃医方者……研习者，不畏其多而畏其少；蓄方者，不畏其富而唯嫌其贫。

中医药学的世代传承，药方是重要载体。历代各类医书当中，记载方剂的医书是最多的。据《中医方剂大辞典》，历代所有类别方剂有方名者近10万。加上各种无名方，数量更加庞大。据统计，先秦至清代的方书类医籍超过3500种，现存2000余种；现存民国时期方书类医籍700余种；1949年至20世纪末出版的方书共600余种。

浩如烟海的药方中，又有经方、验方、偏方、单方等不同分类。

经方：指经典医药著作中记载的药方，比如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

验方：不见于经典医籍，但是经过历代医家临床实践，验证确有疗效的药方。

偏方（土方）：民间流传，来源难以查考，不见于古典医学著作的药方。疗效因人而异，具有不确定性。

单方：流传于民间，专治某种疾病的单味药制剂（与复方概念相对应）。有确切疗效的单方，也属于验方范畴。

划一下重点：经方和验方是医生在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下而运用的药方，出身正统，权威性最高；偏方和单方，则是民间流传而缺乏理论依据的处方。

了解中医文化的朋友可能还听说过一句话——“气死名医海上方”。因秦始皇、汉武帝曾派人远赴海上寻找不死仙药，故后世将能起死回生的验方、偏方称为“海上方”。

有一部名为《孙真人海上方》的医学古籍，其中的孙真人，就是撰写《千金方》的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不过这一部“海上方”很可能是后人假托孙思邈之名编撰的。

人民卫生出版社《千金宝要·孙真人海上方》封面

《红楼梦》中也有一个著名的“海上方”，就是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末子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

当然，这都是曹雪芹的杜撰。就算你当真，也收集不来这些“药材”。

那么“祖传秘方”呢？严格来说，祖传秘方不属于医药学概念，可能是验方，也可能是偏方、单方。

祖传秘方，关键在于“秘”。众所周知，传统中医是通过家族传承或师徒传承，素来遵循“传男不传女、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原则。又有“有子传子，无子传贤；无子无贤，抱卷长眠”的说法。世代行医的家族，祖上传承下来的医术、药方，是后代立身之本，当然轻易不传外人。而在师徒传承中，面对“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困境，传谁不传谁，传什么不传什么，其中又有才学人品等诸多考量。只有最后能赢得师父信任的那名弟子，才有资格继承秘方和绝学。

不管家传还是师承，如果打破规矩，将不传之秘随意泄漏出去，便是“违背祖训”了。

2、上世纪50年代，很多人献出祖传秘方

1958年11月17日至12月3日，中国中医药界的一场全国性大会——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在河北保定召开，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员卫生厅局长、高等医药院校长或党委书记300余人参会。这场会议的同时，还举办了河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经过半个多月的听取报告、讨论、参观，大会做出了一系列对中医药发展影响深远的安排。其中一项便是开展群众性的采集验方、秘方的运动。

事实上，在这场大会之前，当时全国27个省级建制中，有17个省和3个市已开展了收集整理中药方的工作，并出版了中医验方集。

早在上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就曾号召中医公开各自的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采用。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通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其中提到，“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

动员号召中医从业者公开药方的做法，自此推广开来，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并在50年代末形成一波收集民间验方秘方的高潮。

50年代中期，河北省卫生厅首先开展了中医药领域的采风、访贤工作。据《健康报》的相关报道，河北省派出的拜访团，在两个月时间里，就从784名受访中医里，“发现了治疗经验丰富、深通医理、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的名医160多位；受访中医则热情地献出了250多个秘方和57部专著。”

1956年9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医验方汇选（内科第一集）》。该书就是由河北省卫协会之前几年间收集的2万多件秘方、验方中汇集整理而成，出版后颇受好评。河北省卫协会后来又陆续编选、出版了多种中医书籍。

1958年8月，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也组织了一支“访问名老中医工作组”，20多天里，共访问名老中医556名，优秀青壮年中医及有一技之长的群众255名，收集老年中医整部著作55种，医案469则，验方秘方501种。

1958年10月，河北省卫生厅又发起一场“全民采风运动”，到10月底，全省采集单方、土方超过16万件。据后来验证，其中1092个药方都具有很高价值。

由于河北省收集民间药方的突出成绩，当年11月的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在河北召开，并同时举办河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保定会议之后，一场采集单方、验方、秘方和一技之长的全民采风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各地区、各行业系统收集到的药方，多达数千万种。

50年代报刊资料截图

这些药方，除了来自正规医家，很多确实是捐献者祖上几代传下来，有独到效果的秘方，或者是民间走方医赖以为生的方子。

当时厦门制药厂的郭金全，献出了一本祖传300多年的手抄秘方验方，其中有在南洋各地闻名的“珠珀散”等良方制法。江苏省第二康复医院杨雨辰医师，将家传三代的验方四册献给省卫生厅研究。

贵阳医学院在拜访“土专家”的过程中发现，贵阳市民卢老太有一个六代家传的秘方“肿半截”，可治疗慢性肾炎肾变性期水肿。该院党委希望求得该秘方。卢老太因为全家几口人都受到政府的照顾，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于是慷慨献出。

福鼎玉塘乡79岁老大娘张红妹，行医20多年，有专门处理产妇胎盘不下的良方，曾治疗2000多病例，疗效在95%以上。当地卫生界1955年曾登门拜访，她不肯传授；1958年，又两度上门求教，还把老大娘用轿子接到县城，老大娘深受感动，终于献出药方。

3、秘方不计其数，但还需要科学验证

在50年代的“献方运动”中，民间收集来的各类药方，数量固然可观，质量却难免良莠不齐，要么大量重复，要么一看就不靠谱，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有一个“蝌蚪避孕单方”，经浙江中医研究院确证无效，报道发表于《人民日报》，该报在《编后》中写道：“民间单方在经过科学分析、实验和研究鉴定后再进行推广，才能对人民健康有所保证！”

1958年11月和1959年3月，《人民日报》《健康报》先后发表社论，号召对民间收集到的药方进行整理研究，验证效果后再推广使用。1959年6月，卫生部还专门发了《关于整理研究推广秘方验方的通知》。

50年代报刊资料截图

事实上，早在1956年，河北省出版《中医验方汇选》时，便在每个药方都列明了献方人、方名、来源、主治、药品、制法、用法、禁忌、试验等项目。正因详尽细致，当时受到各方的欢迎，到1962年6月已经第六次印刷，单种印数达68900册。

更早组织整理和研究验方秘方的，是徐州市卫生局。1954年10月，徐州卫生局聘请经验比较丰富的9名中医组成研究小组，专门审核验方。从200多个药方中选出18个，作为重点实验，以便肯定效用后推广。

1954年底至1958年底，江苏省收集献方3万余张。该省儒医传统深厚，对于来自民间的处方，很多中医观念正统，认为秘方、单方是偏方，不正规。对有毒中药的使用更加慎重，强调“不应贸然从事，竭力防止发生意外”。

江西省在献方运动中收集的中医秘方验方，数量达到几十万，但1960年12月该省中医药研究所整理出版的《锦方实验录》，只精选了“附有治验的255方”。

轰轰烈烈的献方采风运动过去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药方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一直没有间断。

1982年，国务院组织对全国中医药资源进行普查，收集了10万余个民间单验方，对其进行筛选和整理，编印了《中国民间单验方》。

1983年，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可选择一所中医机构负责收集、整理、研究散在本地区的单、验、秘方和特效疗法；对筛选出的方剂、疗法，要组织临床验证；对疗效卓著的，经过正式鉴定后可推广应用，并进一步组织力量对其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研究”。

到2000年后，从国家到地方，陆续有相关法规和政策出台，对安全有效的民间特色诊疗技术、方药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利用，进行指导和规范管理。

在国家数字图书馆搜索“验方”，题名相关的图书超过1000种，2000年后出版的有600多种。搜索“秘方”，题名相关的图书约有900种。

近年来的社会新闻中，也不时出现中医药从业者和市民献出“祖传秘方”的报道。

对于民间收集来的药方，成都中医药大学陈西平教授10年前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上世纪50年代的献方运动中，由于收载“单方验方”数量众多，绝大多数没有经过严格鉴定，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病名笼统化，比如“治痈疽方”，“痈疽”二字可包括半数以上的外科疾患，不能不辨寒热，一律选用“治痈疽方”；二是疗效夸大化；三是剂量模糊化，因为中医不传之秘正在于剂量，“单方验方”使用中草药，大多用“一把”“一撮”等模糊量词，不利于准确使用，发挥最大疗效。

陈西平认为，当前对单方验方的文献研究，还侧重在收集整理和出版，疏于对方源、病症、剂量、用法等诸多方面进行整理总结。为此，她提出了考证方源、病名病机、剂量及治疗机理、煎服方法等思路。

而按照现代医药的标准，对单方、验方、秘方等各类药方的科学合理运用，除了加强文献研究，还应该参考临床数据。即使是历代医家验证有效的验方，也不是拿来就能用，因为中医还讲究因人施治，辨证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