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晚上，吃完一碗大盘鸡后，苗红涛向面馆老板任山虎提出：他和几个回不了家的外卖骑手，能不能在这里预定一个年夜饭？“都是五湖四海回不了家过年的，有啥菜就吃啥。”

“最后几个小时营业，回家过年，请大家速来选购。”东辛店村一家杂货铺，吊挂在门口的喇叭重复播放着一段录音。这天是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北方的“小年”，是准备年货、祭灶的日子。而这家杂货铺，几乎成了整个东辛店村“年味”最重的地方。

疫情在这个冬日卷土重来，各地骤然收紧的防控给原计划返乡过春节的人们画了个圈，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圈在了原地。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的东辛店村是北京典型的“倒挂村”，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者。根据朝阳区政府2020年的资料，该地的户籍人口仅有1167人，而流动人口则有22934人，“倒挂”比例达到1比19.7。综合现居东辛店村的外来务工者的说法，村里房租普遍在1000至1500元之间。

当地居民告诉全现在，大约自1月起，村口就设了“关卡”，进出都需要出入证，没有出入证的则需要7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村里的建筑以两三层高的平房为主，外墙被漆成黄色，有的房子一层有五六户，每户都是独立的出租房。临近春节，村里却几乎没有店家在摆卖送礼食品、春联等年货，遍插的国旗，几乎是村里唯一的红色来源。

“家里哪有挂红旗的，都是挂大红灯笼啊”，65岁清洁工李云华掏出手机，靠着垃圾车，对着村道一边拍视频，一边打趣。她把视频发在老家亲友的微信群里，告诉大家今年回不去了，答应的年饭也赴不了约了。

李云华5年没回家了。她是辽宁鞍山人，前些年在酒店做保洁，哪怕过年也只有短短几天假期。2020年，她成了东辛店村的清洁工，早早就计划着换班回家过年，远在老家的儿媳妇也给她买好了腊月二十八回家的火车票。听说回去要隔离后，她和丈夫商量着把票退了，留守北京。

东辛店村插满红旗的村道

“老家年味比这强，（腊月）二十三可热闹了”，李云华感慨。同村的几个年龄相仿的清洁女工也围了上来，彼此交换着记忆里家乡的年味——“大红灯笼高高挂，年味就来了，小年就开始放鞭放炮了，哐哐哐”，“家家淘米压面做年糕，二十三要吃灶堂，还要送灶门爷上天！”

“要是没疫情，肯定就回去了”。李云华说。

“回乡证”

2月4日中午，村道上，一个30岁上下的男人拖着银色行李箱匆匆走过。路面并不平坦，行李箱上挂着的吊牌随着路面起伏。近段时间，“做核酸了吗”成为熟人碰面时的口头禅，紧随的一句是“过年回家吗”。小饭馆里，老板、客人和送货师傅都在分享核酸检测场所的信息，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俨然成了一纸“回乡证”。

一名老家在黑龙江的客人结账后，跟老板讲起自己的纠结——过年到底要不要回家。根据他打听到的信息，回家有可能被集中隔离。听到“集中隔离”四字后，老板立刻建议，那就别回去，但客人补充说，也可能只是居家。老板态度马上转变过来，表示“那回家待着就好”。

在东辛店村经营了15年卤味小吃店的王芬告诉全现在，过去的半个月，东辛店村里不少外来务工者都经历过这种纠结。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消息，规定农村地区“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聚集、不流动，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但十一天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六不准”，不许地方政府在执行返乡防疫政策时出现“层层加码”、“一刀切”的问题，明文规定“不对返乡人员实施集中和居家隔离措施”、“不对低风险地区跨省流动到城市的非重点人群进行核酸检测”。王芬透露，最初的消息发布后，村里不少外来务工者不打算回家了，看到政策变松，态度又再度翻转。目前，有人已经回到老家，也有人像她一样，还在观望政策和疫情的变化。

东辛店村内的理发店，门口写着“回家过年”

王芬老家在河北省燕郊镇，开车只需40多分钟。她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上学，一家四口都住在东辛店村。往年春节，她都会回家过，但她又觉得留在北京也关系不大，“在北京住了这么久，这里已经跟家差不多了”。

28岁的赵娇生则属于无论政策怎么变，都必定要回家过年的人。妻子和9岁的儿子在山西老家，他每年至少要回家两趟，放暑假时，妻子也会带上儿子到北京来。一年下来，一家人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左右。

赵娇生是外卖骑手，一天大约要工作十个小时。他打算在家留到农历十五，好好陪着儿子。他告诉全现在自己的春节假期计划：“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过个半个月，然后回来再挣钱。”东辛店村紧邻望京，后者是商业写字楼的集聚区，对外卖需求大，东辛店村也因此吸引了不少外卖骑手落脚。

出租屋平房的过道和村里的空地上，横七竖八地停满了电动车。它们的后备箱多是一个保温箱，印着人们熟悉的外卖、闪送品牌。距离春节还有一周的下午，这些电动车没有跑在马路上，而是安静地停在村里，其中一些车的主人已经离开了北京。

“人哗啦啦地都回家了。”赵娇生发现，“六不准”出台后，东辛店村人少了，他自己则买了2月9日农历二十八回家的动车票。

看着村里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保洁员王菊香轻声嘟囔：“也不知道都是往哪走的”。她的老家在黑龙江。几天前，她从村里的微信群里得知，家乡要求外地返乡人员一律隔离，能不回去就不要回去，有人的家门甚至因此被上锁。

回家的路远且漫长，中途还要换好几次车。王菊香左思右想，她更怕的是途中沾上病毒，自己倒不打紧，染给家中小孙女就糟了，光想想“内心就直打鼓”。因为疫情，她去年春节也没回家，孙女是2020年正月初六生的，“到现在都会走路了，我们还没见过呢”。王菊香惦记孩子，但最终还是决定不回。儿子电话打来，她只闷闷地说：还是回不去啊。

东辛店村内

东辛店村的另一边，山西人任山虎也刚刚掐断回家过年的念想。这两天，他一直给县城老家的小区物业打电话，对方的回复强硬而明确：有核酸阴性证明也必须隔离，居家14天，一家人都将被限制出入小区的大门。他琢磨着，一来一回隔离28天，干不了任何事，一个月6500元的房租就打水漂了，不划算。

年过五十的任山虎和哥哥一起在东辛店村经营一家面馆。十几天前，哥哥和另一个老乡先后带着一纸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回到了农村老家。任山虎听说，哥哥只是被叮嘱尽量别出门，另一老乡的家门则被上了锁。好的坏的消息交织，让他越发不安和困惑，最终决定不回去了。

正在任山虎店里吃晚饭的赵娇生打抱不平：“你只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他就没有权力隔离”。近来，赵娇生反复研究返乡隔离的政策，也与村里打电话确认过。他建议任山虎与物业据理力争。任山虎摇头叹气：县城和农村政策也不一样，每一天形势都在变，而且一个地方一个班子，“不同小区说的都不同”。

“奶奶，你想我咋不回家啊？”

晚上10点后，任山虎的山西面馆外，陆续有外卖骑手的电动车停下。骑手们刚送完一天的餐，终于可以坐下来，慢悠悠地吃晚饭了——他们一边刷短视频，一边吸溜着一大碗面，吃完再多坐一会儿继续玩手机。也有三三两两一起来的，叫几瓶啤酒，聊着各自送了多少单，碰到了什么难搞的客人。

任家面馆外停的电动车

正值腊月二十三，北方过小年，陕西人苗江涛送完最后一单外卖后，回了东辛店，摘下手套跨进面馆，他和另外三个室友就租住在楼上一间10平米左右的屋里，摊下来每人一个月房租只要400多元。

出租房里连桌子都没有，他的晚饭基本都在面馆解决，他喜欢点大盘鸡，每次还不忘喝上一两瓶啤酒。工作十多个小时后，喝酒能让他快点入睡，这样才能休息好，第二天继续上路。

往年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准备回家了。春节返乡政策出了后，苗江涛决定不回了——在家隔离14天，来了再隔离14天，“那多耽误事儿”。去年春节疫情正严重，他一直在老家呆到3月才被允许返京。这次不回，至少还能挣点钱，春节期间除了跑单，每天还能有300元值班费。

但如果能回，他是不会留在北京过年的，“在外辛苦一年了，不可能为了这几天多挣两三千块就不回家。”

苗江涛32岁了，过年对他来说，早就过了小时候的热闹劲儿。最近几年，同村的伙伴很少回家过年了，人少了，“没啥意思了”。

不过，有了女儿后，过年对他来说有了新的牵挂。女儿2019年10月生的，他上一个春节回家才见上，那也是唯一一次和女儿相处。平时他总想女儿，但孩子晚上九点就睡了，他十点多才下班，白天又赶着送外卖，最多在单少休息的间隙或者周末，才能通过视频看看孩子。

苗江涛每天的日子几乎一成不变，跑单占了他醒着的绝大部分时间，剩下就是吃饭、睡觉、刷手机，家里的女儿却在飞速成长，现在已经会说简单的话了。苗江涛希望听到“爸爸”两个字，但孩子总要媳妇儿教着才叫得出来。

夜深了，面馆老板任山虎还不舍得关门。哥哥回老家后，他招了一个临时工，一天也不敢歇。来北京多年，任山虎早先在大兴开店，半年前才搬到东辛店村。去年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去年腊月二十三，他赶在疫情暴发前回了老家，没想到一待就是半年，六月份才返回北京，返京第一件事就是交了快一万块钱房租。好在大兴房租相对便宜，后来赶上拆迁搬到了东辛店，房租涨了好几倍，生意却一直好不起来。他想着，今年可再也亏不起了。

山西老家中，他的妻子带着孙儿和两位老人生活。儿子和媳妇在太原的工厂里打工，打算挣上三倍工资，大年初五再返回老家。任山虎和老家的朋友在微信里聊天诉苦，朋友劝他，回来吧，钱是挣不完的。他有些无奈：出门在外，自己的难只有自己知道。

任山虎经营的山西面馆

保洁员王菊香已经四个月没收到工资了。2020年，她的工作一波几折，年初时找好的工作因为疫情歇业被搅黄了，后来她干过各种零工——打扫公共厕所、给邻村村委会帮活，只要能挣点钱的都去。

来北京三年，王菊香一直干着各种保洁工作，从没回老家过过年。她记得，头一年月薪2000多，不回去是因为刨去房租没挣上钱，“不好意思回”；第二年工资高了点，赶上疫情了没回成；今年则是因为既被疫情政策限制，又没钱。

一旁的村民们皱着眉头：是啊，钱没赚着，都没脸回去。一个河北女人说：“我孙女问我，奶奶你想我不，你想我咋不回家啊？你说我咋答”。“过了病毒就回来啊”，王菊香苦笑着接话，“这疫情啊，也是帮着我们给打马虎眼了！”

1月20日，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指导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送温暖”和集体过年活动，鼓励企业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安排文化娱乐活动，落实好工资、休假等待遇保障。通过暖心举措，让务工人员留在就业地安心过春节。

作为私营饭店的保洁员，王菊香拿不到春节福利。年关将近，她只巴望着工资快点发下来，这样才有钱发微信红包给远方的孙女。她有点羡慕干着环卫工作的丈夫，平常工资三千多，不如她在饭店高，但胜在稳定，“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发红包，但过年过节的，起码会发些米面油。”

丈夫大年三十晚上还要继续工作。王菊香计划着，白天去超市买点肉，用发的面粉包好饺子，等丈夫回家吃个不够团圆的团圆饭，年也就算是过了。

寻找年味

山西人石洪宇的杂货店开在东辛店村的边缘位置。一件红灰相间的运动外套，一条黑色皮裤，这就是他过年的“行头”——如果在老家，人们大都会置办新衣服，不过在北京，他没心思讲究。

收银台的上方，挂着一小袋红包，石洪宇指着红包说，那是两年前的，现在都还没卖出去。也因此，他的店里没有出售任何有“年味”的商品。

在整个东辛店村，几乎看不到有商户摆卖送礼食品、春联等年货。有不回家过春节的外地人告诉全现在，他们并没有准备年货，等到过年的时候，去超市随便买点吃喝的就行。

石洪宇从收银台里掏出一盒标价6.5元的烟，“这里住的都是穷人”。他觉得，“穷人”不会额外花钱来过年。更何况，过去的一年并不好过，因为疫情，不少住在东辛店村的外地人直到5月才回到北京，而年底疫情的反复也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石洪宇在最近一个月就亏了800元。

这也是石洪宇决定不回家的原因。去年一整年下来，真正做生意的时间实则只有半年左右，他担心回家之后，再回京就要居家隔离十四天——这意味着半个月光交房租却无法做生意。

“如果没有它，就不行。”石洪宇拿起摆在支架上的手机，晃了一下，这是他平日看店时唯一的消遣。在微信上，他可以跟在老家的妻子，以及出嫁了的女儿聊聊天。店铺是前店后居的格局，每天从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12点。按照他的计划，春节七天假期的作息也大致是这样。

“年味，在老家里边有，这是北京，这地方啥也不讲究。”石洪宇记得老家的年味——大街上卖什么年货的都有，摆满小吃摊，卖干果、饮料，还有弄鸡鸭鱼等各种肉类的档口，小孩会玩鞭炮。一走上街，满是过年的气氛。

东辛店村的清洁工们

“对联、年画上哪买？”李云华和她的清洁工老姐妹们站在东辛店村的大马路上，一边扫地一边讨论着怎么在北京过出年味。作为习惯了张罗的家庭妇女，她们仍然希望这个春节尽量像样。

传统观念里过年，食物上一定会下功夫。李云华掰着手指头算：“初一吃饺子、初二烙饼，年三十晚上要吃鱼、扣肘子、猪爪子”。一旁的老姐妹笑嘻嘻地接话：“对对对，最重要的是图些吉利话，猪爪子挠钱，吃鱼年年有余，还要吃生菜，意思是生财，吃丸子寓意着团团圆圆！”

马路尽头，头一回独自过年的任山虎还在头疼年三十的计划：“最难挨的就是除夕夜，我一个人吃啥呀？”他想象着，家里的春节一定会早早整出来几样小凉菜：腐竹、花生米，好几盆，想吃时就随时盛点拿出来。年三十那天，中午炖鱼，晚上下饺子，就着春晚再慢悠悠地吃。

没了家人就缺了年味，任山虎对过年的食物失去了兴致。他计划随便做点，或者干脆买点瓜子、苹果， 弄个小酒，坐那嗑嗑瓜子，拿手机看春晚。

2月3日晚上，吃完一碗大盘鸡后，苗红涛向任山虎提出：他和几个回不了家的外卖骑手，能不能在这里预定一个年夜饭？任山虎本打算从腊月二十八开始关门休息，听了这个提议，一口应了下来，“两个桌一并，往那一坐，提前给我点好菜，或者下几份饺子，咱们这年也就完事儿了。”

“都是五湖四海回不了家过年的，到时候我们跟老板一起吃这顿年夜饭，有啥菜就吃啥。”喝完最后一口啤酒，苗江涛打算趁着酒劲儿，赶紧回去躺下，暂时什么都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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