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叫它W51吧，如果足够幸运，或许明年还能再见到它。

W51是只受伤的东方白鹳，志愿者王建民第一次看到它时，这只白色大鸟正艰难地追随鸟群。傍晚，海边的天空泛出红色，它努力保持着飞行姿态，翼展接近两米的双翅完全张开，只是扑翅频率明显比同伴要高，飞得也更低。它的长颈伸直，腿像飞机的起落架一样收起，并拢至与身体平行。这是连最优秀的飞行家和工程师都羡慕的完美平衡——上升热气流与身体重力相互抵消，空气阻力尽可能降到最小，而这，只是它众多与生俱来的本领里的一种。

现在，一条垂下的腿破坏了它的平衡和美感。凭肉眼就能清晰看到，一块异物坠在它的左腿上。王建民拿出望远镜追踪，确定那是个捕兽夹，铁链在空中摇摆。

8天后，2020年12月6日，王建民和他的队友最终在天津郊外的一处鱼塘里救下了W51，那时它已经拖着捕兽夹生存了至少15天。他本想给它起个好听一点的名字，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不属于任何人，短暂的相处后，它将重返天空。观了近20年鸟，王建民清楚一点：与一只每年都要迁徙数千公里的鸟儿重逢，是那种概率极低、“听起来很美好”的事。

东方白鹳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里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根据截至2020年年初的调查，全球仅存9000多只。

W51是王建民给这只东方白鹳佩戴的脚环编号，按照国际鸟类环志的通用规则，这将成为它独一无二的标识——通常情况下，人们都是通过光学仪器与这种野性的物种打交道，能触摸到它们的机会少之又少。给它们戴上脚环，期待在某时某地再次被人看到、记录，是鸟类学浪漫又实用的研究方法。

天津是全球候鸟迁徙通道上最重要的节点之一，但即便像王建民这样的“老天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此也不知晓。每年春秋两季，从阿拉斯加或者澳大利亚飞来的候鸟在此停歇，补充能量后继续它们跨越大洋的旅程。

这些候鸟不只属于野外，有时它们也会掠过城市上空，包括像东方白鹳这样的濒危鸟类，或许就从人们的屋顶飞过，只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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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救时，W51体重是3.85公斤。从形态特征判断，它是只亚成鸟，体型比成鸟要小，嘴巴还没有完全变黑。

根据对这一物种的既往研究，它很大可能是来自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或者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某处湿地，那是东方白鹳几个主要的繁殖地。它最有可能是在2020年三四月份破壳出世，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成长。到了夏天，它已羽翼丰满，喜欢在巢中扑打翅膀。按照概率，它会在8月的某一天，受本能驱使，站上巢沿，跃起，开始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

两个月后，它已经充分掌握了飞行和捕食的技能，积累了一部分脂肪。寒流过境、河水冰封之前，它随族群起程，目的地通常是3000公里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越冬地。

迁徙途中，脂肪是飞行时的燃料，W51和同伴必须停下来补充能量。不过，就像公路旁的加油站，它不是一定会出现在你期待的地方。你总要规划好行程，以便不至于半路抛锚。

渤海湾是东方白鹳迁飞途中的最重要停歇地。这里是迁徙线路地理意义上的“中点”，也是生态学障碍夹击下的“咽喉”地带——西侧是绵延的燕山山脉，往东是渤海。更难得的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里的食物都足够丰盛，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中，不止一种候鸟在此落脚。

W51的第一次迁徙是它成年前的远足，它跟随鸟群，学习同类的生存之道。通常情况下，它们抵达天津时，已经接近筋疲力尽。对W51来说，这节课的内容是：这个地方难以错过。不过它可能还未学到，同样在这个地方，有时觅食也是件危险的事。

天津，W51拖着捕兽夹飞行。王建民/摄

已经无法得知W51是在何时何地踩到捕兽夹，但可以肯定的是，触发机关的那一刻，锯齿状的兽夹瞬间刺穿了它的皮肉，夹断了它的骨骼。它需要不断挣扎，铁链才会从固定兽夹的木桩上脱落。

受伤后，W51最早在11月23日被人发现，一位观鸟爱好者在天津北大(专题)港湿地拍摄到了它。此后的一周里，它像消失了一般。直到29日，王建民和志愿者到北大港东北方向50公里外的“安心池塘”巡视，车还未停稳，这种机警的大鸟就成群地飞起。这一次没有人忽略它，一只在空中拖着捕兽夹的鸟实在太过显眼。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天未亮就有志愿者到池塘边守候。最多的时候，370亩左右的池塘里聚集了5000多只东方白鹳，占到这一物种总量一半以上。他们发现，W51和几十个同伴组成一个小群落，一直在鱼塘附近活动。

王建民告诉志愿者，不能让W51从视线内离开。但只凭肉眼，在密密麻麻移动的白点里锁定一个，是对精力和耐力的考验。

“盯到眼疼，流泪。”一位志愿者回忆。

这是场凝视的接力赛。十几名队友轮流守护，他们不敢靠近，也不敢出声——东方白鹳以机警著称。每个人都只是站在那里，就连交接都是在沉默中进行。空旷的野外没有任何遮蔽物，北方的海风吹来，芦苇恣意摇摆。

浅滩上，W51站立时，受伤的左腿无法伸直。它显然还未适应兽夹的重量，要比其他同类行走更加缓慢，并且时常像被绊到一样忽然“踉跄”，然后扑腾着翅膀保持平衡。

休息时，东方白鹳会把一条腿收起，但W51已经无法完成这个简单的动作。王建民看到，觅食间隙，其他东方白鹳会单腿独立，把头插在胸前的羽毛里休憩。W51只能站在原地，时不时四处张望。

志愿者们会在晚间离开。那是东方白鹳需要休息的时候。没人知道，W51是如何度过那些夜晚。

天津，W51独自在池塘里。王建民/摄

2

王建民关于鸟的最早记忆，是小时候在田边水洼里抓鱼时，身边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水鸟。它们总会在一旁安静地等待，准备捡食捕鱼人遗漏或者扔掉的战利品。

他家50米外就是蓟运河，20世纪60年代，河水清可见底。年少的他喜欢偷偷下河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在水中睁开眼睛，能看到身边游动的鱼类。他喜欢抓一种带有黄瓜清香味的鱼，回家后，母亲闻一闻手掌，儿子没下河的谎话就被轻易识破。到了春秋两季，成片的水鸟在河滩聚集，“白的、灰的，或者黄褐色的，大个的、小个的……”如今，那种散发出黄瓜香味的鱼已经绝迹。

工作后，王建民成为职业的风光摄影师，他想让人知道这座以工业和港口闻名的城市，不仅仅有工厂和货轮。各种各样的鸟成为照片里的点缀品。他不断寻找、观察，捕捉瞬间，尽力创作出完美的作品——有时他需要一只天鹅的优雅，有时需要的是上万只银鸥同时起飞的壮美。

慢慢地，他被这些“点缀品”吸引，鸟类一步步成了他镜头下的主角。现在，他努力分辨儿时记忆里，那些湿地上的鸟群：灰色的或许是苍鹭，黄褐色的大多数可能是鸻鹬。白色的最多，银鸥、红嘴鸥、天鹅、白鹤……当然，他现在相信，东方白鹳也一定会在那里。只不过，他当年并不认识。

眼下，W51离鸟群越来越远了，时常独自在池塘的另一侧觅食。进入12月，水面开始结冰，大部分东方白鹳已经补充完体能，离开的时间到了。

W51所在的鸟群是最先离开的种群之一。志愿者注意到，几十只与它一起组群的东方白鹳，12月后就没再回过“安心池塘”。到12月2日，数千只东方白鹳像是在一夜间消失，整个池塘就剩下W51一只鸟。它的周围，大片裸露的塘底已经干裂，上面覆盖一层白色，那是在此觅食的水鸟留下的粪便，证明着当时的盛况。

第二天，几只苍鹭飞了过来，在池塘停留片刻，旋即离开。这里的食物已经不如几日前丰盛，受伤后，W51捕食能力也一直在下降，只能靠一些死鱼和岸上的鱼干充饥。

毫无疑问，W51已经彻底掉队了。

营救计划在几天前就被提上了日程。志愿者们本想使用“疲劳战术”，派人在池塘两侧追赶W51，待它力竭后救起。这是最简单的方案，但也可能加重它的伤情，最后被王建民否定。

第二种方案是诱捕，这需要耐心和技巧。现在，时机到了。

小马拿出工具，走进池塘，志愿者里没有人比他更擅长捕鸟——他曾是个职业捕鸟人，甚至为此坐过牢。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志愿者团队里流传，有关他的捕鸟技巧：

几年前，一位鸟类学博士生来到天津，想要捕捉一种机灵的雀类，给它们戴上追踪器做博士论文研究。他先是找了上海一个具有官方身份、在业内颇有声望的捕鸟人，结果对方在天津一周，一只也没有捕到。后来这个博士又“重金”从西班牙请来一位捕鸟猎人，几天后同样一无所获。

最后，王建民给他推荐了小马，这个看起来没什么特点、沉默寡言的民间捕鸟人，仅用一天就让十几只目标落网，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样本量。

“那个博士当场就哭了，有些失态，他以为自己的论文完不成，毕不了业。”小马轻描淡写地说，“捕鸟要先懂鸟。”

多年来，他一直在捕鸟圈子内外游离，经历种种普通人看不到的惨剧后，他找到王建民，成为一个护鸟志愿者。

12月3日这天，志愿者团队获得了地方林业部门的抓捕许可。天还未亮，小马就在池塘边布上了前一天晚上织好的鸟网。安装机关，撒好诱饵，然后在不远处挖了一个浅坑，再在上面用芦苇和树枝搭了一个用来隐蔽的草棚。太阳升起时，他钻进了这个简陋的“掩体”。

接下3天，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等待。

3

“安心池塘”是志愿者给过境的东方白鹳投喂食物的地方，位于天津七里海湿地保护区之外。11月13日，他们从鱼塘主手里买下了这个“塘底子”——每年10月开始，鱼塘主就会陆续抽水出鱼，大鱼捕完后，剩下的塘底常被打包出售。

候鸟大多在这一时期抵达天津，其中的涉禽包括东方白鹳，又习惯在浅滩觅食，“塘底子”成为它们的绝佳去处。

“安心池塘”只是几十个连成片的池塘中的一个，也是塘主今年唯一卖出的“塘底子”。

“往年也会有一些水鸟过来觅食，但是今年尤其多，铺天盖地。”这位塘主抱怨，干了20多年的养鱼生意，他还是会被今年的景象震惊到，“一个塘底子，最快40分钟就给秃噜干净。”

一些塘主请了人看守，驱赶飞来抢食的水鸟。看塘人坐在塘边，手里提着锣，眼睛盯着池塘，“饭都不敢吃，取个饭的功夫鱼塘就没了”。

最实用的方法是放鞭炮，从10月开始，王建民每次到鱼塘去巡护，就会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比过年都热闹”。

这让他哭笑不得，“有时你会觉得这种场面很滑稽，但一个天津的旗舰鸟种，被人赶来赶去，尊严在哪里？”

在公益机构的支持下，他们购买鱼苗，制订了“安心池塘”的每日投喂计划，以保证5000只东方白鹳一天的食量。在这里，它们不用担心挨饿，也不用担心被投毒，或者，踩上一个捕兽夹。

如果早点发现“安心池塘”，W51或许不会受伤，不会滞留。志愿者们清楚，如果不能获救，它不可能熬过这个冬天。食物已经减少了——为了不拖延东方白鹳南迁，投喂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就已结束。

被兽夹钳过后，W51似乎变得更加警觉。这个时节，适合涉禽捕食的浅水区域大多都结了冰，填饱肚子已经是个难题。陷阱布好后，其他水鸟，包括几只东方白鹳都被诱饵吸引过来。但W51一直待在池塘的另一侧，缓慢移动。

小马猜测，或许是陷阱处的脚印让它怀疑。可管它呢，他卧倒在掩体里，身下垫着一个旧褥子，除了紧盯着W51等待机会，没有什么事更值得做。那天最低气温已经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寒风一阵阵从塘底掠过，一整天，人和鸟都保持着最大程度的静止，像是场漫长的对峙。

到了第四天，12月6日，或许是太过饥饿，W51终于有了动静。小马看到，它展开翅膀尝试起飞，但比普通东方白鹳要多蹬几下地。最终它戴着兽夹飞到半空，然后快速滑翔至陷阱位置，它并没有着地，而是用一个少见的捕食动作，像猛禽一样——只不过它没有用爪，而是用嘴，俯冲掠食。

草棚里的小马没有犹豫，发动机关，鸟网合并，W51落网了。小马瞬间冲出草棚，衣服和头发上沾满了芦苇穗，在岸上守候的志愿者也冲了过去。他小心打开鸟网，把W51抱在怀里。王建民跑来给它蒙上自制的眼罩，让它镇定了下来。

捕兽夹终于被取了下来，后来称重确定是1斤半，几乎相当于W51五分之一的体重。它的一根脚趾只剩下皮肉相连，断开部分已经明显坏死。紧急送往动物医院后，医生截掉了那根坏掉的脚趾，做了包扎，好在没有感染。

W51遭遇了显而易见的不幸，但从结果来看，它又是幸运的。就在一个多月前，在哈尔滨，一只东方白鹳同样被捕兽夹钳住，被人发现时，已经倒挂在高压线上，时而扑棱下翅膀，获救后不久就死亡。

天津，到此栖息的东方白鹳种群。王建民/摄

4

W51只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5000多万只水鸟中的一只。地球上有9条主要鸟道。相比一些几乎横跨地球两极的鸟类，东方白鹳只能算是中短途旅行者。

尽管在人类早期的洞穴里，鸟的图形就已是最常出现的符号之一，但人类对这种生物的认知，总在不断刷新。某些时刻，鸟的迁徙引领了人的迁徙。1492年10月，哥伦布和他的船队在海上航行了近两个月，还未看到陆地。10月7日，水手们发现大群候鸟朝西南方向飞去。哥伦布决定改变航向，跟随候鸟。5天后，人类迎来一个重要瞬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今天，已知的最长候鸟迁徙距离由北极燕鸥创造，达到1.8万公里；北京雨燕每年都会飞到南非越冬，春季回来时，它们会准确找到颐和园里的旧巢。但在1822年之前，没有人知道鸟类可以长途迁徙。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甚至解释说，春天的鸟儿之所以在冬季消失不见，是因为它们化身为别的物种。1882年，一位德国猎人捕获一只欧洲白鹳，发现它的颈部卡着一只明显属于非洲的箭头，这是历史上第一份鸟类长途迁徙的明确证据。

鸟类迁徙是对人类想象力的挑战。红腹滨鹬每年都要在北极圈和大洋洲间往返，这种只有鸽子三分之二大小的旅行者会在出发前做足准备，身体一半的重量都是脂肪，它们要连续飞行8个昼夜，才能抵达迁徙途中唯一的停歇站——中国的黄海和渤海沿岸。

它们也是天津海边湿地上常见的水鸟。20年前，王建民还不了解它们，也不知道天津对候鸟的意义。后来他遇到了各种肤色的观鸟人，还有举着录音设备的鸟类学家，在他眼里这些人“热切、真诚”，像是来拜谒圣地。王建民为他们做向导，直至彼此成为挚友，他也成了“鸟人”。

2007年，王建民预支收入租了架直升机，去航拍天津的海岸线。飞行中，脚下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景色，在开阔的视野下忽然重新生出了冲击力——海水的颜色由浅到深呈现出明确的层次感，鸟群飞起，无数个移动的白点嵌在海天之间。不远处是大片湿地，水系蜿蜒穿过看不到边的芦苇荡，“有种荒芜又沧桑的美”。

直升机上，王建民激动到流泪，一度忘记按下快门。生长于斯，他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家乡。

有时他也会后悔自己“觉醒”太晚，许多地方还未来得及领略，还未真正体味，就已经满目疮痍。

王建民的航拍图。

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两张巨幅照片。一张是清晨的海上，漫天的海鸟几乎布满整个画面，海是深蓝色的，天空淡蓝，一艘渔船朝着海天相接处驶去。

另一张是天津沿海的卫星地图，可以看到，一些海岸线被拉成直线，组成规则的形状，这是被改造或者围填的痕迹。官方数据里，天津153公里海岸线中，只剩下18公里自然海岸线。2019年，天津市政府在一份加强滨海湿地保护的方案里说，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确保自然岸线保有量不低于18公里”。

那张漫天海鸟的照片成了王建民永远的记忆，照片里的海域如今已经变成陆地，上面没有任何建筑，杂草丛生。

这样的故事不止一次发生。荷兰鸟类学家托马斯·皮尔斯马在天津附近发现了一个新物种，是红腹滨鹬的一个亚种，这种新记录的鸟就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后来，皮尔斯马再次来到天津，请王建民做他的向导兼司机。观鸟路上，他们途经一处半开发的湿地，几栋烂尾楼立在长满芦苇的荒地上。皮尔斯马忽然让王建民停车，请求他为自己拍张照片。

王建民不解，这种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

皮尔斯马告诉他，那个新鸟种就是在刚才路过的地方发现的，当时那里还是片完整的湿地。

“最遗憾的是，由我发现，并且用自己名字命名的鸟类，在我有生之年，我可能又要亲眼见证它的消亡。”王建民回忆皮尔斯马的话。

几年前，王建民受邀参加一次国际鸟类论坛。会上，一位俄罗斯科学家走上台，他对着台下的同行说，红腹滨鹬在俄罗斯和大洋洲都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种群总量却在下降。接着，他向台下深深鞠躬，请求停歇地国家能善待这种伟大的生物。

“候鸟不独属于某个国家，它跨越大洋，属于全人类。”王建民对他的发言印象深刻。

5

的确，候鸟不独属某个国家、鸟类研究是项国际性工作，从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办公桌上就不难看出这两点——在这里，几乎每张办公桌上都摆着一个地球仪，或者在墙上挂上一幅世界地图。

环志中心的陈丽霞博士把一张图表贴在了最方便看到的位置，那是一张全球重要地区环志标识的对照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编码，不同鸟类又对应不同的颜色和大小，天鹅戴的是蓝色塑料颈圈，鹤鹳类是红色的脚环，鸻鹬类用的是彩旗，戴在脚上像是标签。最难辨识的是雀类，用的是金属脚环，最小的内径只有2毫米。

每个国家都有一套自己的环志标识标准，环志中心曾“回收”到一只雀类，脚环上是他们没见过的编码。他们给全球的环志中心群发邮件，最终收到来自芬兰的回复。

后来，在《自然》杂志制作的一张著名的全球鸟类迁徙图上，这条芬兰到中国的路线被当作一个新发现，与其他重要的鸟道一同收录。

鸟类环志除了有科学上的价值，很多时候，也记录着一只鸟与人类的接触、互动，或者一段故事。

环志中心时常接到一些公众的报告，他们看到或救到一只戴着环志的鸟。环志中心会把这只鸟的信息反馈给报告人，它来自哪里，去过哪，飞行了多远的距离，经历过什么……

“你会觉得，自己与世界相连。”陈丽霞微笑着说。

大部分时候，鸟类环志回收只能依靠运气，比如，一些雀类环志的回收率只有万分之一。如果有机会与一只自己亲手环志的鸟儿再次相遇，你最好感谢命运。

总有一些鸟，再也没有与人类重逢的机会，陈丽霞听说，即使环志的回收率极低，有些捕鸟人依然可以把收集到的，大大小小的环志串起来，“挂在身上能当饰品”。

即便重逢，也可能是个悲伤的故事。2012年，天津发生30多只东方白鹳中毒事件，当时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抢救了其中的13只。放飞前，这些东方白鹳被戴上了脚环。

5年后，王建民接到一通来自黑龙江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一只环志969号的东方白鹳在当地被投毒，现在抢救后已经恢复健康。

王建民记得969号，它是2012年在天津获救的东方白鹳之一。他仔细回忆，甚至“又看清了这只白鹳的样子”。几个当年参与救助行动的志愿者马上聚在一起（电视剧）商议，这次的地点在中俄边境，早已冰封，南迁的东方白鹳种群，此刻又恰好在天津停歇。

“不如把它接回天津放飞。”志愿者们达成共识。

接近2000公里路程，大家轮流开车，每个人都不愿耽搁哪怕一分钟时间。一个昼夜后，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几个人轮流把它抱在怀里，有人甚至给它做了件衣服。

“那种心情，就像看到多年未见的孩子。”王建民形容。

969号被接回了天津，然后放飞。一个月后，王建民第三次见到了它。这一次，它潦草地躺在地上，洁白的羽毛失去光泽，沾满泥巴。

它终于死于中毒。

天津，W51跟同伴在一起飞行。王建民/摄

6

还在做“搞鸟”的生意时，禾花雀是小马经手的“畅销产品”之一。它们曾是天津常见的鸟类，冬季迁徙时节，这种鸟会数千只成群，铺天盖地地飞过。

小马见过数万只禾花雀关在笼子里，等待被催肥后，送上南方的餐桌。后来他发现，这种小鸟越来越难捕到，直至在天津几近绝迹。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上，禾花雀从2004年的“近危”，连升四级，到2017年已经变成“极危”。

“这份营生再继续下去，非把鸟捕绝不可。”小马说，他对鸟有种复杂的感情，大部分时候鸟都是种交易品，同时，他也喜欢鸟。像个泥潭，捕鸟是他赖以生存的生意，但也让他“感到痛苦”。

王建民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小马时，想“探下底”，就顺手指着身边的公益宣传册，问小马认不认识封面上的鸟。结果小马很快就给出了准确答案，那是种稀有的非洲鸟类。

后来的接触中，王建民越来越相信小马是个“鸟痴”，他总能准确认出那些鸟类身上的环志信息，不管是属于欧洲，还是南美洲。这次W51获救后，他能抱着手机看一整天监控。

那次见面后，小马放飞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鸟”，这几乎是他全部家底。他最终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如今成为最活跃的成员之一。

近几年，天津已经很少发生鸟类盗猎事件，但盗猎并不是鸟类面临的唯一威胁。

今年11月18日，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副主任钱法文到天津考察候鸟迁徙状况。

“在七里海走了一圈，只见到一只东方白鹳。”他对当天的见闻印象深刻，到了湿地面积更大的北大港，他逐个清点，“一共78只”。

环志中心曾给一些东方白鹳佩戴了可以定位的追踪器，一张能显示其中16只白鹳10月21日到12月21日行动轨迹的地图上，七里海和北大港两个自然保护区的点位都相对稀疏，保护区周边的鱼塘成了点位最密集的区域。

“这说明保护区没能满足东方白鹳栖息的条件。”钱法文分析，鱼塘每年都会出鱼，但今年包括东方白鹳在内的涉禽忽然在鱼塘聚集，是因为保护区内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近几年，七里海湿地保护区设定生态红线，开始施行“退养还湿”，区内的经营性鱼塘都被清退。11月15日，当地曾为过境候鸟投放了1万多斤鱼苗，密度显然不如往年鱼塘的“塘底子”。

钱法文建议，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同时，应该适当考虑候鸟栖息需求。

问题解决之前，幸好还有用来临时投喂食物的“安心池塘”。

12月27日上午，W51再次回到这里。它的伤口已经愈合，相比获救时，体重增长了两斤，精神看上去也好了不少。

救下W51后，天津下了两场雪，王建民感到不安。在雪天还见到东方白鹳，没有浪漫，只有危险——同伴大多已经抵达南方，王建民担心，W51生命中的第一次迁徙，是否真的就要落单。它也不属于封闭的救助室，在那里，每次有人接近，它都试图飞起来躲避，然后撞到屋顶。

志愿者们一直在寻找东方白鹳鸟群，最近每天都会去“安心池塘”观测。12月25日，100多只东方白鹳忽然在池塘附近出现，他们猜测这可能是2020年最后一批南迁的东方白鹳种群。

是时候说再见了。鸟群近了一些，王建民打开放飞箱，截趾后的W51助跑、跃起，黑色的飞羽像手指一样展开。它朝着同伴飞去，几秒钟后便与它们会合。志愿者不愿离开，仰望、目送，直到它变成一个白点，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