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防境外输入”是中国自2020年3月份以来的防疫重点。随着国外疫情蔓延，中国大使馆紧急通知，2020年11月6日起须凭双阴性检测证明登机。12月30日又多了一条新规：非紧急，必要情况不可旅行。

华裔摄影师金峰现居比利时，2020年11月中旬从比利时回国。彼时，总人口1143万的比利时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一度接近2.5万人，而同期国内每日新增人数不足百例。从他的视角和照片，我们可以一窥国内和欧洲的防疫差异，以及严防输入背景下，他的回国路。

我的手机响了，这是一通从上海打到比利时的电话。弟弟告诉我父亲得了癌症，需要我速回国帮忙做种种医疗决策。这是2020年11月，我身处正在被新冠病毒肆虐的欧洲。中国的入境政策随着疫情的轻重不停微调，就在前几日，中国使领馆刚发布新规：所有欧洲入境的乘客，需要提供登机前48小时内的“双阴性检测”结果。

大部分航班都取消了，我买到一班周一的机票，那意味着我要在周六做测试——而周末大部分化验室都没有开门。最后，我终于找到一家昂贵的荷兰化验室，花了190多欧元在当晚拿到检测结果。我随即将这份检测结果连同个人数据，通过APP发送给中国领事馆，等待的过程很紧张，因为你不知道审核的结果会怎样，如果中国领事馆不承认这份结果的话，一千多欧的机票也就打了水漂。幸好领事馆动作很快，3个小时内给了我答案，我的二维码从红色变成了绿色。幸好我是中国人，因为那时所有比利时人已经被禁止前往中国。

许多中国人认为欧洲国家不愿控制疫情，也没有能力控制疫情。事实上，欧洲的防疫政策要经过多轮讨论，反应不像中国那么快；欧洲有很多小国家，有不同的政治角度，有时也有不同的防疫政策；欧洲政府更希望人民自律，不需要政府强硬的管制——但是很多时候发觉，其实人民没有政府所希望的那么自律。但欧洲这边对邻居都很友好，我们有一个邻居夫妇疑似感染病毒后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让他们留在家里，如果没有严重的呼吸问题不用去医院。那段时间我天天给他送饭，放在他家门口，并通过WhatsApp问候他们情况，如果需要买药，我们会帮他们买药。两个星期后他们痊愈了。

这一年里，夏天，我在瑞典，度过了一个轻松的盛夏，瑞典可能是全球最放松的国家，似乎只有神经质的人才会担心新冠病毒。秋天，我在比利时和荷兰。荷兰一般，比利时比较谨慎。每个国家的态度都很不一样。

在花了两周时间准备好登机所需的一切之后，我在阿姆斯特丹登机时被吓了一跳。

我以为空中的乘务员们会面带微笑身着统一制服，然而我看见机组人员，从头到脚都穿着防护服。是我危险还是他们危险呢？我应该像他们一样吗？

大多数中国乘客也都全副武装。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双阴性检测结果登机——这架飞机肯定是欧洲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他们听从指示尽量待在座位上，甚至不少人在12小时的飞行中避免上洗手间。我也放弃了去洗手间，周围人的反应动摇了我的信心。

途中，我和一个穿防护服的空姐聊天，她的跨境工作在疫情期间变得尤为残酷。她和机组的同事们不能在漫长的飞行过程中脱下防护设备——最好是穿上成人纸尿裤。他们的使命是将病毒挡在疫情暂时稳定的中国国境之外。

“这套衣服让我们来回飞行不用隔离14天”，她说，“但穿着它工作太可怕了。”

飞机降落后，海关人员筛查飞机上是否有人生病。我们的航班全员顺利下机，我们像一条流水线那样进入新冠病毒检测站，沿途获取另一个二维码，并查完了护照。几乎所有的操作都是非接触式的，旅客的一举一动早被精准地编排。

即使我已经得到三个阴性检测结果，在防疫人员眼里，我仍是一个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而由于核酸检测并非万无一失，我需要自费忍受14天的隔离。

一个防疫人员将我们领到通往隔离酒店的大巴上，大巴经过的城市也是我的家，我的家近在咫尺，又那么遥远。

抵达酒店，一位酒店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迎接我们。 “把你的包留在这儿！ 在那儿排队！ 保持距离！ ”她戴着N95口罩 说 道。

另一名医护人员测量我们的体温，给每人发一个绿色的桶，里面有消毒剂：医用级氯片、抗菌洗手液和酒精棉。

她说：“无论大便还是小便，在冲水前都要消毒半小时。”“这是为了防止病毒进入我们城市的污水系统。”

虽然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没有感染病毒，但工作人员不会冒险。当我走进酒店房间，一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在我经过的走廊喷洒消毒蒸汽，我出去问她是不是因为我才这么做的。

“是，”她说，“每一个新来的人路过之后我们都要消毒。”

有人追在我身后消毒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

在我隔离的整个过程中，消毒员每天都要喷6次走廊，1次房间，机器会发出嗡嗡的声音，让我感觉自己在重症监护室。

家人担心我吃得不好，我告诉他们就是有点油腻，还需要自费，不过没有关系。酒店为了不让我出去，会把饭菜送到门口。由于频繁地喷洒消毒，我想象从地毯蒸发的消毒剂会落在我的饭上……

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好喝的东西顺饭菜下肚。我们可以从超市订购其他食物，但不能含酒精。我猜他们不想让我喝醉然后做些蠢事，比如逃跑。虽然我也跑不掉。

趁着门没锁，我走出3步用手机快速拍了几张照片。有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准我的房门，客房电话马上响了，电话来自安保人员。

“你在走廊干什么？”电话里的人问。我告诉他我在呼吸新鲜空气。

“你为什么要拍照？”他继续问道。我说是为了留念。

“没有什么好拍的，走廊一直都这样，请你回房间不要出来，”他挂了电话。

每天都有医生来看我2次，隔着门登记我报的体温。只有一次，她要求抽查，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没有携带病毒，但几天后，我的支气管被消毒喷雾熏得干疼，我不敢告诉医生，我怕会被送到医院。但让人放心的是，两只蚊子在我的房间里飞来飞去。既然它们还没有被熏死，我想我也没事。

在我隔离的一开始，工作人员就和我确认想不想提前去爸爸家，我可以申请“7+7”计划，第二周居家隔离。我说当然想。

第一周隔离临近结束，在我准备离开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又打电话告诉我，申请失败了，因为邻居们拒绝让我靠近。这些邻居真残忍。工作人员解释说，邻居们可能会担心医护人员来居民楼测我的体温，担心我放在走廊里的垃圾，担心发生紧急情况，例如火灾时，我不得不和他们一起逃生……

整个隔离区的专业人员都很严格，但很友好，虽然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处境，但减轻了我被囚禁的感觉。我飞了一万公里去见我生病的父亲，最后却被隔离在离他几百米远的一个房间里。

在我到达的那天，我的父亲和弟弟站在酒店外面的街道朝我招手 。在这之后，父亲马上就去医院做那场生死攸关的手术了。这是我在两周的禁闭中，最后一次看见他们。

我很想时刻陪在父亲身边，减轻他手术的痛苦。然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在离医院不远的酒店里视频跟他聊天，安慰他，帮他做医疗上的决定。酒店的隔离房间里回荡着我内心的煎熬：到底谁在生病？什么是想象的？什么又是真实的？酒店频繁的医疗检查和蒸汽消毒的声音混淆了这一切的界限。

虽然我对这些防疫措施持观望态度，但我的中国朋友，甚至我父亲，都认为政府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来保护它的公民。

在最后一天，酒店要求我支付总计7000元的食宿费用，这对我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每天500元的收费，似乎还不够抵消一家四星级酒店，日常开支之外庞大的消毒和防疫支出，对于一个大力促进国际贸易和旅游业的政府来说，隔离的成本肯定更高。

花了两个星期，证明我不是新冠病毒携带者之后，酒店的医护人员要求我尽快离开，以免与新来的人交叉感染。

在我最后一天离开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在早上6点之前腾出房间，这样清洁工就可以来消毒了。“如果我睡过头了怎么办？”我调侃道。她回答说，如果我遇到新来的入境人员，他们可以再把我关14天。

我准时离开了。

我有30分钟时间走完一条单行道：放下门卡，沿着指示的路线走，不能触碰任何东西，尽快从正门离开。

走出酒店，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上海的中心地带。隔着马路，我回头看见酒店所在的这座建筑如此巨大。抵达这里时，我还没有机会看到它的全貌，就从隔离巴士直接被领进酒店。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人们匆匆赶去上班。他们挤进地铁，涌入商店，站满了办公楼的电梯。恍惚之中，我穿过一个没有疫情、闪闪发光的大城市，人们穿流而过，像做梦那般熟悉。

在欧洲，管控是自由的，但人们生活在疫情的阴影下；在中国，管控是严格的，但疫情似乎已经远去了。 我记录下这个不寻常的旅程，希望做一座桥梁，不仅是在两片土地之间，也在两个日益不同的世界观之间。

当天，我终于见到我的弟弟和父亲。他手术很成功，正在努力恢复中。

同一个晚上，我弟弟带我去上海一家拥挤的酒吧，和朋友们在一起，没有口罩，没有人谈论疫情，没有焦虑。

我感觉已经生活在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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