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希望这种事在澳大利亚不要再发生了。”11月9日，魏利红（音）在新南威尔士州议会的听证会上说。她来自中国陕西一个偏僻的村庄，一个月前，她终于第一次踏上澳洲的土地，目的是带回丈夫的骨灰。

她的丈夫陈小军（音）过去几年一直在澳大利亚打工，靠这里相对更高的薪水养活仍在国内家乡的一家老小。死前，他正在一家名叫Hungry Panda的外卖平台做骑手，9月29日，陈小军驾驶的摩托与一辆公交车意外相撞，因抢救无效去世。

公交车司机随后被警方起诉，陈小军的身后，留下了一个失去经济支柱的农村家庭：妻子，15岁的女儿，8岁的儿子以及岳父母。

包括澳洲广播公司（ABC）在内的多家当地媒体证实，在法律上，外卖平台没有就此事向家属支付赔偿的义务。因为，骑手是以“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的身份工作，而非平台的“雇员”。出事后，熊猫外卖帮助已经成为遗孀的魏利红取得了澳洲签证，并表示愿意帮她支付葬礼，机票和住宿的费用。

在与媒体的采访中，魏利红感谢了公司的帮助，但她仍决定出席州议会有关零工行业劳工处境的听证会。陈小军的死远远不是一场孤立的意外，在陈小军出事几天前，来自印尼的Uber Eats骑手Dede Fredy在悉尼郊区马里克维尔（Marrickville）被车撞倒，抢救三天后不治身亡。11月21日，同样服务于Uber Eats、年仅27岁的孟加拉国学生Bijoy Paul在悉尼南部郊区罗克戴尔（Rockdale）与一辆汽车相撞后死亡。23日晚，37岁的马来西亚人，DoorDash外卖小哥Chow Khai Shien殒命于墨尔本一辆卡车下。

从一单10刀，到时薪10刀

过去几年，外卖行业在澳大利亚迅速扩张，最新数据显示澳洲人每年在外卖上的消费高达26亿澳元。“基本上天天叫外卖，中餐。” Sheldon这样告诉世界说，他在墨尔本留学四年，极度依赖中餐外卖平台EASI。与Uber Eats不同，EASI和体量稍小的Hungry Panda，抓住的就是Sheldon这样的“中国胃”，只做华人生意。

除了消费，如Sheldon这样的中国留学生也乐于将外卖生意作为兼职外快渠道。Sheldon给餐厅和平台都送过外卖，见证了当地外卖行业一步步做大。四年前，他给餐厅送餐的时候还要到商家给钱拿外卖，然后到客人那里收钱，赚中间差，每单能赚到10刀（约48.7元）。

那时外卖行业还处于发展的起步期，接单与沟通甚至需要依赖微信群。“（我们）有个群的。想送就在群里喊一声，平台就会发单给我，”他也坦言当时的合作方式，“不用交税。就是打黑工。”

油管博主“老朱家的”和B站博主“TonyXCT”分别用视频展示了在墨尔本开车和步行送外卖的体验。作为新移民和打工度假者，这种谋生方式的确有优点：门槛低，好上手，还可以帮助你尽快熟悉所在的城市。虽然和直接帮餐厅跑外卖相比，在平台接单的佣金略低，但它提供了“想接就接”的工作弹性。

澳洲的合法工作签证有多种类型，最广为人知的有：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国际学生签证，工作签证，还有过桥签证（Bridging Visa, 一种保证非澳洲永久居民合法居住权利的过渡性签证）。

但随着澳洲外卖行业逐渐壮大，外卖员之间竞争加剧，客单价也在不断下跌。在墨尔本华人区的Box Hill Central门口，时常可以看见外卖员扎堆等单，送外卖的主要工具也从私家车变成了效率更高的摩托车或摩托。已经退出这一行的Sheldon告诉世界说，他观察到近期中国留学生对做外卖兼职的热情已大大降低。以前，送外卖赚点零用钱对他们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目前留学生群体的兴趣已转向代购、补课甚至炒鞋。

如今填补了这些空位的主要是来自周边各国的打工者，和陈小军一样，他们大多是为养家谋生而来。新南威尔士州运输工人工会（TWU）近期披露的调查显示，像陈小军这样的送餐员平均时薪仅为10.42澳元，与Sheldon开车送外卖时的收入已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无法达到澳大利亚政府规定的最低薪水：2020年7月，澳公平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全澳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9.84澳元。

上传体验视频的博主当中，也有人公布了自己的收入明细：“老朱家的”平均每周收入大约333刀（约合人民币1621元），每单收入5.8刀左右，这意味着无休的情况下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接单量最多的一天能赚310刀，那天他在11小时16分内开车送了34单。步行送单收入略低，在保持单手举相机拍摄的情况下，Tony一天送了13单，收入67.03刀，折合人民币320余元。

跟不上的监管与保障

行业逐渐做大，行业生态却在恶化。尽管外卖员已经成为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群体，但无论准入门槛，还是工作保障，都和Sheldon当年没有太多区别：可以说，既没有门槛，也没有什么保障。

全行业相对而言最为严格的Uber Eats平台上，骑手的注册页对驾驶不同交通工具的骑手年龄，乃至交通工具的使用寿命做出了一定限制。相对较小的平台如陈小军供职的熊猫外卖，成为骑手的门槛更低，官网对安全管理的措辞也更为暧昧。网站显示，注册成为骑手只需签证证明，有一部能接单的智能手机，自备摩托车，汽车或单车以及“必要的安全设备”。

导致魏利红无法拿到陈小军抚恤金的“独立承包人”身份，也是自外卖行业开始发展以来未曾改变过的初始规则：正是这一点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用人成本，让外卖平台有机会发展壮大。

Uber Eats2016年进军澳大利亚，慢慢成为了当地的行业龙头，目前有11.5%的澳大利亚人使用优步外卖。总部位于墨尔本的EASI在澳洲的7个城市以及美国洛杉矶，新西兰奥克兰都设有服务，客户数量超过100万，拥有2万多家合作餐厅。一天前，熊猫外卖刚刚宣布完成了7000万美元融资，尽管暂时没有披露其估值。

据澳洲政府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Fair Work Ombudsman）网站的介绍，在通常情况下，雇员享有一系列的权利，例如最低工资、带薪休假、最低或最高工时、退休金，受不公平解雇法的保护。而独立承包人则是“根据协议决定完成特定任务的工作时间”，自负盈亏，“对执行任务责任或受伤负责和承担责任，通常有自己的保险单”，自己向银行交税。

新南威尔士州运输工人工会（TWU）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三成的受访者曾在工作中受伤，其中81%的人没得到公司的支持。

零工经济正在回潮

随着新冠疫情的来临，澳大利亚外卖行业的需求与竞争都在迅速激化，目前澳大利亚经济面临29年来的首次衰退，10月失业率升至7%，这是自7月份COVID-19危机持续以来的最高失业率。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不安再次上演，“零工经济”回潮，更多人从全职岗位转为打零工。尽管这些临时工人有纳税的义务，疫情期间，却被政府价值3200亿澳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排除在外。

由于大量工人失业，做外卖员的工作机会也变成僧多粥少的“香饽饽”。有学者估计，如果把10万名移民工人也包含在发放新冠补助金项目之内，6个月将需要14亿澳元。政府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倘若这些工人无法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养活自己，那么是时候考虑离开。

油管博主Emma Chen几个月前上传了自己在布里斯班送外卖的经历。她所持的打工签证被规定只能短期工作，这让她在无数次求职中面壁，做Uber Eats外卖员成为她少有的机会。

“超市里的自行车安全头盔和（车载）手机架全都被抢光了！”Emma Chen和朋友小金来回奔波了三个小时，才买到安全帽。澳洲政府规定骑单车的人必须戴安全帽，有手机架，同时开着前后车灯，否则警察可以罚款。除了这些工具之外，用来装食物的Uber Eats背包（Uber Bag）也要自己到Uber办公室购买。

有骑手向ABC反映，外卖平台公司尽管推出了“无接触式送餐服务”，但在保护顾客和员工免受病毒传播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一名送餐员告诉ABC，外卖平台Deliveroo只给他报销10刀，用于买消毒洗手液（UberEats也采用了相似举措），但仅此一次。今年四月份，他的订单多数是从国外回家自我隔离的顾客。他每天都要送餐，消毒频率是每小时一次，不到五天就用完了。

而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居高不下，或许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过去两个月，随着五名外卖员相继倒在车轮下，新南威尔士州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调查他们的死亡事件中是否存在“可被避免的风险”。如果工作组最终得出平台负有责任的结论，这可能将会推动相关监管法律的修改工作。

但对魏利红来说一切都已经晚了：由于法律不能溯及既往，即使未来外卖员的法律地位得到改变，她仍然无法为丈夫争取到什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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