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郑州，《纽约时报》记者孟宝勒在火车站试戴人脸辨识眼镜。他说，眼镜并不算特别精致或有效。 DONG FANGZHONG

中国郑州——它们待在电线杆上，从街灯的高度向下注视。有些挂在地铁车厢顶棚人们几乎看不到的地方，有些好像是伸着经过加固的长脖子，直对着你的眼睛。

监控摄像头在中国随处可见。

在上海，我的30分钟上下班路上有200多个摄像头。久而久之，它们基本上成了环境的一部分。但每当看到一个新的时，就会引起我的兴趣。有人在看吗？有计算机在对收集来的视频进行分析吗？我甚至怀疑这些摄像头开着吗。

有时候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是令人恼火的事情。中国人往往不愿谈论他们与警方之间发生的冲突。有关部门一直有不与外国记者谈任何事情的命令，更别提讨论监控罪犯的尖端技术了。

所以，当我有机会从警方摄像头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时，有一种异常兴奋的感觉。与在中国进行报道一样，通常，你也只能是去现场待一段时间，希望能得到点什么。对我来说，耐心和巨大的运气给我带来了回报。

机会出现在几个月前去中国中部城市郑州做报道期间。我和一名同事为了解人脸识别眼镜去了郑州，警方一直在中国春节假期前试验这种眼镜。

当我们第一次来到郑州火车站时，一名警官正在兴高采烈地把这种眼镜与《碟中谍》(Mission Impossible)中的一副作比较。但随后，媒体官员拒绝了记者试试眼镜的请求。他们说，曾经展出过这些眼镜，但展期已过。

襄阳的一个十字路口设有配备人脸辨识技术的摄像头。一块户外屏幕上显示着乱穿马路的行人的姓名和身分证号码。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们在巨大的火车站里闲逛，在熟悉环境的同时希望能看到它们一眼。在中国，平凡的事物中往往包含着一点荒谬。

在火车站的二楼，军队已被派来帮助假期前的人群控制工作。他们搭在大楼里的绿色迷彩帐篷，在单调的灰色车站中特别显眼。军营外有一个标志，警告所有接近的人，他们正在进入战场。在一楼的出站大厅里，清洁工们把拖把安装在机动踏板车的前部，以赞博尼磨冰机的效率在清洗大理石地板。

几个小时后，我们突然看见了派出所副所长单军（音），他正在向回家过春节的游客们展示这种眼镜。我们后来才知道，眼镜仍在对新闻媒体展出，只不过只对北京控制的官方媒体而已。

我们尾随其后，机会来了。和蔼可亲地给人们讲解的单军很高兴地把这副眼镜交给我们试试。

这个在中国迅速发展的监控工业复合体中格外有反乌托邦色彩的工具，并不算特别精致或有效。一个小摄像头安在了一副墨镜上。然后把摄像头用电线连接到一台微型电脑上，电脑的样子和工作方式有点像一个超大的智能手机。该设备用一个数据库来检查拍摄的图像。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些国家在海关检查站使用的摄像系统的移动版本。

眯着眼进行了一番调整之后，我发现我的右眼在通过一个取景器看外边，这个取景器有点像老式录像机用的那种。我先是被告知把视线对准一名女警官。一个小矩形出现在她的头像周围，几秒钟后，屏幕上显示出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之后，我对单军重复了这个过程。

有了信心之后，我用站在5、6米外的一群人来测试这副眼镜。有那么一会儿，眼镜锁住了一个男人的脸。但这时，那群人注意到了我，那个男人用手挡住了脸。在他走开之前，小计算机没有在数据库里找到他的名字。几秒钟后，这群人散开了。

他们的反应有些出人意料。中国人常说，他们不担心政府的监视，大家都知道，火车站是受到密切监视的地方。人们常这样解释，遵纪守法的人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那些从我的用技术增强的凝视中逃走的人，显然有不同的感受，而且我猜他们不是在逃罪犯。

像我这样的外国人盯着他们看当然是不寻常的事情。但后来，我在观察警察继续展示这个装置时，也注意到一个类似的规律，顶多只是没那么夸张。好奇者聚集在一起，想看看这个全新的技术，但也有很多人把脸转过去，很快地走开。

从某种角度来说，缺乏信息导致了这种行为。这里的当局的能力和意图很少是明确的，而不确定性正是其中一个目的。人们知道的越少，就越需要靠他们的想象力。中国的监控远非十全十美，但如果人们不知道它的长处与不足，他们就更有可能假设系统是有效的，从而检点自己的行为。

后来，我们了解到，那名新闻官员最初拒绝了我们想看眼镜的要求，是为了避免暴露太多有关眼镜背后的数据库的信息。新闻发言人说，有人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让记者看眼镜可能会暴露他们追踪罪犯的新方法中的漏洞。

在这么琢磨不透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认清了当局的本质——不可靠、无制约，如今又拥有不可预测的新力量。火车站里的那群人只是做出了一个谨慎的选择，对警察、他们傻乎乎的电子眼镜，以及他们奇怪的外国朋友躲远点好。

许多批评人士说中国的监控野心是奥威尔式的，这没错。但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想象中的世界是一个更接近的场景：官僚主义、不可知，被不确定性以及恐惧所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