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冬的下午，一阵寒风吹来，让站在街边的张晓帅打了个寒噤，他一只手插入裤兜，一只手握手机，眼睛不时望向道路左侧，等待着预约的网约车来接他。

在他脚边，地上放着一个小行李箱，旁边是一个由被褥塞满的黑色塑料袋，外加一个装有洗漱用品的透明塑料袋和一个小纸箱。这是张晓帅的全部家当。他来自河北邯郸、漂在北京11年有余。“我找到了一份更适合的工作。”12月5日这天，是张晓帅离开富士康的日子。更为准确地说，当经济观察报记者来到富泰京精密电子（北京）有限公司采访时，恰巧碰到了办理完离职手续，拎着行李走出富士康那扇大门的张晓帅。张晓帅此前所在公司的办公地是，位于北京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地泽北路9号的富士康三期。“我来这边才几个月，但早在2007年9月就已经来富士康了，最初是在那边工作。”张晓帅伸手指向来车相反的方向，那是北京富士康二期，与三期同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同济中路18号，张晓帅在那儿工作了将近11年。

得知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来意是了解富士康裁员情况后，张晓帅摇了摇头，“我是主动辞职的，不是被裁。”他说，新工作待遇不错，既不用像在富士康这么苦，又有活干，思来想去，还是走得好。

与张晓帅同一个厂区，来自内蒙古的女孩孟连，于五点结束了产线白班工作后，来大门口取快递。留着齐头帘的她，还戴着一个黑色口罩，只露出眼睛。面对跟在身后的记者，孟连边找快递边撂下一句话，“我马上也要辞职了，要不你采其他人吧。”

在多次请求下，无奈的孟连只好让记者添加了微信好友，随即拿着快递跑进了厂区。之后她通过信息道出了要离开的缘由，“厂里没订单，工资又太低，伙食也不太好。”

在这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富士康里，外人只知道它拥有全球昼夜不停的规模产线，殊不知也有冷清的时候。

“七八月份一过，富士康的旺季就过去了。”在深圳市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工作的刘立新，外出买药时遇到了上前询问的记者，“喏，现在（12月2号）就是它的淡季。”

在同学推荐下，刘立新于2016年来到富士康，成为苹果和华为手机产品产线的一名工人。“近来的订单量也就是旺季的1/3。”刘立新坦言，他所在的热门产线都如此，何况其他产线。

张晓帅和孟连也都提到了一点，“现在厂里没活干”，于是，离开已经成为不少富士康人的选择。

但与张晓帅的主动请辞不同，有不少人面临的是被迫离开。

“流动”的富士康人

自步入2018年以来，为苹果生产iPhone的核心组装工厂里，富士康、和硕和伟创力都在不断投入产线建设，以应对苹果旺盛的订单需求。

其中，对于苹果业务占据整体营收50%的富士康而言，为了紧紧抓住苹果这个全球大客户，富士康几乎所有产线都押注在iPhone 的最新机型XR上。

据公开报道资料显示，仅富士康郑州园区就为iPhone XR配备了27条产线，只保留了4条iPhone XS产线；富士康深圳观澜园区的12条产线，也随时待命组装iPhone XR。

据刘立新介绍，富士康的苹果产品线在旺季时能做到每天持续运转近20个小时，“白班和晚班倒着来。”他告诉记者，保守估算富士康每条产线每小时生产500台手机，这一天下来的产量惊人。

不过，让富士康始料未及的是，自今年10月以来，消费者对苹果手机的需求呈现疲软态势，这让苹果不得不采用降价策略来回暖市场。记者从京东苹果旗舰店等iPhone的电商渠道了解到，上市才一个多月的iPhone三款新机型均降价超千元以上。

而为苹果投入了大量产线规划的富士康则迎来当头一棒：苹果不得不调整其新机的第四季度订单，有数据显示，苹果在富士康的原订单需求基础上减产约500万部。按照上文对富士康产能的粗略计算来看，这次减产远超其全线一周的产能负荷。

富士康在美国的两家公司未来三个月之内裁减155名员工的消息曝出后，“鸿海集团预计裁员34万人，明年要削减29亿美元运营成本”的报道也不胫而走。

消息中提及被裁减的岗位主要涉及制造部门、组装部门以及部分有关联的岗位人员。

刘立新坦言，“产线上的工人来来往往，流动性本来就大，但对于裁员的消息，也只是听说国外有，自己身边还没见动静。”

11月21日有媒体报道称，依据富士康内部流出的备忘录显示，富士康将在2019年大幅减少开支，最高可能达50%，约200亿元。其中，i-Phone业务将缩减60亿元开支，并可能有10%的非技术岗位被裁撤。

对此，经济观察报记者尝试联系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业富联）的首席执行官郑弘孟，并未得到相关回应。

而向富士康科技集团媒体负责人史祯寰求证时，除“不清楚美国裁员的具体情况，关于中国裁员的事宜，也请以公司的官方声明为准”的答复外，还有一份富士康近日发出的官方回应。“费用缩减主要针对集团经营绩效未达标单位及获利表现不如预期的对外投资，并涉及如行政、事务、物流等周边费用，但不包括集团研发及新产品开发经费。”

此外，执掌这座“世界工厂”的老板、68岁的郭台铭，也于11月24日在台湾公开对传闻予以否认。“不是裁员，而是人员调整，因为要成立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一些员工会被送去培训，很多人会面临工作性质和结构转移。”

记者从刘立新、孟连等处了解到，目前深圳、北京的产线当中并没有推出任何培训相关事宜，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依然是围绕产线、宿舍简单的两点一线。

第一手机研究院院长孙燕飚认为，无风不起浪，“苹果订单的大幅减产，自然造成富士康大规模的削减成本，甚至与裁员直接关联。”他表示，工厂效益正在不断压缩，产线过剩下自然会通过裁员来维持经营。

另外，他分析，原本对于苹果的规模化订单，富士康就要面临和硕、伟创力的直接竞争，而今又大幅缩减，成本效益受挫的情况下，局面更加雪上加霜。

跳着舞的大象

对苹果依赖较强的富士康，遭遇窘境的同时，也直接让母公司鸿海集团的股价不稳。但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研究中心副总经理王云侯看来，鸿海旗下的A股上市关联公司工业富联的惨淡市场表现，也对其带来负面影响。

成立于2015年的工业富联，主要开展工业互联网化转型。“我们不是工厂，而是智能制造基地。”推进工业互联网转型，甚至被郭台铭视为褪去身上“代工”标签的关键方式。

郭台铭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工业互联网在集团内部推行的成效显著，富士康也将借助大数据、AI及自动化技术成果进行转型发展。”

在赛迪顾问总裁孙会峰看来，传统制造业发展壮大的基础和时代背景下，富士康已然看到了工业化时代里，标准化产品的批量生产模式需要提高效率，此外，“未来制造业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产线和产能，而是基于产品和服务与消费者建立实时在线的链接，快速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能力。”他认为工业互联网对于富士康而言，是步入下一轮制造业革命必须把握的机遇。

对工业富联长期观察的互联网分析人士王吉伟认为，郭台铭不过是将鸿海旗下的一些子公司纳入其中，工业富联在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方向的业务占比微不足道。

从工业富联招股说明书中可知，过去三年中，其销售收入分别为9.3亿元、6.5亿元和9.66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不足0.35%。其中工业机器人产能、产量与销量更是连续三年下降。

“即便推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BEACON，但工业富联至今都在对外扩散平台概念，真正落地的项目太少。”在王吉伟看来，尽管BEACON平台频频入选各种试点单位与示范项目，却始终不被相关二级市场机构看好，甚至自今年6月上市以来，股价也持续下跌。“实质进展鲜少透露，不免让工业富联落入‘忽悠’的阵列，让外界对其能力持疑。”王吉伟说。

这一观点与王云侯不谋而合。“我若是投资者，也难以相信富士康画的饼。”他指出，从工业富联的年报业绩中，很难看不出新业务和传统业务的拆分，营收报表仍旧以通讯网络设备、云计算设备的代工为主，而工业互联网部分BEACON平台本该有的强劲企业服务营收，在报表中全无体现。“年报中包含了大量代工业务的收入，以此偷换概念掩饰其工业互联网等新业务的成果。”王云侯认为，这不免会让工业富联背上，以工业互联网概念包装上市的企业名号。

在王云侯看来，富士康转型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产业经验及对垂直行业的理解，“这也是工业互联网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但需明确的是，工业富联缺少在软件层面的积累和核心竞争力，这会让其陷入瓶颈期——在制造业市场份额饱和后进入工业互联网领域，面临较大挑战。

郭台铭在今年6月22日举行的股东会上表示，“鸿海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商，将从单纯的制造业转型成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但外界对于“工业富联是否真在做工业互联网”的问题，尚未做出明确定位。

旧去新来

郭台铭率领着富士康，近年来在转型的主干道上不断尝试。从30多年的传统代工制造企业，转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方面。

然而，百万员工的体量让富士康在转型中难免遭遇阵痛。如今让郭台铭头疼的是，富士康这头大象在2018年即将收尾时，还能否轻盈跳舞？

在制造业毛利趋于一致的背景下，富士康想从全球代工厂转型成为“工业互联网”企业，还要将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确定为其发展方向，至少从目前来看，郭台铭的梦想与现实还存有距离。

但对刘立新这样的富士康工人来说，梦想很简单，“裁不裁员，我都会走的。”如今临近不惑之年的刘立新，规划来年创业。

就在张晓帅乘车离开后，记者遇到了外出厂区的何文杰，年纪轻轻的他在今年10月份通过中介公司来到富士康，当被问及工作感受，他摸着后脑勺，笑着说，“目前还挺好的，底薪两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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