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高风险病毒的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距离被中共称为病毒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20英哩。中共实验室曾外泄SARS病毒的历史、进行猴子动物实验，高风险引人关切。(报导截图/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英国《每日邮报》1月23日报导，中共在武汉建置实验室，用来研究SARS和伊波拉病毒；美国生物安全专家2017年就警告，病毒可能会“逃脱”，该设施已成为应对爆发的关键。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约20英里的地方，有些人想知道，这次疫情爆发的震央中心是否巧合。此外，《自然》2017年2月引述专家的质疑，中方不需1座以上BSL-4实验室；过剩能力，恐被认为可用来开发生物武器。

《每日邮报》报导，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中国唯一专门研究SARS和伊波拉等危险病原体的实验室。在2018年1月前，美国生物安全专家和科学家，担忧病毒可能逃脱实验室。2004年，SARS病毒曾经从北京一所实验室“外泄” 。

专家说，已经感染了800多人的冠状病毒在动物中变异，并在武汉海鲜市场变为对人类有感染力。

但2017年一篇《自然》文章警告说，武汉实验室的科学家打算将病毒注入实验室的动物，专家警告这一作法的不可预测性 (unpredictability )。

专家2017警告：中国实验室病毒外泄纪录、动物尤其猴子实验的不可预测性

科学家在2017年警告说，类似SARS的病毒，可能逃脱2017年在中国武汉建立的实验室，该实验室研究世界上一些最危险的病原体。

如今，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已感染了800多人，传播到至少10个其他国家，并在武汉和邻近省份造成25人死亡。

中国(中共)于2017年在武汉设置了中国第一座最高安全性(BSL-4层级)的生物实验室，当局计划设置五到七所；用来研究最高风险的病原体，包括伊波拉和SARS病毒。

(报导截图/《自然》杂志2017年2月报导)

武汉实验室2017年开始时，美国马里兰州生物安全顾问蒂姆·特雷文（Tim Trevan）告诉《自然》杂志说，透明度是实验室的基础，“每个人可以自由发言的、资讯公开的结构(对于确保BSL-4实验室的安全)至关重要。 ” 特雷文担心在中国的文化可能会使该实验室变得不安全。(译注：共产党专制党文化，让个人与公众没有言论自由、资讯公开)

其实，根据《自然》的文章，SARS病毒已经多次从北京的实验室“逃脱”。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距离华南海鲜市场(译注：据中共称武汉肺炎的病毒源头)约20英里，有些人想知道，这次疫情爆发的震央中心(outbreak’s epicenter )是否巧合；但科学界目前认为(武汉肺炎)病毒是通过海鲜市场里的人畜接触，发生突变并传染给人类 。

但是，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微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博士(Richard Ebright )对《每日邮报》说，“现在(at this point )，没有理由怀疑该设施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有任何关联，除了负责让医生(doctors)诊断它(病毒)的关键基因定序(crucial genome sequencing)。”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位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旨在帮助中国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病毒。 该实验室建于2015年，还在(was still)接受安全测试，但在2017年近乎准备好开始运作(open)。 (译注：中方称，2018年1月5日正式投入运行)

中国第一所BSL-4实验室在武汉，于2017年1月获得认证(federal accreditation)。 这是中国史上第一个旨在达到4级生物安全标准（BSL-4）的实验室-最高的生物危害层级，这意味着它将适格以处理最危险的病原体。 全球约有54个BSL-4等级实验室。

开始运作之初，武汉实验室计划首先着手开展一项只需采取BSL-3层级防范措施的计划：一种导致克里米亚- 刚果出血热(Crimean-Congo hemorrhagic fever)的蜱媒病毒(tickborne virus)； 这是高致命性的疾病，感染者死亡率达10％至40％。

SARS也是BSL-3层级的病毒。根据《自然》杂志对武汉实验室主任袁志明的采访，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计划要研究SARS病毒。

Guizhen Wu在《生物安全与健康》（Biosafety and Health）杂志上写道，该实验室于2018年1月开始“用于BSL-4病原体的全球实验”。

在2004年SARS病毒从另一所实验室的“外泄”中逃脱之后，中国的官员们工作以提高安全性，同时也扩大了该国的能力，继续研究 从其实验室释出的病毒。

Guizhen Wu写道：“在2004年发生SARS实验室泄漏事件之后，原中国卫生部启动了高层级病原体保存实验室的建设，像是SARS、冠状病毒和大流行性流感病毒( pandemic influenza virus)等。”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中国的)实验室位于何处。

武汉的实验室还配备了动物研究。

2017年，告诉《自然》的科学家们，认为这为开发疫苗与疗法带来了机会。

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中共)的动物研究法规（尤其是针对灵长类动物的法规）要宽松得多，这意味着(在中国)这些研究的成本较低，面临的可能限制或减缓研究的壁垒比较少。

但这也引起了美国马里兰州生物安全顾问蒂姆·特雷文（Tim Trevan）的关注。

要研究像209-nCoV这样病毒的行为，并为其开发疗法或疫苗，就需要感染这些用来研究的猴子，这是在进行人体实验之前的重要一步。

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博士(Richard Ebright )警告说，然而猴子是不可预测的。

埃布赖特说，“它们(实验的猴子)可以奔跑、可抓挠、可咬人。它们携带的病毒，会散布在他们的脚、指甲和牙齿上。”

《自然》2017年引述专家质疑：过多BSL-4实验室，恐被用来开发生物武器

此外，《每日邮报》所引述的《自然》杂志2017年2月文章提到，特雷文强调，透明度是实验室安全的基础； 中国扩展BSL-4实验室的计划，加剧了这种担忧。一所在(东北)哈尔滨的BSL-4实验室已在等待认证；接下来两个BSL-4实验室将在北京、(云南省)昆明，后者将重点放在使用猴子模型研究疾病。

埃布赖特博士(Richard Ebright)表示，不认为在中国大陆需要一个以上的BSL-4实验室。他补充说，政府(governments)会认为这种过剩的能力，是用来进行潜在的生物武器(bioweapons)开发。

埃布赖特说：“这些(实验室)设施本质上是双重用途的。”对于中方人员会将病原体注入猴子的前景也让他担“它们(猴子)可以奔跑、可以抓挠、可以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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