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震央巧合?关切武汉病毒实验室外泄纪录

研究高风险病毒的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距离被中共称为病毒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20英哩。中共实验室曾外泄SARS病毒的历史、进行猴子动物实验,高风险引人关切。(报导截图/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英国《每日邮报》1月23日报导,中共在武汉建置实验室,用来研究SARS和伊波拉病毒;美国生物安全专家2017年就警告,病毒可能会“逃脱”,该设施已成为应对爆发的关键。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约20英里的地方,有些人想知道,这次疫情爆发的震央中心是否巧合。此外,《自然》2017年2月引述专家的质疑,中方不需1座以上BSL-4实验室;过剩能力,恐被认为可用来开发生物武器。

《每日邮报》报导,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中国唯一专门研究SARS和伊波拉等危险病原体的实验室。在2018年1月前,美国生物安全专家和科学家,担忧病毒可能逃脱实验室。2004年,SARS病毒曾经从北京一所实验室“外泄” 。

专家说,已经感染了800多人的冠状病毒在动物中变异,并在武汉海鲜市场变为对人类有感染力。

但2017年一篇《自然》文章警告说,武汉实验室的科学家打算将病毒注入实验室的动物,专家警告这一作法的不可预测性 (unpredictability )。

专家2017警告:中国实验室病毒外泄纪录、动物尤其猴子实验的不可预测性

科学家在2017年警告说,类似SARS的病毒,可能逃脱2017年在中国武汉建立的实验室,该实验室研究世界上一些最危险的病原体。

如今,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已感染了800多人,传播到至少10个其他国家,并在武汉和邻近省份造成25人死亡。

中国(中共)于2017年在武汉设置了中国第一座最高安全性(BSL-4层级)的生物实验室,当局计划设置五到七所;用来研究最高风险的病原体,包括伊波拉和SARS病毒。

(报导截图/《自然》杂志2017年2月报导)

武汉实验室2017年开始时,美国马里兰州生物安全顾问蒂姆·特雷文(Tim Trevan)告诉《自然》杂志说,透明度是实验室的基础,“每个人可以自由发言的、资讯公开的结构(对于确保BSL-4实验室的安全)至关重要。 ” 特雷文担心在中国的文化可能会使该实验室变得不安全。(译注:共产党专制党文化,让个人与公众没有言论自由、资讯公开)

其实,根据《自然》的文章,SARS病毒已经多次从北京的实验室“逃脱”。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距离华南海鲜市场(译注:据中共称武汉肺炎的病毒源头)约20英里,有些人想知道,这次疫情爆发的震央中心(outbreak’s epicenter )是否巧合;但科学界目前认为(武汉肺炎)病毒是通过海鲜市场里的人畜接触,发生突变并传染给人类 。

但是,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微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博士(Richard Ebright )对《每日邮报》说,“现在(at this point ),没有理由怀疑该设施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有任何关联,除了负责让医生(doctors)诊断它(病毒)的关键基因定序(crucial genome sequencing)。”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位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旨在帮助中国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病毒。 该实验室建于2015年,还在(was still)接受安全测试,但在2017年近乎准备好开始运作(open)。 (译注:中方称,2018年1月5日正式投入运行)

中国第一所BSL-4实验室在武汉,于2017年1月获得认证(federal accreditation)。 这是中国史上第一个旨在达到4级生物安全标准(BSL-4)的实验室-最高的生物危害层级,这意味着它将适格以处理最危险的病原体。 全球约有54个BSL-4等级实验室。

开始运作之初,武汉实验室计划首先着手开展一项只需采取BSL-3层级防范措施的计划:一种导致克里米亚- 刚果出血热(Crimean-Congo hemorrhagic fever)的蜱媒病毒(tickborne virus); 这是高致命性的疾病,感染者死亡率达10%至40%。

SARS也是BSL-3层级的病毒。根据《自然》杂志对武汉实验室主任袁志明的采访,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计划要研究SARS病毒。

Guizhen Wu在《生物安全与健康》(Biosafety and Health)杂志上写道,该实验室于2018年1月开始“用于BSL-4病原体的全球实验”。

在2004年SARS病毒从另一所实验室的“外泄”中逃脱之后,中国的官员们工作以提高安全性,同时也扩大了该国的能力,继续研究 从其实验室释出的病毒。

Guizhen Wu写道:“在2004年发生SARS实验室泄漏事件之后,原中国卫生部启动了高层级病原体保存实验室的建设,像是SARS、冠状病毒和大流行性流感病毒( pandemic influenza virus)等。”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中国的)实验室位于何处。

武汉的实验室还配备了动物研究。

2017年,告诉《自然》的科学家们,认为这为开发疫苗与疗法带来了机会。

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中共)的动物研究法规(尤其是针对灵长类动物的法规)要宽松得多,这意味着(在中国)这些研究的成本较低,面临的可能限制或减缓研究的壁垒比较少。

但这也引起了美国马里兰州生物安全顾问蒂姆·特雷文(Tim Trevan)的关注。

要研究像209-nCoV这样病毒的行为,并为其开发疗法或疫苗,就需要感染这些用来研究的猴子,这是在进行人体实验之前的重要一步。

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博士(Richard Ebright )警告说,然而猴子是不可预测的。

埃布赖特说,“它们(实验的猴子)可以奔跑、可抓挠、可咬人。它们携带的病毒,会散布在他们的脚、指甲和牙齿上。”

《自然》2017年引述专家质疑:过多BSL-4实验室,恐被用来开发生物武器

此外,《每日邮报》所引述的《自然》杂志2017年2月文章提到,特雷文强调,透明度是实验室安全的基础; 中国扩展BSL-4实验室的计划,加剧了这种担忧。一所在(东北)哈尔滨的BSL-4实验室已在等待认证;接下来两个BSL-4实验室将在北京、(云南省)昆明,后者将重点放在使用猴子模型研究疾病。

埃布赖特博士(Richard Ebright)表示,不认为在中国大陆需要一个以上的BSL-4实验室。他补充说,政府(governments)会认为这种过剩的能力,是用来进行潜在的生物武器(bioweapons)开发。

埃布赖特说:“这些(实验室)设施本质上是双重用途的。”对于中方人员会将病原体注入猴子的前景也让他担“它们(猴子)可以奔跑、可以抓挠、可以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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