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其他拐卖儿童的事情没有供出来的？”在法庭上，坐在被害人席的申军良，质问涉嫌拐卖儿童的张维平。张维平坐在被告人席，低着头，没有回答。

10月26日上午，张维平等5人涉嫌拐卖儿童案，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增城人民法院进行一审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张维平被指控拐卖9名儿童，其中包括申军良的儿子申聪。另外4名被告人，均牵涉拐卖申聪一案。根据张维平此前供述，除一名男童贩卖到惠东县大岭镇，其他男童都被贩卖到河源市紫金县。

张维平曾交代，这9起拐卖儿童案，均通过一名被称为“梅姨”的中间人完成交易。去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开了“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相关线索。10月26日下午，增城分局相关办案人员介绍，目前“梅姨”仍未归案。

警方根据嫌疑人供述，画出的嫌疑人“梅姨”画像。

此次庭审持续了约半小时，审判长宣布，该案将择日宣判。走出法院后，多名被拐卖儿童的家属对红星新闻记者说，将继续寻找孩子，不会放弃。

人贩子手法——

选择出租屋下手，主动靠近骗取信任

申军良很紧张。他质问被告人张维平时，说话好几次磕磕绊绊。前一天想好的问题，基本都没在法庭上提出来。

去年11月2日第一次庭审时，他准备了满满一页纸的提问，要张维平回答每一个孩子是从哪里偷的、在哪里交易、被卖到了哪里。但这一次，他“脑子一团乱”，只问出了一个问题，张维平，你还有没有其他拐卖儿童的事情没有供出来的？

他对红星新闻记者说，一看到张维平等5名被告走进法庭，他瞬间就只有了一种情绪：只有恨，只是恨。

13年前，申军良在广州市增城区打工，在工厂附近租住了一间屋子，妻子在租屋内照顾刚满1岁的儿子申聪。他告诉记者，当时，住在同一层另一间屋子里的周容平、陈寿碧夫妇时常来逗孩子玩，“他们总共住了一个月左右，也不上班。”

申军良从未想过真的有人会拐卖儿童。后来他才意识到，周容平夫妇租在他家隔壁，其实是在踩点。

申军良制作的寻子海报。

2005年1月5日上午，申军良在工厂上班时，周容平等人闯进申军良家，把申聪抢走，坐上事先准备好的摩托车逃走。后经张维平、“梅姨”之手卖出，最终卖了13000元。

多名被拐卖儿童的家属，向红星新闻记者勾勒出人贩子几近完全相同的手法：只抢男孩，选择出租屋下手，租在目标对象附近，主动靠近家属和孩子，获取家属和孩子的信任，伺机而动。

湖南郴州人邓自和告诉红星新闻记者，2004年农历8月23日上午，增城区沙庄的租屋内，他爱人在厨房做饭，不到两岁的儿子邓云峰坐在门外，张维平悄悄进来，抱起儿子就走。“我们租在一楼，他租在二楼，老是叫我儿子去超市买零食吃。我还提醒过我老婆，要小心这个人，又不上班，鬼鬼祟祟。”邓自和一直后悔，当时没有足够的警惕性。

湖南人李树全更恨张维平：“我给他吃，给他住，还给他介绍工作，没想到他是为了抢我儿子。”2005年7月，张维平和李树全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相识，两人租住的房子相隔不到20米；张维平不上班，经常帮着李奶奶带孙子李成青。

8月，李树全一家搬到龙华镇，没过几天，张维平跟了过去。他对李树全称“租不到合适的房子”，在李树全家中的客厅睡了三四天。2005年8月5日，趁着李家人不注意，张维平把孩子抱走了，再也没回来。

庭审现场——

有人贩子表示“希望改过自新”

张维平、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和陈寿碧5名被告人，均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黄杨镇清溪村。因为此案5名被告人均羁押于增城区看守所，广州市中院将庭审地点定在增城区人民法院。

2016年3月，上述5人因涉嫌2005年拐卖申聪一案，被增城警方先后抓获。后经审讯，张维平交待了由他作案的另外8起拐卖儿童案。

2017年11月2日，广州市中院在增城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广州市检察院指控，2005年1月4日，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和陈寿碧4人在增城一出租屋将申聪抢走后，交由张维平卖至河源市紫金县。张维平称，他贩卖申聪得到13000元，其中1万元交由周容平分配给其他同案人。

相关材料显示，另外8起拐卖儿童案发生在2003年至2005年。张维平将作案地点选在广州增城以及惠州一带的出租屋，被他拐走的8名男童，当时年龄在1岁至3岁之间，孩子父母为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南下务工人员。

张维平供称，他贩卖一个孩子的非法所得，一般为1.2万元左右。相关材料显示，此前，张维平曾在1999年和2010年，因犯拐卖儿童罪，分别被法院判刑6年、7年。2015年8月他刑满释放，次年3月再次涉嫌拐卖儿童被警方抓获。

公诉机关认为，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被告人张维平、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的刑事责任。

10月26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张维平等5人涉嫌拐卖儿童案一审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审判长说，去年11月2日第一次庭审后，法院认为相关证据需进一步补齐，经警方进一步侦查、检方进一步补充相关证据，进行二次开庭审理。

在庭审中，检察机关指出，张维平牵涉的9起拐卖儿童案中，经由张维平本人一一指认的犯罪现场，与被害人描述的案发现场一致；张维平主动要求前往紫金县，指认贩卖被拐儿童的最终地，部分地点具体到了乡镇。

同时，检察机关指出，其中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杨江在寻子过程中，于2008年10月，乘火车到达广东英德段时，趁同行的家人不备，从火车厕所内的窗户跳下身亡；铁路运输管理部门出具了相关证明。检方认为，杨江因精神崩溃而自杀，与张维平拐卖儿童一案有直接联系。

辩护人则认为，无法证明杨江自杀与张维平拐卖儿童之事存在因果联系。

在庭审发言阶段，申军良还说，张维平等人拐卖其子申聪，给他一家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为此，“希望判处抢儿子的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四人死刑。”

10月26日庭审结束后，家属们聚集在法院门口，互相打气。

庭审当天，张维平上身穿灰色T恤，回答询问时声音低沉。庭审过程中，面对法官的提问，张维平等5人始终话语简短，神色看不出较大波动，多回以“没有”、“同意”等短句。唯一一名女性被告人陈寿碧，坐在被告人席时，屡屡回头望向旁听席，法警多次示意其扭头、坐好。

在被告人陈述阶段，张维平、周容平、杨朝平没有发言。刘正洪说，当年“初入社会，犯了错误，希望改过自新”；陈寿碧说，她当年没有参与拐卖申聪，“一直在楼下，没有参与抢孩子，只是后来孩子在她那里住了一晚”，审判长问“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无罪”，陈寿碧回答“是”。

庭审过程中，旁听席上的三四名女性被害人一直在流泪。邓自和则表现得略微焦躁，不断变换坐姿，有一次把腿伸向了过道，被法警制止；中途，他还离席跑出去一次。

被拐儿童家属——

想找到神秘的买卖中间人

庭审结束后，申军良对红星新闻记者说，一看到张维平等5名被告走进法庭，他瞬间就只有了一种情绪：只有恨，只是恨。

但他同时说，不希望现在判处张维平死刑，因为中间人“梅姨”和被拐孩子均未有下落，他仍对张维平提供更多线索抱有希望，“我们家属的目的，不是要判人贩子死刑，而是要找到孩子。如果张维平死了，很多线索就断了。”

申军良和其他被拐儿童的家属都希望找到这名“梅姨”。张维平说，9名被拐骗来的孩子都是通过中间人“梅姨”来完成交易，除一名男童贩卖到惠东县大岭镇，其他男童都被贩卖到河源市紫金县。

据张维平供述，“梅姨”当时约四十五六岁，短头发，讲粤语，语速较快。此外，他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2017年6月中旬，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向社会发布征集线索的通报，公开了“梅姨”的模拟画像。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可能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不排除其就是该地区人）。”

根据相关材料，办案民警曾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该彭姓男子称，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六七年前就没有联系了。据其称，该女子叫番冬梅。可警方在公安信息网查询，并没有查到符合相关年龄段的“番冬梅”。

10月26日下午，增城分局相关办案人员介绍，目前“梅姨”仍未归案。“我们收集了很多线索，可疑的人、可疑的小孩一个一个排查下去，一个一个比对，一个都没有。”该办案人员称，“我们可以做的，全部都去做了。”

多名被拐卖儿童的家属从外地赶来参加庭审，他们想从“人贩子”张维平嘴里获知孩子被拐往何处，但仍然无果。多名家属对红星新闻记者说，将继续寻找孩子，不会放弃。

10月25日，申军良在当年租住的出租屋前。2005年1月5日上午，其子申聪在此被人贩子抢走。

10月25日下午，庭审前几天。申军良带领红星新闻记者来到当年位于增城的出租屋。租屋现在一如往昔，只是已被他人租住。申军良说，自从申聪被拐走之后，10多年他没敢再来这里，害怕想起那段痛苦的回忆；直到2016年，他才再一次过来，“上楼的时候，扶着护栏，双腿一直哆嗦。”

这些年，他一直在各地寻找儿子。他说，他会一直找下去，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现在孩子年纪已经大了，就算找到了，或许也不一定愿意回来。但是这不重要。”申军良说，他不一定非把儿子带回自己身边，他只是想再看看儿子，知道他现在过得好活不好，“就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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