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国高校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言获罪”遭到中国多位学者的抗议后，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唐云也以发表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遭到该校处分，而在中共推进新一轮对高校的意识形态整顿之时，一个被称为“告密者”的群体再一次浮现在公众面前。

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被学生“告密”只是近年中国高校告密现象的一例

事实上，上述“告密”现象不仅是今天即使往前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都不乏这样的案例。只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将这种行为“合法化”，并运用到高校之中。以当今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学生信息员制度”来说，其由高校党政领导主管，党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分管，办公室专人负责，联系一批各院系学生负责收集汇报学校教学及思想动态。

当然“监督”的对象主要是高校教师，“监督”的内容除了检查“教师的迟到、早退等在内的教学秩序以及教师的教学质量问题外，更重要的是“监督”教师的教学内容。其中中管高校武汉大学在对信息员的要求中提到“课堂教学中是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安排教学内容”“是否使用培养方案指定教材或参考书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否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教材选用是否规范”，此外着重要求“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学科相关课程实现听课检查全覆盖。” 对于学生信息员的选用则是要求“政治素质过硬，文字表达能力较强”，学生信息员会通过网络社交沟通平台，定期将收集的内容上报。

学生信息员做得好，会得到校方的学分及其他奖励。 或许告密者本身不自知，他们的存在及行为对于一个高校、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中国学者曾对告密有这样一番表述“告密与检举不是一回事。告密是告密者利用同属于一个系统或团体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为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而将信息外露或上报，给对方造成不利的行为，告密的内容往往不一定是违法犯罪行为，所以说，告密有时也叫‘出卖’，从这个意义讲，学生告密是不道德的，甚至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然而这种并不违法但却不道德的行为对一个社会来说危害更甚。

从中国高校当今的告密现象往前推到20世纪60、70年代“文革”时期，甚至上溯到中国封建社会，凡告密现象兴盛之时，无不伴随言论肃杀、伦理背叛等社会德道危机。而那些怂恿、鼓励告密行为的幕后者则是亲手制造了一场社会危机，而如今存在于中国高校的“学生信息员制度”似乎更甚，其以一种行政式的手段将告密文化合法化更是令人心生忧惧。

这种许学生以利益对教师“监控”的形式，长期而言，在这种氛围之下，高校教师如何敢言，如何传道受业解惑，一个万马齐喑的高校又如何成为中国思想之前沿阵地。更为严重的是，对教师的“监控”俨然是对师生群体的挑拨离间，是对于一个拥有崇尚尊师重道为传统的国家的传统秩序的挑衅，更是对人的底线的突破。恐怕我们难以想象，当老师与学生之间没有信任，只有猜忌，中国的教育会走向什么方向，而培养出的学生又会是一个信仰什么的接班人。

中国学者曾对高校的告密现象感慨“大学是育人的地方，告密与培育合格人才冰炭难容。不告密，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作为学生，更不能欺师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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