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多名留美中国学生爆料称，他们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被要求立刻搬离租住公寓。据了解，他们通过一家名为We Housing的租房中介平台缴纳租金，但We Housing并没有如期将房租转交给公寓，目前已有81名留学生参与维权。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官网已无法打开，在美办公地点也“人去楼空”。4月27日，新京报记者致电该公司负责人高星，他表示公司只是暂时搬离，并非携款潜逃。

学生：预付租金不见，收到法院传票

5个月前，留学生杨怡(化名)通过We Housing平台租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市的Da Vinci公寓里。她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一份缴费记录显示，4月1日，她和室友在We Housing平台按时缴纳4月份租金850美元。

然而，4月4日，她们却在公寓大门上发现了一张催收房租的通知单，要求她们缴纳4月房租，并写有“交租期限最后3天，否则离开”的字样。杨怡和室友以为弄错了，然而4天后，杨怡又在房门上看到了新的催款单，到公寓一问，才知道公寓没有收到任何房租。她们意识到，“可能是中介出了问题。”

4月20日，杨怡和室友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法院起诉We Housing非法居留，要求她们5天内上庭应诉。不久后，杨怡了解到，不少通过We Housing平台租住的租户都收到了法院传票。

尽管We Housing未按期向公寓支付房租，但不同公寓的做法并不同。有的公寓直接向学生发驱逐诉讼传票，但也有公寓认为这不是学生的错，所以还是打算沟通解决。住在Aggie Square Apartment的小番没有接到传票，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所住公寓称可以免除自己和其他受害租户4月份的房租，但5月及以后的房租需按时缴纳。

截至发稿时，在一个维权群里，有81位学生(均为中国留学生)填写了维权统计表格，他们多数都缴纳了4月份的租金，有人甚至提前预付了半年，累计金额达到18万余美元。

租客被要求继续交租，否则属违约

杨怡介绍，有租户曾去位于加州Dublin的We Housing北美办公室询问情况，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曾有人在接到催租通知后联系上We Housing客服人员，对方称，不用理会催款通知，驱逐诉讼期有两个月的时间，因此We Housing可保证租户在两个月内不会被驱逐出公寓。

不仅如此，很多同学还收到了We Housing的邮件，邮件显示，“We Housing的租户是与We Housing签订的合同，并应该在合同期间按月向We Housing缴纳房租，如果租户没有按时缴纳，We Housing将向其收取延期费用。”

杨怡说，We Housing与租户签订的都是年租合同，大部分人的合同都没有到期。按合同约定，接下来他们仍需向We Housing缴纳房租，否则可能因违约失去2个月的押金。有租户在接受采访时称：“这简直可笑，他们自己拖欠公寓租金，却要我们继续给他交钱。”

新京报记者多方了解到，We Housing曾发传真给公寓。租户提供的相关图片显示，We Housing称公寓无权收取租户的租金，同时要求公寓方撤回驱逐诉讼的请求，并提议We Housing将继续向公寓支付租金。

We Housing：经营不善，未携款逃跑

据天眼查显示，We Housing是一家“帮助美国大学生寻找优质校外学生公寓的租房平台”，2012年由中国留学生高星创办，在洛杉矶、密西根洲安娜堡市和北京分别建立了分部。在中国的分公司名为“北京唯好寓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曾在2017-2018学年与We Housing公司签署过一年的推广合同，并在其公众号内发布We Housing的推广信息。此事发生后，该平台在发布了一条声明，提到此次“携款逃跑事件性质严重”，说明其已在2018年6月与We Housing解除合同并将帮助学生维权。

4月26日上午，据该组织学生负责人介绍，声明发布后，We Housing的CEO高星曾联系他们称平台“扭曲事实”，自己并没有“携款潜逃”，而是“办公室到期搬离”，并表示该事件对We Housing公司负面影响极大，要求该平台撤回该声明，否则将采取法律措施。“我们当时跟他商量，只要他能将学生的钱退还或者处理好和公寓的问题，我们就会立即撤回声明。但他再没有回复。”该负责人说。

4月27日，We Housing负责人高星告诉新京报记者，公司目前经营确实出现了问题，搬离原办公室是为节约开支，并非携款潜逃。而对于法院起诉非法拘留的问题，其表示，“从合同上说，公寓是房东，我们是租客。We Housing是房东，学生是租户，这是两份平行协议。”他表示，“法律上这份起诉是不影响学生的，也不会影响他们以后的信誉。”

对于驱逐问题，高星回应，公司正从技术上拖延驱逐时间，并持续在和公寓方进行和解，“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把驱逐往后拖延，直到学生这一学期结束”。

律师：或可转移到中国起诉

对于杨怡等人在美国的遭遇，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韩骁律师表示，只要被告在我国境内有住所，我国人民法院应有管辖权，这是属地管辖原则的体现。

他认为，在法律适用上，双方可以适用中国法律(若其登记地或主营业地在中国)或约定适用其他地区法律。本案中若We Housing的主要营业地在北京，或协议约定适用中国法律。

按照我国法律，We Housing相当于承租了公寓后再进行转租，公寓也同意由其进行转租，公寓与We Housing之间成立租赁关系。那么，留学生在We Housing上租赁公寓，实际上是与We Housing之间建立了租赁关系。留学生与公寓之间并不存在租赁关系，因为We Housing未向公寓履行租赁合同义务，公寓应向We Housing主张权利，而无权对留学生进行驱逐诉讼。

此外，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在留学生已经将租金交给We Housing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如果公寓已经与We Housing解除租赁关系，那么留学生与We Housing也失去了租赁关系基础，无权继续占用公寓，但可以向We Housing主张违约责任，以其在中国境内的营业地为被告进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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