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想过父母将来养老的问题吗?”两年前,樵妹被朋友问及此话题,感觉“很突然,很迷茫”,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直面这件事。
彼时樵妹和丈夫的父亲还未退休,当时的她心想,“这是10年后再考虑的事情吧。”
樵妹今年31岁,3年前和丈夫移民澳大利亚,开启与父母聚少离多的生活。去年,夫妻两人说服双方父母办理付费移民,准备申请材料时,发现需要提供过去两个财年具备11万以上的收入证明,条件不符让他们无奈暂缓移民计划。
和樵妹一样,大批第一代华裔移民正在期待家庭相聚,努力、成功,或不得已放弃。只要有移民,团聚的故事就始终在上演。
签证,团聚的“绊脚石”
近一两年,朋友父母生病和外婆去世的消息接踵而至,樵妹开始正视父母正在衰老的事实。
日常生活中,樵妹与父母基本靠电话联系,大约每月视频一次。时间的间隔让她感觉,“父母又比上一次变老了”。樵妹每次都会陷入无助,“没办法陪在他们身边,心里有点酸”。去年,夫妇俩向双方父母谈论了移民的想法。
家庭团聚始终是华人努力想要实现的一个梦。樵妹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和后母组成家庭后,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正在美国读大学。澳大利亚移民局规定,父母移民,子女年龄在23岁以下皆可随行移民。为将来一家人团聚,樵妹父亲和后母很快答应。
然而,并非所有父母都愿意改变环境。作为独子的老公进展就不顺利,公婆目前还在国内经营生意,他们起初不正面回应,后来抛出“来了之后我能做什么”的难题,直到听说樵妹父亲已经同意,被再三询问之下终于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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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准备材料时,更严峻的难题摆在夫妇面前:父母移民的新规。
2018年4月,澳大利亚移民局大幅提高父母付费移民的担保人薪资要求,家庭需要提供提交申请前两个财年具备11万以上的收入证明,成年单身人士至少需要8.8万澳元的年收入。在此之前,上述两者经济担保收入要求分别为5.9万和4.5万,准入门槛几乎翻倍。
樵妹夫妇无法提供过去两年的相应年薪,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即使收入达到要求,也很难预计以后的福利变化。”
听到消息,公婆“立马”决定放弃办理移民。樵妹感觉,“他们内心一直不太情愿,只是不忍拒绝儿子的好意罢了”。
在悉尼过了3个春节,樵妹双方父母来过一次,待了一周。在她心里,始终在期待与父母、妹妹共同生活。
但现实的阻力让樵妹的期待再次悬在了半空。
随着父母付费移民平均等待时间从过去的两年延长至如今的4年,加上等待符合年薪标准时间,妹妹极有可能超过23岁,父亲和后母也暂时搁置了移民。
“对不起,昨晚加班太累睡着了”
在从事移民代理工作的小麦印象中,近两年问询父母签证的客户越来越多。不少客户拿到永居签证后立刻准备父母移民,问询率占老客户的60%,年龄集中在25-35岁。“这是一个趋势,毕竟现在基本都是独生子女,谁不想和父母在一起。”
单亲家庭成长的小麦,更是如此。
近三年,妈妈刘女士每年都会到墨尔本陪伴女儿。素来工作繁忙的小麦独居时很少做饭,外卖、聚餐才是家常便饭。而妈妈在澳洲,熟悉的家乡饭菜、干净整洁的房间、甚至中午还有送到公司的爱心便当,让她感叹“这才有家的感觉”。
有家人陪伴的幸福感向小麦涌来的同时,也裹挟着负担和对妈妈“水土不服”的担忧。
“最明显的改变是加班。”小麦通常一周工作六天,为陪妈妈过周末,她不得不利用晚上加班。
即便如此,缺少国内呼朋唤友的热闹感,刘女士无法长居墨尔本。几年下来,妈妈在澳生活两月左右就会以照顾外婆,接待国内朋友亲戚为由提出回国。小麦感觉“这些很可能都是借口”。
迟早要接妈妈移民澳洲是她对未来的计划。几年前,小麦曾在闲聊时向刘女士提议,说提议更像是试探,结果妈妈压根没回答。不想给刘女士压力,小麦没敢再提。“如果她迫于我的要求移民,生活得不开心,那相聚意义在哪里?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电视剧《都挺好》中老大因陪伴父母陪较少,打算接父亲到美国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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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在澳大利亚生活近10年,已经习惯西方生活工作方式。她曾认真分析过未来回国的可行性,结论是“太不现实了”。“我不确定到时是否可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还能不能适应国内工作环境。”
想要家庭团圆,只有两条路:父母移民或自己回国。小麦选择了前者,只是进展缓慢。
转机发生在去年,同事在聚餐时向刘女士提出最好提早移民。尽管仍是沉默的回应,但小麦感觉妈妈开始考虑了这件事,她现在会主动谈及未来的生活,“比如说我住的公寓位置很好,以后来生活买菜很方便,或是等你生了孩子就来”,尽管小麦感觉生孩子不知是猴年马月,但始终是在黑暗摸索的道路上看到了一丝光亮。
最近,刘女士正好在澳洲,小麦又进入超饱和工作状态。晚上在与记者微信沟通过程中,她迟迟没有回复。第二天一早,她发来信息,“对不起,昨晚加班太累睡着了”,文字后紧跟三个哭笑的表情,极似她当下生活的写照,幸福与无力并存。
开始怀念,但似乎已无法回头
与父母团聚而努力的过程就像一场随时都在改变游戏规则的通关战,儿女需要面临政策突变与父母意愿和适应性的双重挑战。前者是一场考验实力与耐心的短期战,后者则是一场爱与牺牲的长期博弈。
6年前,艾丽一家移民澳洲,和她一起登陆南半球的,还有年近8旬的父母。
父母从国内事业单位退休,习惯固定的工作生活圈子,陌生环境和语言障碍,将他们的日常生活范围制约在家附近5公里。艾丽理解他们的心情,“憋了一周,就盼着周末能出去走走。”
和众多华人家庭一样,家住西人区的艾丽工作日上班,周末送孩子上补习班,已经分身乏术,还得争取时间安排父母外出走走。“偶尔还可以,每周?太难了。”
单调乏味和陌生感是不少移民父母最初的感觉。不适之余,高于中国的日常生活消费,无形中在增添他们的经济压力。
艾丽爸爸患有痛风,国内患病时,“自己买几副中药就能解决问题”,在澳洲一切变得复杂。从预约家庭医生、看病、到买药,全程都需要女儿请假操作。最终,家庭医生所开的止疼药,在父亲看来花了大价钱还没用。
电影《推手》中父亲被儿子接到美国生活,但文化语言不适造成种种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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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时,艾丽一直和父母同住,习惯安排一切的她认为这种状态会一直维持下去。
3年前,她为父母递交了付费移民签证。等待过程中,现实压力和父母的真实愿望相继浮出水面。考虑父母未来长居,艾丽在家附近买了一套小型公寓。然而计算发现,以父母国内退休金无法完全负担公寓开支和日常生活,艾丽每月需要多承担3000澳元左右的生活费,“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住在一起。”
出于生活照顾与经济负担,共同居住是不少移民及父母在澳洲的生活常态,但“捆绑式”生活有时会勒得双方都喘不过气。果不其然,艾丽的提议遭到父母反对,“这个时候他们才告诉我一直以来都想单独居住”。
无奈之下,父母最终选择回国。去年,她与国内的妹妹共同为老人在北京买了一套价值600万人民币的小公寓。
曾经的努力付之东流,随之而来的还有精神压力。“为了满足父母愿望,我几乎倾其所有。刚买房那阵晚上经常失眠,差点快抑郁了。”艾丽在澳洲本土公司上班,外有华人职场的天花板和不稳定性,内有老小经济负担。她真切感受到第一代移民家庭团圆的艰难。
“一开始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回顾所做的努力,艾丽在电话那头长叹一口气,“如果最初就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过去,母亲在澳洲时间一长就会抱怨,“我们都是为了你才来的”,回北京后,她又开始怀念澳洲的空气,蓝天白云,想念女儿,但一切似乎都无法回头了。
“只要能在一起,这些困难算什么”
田云夫妇随儿子移民悉尼已有十年,从不适到熟练切换中澳生活,在享受自我与家庭天伦之乐之间,她逐渐找到平衡点。
2007年,在儿子邀请下,田云“毫不犹豫”申请了移民。她的意识中,未来当然是要和唯一的儿子待在一起,田云所指的在一起,是“起码在同一座城市”。
不过,文化语言迥异打乱了田云最初的期盼与计划,没朋友,不懂英语,儿子有自己的生活,田云“实在呆不住”。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局要求,持永久居留签证的人每5年需要在澳洲境内累计待满两年,俗称“移民监”,田云的第一个移民监就没坐满。
“呆不住”似乎成为移民父母初来乍到的通病。陌生环境,与儿女生活的磨合,适应性较慢等因素,都会令父母产生思乡的情绪。
只是在田云心里,决心从未改变。澳大利亚政府对非英语国家新移民提供约500小时免费英语课,利用在澳洲的时间积极学习语言,融入社群,田云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儿子结婚后,他们开始单独居住,5年前,孙子出生,更加丰富了田云在澳的生活。
今年61岁的田云能够进行基本英语交流,日常购物、取包裹、和朋友去周边小镇自驾游都不在话下。孙子眼看就5岁,不再需要田云照顾,而她也摆脱了凡事依赖孩子。儿子婚后与田云夫妇分开居住,她似乎找回在国内独当一面的状态,甚至独自去大医院看病,“就硬着头皮连比带划的说嘛”。
10年时间,田云摸索出了“刚刚好”的移民生活:半年澳洲,半年国内生活,这像是她在自我与家庭团聚之间的完美平衡。采访即将结束之际,田云告诉记者,下午要参加悉尼社群在国内的活动,语气中充满了期待。
为了“在一起”,父母和孩子都在相互努力,如果一定要说谁付出更多或牺牲更多,也许是父母。承认事实之余,田云云淡风轻地说,“嗨,只要能在一起,这些困难算什么。”
“还是回国吧,别给孩子添负担”
同样10年前,王慧的外孙出生。为照顾孩子,她“想都没想就来了澳洲”,并迅速进入状态。然而,始终感觉“在这里不踏实”。
王慧所谓“踏实的生活”在家乡沈阳。说到此,原本正襟危坐的王慧倚着靠背,将手搭在椅子上,脸上的表情也松弛起来。“只要踏出门就能碰到不少老朋友,唠嗑的时候,有点小痛小病大家马上就能支招,啥都解决了。在这儿最初连个朋友都没有,更别提谈心吐点苦水。”
中国澳洲频繁来回的不便迫使王慧夫妇递交付费移民申请,目前仍在等待下签。澳大利亚移民局规定,父母付费签证(143)费用近5万澳元一年,王慧夫妇两人就是10万。
这几乎就是夫妻二人“一辈子的积蓄”。王慧出发点很简单,就一个女儿,早晚都要在一起,“起码可以相互帮衬,要不怎么办?”
王慧外孙已读4年级,两年后即将升入中学,无需每天接送,“相互帮衬”更多就是女儿照顾逐渐年迈的父母。
如果说只需相互陪伴,普通的父母探亲签证就能满足相聚的需求;但要谈到相互帮扶,医疗和养老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唯有办理移民,父母才能在长期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获得国家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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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王慧并未对养老真正放心。“澳洲养老服务价格太贵,听说要上万澳元,我们的经济条件可能承受不了。”联想到未来,王慧连连摇头。
目前,澳大利亚的养老服务分为社区护理、退休社区以及院所式养老。均需要老人通过提交申请、评估身体及经济状况等一系列过程才能获得最终评级和价格。
CASS华人服务社Robin解释,评估等待时间从数月到一年不等,费用并没统一标准。在澳大利亚高龄服务介绍中,明确写着“不会因经济情况无法养老”。然而,如果要选择有政府背景,有中文的养老服务,“僧多粥少”的现状依旧无法满足当下需求,而私立养老院更是遥不可及。Robin透露,一些机构每月高达6000澳币左右。
王慧打算趁能动,在澳洲享受三代同堂的幸福生活,当真走不动的那天,“还是回国吧,别给孩子增添负担”。
当记者问,“您觉得这是一种牺牲吗?”
王慧沉默了近10秒,才一抬头,“是啊,但中国的家庭不都是这样吗?”
最理想方案?随时回国陪伴
2016年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澳华裔人口已突破121万,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约50万人;25到44岁的群体达20万,其中作为独生子女一代,25-34岁的人近14万人,成为所有年龄段中占比最多的群体,达27.3%。
尽管无法再长久生活在一起,在未来养老层面,艾丽甚至有些庆幸父母回国的决定。
在国内,父母养老金足够应付生活和就医,她多年的人脉资源还能“在关键时刻起作用”。可在澳洲,医疗系统漫长的等待加之高昂的人工护理费让人望而却步,而主流养老院也不会成为父母最佳选择。
华人家庭观念里,团聚是血脉亲情的需求,是家庭圆满的象征。这场跨国团聚过程中,移民政策、父母意愿、经济实力、文化冲突、养老困境等诸多问题相互交织,形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挡在子女与父母之间。
每每想到悬而未定的移民计划,樵妹就感到不安和愧疚。过去每年回国一次的她决定今年开始增加到两次,“尽可能多一点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樵妹目前认为最理想的方案是,当父母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国陪伴。
而小麦的意愿很明确,铆足劲赚钱,每天从早9点忙到晚8点,“为自己大可不必这么拼,可为了妈妈将来能到澳洲生活,我需要积累资本。”
小麦内心知道,既然选择出国这条路,一定会付出代价,“不过我相信妈妈总有点头的那一天,总有一天让我感觉澳洲也有我的家。”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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