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调查处

无论苏联还是之后的俄罗斯，中苏(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领域的重点之一。譬如，只有苏联领导人在场的宴会才能让周恩来“舍命陪君子”，不顾肝病及风度，“搏命”豪饮至当场呕吐。新中国成立至今，最富戏剧性的国宴也大多发生在中苏之间。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来访即是经典一例。以现有档案资料看，这位在中国外交史上并非有特别地位的来宾，受到的却是苏联来访者中最高规格的接待。

1957年4月17日，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在此等候他的贵宾伏罗希洛夫。在1959年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建成前，国宴一般在北京饭店“解决”，而毛泽东在中南海内的设宴一般只用来款待他认定的贵客。当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了宴会。

当时的情势应是最重要的原因：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发全球社会主义阵营激烈震荡，中苏有必要以高调的友谊来稳固阵脚。

当晚，雄伟壮丽的怀仁堂门前，车水马龙，华灯高挑。各部委各党派各团体及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等270多人前来赴宴。18时30分左右，伏罗希洛夫主席及其随行人员在朱德副主席的陪伴下，从勤政殿漫步走到怀仁堂，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总理在门前迎接。

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当晚的菜单：冷盘、清汤白燕、红烧鱼翅、冬菇围扁豆、炸鸡腿、松鼠鳜鱼、莲茸香酥鸭、冬瓜帽。另有点心、时令水果。当晚的标准是“六菜一汤”，不只突破周恩来定下的“四菜一汤”标准，而且同时以燕翅待客在60年间都是较高规格。

以事必躬亲出名的周恩来，对请柬格式、菜单设计等事务都会亲自过问，礼宾标准也都由他最后核定。但正如他赠给他的外长接班人陈毅的八个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在包括国宴在内的外交事务的安排上，身兼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实际上也只对这些技术细节有最终发言权，最高领导人的好恶常常起到关键性作用。

当晚，毛泽东在宴会发言中热情赞扬了伏罗希洛夫。之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干杯时，伏罗希洛夫面含微笑说：“”你这样夸奖我，将来不是要成个人崇拜吗？”

“个人崇拜是什么？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毛泽东回答。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譬如，我就尊敬毛泽东，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毛泽东不好嘛。”伏罗希洛夫动情地说。

“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等，就不能不崇拜。”毛泽东回答。

“对呀，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坚定地挥动了一下手臂，重复了这句话。

两位领导人会心地笑了起来，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受到的接待，恐怕前无古人后也不会有来者。在华3周里，除了北京还到访过上海、广州，伏罗希洛夫每到一处，当地都安排了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

虽然刚到北京时，他还不太习惯人头攒动的宏大场面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

但习惯这一切的毛泽东笑着告诉他“既来之，则安之。他们看够了，也就散了。”

3周里，除早饭外，每顿饭都有中国副总理以上领导陪同用餐。

伏罗希洛夫对这样的款待“非常满意”，但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闻知此事却大发脾气、火冒三丈！

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带来自己的儿子、儿媳，并无任何高级官员陪同，中国却摆出明显重视的姿态，动用了所有宣传机器。赫鲁晓夫到华3次，都没有受到过这样高规格的礼遇。在中苏关系恶化期间，他多次抱怨：“(访问中国时)从来就没有谁来陪我吃饭。”

赫鲁晓夫甚至认为，中国对伏罗希洛夫的高规格接待，就是故意要贬低他的。

赫鲁晓夫的醋意并非没有道理。上世纪50年代苏联扩大援华，派专家，出人出钱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提议，正是赫鲁晓夫提出的。而伏罗希洛夫却是这些提议的反对者。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很大分歧。

而伏罗希洛夫——这个斯大林老近卫军，在国内就曾反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来中国后，很快就与毛泽东达成共识——“斯大林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人猜测，他似乎从访华时得到的厚待中，“得到某些启示”。回国不久,他就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组织了推翻赫鲁晓夫的势力，不过遭到惨败，并于1958年被定为“反党集团”，被踢出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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