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的文体，它形式短小、简洁，记载题材多样，包括鬼神狐仙、奇人异事、梦幻、扶乩、历史典故、诗文评论、自然灾害等等。明代以后，笔记小说以“志异”为取向，受传奇描写手法的影响也加深，文体意识逐步增强。康熙年间的《聊斋志异》是传奇体笔记小说的代表，在清代前中期影响很大。在蒲松龄之后，乾嘉年间的纪昀对《聊斋志异》颇为微词，认为“一书兼二体”，文体不纯正。纪昀小说追求的是“著书”之笔，而不是故意点缀的“才子之笔”，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借鉴“著述”手法创新了笔记小说的文体。《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一前一后分别是清代笔记传奇体小说和著书体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纪昀小说的文体特征已为学界关注，作为乾嘉学派的领袖，纪昀的小说文体与乾嘉学术息息相关，而这一点却没有得到深入的剖析，这是很可惜的。

►纪昀（1724-1805），字晓岚，别字春帆，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直隶献县（今河北省献县）人。清朝政治家、文学家。著有《纪文达公遗集》。

明代以来，笔记小说受唐传奇小说影响很大，鲁迅称“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1]《聊斋志异》是这种文体融合的典型表现，蒲松龄借传奇法演绎鬼怪，使鬼怪染上了浓重的人性色彩，“《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2]写法的创新让《聊斋志异》在清代风行了上百年，出现了众多的模仿者，到了乾隆中后期，《聊斋》已俨然成为笔记小说的传统。面对《聊斋》的叙事新传统，纪昀表现出了不满，盛时彦在《阅微草堂笔记》的跋中引用纪昀的话：“先生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3]纪昀对蒲松龄“一书兼二体”的写法表示不满，认为笔记体自有笔记体的文体规范，传奇多荒诞不经，不必将传奇的点染揉杂其中。在《姑妄听之》的序中，纪昀也说道：“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4]王充的《论衡》、应劭《风俗通义》辨通古今事物，疾虚妄，尚实用，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的笔记小说文风质朴而意蕴深远，纪昀追源溯典，将笔记小说的典范回归到了汉魏六朝。《阅微草堂笔记》实现了纪昀的小说理想，小说一方面继承了王充、应劭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对汉魏六朝简洁文风的继承，文章短小，叙述简洁，重内蕴的追求，反对藻丽的辞采。纪昀之所以推崇汉魏六朝，这与他对小说史的观察有关。他认为后代笔记小说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污实失真、宣导人欲，格调不高，“今燕昵之词、蝶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5]后代笔记小说多受传奇的浸染，纪昀认为传奇降低了笔记小说的格调，使得小说文体不纯，思想低下。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纪昀在小说类中将传奇排除在外，没有收录传奇作品，也没有收录当时广泛流传的《聊斋志异》。纪昀对笔记体小说的演变感到不满，他力图回归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文体风格，这与乾嘉学术重溯原典的复古倾向有关，也与主流学术重经学轻文有关。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他毕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8 卷、491篇，约40余万字。内容丰富多彩，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被誉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图为《聊斋志异》故事邮票。

乾嘉学者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有明显的复古趋向。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将清代的考据学潮比之欧洲的文艺复兴，这或许并未妥当，但在考据学风下，复古思潮弥漫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复古思潮也很严重。乾嘉时期，在绘画、书法领域，“唯古是尚”，古碑、古画不断地地挖掘、研究，收藏字画蔚然成风。在诗文创作上，复古的气息也很重，陈寿祺说道：“自胡稚威始倡复古，乾隆、嘉庆间乃多追效《选》体，然吾乡犹局时趋，未能丕变。”[7]当时的兼长诗文的考据学者多以汉唐是尚，如程晋芳、胡天游、汪中的骈文便是以六朝、初唐为宗，程瑶田、洪亮吉等人的诗也是以追摹汉唐为特色。洪亮吉甚至认为诗文“代降”：

诗文“代降”，那源头才是典范，只有回归到源头才能振兴文学，“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食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9]重“复”轻“变”，这与乾嘉考据学重追溯原典的学术思潮息息相关，纪昀也明确表示“为文不根柢古人，是偭规矩也。”[10]以古人为根柢，以古人为规矩，从经到文都要遵循这个理路才是正确方法，我们由此不难理解纪昀的小说以汉魏六朝为宗了。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蔚然成风，文学创作也进入了鼎盛时期，文学与考据的关系一度趋于紧张，袁枚在与惠栋论辩两者的优劣中表面上是占了上风，但仍然无法撼动经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考据学者对“文”并不是很在意。戴震说道：“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11]乾嘉学者重学问轻文学，认为学问是一切文章的根源，学问好了，文章就自然好。钱大昕说道：“后世传文苑，徒取工词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辄嗤文章为小技，以为壮夫不为，是恥鞶悦之绣，而忘布帛之利天下；执穅秕之细，而訾蔋粟之活万世也。……而古人以立言为不朽之一，盖必有植乎根柢，而为言之先者矣。草木之华，朝荣而夕萎；蒲苇之质，春生而秋槁，恶识所谓立哉！”[12]重学问轻文学，这是学者们的共同观点，他们要求以经史的文风规范文体风格，反对过度藻华。钱大昕称“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实直书，是非自现。”[13]他要求作文要讲究“史法”，反对文艺手法的介入：“至于传奇之演绎，优伶之宾白，情辞动人心目，虽里巷小夫妇人，无不为之歌泣者。所谓曲弥高则和弥寡，读者之熟与不熟，非文之有优劣也。以此论文，其与孙鑛、林云铭、金人瑞之徒何异!”[14]章学诚对桐城派古文也提出了批评，“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娘娘，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15]以经史的文风为标准，这是乾嘉学人的普遍共识，他们反对人为的添枝加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悲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婚宴尔之人，必不信矣。”[16]作为一代大儒，纪昀论文更是重法，“文士之纪录，则如匠氏之制器，无规矩准绳以絜之，淫巧偭错，势将百出而不止。故说经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无例。刘氏之书，诚载笔之圭皋也，顾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尽。故其抉捷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而偏驳太甚、支蔓弗剪者亦往往有之，使后人病其芜杂，罕能卒业；并其微言精义亦不甚传，则不善用长之过也。”[17]与考据学者一样，纪昀推崇的是传统“微言大义”的笔法，这也是他追求的风格，“夫事必有理。推阐其理，融会贯通，分析别白，使是非得失厘然具见其端绪，是谓之文。”[18]其实，纪昀并非没有看到文学的美，他只是认为文学之美乃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没有“理”作基础，文就失去了意义。考据学者为何追求简洁、质朴的文风？梁启超对“史笔”的分析可能正是答案。“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果据何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嚣器然以书法自呜也?史家之言日：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邪正，别善恶，操斧钺柄，褒贬百代者也。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记事也，则天下不完全无条理之史，孰有过于《春秋》者乎?后人初不解《春秋》之为何物，胸中曾无一主义，摭拾一二断烂朝报，而规规然学《春秋》，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断言日：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19]在经学家的眼中，所谓的“书法”并不是文学手法的曲折入微，更不是任才使气的藻饰，而是反复锤炼语言，将“主义”蕴藏在简洁的言语叙述之中。纪昀小说的叙述其实正是这种“书法”的体现。重质轻文，其极致是文笔艰涩、枯燥无味，这就难怪袁枚对他们的批评了。“近见海内所推博雅大儒，作为文章，非序事噂沓，即用笔平衍；于剪裁、提挈、烹炼、顿挫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盖其平素神气沾滞于丛杂琐碎中，翻撷多而思功小；譬如人足不良，终日循墙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伥伥然卧地而蛇趋，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胸多卷轴者，往往腹实而心不虚，藐视词章以为不过尔尔，无能深探而细味之。”[20]纪昀没有袁枚讲的弊病，但由于过度排斥个人情感的介入和对辞藻的追求，从纯文学的角度看，《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学性要比《聊斋志异》逊色了。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清代史学家、汉学家。

笔记小说多记荒诞不经之事，清初以来的笔记小说也没能跳出这种窠臼，《聊斋志异》将花狐鬼魅人性化、人情化，借狐鬼“抒孤愤”，打破了传统的写法，在当时影响很大，鲁迅称“《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21]清代的小说创作虽然达到了历史新高，但小说的地位仍然很低下，清政府也对淫词小说采取了高压政策，康熙在晚年就下谕，“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辞，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日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著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寻议：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辞，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从之。”[22]对有伤风化、危害政治稳定的小说清政府的禁毁政策持续了整个清代。“坊间多卖小说淫辞，荒唐俚鄙”，这在乾嘉时期更为普遍，纪昀的长子汝佶也深受其害，“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悉摹仿以著之，竟沉沦不返，以讫于亡。”[23]作为官至一品的文化官员，纪昀不可能与世俗小说同流，他的任务是“正人心、厚风俗”，他的笔记小说必须跳出世俗小说的窠臼。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阅微草堂笔记》：“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24]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并非消遣之书，它与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主旨性不强也是有别，它更强调“有益人心”，更偏重于议论，文体上“立法甚严”，可见纪昀写作是有明显著述倾向的。著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纪昀除了反对过度渲染，还对不认真的写作态度提出了批评。“门人吴钟侨，尝作《如愿小传》，寓言滑稽，以文为戏也……狡狯之文，偶一为之，以资惩劝，亦无所不可。如累牍连篇，动成卷帙，则非著书之体矣。”[25]笔记小说大多有尚奇好异的特点，纪昀对只是一味求异求怪的作风也表现出不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评《汉武洞冥记》：“若其中伏生受尚书于李克一条，悠谬支离，全乖事实，朱弃羊乃采以入《经义考》，则嗜博贪奇，有失别择，非著书之体例矣。”[26]正是强调“著书”的性质，纪昀在选材上不苟取，小说的故事来源多是身边的人，除了仆人、佃户、亲戚，还有不少达官贵人如袭曰修、阿桂、尹继善等，另外，纪昀自己在乌鲁木齐的所见所闻所历也是小说的来源。从整体上看，纪昀小说的故事基本上是以自己的亲人、朋友、上下属的所见所闻甚至是所历，故事让人感觉真实可靠，这与其他笔记小说是有别的。如何撰写笔记小说，对于喜好鬼怪故事的纪昀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晚年所作，“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作为学界领袖，他前期并没有留下理论性著作，小说倒是成了他思想的出口。面对小说呈现出自然和社会的奇异现象，纪昀并没有过多的渲染，而是理性求证和分析，试图在学理上把握这些奇异的现象，由此对世界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阅微草堂笔记》更像是一部社会哲学著作，小说的故事成了哲理的注脚。盛时彦评述纪昀的小说：“至于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亦见焉。读者或未必尽知也，第曰：‘先生出其余技，以笔墨游戏耳。’然则视先生之书，去小说几何哉？夫著书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譬大匠之造宫室，千楹广厦，与数椽小筑，其结构一也。故不明著书之理者，虽诂经评史，不杂则陋；明著书之理者，虽稗官脞记，亦具有体例。”[27]纪昀的笔记小说内容虽然也不免庞杂，但主旨明确，熔化经史，学问倾向很明显，盛时彦认为它已远离了通俗小说的范畴，这是有见的的，称之为“著书体”并不为过。纪昀“著书体”笔记小说能够自创一体，这与乾嘉的学术倾向有紧密联系，也正因为打上了时代学术的烙印，纪昀的小说屡屡为后代文人称道。

►《阅微草堂笔记》原名《阅微笔记》，是清朝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纪昀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间以笔记形式所编写成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

乾嘉学术的兴起是对理学的反动，考据学者通过文字训诂、校勘、辑佚等方式试图回归原典，反对理学的凿空。世纪末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乾嘉学者埋头考据、不求义理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乾嘉学者在对理学的清算中提出了新了义理，这一新的观点因详实的材料而被学界认可。乾嘉考据学有零碎、繁琐的一面，同时也在对经学原典的阐释中提出了不同于理学的新义理。戴震批评宋儒：“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尚有怜之者，死于理，谁复怜之？”[28]程朱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戴震对此提出批评，并希望建立一种人性化的儒学。袁枚也对理学的权威提出了批评：“宋儒非天！宋儒为天，将置尧、舜、周、孔于何地？”[29]乾嘉学者在对原典的追溯中发现了理学的弊端并提出了批评，学风为之一变，章学诚感慨：“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30]汪中见人提及宋儒便漫骂不体，“君最恶宋之儒者，闻人举其名，则骂不休。”[31]四库馆开馆后，考据学由民间学术变成了官方学术，身居高位的朱筠和纪昀是考据学的领袖，余英时认为，“纪晓岚则比朱笥河更为激烈，他可以说是乾嘉时代反程、朱的第一员猛将。晓岚是四库全书馆的首席纂官。通过这一组织，他广泛而深入地把反宋思潮推向整个学术界。”[32]理学虽然成为学界批评的对象，但它仍然是官方哲学，乾隆虽然对理学也有微词，但并没有否定它的正统地位。作为高级的文化官员，纪昀没有直接批评理学，因此，学术和笔记小说成了他思想的出口，“著书体”笔记小说的出现并非偶然。

宋儒将“理”视为最高的本体，喜欢辩论心性，其末流固守所谓的“天理”而不究人事的纤变，甚至以“天理”为由，鄙视躬行实践，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批评：“宋儒因性而言理气，因理气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辗转相推，而太极、无极之辨生焉。朱、陆之说既已，连篇累牍，衍朱、陆之说者又复充栋汗牛。……顾舍人事而争天，又舍共睹共闻而争耳目不及之天，其所争者毫无与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卫道。学问之醇疵，心术人品之邪正，天下国家之治乱，果系于此二字乎?”[33]纪昀对以“卫道”、“天理”自命的腐儒最为痛恨，对朱子不通融之处也敢于直接批评，这是小说最为醒眼之处。

理学人为地将天理与人欲对立，将人正常的情感也排斥在天理之外，固化的理学走向了传统儒学的反面。在清王朝的文化高压下，固化的理学参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纪昀在《阅微》中借助故事对理学不近人情之处进行了批评，对符合人性的儒学表现出了认可。作为文化官员，纪昀对理学的态度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林昌彝批评道：“《阅微草堂笔记》其托狐鬼劝世则可，而托狐鬼以讥宋儒则不可，宋儒虽不无可议，不妨直言其弊，托狐鬼以讥讽之，近于押侮前人，岂君子所出此乎？”[35]在其他文章中，纪昀并不敢公开批评理学，借助于小说，他批评态度之坚决实在让人惊异，这或许正是他“所欲言”的主旨吧。

►南宋理学家朱熹

除了批判理学，《阅微草堂笔记》还对试图对各种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如生死轮回，纪昀说道：“轮回之说，凿然有之。恒兰台之叔父，生数岁，即自言前身为城西万寿寺僧。从未一至其地，取笔粗画其殿廊门径，庄严陈设，花树行列。往验之，一一相合。然平生不肯至此寺，不知何意。此真轮回也。朱子所谓轮回虽有，乃是生气未尽，偶然与生气凑合者，亦实有之。余崔庄佃户商龙之子，甫死，即生于邻家。未弥月，能言。元旦父母偶出，独此儿在襁褓。有同村人叩门，云贺新岁。儿识其语音，遽应曰：‘是某丈耶？父母俱出，房门未锁，请入室小憩可也。’闻者骇笑，然不久夭逝。朱子所云，殆指此类矣。天下之理无穷，天下之事亦无穷，未可据其所见，执一端论之。”[36]理论先入，然后用事例证实，或者在故事后进行哲理总结，这样的写法贯穿了纪昀的小说写作。值得注意的是，纪昀还借小说中的鬼狐也在议论世事、分析宇宙的本质，如在《滦阳消夏录》中，作者借守藏神辨析儒道释三教：“儒以修己为体，以治人为用；道以静为体，以柔为用；佛以定为体，以慈为用。其宗旨各别，不能一也。至教人为善，则无异；于物有济，亦无异。其归宿则略同。天固不能不并存也。”[37]鬼神属于另一个世界，纪昀借助他们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和普适性。在考据兴盛的乾嘉时代，博学多识成为时代风尚，《阅微》也有不少常识的介绍，如海中三岛十洲、昆仑五城十二楼、新疆的土风、科举考试的佚事等等，这些常识大多具有很强的人文性，作者叙述也是娓娓而谈，趣味十足。与才子佳人小说相比，纪昀的小说少了“粉气”，多的是“理气”，这与时代学术风气是相吻的。

乾嘉各类型的小说都进入了创作的高峰，作品数量繁多，影响巨大，钱大昕感慨：“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从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38]将小说与儒、释、道并列为一教，可见小说在当时的影响。在传统文人的眼中，小说只会起到伤风败俗的作用，钱大昕认为小说“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这其实代表了多数传统文人的观点。张壶也说道：“今之小说家，不涉于淫艳，则流为轻薄，不谨子弟，习闻其说，因之伤忠厚，入邪僻，其罪孽可胜言哉。”[39]作为深受两朝帝王信任的文化官员，纪昀的小说固然不能与世井小说合流，他拒绝小说的俗化，以文人的雅趣写小说，他的小说代表乾嘉学人雅化的倾向。这一雅化的写作受到了后代文人的推崇，焦循说道：“近时纪氏诸小说，有《滦阳消夏录》、《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如是我闻》数种，余最取之，盖以忠孝节义之训，寓于诙谐鬼怪之中也。其他诲淫诲斗，讥谤失实之书，不特可焚，且宜斥绝矣。”[40]俞樾在著述自己写小说的旨趣：“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41]纪昀的小说反对小说的世俗化，将伦理教化与文人雅趣结合，成为学人小说的典范。《阅微草堂笔记》体现出来的学人雅趣具有明显的时代学术文化特征，这与前代的学人笔记是有区别的。

就题材而言，明清笔记小说主要是鬼怪和言情，鬼怪小说经纪昀的哲理分析已上升为本体论，前面已论及，这里不赘述。受传奇的影响，明清笔记出现了不少“艳情”的作品，这类故事其实多是才子佳人类型，乾隆中期出现有《红楼梦》虽然打破了这一写法，但在整个清代，才子佳人仍然是言情小说的主要写法。《阅微》在选材上并不以爱情为主要题材，虽然其中也有小量的男女爱情的作品，但纪昀并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刻意进行渲染，也没有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进行赞扬或批评，而是通过这些故事探讨情与理、情与法的关系。《槐西杂志二》记载了纪昀自己耳闻的一个事件：

作者只是简略地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并没有过多地渲染两人的感情纠缠。在叙述结束后，作者议论：“大抵女子殉夫，其故有二：一则搘柱纲常，宁死不辱。此本乎礼教者也。一则忍耻偷生，苟延一息，冀乐昌破镜，再得重圆；至望绝势穷，然后一死以明志。此生于情感者也。此女不死于贩鬻之手，不死于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残，得故夫凶问而后死，诚为太晚。然其死志则久定矣，特私爱缠绵，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当死不死为负夫之恩，直以可待不待为辜夫之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误，则可矣；必执《春秋》大义，责不读书之儿女，岂与人为善之道哉！”[43]一对不读书的农夫农妇，不为环境所屈，生死相随，举止虽然不完全符合纲常，但精诚所致，不必以理责斥。《阅微》的爱情故事叙述都很简洁，纪昀注重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反映出来的问题。《滦阳消夏录》（五）记载有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在女子远嫁边城伊梨后，男子追至伊犁私会，后两人自杀殉情。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咏叹道：“鸳鸯毕竟不双飞，天上人间旧愿违，白草萧萧埋旅榇，一生肠断华山畿。”[44]纪昀为这样的爱情感到惋惜，但这样一种惋惜之情不是在叙述中体现出来，而是通过诗歌传达出来，这也是文人之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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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人笔记，《阅微草堂笔记》有不少“资考证”、“补史阙”的条目。作为笔记体的考证，作者不以正史、经学为考证对象，而是多选择具有奇闻性的事物进行考证。如在《槐西杂志》（三）中，纪昀言其族叔见“旋风中有一女子张袖而行”，“又尝于大槐树下见一兽跳掷”，不知两者为何物。纪昀考证道：“余曰：‘叔平生专意研经，不甚留心于子、史。此二物，古书皆载之。女子乃飞天夜叉，《博异传》载唐薛淙于卫州佛寺见老僧言居延海上见天神追捕者是也。褐色兽乃树精，《史记·秦本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复见于丰水之中。’《列异传》：秦文公时，梓树化为牛。以骑击之，骑不胜；或堕地，髻解被发，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头骑。庾信《枯树赋》曰：‘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纛文》曰‘丰有大特，化为巨梓；秦人凭神，乃建旄头。’即用此事也。’”[45]有些条目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修正，这就把笔记当作正经的事了，《槐西杂志》（二）有：“世传推命始于李虚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时，盖据昌黎所作《虚中墓志》也。……余撰《四库全书总目》，亦谓虚中推命不用时，尚沿旧说。今附著于此，以志余过。”[46]在纪昀的小说中，考证随处可见，这与时代学术相得益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笔记小说的地位。

《阅微草堂笔记》记录了大量的文人扶乩，纪昀对文人扶乩有比较严的要求，“乩仙之术，士大夫偶然游戏，倡和诗词，等诸观剧则可；若借卜吉凶，君子当怖其卒也。”[47]纪昀自己也承认“余扶乩则诗敏捷”。《阅微草堂笔记》记载扶乩的结果多是诗歌，这些诗歌与故事完美融合，饶有生趣。《滦阳消夏录》（四）记载：

借扶乩吟诗作赋是文人雅趣的表现方式，纪昀对文人扶乩的取舍避免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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