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五一】1886芝加哥干草市场悲剧纪事

1889年7月14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II. Komintern.）代表大会中，与会代表决议，订每年的5月1日为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战斗日及庆祝日。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主要是为了要纪念三年前的5月1日，美国的工人在全美各地为争取每日8小时工时而同步游行示威，结果在芝加哥的游行中，警察动手枪杀示威的工人，逮捕领导者，在随后的审判中有数人被判处死刑。

在那个时代，许多来自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来的移民，将他们在母国所受的社会主义熏陶一起带到了新大陆。随着美国工业的急速发展，对抗无穷剥削的工人运动也随之萌芽，其中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求每日的八小时工时。欧洲来的各国移民，虽然大都是为了经济方面的理由，在自己的祖国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但亦有些是基于政治或宗教的缘故，德国后裔的情况最为明显，许多人是在1848年的革命梦想破灭之后，携家带眷前往美国寻求一充满着公平正义、能够实现他们革命理想的天堂国度。随着十九世纪中叶的经济及社会危机，大量失业、饥荒及痛苦，既然也降临了新大陆的工人家庭，我们可以说，许多欧洲工人移民的美梦正式破裂。此时，美国境内兴起的无政府主义及社会主义运动，不但给这些濒临绝望的工人及其家人们物质上的支持，也带给了他们新希望，但是，1886年5月的事件，历史上所称之「1886芝加哥干草市场悲剧」（Haymarket-Tragödie in Chicago 1886），摧毁了这些美国工人的最后一丝幻想。这一场悲剧显示了所谓的法治国家是何等的脆弱，而现实的阶级鸿沟又是怎样的难以超越。国际工人运动，向美国的同志们展现了他们的团结意志，也使得这一事件远远超越了它的地域性，展现了国际性、世界性的意义：因为这正是五一精神的诞生时刻。以下就让我们走回记忆的长廊，一起重温这一段沉重的历史。

悲剧的诞生

芝加哥干草市场案被告行刑图／版画

在芝加哥干草市场上所发生的悲剧，开始于1886年5月3日的下午。这个时候，芝加哥警察无预警的扫射一群在McCormick农机工厂前罢工的工人，造成数名死亡，许多罢工者受伤。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震惊于这样血腥攻击无武装之劳动者的暴行，选在隔日（5月4日）夜晚于芝加哥干草市场前集会，宣布并鼓动群众进行示威抗议。就在最后一名演讲者要结束的片刻，一批警察突然冲进会场，要求这一场其实人数不多、又非常平和的集会立即结束。就在演讲者Samuel Fielden与带队的警官Bonfield协商，同时表达对警方之介入抗议时，突然有一颗小型炸弹丢入警察堆中，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甘油炸弹。在火热的炙焰中，警察陷于惊慌，突然拿出手枪乱射。这个意外虽然只维持了片刻，但后果却是严重的：一名警官被炸弹引起的火焰活活烧死，六名警察经历数周痛苦而难以言喻的烧伤，旁边殃及池鱼的死亡及受伤平民无以计数。几天后，八名无政府主义者被逮捕，遭检方控以故意杀人、意图叛乱的阴谋罪行。经过一年半的审讯，其中四人遭吊刑处死，一人于狱中自尽，其余三人则被判终身监禁。这一场法庭大戏被称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司法审判，但是这些所谓的「十恶不赦」的罪犯，在美国民间被视为工人运动的英雄与殉道者。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在分析芝加哥干草市场悲剧的成因时，必须注意两个当时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一是为争取每日八小时工时，另一则是社会革命及无政府主义路线的工人运动之崛起。而且在分析此一历史事件时，亦不能忽视当时生活在芝加哥的德裔移民之生活处境、劳动条件，以及他们在旧大陆祖国所形成之抗争文化。

在十九世纪的60年代末期，美国各地的工会都不约而同的提出每日八小时工时的要求，随着议题的串联，许多工会开始结盟与合作，所谓的「八小时联盟」（Eight-Hour-Leagues）成立，到了1866年，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组织「全国工人联盟」（National Labor Union）诞生，而它的最重要运动目标之一，就是要求缩短每日工时为八小时。1868年，美国参众议院通过第一个保障八小时工时的联邦法案，受惠者是联邦的公务员，而伊利诺伊州更早在一年前就通过该州的「八小时法」。为了庆祝这样的成就，伊利诺伊州首府芝加哥的工人们就开始发起一连串的五月游行，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在1868年五月的这一次芝加哥游行中，长达数公里的游行队伍，吸引了数万名的芝加哥市民围观，工人们手持布条，上面写着「团结让我们壮大、分裂让我们渺小」、「八小时–一项法律的成就」、「我们尊重本州岛的法律」。游行队伍中的德国佬支队最引人注目，因为他们把平日劳动的成果与产品直接装置在车子上，不但阵容状盛，而且光彩夺目。讽刺的是，直到十年后的1876年，「八小时法」不但形同废物，被企业主们嗤之以鼻，而且还遭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而废止。

1860年代经过短暂的经济荣景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七十年代的大萧条，这也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经济危机。1873年9月，许多银行宣布破产，数十万名工人瞬间丢掉工作，流落街头，几百万人只得打零工或忍受条件恶劣的就业来糊口。到了1877年，情况不见好转，失业人口已逾三百万人，饥饿与痛苦的阴影笼罩着工人及他们的家庭，在工人居住的地区街道上，只看到难以计数的游民，等着领取好心的慈善机构分送的面包汤汁裹腹。

19世纪的工厂／版画

虽然几乎没有一个工会能安然度过1860年代的严峻考验，但是受难的工人及失业者们却非毫无动静的忍受如此的悲惨处境。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越来越激进的抗争路线，所谓的「饥饿行军」、「面包抗争」（Bread-riots），各式各样的示威与游行，每天都在许多的美国大城市，特别是纽约及芝加哥上演着。群众们的呼声与吶喊越来越响亮，「我们要立即的协助」、「我们马上需要工作」，而各个大城市的市政府及大企业主们的观感如何呢？他们觉得厌恶，这些无能穷人们的所谓痛苦实在令人深感恶心，但是他们也同时觉得惧怕，社会怎么可以如此动荡不安呢？于是，警察部队又出现了，经常出现的工人示威游行，到了最后，总是以警察暴力的强制驱散收尾。

工人们的运动及抗争，逐渐累积为1877年的「大罢工」（Großer Streik）浪潮。1877年，由于铁路业的恶性竞争，许多铁路公司单方强迫压低工资，不然就大量的裁减工人，进行所谓的企业合理化措施，在这一波冲击中，工人们的工会组织被铁腕摧毁，干部们被列入黑名单，广发各企业周知，不让这些工运份子们有另谋生计、「趁机谋乱」的机会。激烈的措施，长久的积压，终于引发了至今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潮。1877年的「大罢工」开始于西弗吉尼亚州，但一下子就蔓延到全美各地，虽然起初是铁路公司工人的罢工，但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被强迫降薪或被威胁将压低工资的工人们不断的加入，一开始被认定为所谓的全国铁路工人罢工，转眼间即将变成遍及各行业的总罢工。政府部门与企业主的响应，又是运用警察暴力的铁腕镇压，单单在芝加哥，每日就上演着如内战般的巷战火并，工人们面对的，不只是警察，还有州的民兵以及联邦的部队。在芝加哥，工人的罢工在两天内就被平息，许多平民死于巷战，无数的工人负伤，而警察也逮捕了三至四百人入狱。

向前行／油画

虽然全美的罢工潮没有带来任何经济或社会方面的改善或承诺，但它对美国的工人运动却影响深远。资本家、政府与警察的紧密携手，合作无间的运用暴力来镇压罢工，使得许多奋起的工人们体认到，唯有团结组织才能对抗自己的敌人。在如此的风潮下，工会运动大幅跃升，许多工人争相恐后加入工会，新的工会及工人政党渐次成立，特别是所谓的「工人党」（Workingmen~q~s Party），在许多大城里，也包括芝加哥在内，都变为地方政治的领域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大企业家深感威胁，极力向政府施压及游说，要求重组军事部队结构、增强武装力量，必须研拟新而有效的镇压暴动方法与武器，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1877年的事件真正的撼动而摇醒了所谓的美国梦、新大陆天堂的奇想，美国也无法自外于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是最赤裸裸的暴力与武装冲突。

十九世纪末的芝加哥工人

激烈而血腥的冲突会发生在芝加哥，其实非事出偶然。在金钱的大都会中，没有一个美国城市像芝加哥这样，资本的积累如此迅速，赚钱的游戏如此高涨，投机、贿赂、贪污腐化如此盛行，也没有一个大城像芝加哥这般，一般工人及平民的贫困如此严重。1834年建城的芝加哥，50年后已迅速成长到八十万人口，1910年就快速的超越两百万的大关。芝加哥的扩与成长，运输与公众交通网络的发达，加上人口的不断移入，随之而来的是惊人的工业进步与发达。在短短数年之内，芝加哥成为钢铁生产的重镇，机械及粮食、木料的交易中心。除了高技术性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外，这里也聚集了无数的中小型企业及商家，纺织、成衣、家具、烟草、皮革，形成了许多家族型企业的事业产品及发迹的希望。

芝加哥的工业发达与经济的蓬勃发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而事实上，没有这些来自旧大陆的劳动者的辛苦贡献，芝加哥的荣景也是无从萌芽的。在1880年代，大批前往芝加哥的欧洲移民，多半来自英格兰、爱尔兰、德国及斯堪地那维亚的诸国，以此时为例，芝加哥市有41%的人口是直接来自于欧洲的移民，还不包括他们在美国所出生的后裔。许多的旧大陆移民选择与同胞们比邻而居，以母语沟通，上自己人的教堂，只阅读母语书写的报章杂志，而且只参加同胞们组织的各种俱乐部及团体。这些移民的夜晚及周末，大都在同胞们开设的街角酒馆买醉。芝加哥就像美国各地的小缩影，不同民族的文化独立在各自的领域中发酵与制约，也俨然成为排外与区隔的堡垒。

1890年，芝加哥市庆祝人口超越百万大关，在所有几乎占一半比例的外国移民中，德国佬又占有35%强，是所有移民中的最大宗，假如也算入他们的后裔，整个芝加哥就有将近30万的德裔美国人。在芝加哥的德国族群中，他们也一并承继了母国惯常的阶级结构及文化：德裔的企业主及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俱乐部，自己的足球联谊，参加自己阶级的同胞所举办的活动，也只阅读同一阶级所写的德文报纸。「伊利诺国家报」（Illinois Staatszeitung）专为有钱的德国佬服务，而贫穷的德裔工人则只会看自己人办的「芝加哥工人报」（Chicagoer Arbeiter- Zeitung）。

在1850年，工人阶级仍占德裔美国人中的五分之四，但是到了1900年，就只有三分之二的德国移民是劳动者，这虽然显示第二及第三代欧洲移民的稀释，以及所谓阶级阶层往上流动的结果，但无疑的，工人阶级仍然是德国族群的最大多数，在接近十九世纪末的几年内，德国后裔也同样是所有芝加哥工人阶级的最重要族群，平均都要接近四分之一强（如1890年底的22.5%），特别是在重工业及手工业的部门，德裔工人的影响力更是明显。

19世纪的工人家庭／版画

1873到1878年的经济危机一过，工资呈现略升，但好景不常，1882年开始的五年中，工资就又急速下降，平均倒退了5.7%。这一次的工资危机，却是所谓结构性的：不只是工厂中的低技术工人，既使是较纯熟或一定技术的工人、手工业者，如木工、鞋匠、烤面包师傅，都严重的受到新型机器的威胁，工资水平不断的面临挑战。这个前所未有的所谓结构性失业– 1884年在芝加哥已有三万人以上波及 –，加上季节性的就业市场波动，严厉的冲击工人的家庭生计，工资与收入不断的下降。以伊利诺伊州劳动部1884年的报告为例，40%的工人家庭支出远高过于收入，而虽然同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是两个人以上在赚取家计，「working poor」这个美国二十世纪末的写照，其实早在百年前就悲剧性的出现了。就算还有工作可以做，工厂中充斥的，也只是伴随着最低工资的每日十六小时工时，辛劳苦难的挥汗洒泪工作，工作能力的淘汰，以及下工后看到的家徒四壁与恶劣的居住生活环境，而家中任何一人的意外，不论是疾病、工殇或死亡，就足以轻易的将这个工人家庭推入痛苦而无望的深渊。

1883、1884年的冬天，芝加哥的工人处境已经糟糕到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了，既使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资产阶级们也看不下去，跑出来作一个研究工人劳动条件的调查，希望了解工人邻居们的真正情况。「芝加哥工人报」的随行记者Paul Grottkau，只跟着调查的公务员作一天的访查，就作呕的要求退出：大家都震惊于极端恶劣的工人居住环境，过度拥挤如蚁窝的大杂院公寓，缺少最起码的厕所及卫生设备，光线及通风极差，瘟疫及传染病随时有流传的可能。

家徒四壁的工人家庭／版画

这就是一个美国大城市的真实面貌，一个对移民来说充斥着期待、梦想、希望与幻觉的美国梦所在。如果我们阅读一位来自德国、后来也在干草市场事件中被逮捕之无政府主义工人的日记，就可以略为领悟当时许多任务人们心中共同的失望：想要在美国作个小生意，当个独立快乐又有钱的小老板，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而手工业及技术工人的被排挤及失业的机会，倒是与祖国德国的悲惨情况不相上下，假如相较于生活的支出水平，我们在新大陆反而还比逃离的旧大陆赚得更少。

既使在德国，社会的贫困与悲惨也从未达到此时美国大城市的规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期待梦想与现实的落差，所带来的德裔工人逐渐不耐与激进的结果，特别是美国警察践踏人权的强制与暴力镇压，更是直接将德国工人阶级推入激进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动力。

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心

在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交替时，芝加哥的德裔工人就组织了自己的政治团体，而且组织结构上完全仿照母国，理念及斗争理论上完全习自祖国的导师马克思（K. Marx）及拉萨尔（F. Lassalle）。由于德国佬在许多手工业及重工业部门中占多数，特别是在技术性的工人方面，也因此在德国人的领导下，许多部门成立了工会组织，第一波高峰是1874年由昔日「国际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成员所组织成立的「伊利诺工人」（Workingmen of Illinois）。1876年，以这个组织为班底，再结合其他美国大城（特别是纽约）的同志们，共同成立了「美国工人党」（Workingmen~q~s Party of the U.S.），也就是后来「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前身。在如此之社会主义路线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也伴随着日渐升高的经济及就业危机，芝加哥的德裔工人们创设了「芝加哥工人报」，也因为这个工人信息及理念媒介的诞生，使得后来干草市场事件的领导及殉道的先驱们，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理想的冲击及熏陶。数以千计的芝加哥工人们，参加由社会主义工人党所办的群众大会，而且争相加入许多的结盟团体，在1879年春天的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候选人施密特博士（Dr. E. Schmidt）获取极多的选票，也大大振奋了工人的政治运动。

Max Slevogt 庆祝五一海报，1903

好景不常，社会主义工人党此时竟面临了意想不到的组织危机：1879年，同一年秋天的选举，社会主义工人党流失了60%的选票，到了年底，党员大幅退党，人心浮动，揆其缘由，失业问题的缓和是主因，但是成员间不断的路线冲突，以及领导阶层的争辩与不和，应亦难辞其咎。一个重要的冲突导火线是所谓的「武装问题」。1875年，一小部分的芝加哥社会主义工人，几乎全为德国移民，成立了自卫团，他们的目标是在军事上及政治上武装自己的同志，以在游行时对抗并还击警察及民兵的攻击。在1877年7月的事件后，这个自卫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渐渐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中主张用武力来实现社会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却与党内其他地区领导者的路线相左，因为许多其他大城的工人运动者认为，暴力对他们的政治目标而言是有害的。在这样的冲突下，1880年，多位芝加哥地区的党员，特别是August Spies、Albert Parsons、Oskar Neebe、Paul Grottkau，纷纷被开除党籍。

芝加哥的这些工人运动领导者，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理想高涨的运动中，重新另起炉灶。在芝加哥当地，Spies及Parsons渐渐获得领导权，在纽约，Johann Most透过著作及演讲，吸引了许多工人支持他的无政府主义路线。1883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匹兹堡召开代表大会，进而另行组织「国际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 Workingpeople~q~s Association, IWPA），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路线的国际组织。Spies、Parsons及Most联合起草了该组织的成立宣言，所谓的「匹兹堡宣言」（Pittsburgh Manifesto）。

但是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芝加哥的同志们无法与纽约的Most达成共识，就是组织路线与工会的关系：Most认为应该完全拒绝与工会合作，而Spies与Parsons却把工会看作是阶级斗争的重要角色及未来社会秩序的核心基础。经过冗长的讨论，芝加哥派的看法占了上风，他们对于工会角色及功能的描述写进入最后的宣言中。

在匹兹堡大会及后来的干草市场悲剧的三年间，国际工人联盟发展极为迅速，连带的也使得芝加哥成为美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心。国际工人联盟在芝加哥设立了联络处，也在这里成立了联盟内最大最多人的支部，同时支持由Spies掌控、以德语发行之「芝加哥工人报」、「先驱周刊」（Der Vorbot）、周日特刊「火炬」（Die Fackel），以及由Parsons担任总编辑之英文刊物「警报」（Alarm）。芝加哥工人报每日发行六千份，当然，真正阅读的人口远超过此数，每一个德国移民居住地区的酒馆内，都有这一份报纸的踪迹，它已成为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信息交流及传递媒介。

女性与五一，1892年五一海报

1883-1886年，经济危机再度降临，失业与饥荒又无情的笼罩芝加哥。贫富差距的悬殊，阶级的冲突对立，加入贪污而又血腥暴力的警察，随着准备无情的用棍棒镇压工人的权利，在在都使得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蔓延开来。1884年，在Spies及Grottkau的领导下，「进步烟草工人工会」（Progressive Cigarmakers Union）改组为一无政府主义路线的工会联合组织「中央工人联盟」（Central Labor Union, CLU），短短的一年多，1886年初，中央工人联盟的势力就大大的超越了它主张修正主义路线的对手，所谓的「职业与工人组合」（Trades and Labor Assembly），而中央工人联盟的核心干部，大都是来自德国的移民后裔。

无政府主义的理念不只存在于宣传的册子或演讲当中，也不只存在于酒馆烟雾迷漫的热情对话中。对于许多的工人及其家人而言，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有生命的文化，充斥在日常的行止、休闲、野餐、跳舞、音乐会、庆典及许许多多的游行之中，不论任何的演说、戏剧或朗诵，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都隐藏在其中。在极短的时间内，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各类团体纷纷成立，合唱团、足球体操俱乐部、戏剧社、文学团体等，吸引着无数的有志者、旁观者、局外人、妇女及儿童，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并非隐藏在人们的心中，藏私于门下床地，而是大剌剌的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制约着他们的行动与思考。

当然，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并非都是这么平和的，也许在游行及示威的行列，在高举的旗帜、耀目的花车、引人的讽刺剧（tableaux vivants）中，在高声许众人一个美好的未来，严斥那些造成社会贫困的始作俑者的时候，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才真正展现它的影响力。透过游行，无政府主义者向对手展现实力，向支持者展现团结的力量、凝聚意志与情感；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带有政治内容的娱乐与欢娱方式，将阶级斗争与庆典仪式结合，用传统的社会活动来企图实现革命的目标。芝加哥的节日，不管是七月四日的美国国庆，感恩节，或是巴黎公社的纪念日，街道都上演着无政府主义式的游行与庆祝。无政府主义的工人文化，不只出现在这些耀目的游行示威中，芝加哥市内可供人饮酒、跳舞、作运动的无数小公园，每逢周末，就变成无政府主义工人们的天下。工人居住地区的沙龙与聚会所，不管是Zepfs Halle、Neffs Halle还是North Side Turner Hall，都一起代表着这个城市激进生活的一面。

德国，1930年五一庆祝海报

芝加哥1886年5月1日与5月4日的干草市场事件

这个时代美国工人运动的主要要求仍是缩短工时，所谓的「八小时工作日」。1884年，美国「职业与工人工会联盟」（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也就是后来「美国工会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前身，在年度的大会中，通过接续1860年代以来缩短工时的要求，并且决议「1886年5月1日开始及以后，一天的劳动工作时间必须仅为八个小时」。

秉持无政府主义路线的「国际工人联盟」（IWPA），虽然在起初仍将这项决议视为所谓的改革路线的产物，但仍然决定支持这项工人运动的要求，特别是在芝加哥地区的领导者，而他们，包括Spies、Parsons、Fielden及Schwab在内的芝加哥工运干部、也同时成为这个议题之后的主要推动者。1886年，「推动八小时工时」的宣传运动达到颠峰，在芝加哥，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相关的群众大会，传单不断的散发，演讲不断的举行。在宣扬缩短工时的同时，无政府主义者不忘同时提醒所谓的武装问题，也就是要求工人必须自己武装起来，对抗并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体制，「工人武装」（Bewaffnung der Arbeiter）的呼声日高。1886年4月25日，也就是在要求实践八小时工时的最后通牒的前几天，「中央工人联盟」（CLU）再度举办盛大的游行示威，从芝加哥北区的街道，一直延伸到密歇根湖畔，总共有超过两万五千名的群众聚集，聆听所景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演说。这次游行是美国历史上公认的工人运动的典范，但在当时，芝加哥商界的反应却是无比惊恐，大拉警报，因为工人阶级所展现的团结及力量使他们深感威胁。几天后所发生的干草市场事件，其实正是芝加哥资产阶级畏惧感受的延伸，资产阶级的感触及决定是：这再也不是跟强而有力的工人运动之间的实力拉锯问题，而是必须要根本的将它摧毁及连根拔起。

1886年5月1日到来，全美各地有三十万名工人走上街头，单单在芝加哥就有四万人，来自工业及手工业各部门企业工厂的劳动者，丢下他们的工作，进行罢工与游行示威。当时的一家报纸记述着，芝加哥市呈现着星期日一般的宁静，烟囱停止冒烟。工人在街上游行，不停的吶喊要求，不断的用英语、德语与捷克语嘶声演说，在「国际工人联盟」（IWPA）及「中央工人联盟」（CLU）的领导下，有八万名工人带着他们的家人及孩童，沿着密尔瓦基大道唱着歌曲。芝加哥的媒体反应激烈：带头的Spies与Parsons被严厉咒骂，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必须为芝加哥数十年来的不安负责，我们美丽的大城随时将爆发暴动与骚乱。让这些媒体很失望的是，5月1日当天，芝加哥平静的像密歇根湖的湖面。

法国，五一海报

两天以后，5月3日，星期一，媒体引颈盼望的骚乱开始了：为了支持八小时工时的运动要求，芝加哥各角落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下午时分，有数千名的工人聚集在恶名昭彰的McCormick农机工厂前。McCormick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在1877年，它的资方用极残暴的手段压制罢工，使这里一举成名。在1886年，几个月来工厂不断引进新的机器，不但因而解雇了许多工人，也强制的压低了劳动者的工资，工人虽组织罢工来对抗，但资方的锁厂及引进替代劳力，尤其是在臭名远播的Pinkerton警官的保护下，使得罢工无甚成效。5月3日下午，在许多的演讲过后，轮到Spies讲话，他没有客套的开始，直接指出McCormick工厂的情况，进而要求在场的工人们要武装起来。Spies演讲方歇，工厂的计时钟正好响起，下班时间到了，约两百名在场的工人立即脱离群众，奔向工厂的大门，怒骂破坏罢工的替代工人。几分钟后，双方动起手来，居中的警察也被丢石头攻击。一转眼，警察掏出左轮手枪，往混乱的群众中射发，工人们四散奔逃。总计有许多工人受伤，两人被当场击毙，警察虽无人死亡，但均多少受了轻伤。

Spies在震惊之余，立刻跑回「芝加哥工人报」的办公室，马上用英文及德文制作煽动的海报，要求工人们立即武装起来，向屠杀他们同志的阶级敌人报仇。这张海报的标题是：「工人们，拿起武器」（Arbeiter zu den Waffen），一名排字工人在没有经Spies的同意下，擅自在标题内加上了「报仇」。这张海报后来成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报仇通令」（Revenge Circular）。

干草市场集会海报：左边是旧版本，右边是新版本。

现在，暴乱与事件越滚越大。5月3日当天晚上，大概有一千五百份的海报在城内散发，约莫同时，有一群包括Georg Engel及Adolph Fischer在内的德裔无政府主义者，正在西北区的「Greifs Halle」聚会所的小房间内集会，他们同属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最激进、最不妥协的暴力派。这些人正在商议如何利用八小时工时运动中将发生的工人与警察之冲突，进行自己的计划。毫不意外的，会议中热烈讨论这一份「报仇通令」，最后大家决定，在隔日（5月4日）的晚上7时30分，在可以容纳两万人聚集的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的活动。但是，会议中并没有提到要利用这次机会进行武装暴动。

Fischer被指定准备这项集会，要去印制海报、安排演讲者，而包含英德文的海报的最后必须有这些文字：「工人们，武装起来，一起上战场」（Arbeiter. Bewaffnet Euch und erscheint massenhaft）。Fischer希望能争取到Spies来演讲，但是Spies却兴趣缺缺，经不起再三的请托，Spies终于答应出席，但附带一个条件：必须将海报中要求武装的字样删除。Fischer马上同意，命令排版工照办，同时将先前已经印好的海报全部销毁。但是百密有一疏，数百张已印好的旧版本海报仍然流出，这也变成了后来控诉审判这些无政府主义之「罪犯」的关键证据。

1889年5月4日下午，芝加哥市长Harrison知道了干草市场即将举行群众集会的讯息。基于全城歇斯底里的惧怕不安的气氛，Harrison市长急于想扮演一个居间协调的角色，希望不要让冲突扩大。市长决定，由于集会及言论自由的权利应该加以保障，因此不宜禁止举行，但是政府方面必须严防可能的暴力冲突，于是他指定Bonfield警官，带领一个警察中队在干草市场附近的警察局待命，另外也应安排一些便衣混在人群之中。

晚上7点45分，Spies与他的弟弟离开家里，直赴芝加哥干草市场。由于一般的大会都习惯以英语的演说来起头，因此准备以德语来演讲的Spies还可以静候一些时间。半小时后，Spies来到会场，出乎意料之外的，竟然只有约三千名的群众在场，而且活动也根本还没有开始，因为该讲英文的人没有一位出现。大家推派了一人去寻找Parsons，于是Spies只好打鸭子上架，先用英文来开场演讲。一开始，Spies就字字清晰的强调，今晚的集会主要是为了控诉前日的警察暴行，不是要来制造暴动。到了9点，Parsons跟Fielden一起来到会场，Parsons随即向大家讲了约一小时的话，相对于几天来的不安与焦躁，Parsons的语气其实十分和缓。Parsons不断的拿芝加哥的警察暴力，来比拟俄罗斯、西班牙或德国的独裁专制政权。

Giovanni Costetti，意大利五一海报，1900年

Parsons演讲结束后，在旁观察集会的芝加哥市长Harrison松了一口气表示，不论现场群众的反应，亦或演说者的内容，都不足以引发暴动，而据在场的便衣警察事后的追忆，他们当时也都同意这项观察。芝加哥市长于是发令给在警察局待命的Bonfield警官，「建议」他可以散队回家，Bonfield虽然也赞同情势很平和，但坚持应继续待命，保持警戒状态。

最后一名演讲者Fielden踏上作为讲台的大卡车，在平静的气氛及语调中，开始了他的演说。进行到一半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许多早已不耐的听众终于选择离开会场，不是信步返家，就是直奔Zepfs Halle聚会所去等待同志。现场只剩下不到三百人还在继续聆听Fielden的讲话。但是等到Fielden准备结束，一队警察突然冲了进来，而一颗炸弹却从天上掉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混乱中，Fielden跟Spies的弟弟都受了伤，但是他们还能仓卒而逃，得以跑回Zepfs Halle去惊魂甫定。不到五分钟，这场所谓的「干草市场暴动」就划下休止符了，一名警察的当场死亡显然是因为炸弹引起的伤势恶化，但其余六名接下来数周与命运搏斗的重伤警察，却大都是因为被他们同僚的左轮射伤所致，当然，在随后展开的歇斯底里的审判及控诉中，这一事实在也没有人提及。许多平民也受伤，但一直没有明确的数字，只能确定的是，广场附近的药房几天内都挤满了要求疗伤的病患。虽然没有官方公布的数字，但根据私下的了解，工人方面大致有七或八人死亡，三十至四十名受轻重伤。

审判

从客观事实来看，虽然丢掷炸弹的元凶始终没有抓出，但是必须为这场所谓的「暴动」负责的，其实还是芝加哥的警察，因为至少人们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警察最后还是选择介入，理由及警察所要防卫的危害到底在哪里。

接下来的数周内，芝加哥城充满了恐怖的气氛：舆论大声鞑伐热心政治的异议份子及外国人，不论你是那一派别，那一国的后裔移民。舆论要求严厉制裁这些坏份子，为了公平正义，为了人道及法律尊严，人们咒骂及仇视这些捣乱危害社会的人。工会及移民所组成的团体，特别是德国裔的团体，都声明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关联，因为当时显现的「民气」是：谁同情这些暴徒，谁就要准备上审讯台。

苏联，1920年五一海报

警察非常尽职的持续暴力搜捕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暴徒」：虽然没有搜索票，警官们仍然费心的搜索嫌疑犯的住宅，逮捕了数百名男男女女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以刑求、威胁或利诱等文明或不文明的方式进行审讯，谋求他们所要的公平正义，或至少是起诉与判罪所需要的证词。1886年5月27日，事件三周后的一天，Albert Parsons、August Spies、Michael Schwab、Samuel Fielden、Georg Engel、Adolph Fischer、Oskar Neebe、Louis Lingg、William Seliger及Rudolph Schnaubelt等一干人被提起公诉，罪名是故意谋杀警察。

Spies、Schwab、Fielden、Engel、Fischer、Neebe、Lingg，在起诉后几天内被警方逮捕，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自然从无逃亡的念头，Engel、Neebe跟Lingg甚至在干草市场事件发生后几天，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Schwab在当天炸弹丢掷出来的同时，正在芝加哥的另一个角落的聚会中演讲。换句话说，这些人至少应还有不在场的无罪证明。Seliger后来改列证人，于是不需要逮捕，因此只有Parsons和Schnaubelt适时的离开芝加哥，躲藏在安全的处所。在接下来的审判程序中，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所聘请的辩护律师Captain Black，主张唯一的「纯正」美国公民Parsons应该主动出现，以博取法官的同情与好感，因此Parsons自己跑回了芝加哥，跟同志们一起坐在被告席上，而Schnaubelt就从此无影无踪。当然，Schnaubelt此举也要付出代价的：从今以后，所有谈到真正丢甘油炸弹的罪犯，就毫不迟疑的指向他的头上。

这场审判是美国司法史上有名而史无前例的一场戏，因为被告几乎没有任何主张自己无罪的机会。法官Joseph E. Gray主持审判，诉讼开始后没多久，所有的人都清楚的看出，对于被告们丢掷炸弹的谋杀指控是无从证明的，既使冠上阴谋犯的罪名，也找不出足以支持的证据，但是整个气氛显示，对于法官、陪审团跟舆论而言，事实历历在目，这些「法律的细节」跟「发现真实的过程」是毫不重要的，关键的是，我们要定罪这些被告，我们要定罪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运动，我们要让工人及群众永远不再受这些思想的荼毒，要让他们恢复平和而善良的本性。陪审团闭关几个小时后就作出裁决：Parsons、Spies、Schwab、Fielden、Engel、Fischer与 Lingg判处死刑，Neebe判处15年有期徒刑，舆论热烈的赞同这项迟来的正义。判决宣告后，辩护的律师团再接再厉，继续奔走，到了1887年3月，本案终于向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意大利，1905年五一海报，米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舆论对于所谓干草市场事件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突然呈现急转弯。看看本案所抛出的问题及现象：这些人被控丢炸弹、蓄意谋杀，被判处死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场，检察官所刻意挑选的、本来就对这些人深怀敌意的陪审团，可信度令人存疑的、态度无比激昂的证人证词，处处表达最大心愿就是将被告吊死的法官，以及被告所一再强调的，他们是因为确信、因为良心、因为主张，而不是因为暴行而站在这里接受审判，云云种种，都牵动了美国自由主义者的心弦及法律感情：这是一场公平而正当的法庭审判吗？

这群渐渐同情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派中，以William Dean Howels最为活跃，开始推动力促将整个案子重审。而同时，许许多多的工人及他们的团结组织，都兴起警觉的意识，直指这场审判是针对他们而来的杀鸡儆猴。慢慢的，逐渐形成一股声援这群无政府主义者的团结运动，工人运动的同志们也募集了大部分的律师费用及支持基金，以实际的行动来挺这群英雄受难者。

在这段时间，监禁的被告都待在库克郡立监狱，等候执行。他们每天可以有两次会客，亲人、朋友、政治同志们络绎不绝的到来。受刑人们每天忙着写信及自传，也不忘为「警报」及「芝加哥工人报」等刊物报章撰写狱中的札记，当然，这些稿件要靠朋友的私下夹带出监狱，而且也只能匿名发表，其中多数都是用「芝加哥工人报」现任编辑的名义刊出，也正是借着这样的方式，Spies继续掌握报纸的主要内容。所有的访客，既使是初次认识这群无政府主义者的陌生人，都一致的对他们之沉静、镇定、甘于受难的态度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没有一人曾表达悔恨，或对无政府主义运动敬而远之的冷漠。

意大利，1900年五一海报，佛罗伦萨

1887年11月2日，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驳回再审的声请，法院执行官员同时定同月11日为行刑日。声援的团结组织再度动员，希望敦请伊利诺伊州州长Oglesby能够下达特赦令，其中只有Spies、Fielden及Schwab在朋友的百般劝说下，不情愿的签下自己的特赦声请状，几个小时后，Spies坚持撤回，不愿再与州长打交道，而Fischer、Engel、Lingg及Parsons始终拒绝笑纳这项好意，他们心意已决，自己要当殉道者，正大光明的迎接死亡，决心为社会被剥削欺压的人牺牲。

舆论要求州长重新考虑的压力与呼声日高，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呼吁务必要特赦这些无辜者，州长最后决定，再听听芝加哥商界领袖的意见。他敦请了五十位大企业主前来州长府一坐，不假辞色的，Pullmann、McCormick（5月3日事件现场苦主企业的拥有者）及Marshall Fields三位大老板，马上将拇指朝下：他们要吊死这七名罪犯。行刑的前一天，Lingg在狱中吞甘油自杀，几个小时后，伊利诺伊州州长宣布他的决定：Spies、Parsons、Fischer及Engel，因为罪无可悯，仍然处以吊刑，Fielden及Schwab改为终身监禁的无期徒刑，这是官方所能做的最大宽容。Spies等四人在1887年11月11日11点钟，于行刑场吊死，刽子手刻意不让他们「享受」比较没有痛苦的断颈吊刑。

送葬的行列变成一场宣扬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大游行。表达出来的讯息是：这些受难者不是孤独的独行侠，他们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也是整个美国德裔工人运动、美国本土之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不容否认的，虽然最后的吊刑引发许多同情受难者之人的愤怒与失望，但一般的社会舆论却是肯定行刑的。如报纸所言，「这是对芝加哥干草市场血腥暴行的一次正当复仇」，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及社会精英也非常乐意的看到，无政府主义运动应该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媒体中对于如此的不正义，只见极少的批评与遗憾。

对于他们的家人及运动同志而言，这八个人成为殉难的英雄，在许多的美国大城，也远在旧大陆的欧洲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哀悼及纪念的仪式，而11月11日亦成为芝加哥工人意义深远的一个纪念日，接下来数年中，每逢这一日，芝加哥地区的工人们都要举行示威及凭吊游行，不同派别的工人团体及工会也不忘举办纪念的集会，借着演说、朗诵、歌唱与默哀，工人们不只怀念殉难的英雄，也同时继续专注于现实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在许多的演说场合中，Spies的遗孀Lucy经常出现，而这些活动也通常会在最后发起募捐，作为遗族们的经济后盾。每年的11月11日总是特别的一天，芝加哥的同志们甚至为此组成一个尔后非常知名的团体「援助先锋社」（Pioneer Aid and Support Association），专司负责活动的筹备及支持受难者遗族的事宜。

对于仍在狱中服刑的Neebe、Schwab及Fielden三人，外界希望能特赦他们的奔走一直没有停歇，但是要等到John P.Altgeld就任伊利诺伊州州长时，特赦的希望才露出一线曙光。Altgeld是在德国出生、美国长大的欧洲移民后裔，一般评价为自由派及难得一见的正直政治家，他仔细的审阅有关本案的所有卷证，特别是审判中许多人士的证词，他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所得到的个人印象及直觉判断也越来越鲜明。Altgeld州长最后发表看法：审判程序有诸多地方违法，法庭内充斥着个人式的报复心态，采证过多虚假而有伪造之嫌的事实，特别是主审法官Gary的蓄意偏颇及不公正，而最重要的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及其辩护律师所提出的所有证据及说词，事后看来都经得起考验。于是新任的州长决定，依然在监禁中的三人加以无罪释放，不是特赦，而是完全撤回之前对他们的控诉及审判。

意大利，1894年五一海报「工人的美好未来」，罗马

芝加哥的大企业主们大为吃惊，他们认为Altgeld一定要为他的荒谬决定付出代价，让他丢掉州长的宝座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Altgeld退位了，伊利诺伊州政府陷于群龙无首，补选遥遥无期，虽然社会舆论渐渐认为特赦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普遍却仍以为，暴行的确是事实，只不过有所偏失、被伤害美国人对司法崇敬的法庭闹剧所搞坏罢了。

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的影响及历史意义是深远的：芝加哥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从此一蹶不振，「八小时工时日」的抗争也在随后的数年中消声匿迹，以后只要出现工人的抗议或是要推动对工人有利的政策，都会在意见市场上被冠以「外国人或非美国人的外患作乱」（out-side agitator）。对于许多人而言，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也正式宣告了美国民主体制及法治国的伪善及寿终正寝，它的阶级本质凌驾于一切，人人平等的美国梦只是幻觉一场。

对于美国的德国移民而言，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也留下不可泯灭的伤痕，不只是对芝加哥当地的德裔而言。对于晋升为中产阶级的德国佬来说，对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也成为他们是否对美国社会忠诚的试金石：唯有选择明白而清楚的谴责这些德国同胞的荒唐，他们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对于德国后裔而言，从此只有阶级的界限问题，不再有超越阶级的民族认同的可能。

德国，1928年五一海报「我们的力量」

干草市场事件审判的受难者

August Spies

起诉时31歳，出生于德国Landeck，职业家具木匠，1872年移民美国，1884年起为「芝加哥工人报」编辑，英语及德语均甚流利，与 Parsons同为芝加哥工人运动的知名领袖，不论是理论或行动、组织及演说方面。与母亲、妹妹及三个弟弟住在芝加哥市的西北区，所有的家人都一起经营小型手工店铺。

Michael Schwab

34歳，职业书本装订工，出生于德国Kitzingen，1879年移民美国。未移民前便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工会，曾受良好的教育，1881年起担任记者及「芝加哥工人报」的助理编辑。Schwab以冷静和善著称，其认真与热情均极受推崇，与太太和两名孩子住在芝加哥市的北区。

Adolph Fischer

25歳，排字工，出生于德国Bremen，1873年移民美国，1883年起定居在芝加哥。在「芝加哥工人报」担任排字的工作，从小父母就授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芝加哥是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所谓自主派的成员，亦加入自卫团，极力主张工人应武装与运用暴力。1881年结婚，育有一名子女。

Georg Engel

51岁，是所有受难者中最年长者，职业油漆工，1873年带着太太及家人移民美国。他跟Fischer一样隶属所谓的自主派，智识不高，但以无政府运动中的「激烈士兵」的名号著称，为人热情、激昂，但长年消耗于内部与Spies及Parsons的内斗。与太太、女儿住在芝加哥西北区的密尔瓦基大道，并由太太经营一家卖玩具的小店铺。

Oskar Neebe

37岁，职业白铁工，与其他同志很不一样的是，他出生于美国纽约，却是在祖国德国长大，直到14岁时才又随父母亲回到美国。在芝加哥与弟弟一起经营专卖酵母发酵剂的店铺。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不是受人注目的人物，但以组织工作见长，例如在筹组「中央工人联盟」的工会组织时，就占有极重要的份量。已婚。

Louis Lingg

22岁，出生于德国Schwetzingen，1885年，也就是事件前一年，才移民至美国。因年轻时在德国的经验，使其激烈的反资本主义体制，但个性上以玩世不恭、轻佻随便著称。与Engel和Fischer一样，也是毫无妥协的暴力主义拥护者。由于在德国的革命经历，他主要在芝加哥负责「国际木匠工会」（International Carpenters~q~ and Joiners~q~ Union）的组织工作，其成员大都是德国后裔。在所有的受难者中，他是唯一知道如何制造甘油炸弹的人。

Samuel Fielden

40岁，出生于英格兰Lancashire，1868年移民美国。家庭有浓厚的民权主义传统，在年青时代就极关心反奴隶的运动。与Parsons及Spies一样，因为他温暖而和善的个性，同为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中受人爱戴的干部之一，亦是相当积极的演说家及组织工作者。职业是卡车工人，主要在帮街道施工运送石头。

Albert Parsons

37岁，职业排字工，出生于美国新英格兰，成长于德州，1873年偕太太Lucy定居在芝加哥，活跃于工会运动、「社会主义工人报」及后来的「国际工人联盟」。担任英语发行之「警报」刊物的编辑，太太也在其中帮忙。他可说是干草市场事件中唯一所谓「纯正」的美国人，使得他在这场事件中的地位十分特殊与引人注目。

文资料取材自Inge Marßolek所编，《100年未来－五月一日的历史》（100 Jahre Zukunft. Zur Geschichte des I. Mai），Frankfurt a.M./Wie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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