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琳等对谈

　　孙今琛（华南师大研究生）：我感觉中国当代乡土文学都有一套自己家乡的语言。但移民文学的语言是世界性的，那么他们的作品会失去语言所具有的“身份感”吗？移民文学在语言上会不会有点单薄？或者说难以捕获读者内心的认同？

　　陈瑞琳：我觉得所有好的作家首先是语言大师。如果一个作家作品拿出来以后，你看半天都不知道是谁，那这个作家绝对是不成功的。一个好的作家首先要创造自己的语言风格，不是说仅仅乡土文学能够创造语言风格，比如说贾平凹的语言是这种风格，钱钟书的语言是那种风格，路遥的语言又是一种风格。这个语言风格是属于作家自己独特的创造。在我看来，严歌苓的作品就有她自己的语言风格，你不能说她是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吧？再比如张翎的语言，她创造的那种语调，也不能说她是属于江南的，还是北方的，而是一种属于她自己的语境。早年我在大学毕业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写的是萧红的语言。实际上萧红作品的很多地方并不是成熟的，但我就是喜欢她的语言，虽然不完美，但很有特色。所以说，一个作家吸引我们的首先就是语言。如果他（她）的语言没有独特性的话，这个作家在文坛上也不会有地位的。当然，文学语言的地域性是有的，比如说上海的金宇澄写的《繁花》，一看就知道是上海地区的语言特色。但我觉得亲近方言的风格只是一个浅层的语言风格，例如河南味、山东味、东北味，这还是属于语言的表层结构。深层的语言风格，是内在的带有性格的体现。所以我们还是主张文学家不仅仅是属于某一地方。比如说《百年孤独》，你能说他的语言只是属于拉丁美洲吗？它的语言显然具有世界性，它属于马尔克斯性格里的语言。还有像海明威，他的语言就是他的性格语言。海明威的语言是别人没办法学的，所以我特别推崇的是性格语言，而我不认为作家应该局限在他的地方语言。

　　常乐宜（华南师大研究生）：我记得有评论家说过，要把中国农村乡土的全部细节剖析给外国人看，才能吸引国际文坛的注意。像当下中国年轻一代的如郭敬明式的比较“现代”的风格，是走不出去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陈瑞琳：中国是农业大国，我们的祖先都是农民，都从农业社会走过来。所以乡土文学成为中国作家的一个鲜明特色。也确实应该承认，中国的乡土文学有很好的传统，当代作家如莫言写山东，阎连科写河南，陈忠实写陕西……但我还是觉得他们只是写出了乡土文明的贫瘠与衰败。再比如说贾平凹的《秦腔》，狠狠地写了他家乡棣花村里的清风街，唱了一曲乡土文明的挽歌。莫言把乡下写得很贫瘠，非常逼真深刻。但是中国的文学如果只写乡村的缺陷和落败，甚至也看不到乡村的出路，显然是不够的，虽写得如此厚重细腻，但对读者来说是非常压抑的。就我所看到的数据，在国际上喜欢中国作家作品的读者才占到总阅读量的百分之一（来自台湾学者邱贵芬教授的研究）。再说郭敬明他们的作品，虽然超越了乡土，但却轻飘浮华，就好像是一碗清汤上面飘的油花花，看着挺亮丽，但是沉不下去，写的是一种飘在时代表面的生活。读者的阅读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消遣的，好玩的，还有一种是深入思考的。中国的当代文学最致命的缺陷就是都市文学的根基不够，所以没办法写出像《伟大的盖茨比》那样的作品，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无法提供出可以写出真正意义的都市文学的土壤。贫瘠的土壤根本不可能长出参天大树。就算是北上广深，中国最前沿的发达都市，但没有人能感觉到来自都市生活的根，没有人能感觉到都市生活的灵魂，每个人都飘在这个城市里。所以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结论是乡土文学垂垂已老，但新的城市文学却还在实验之中，这是没办法的事。

　　凌逾（华南师大文学院教授）：您在讲座中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海外作家在国外多先看到“异”和“隔”，比如说严歌苓的《女房东》写的是中国来的男租客受不了白人女房东的神秘两隔而离去，小说为什么写得如此诡秘？原来作者是要表达中西主客的文化隔膜心态。您接着又提到，海外作家久居海外之后又慢慢回到写“同”和“通”，那么，这“同”和“通”具体指的是什么？

　　陈瑞琳：我们先举个例子，就说严歌苓写的《少女小渔》吧。这个少女小渔一开始是为了绿卡，跟那个美国老头生活在一起，这本来是非常冲突的文化，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跟一个年迈的西方长者成为夫妻，这两个人本来是非常隔的，但是他们长期一起生活后，就开始滋生出一种人性的关怀。老者会把他的爱一点点流露给小渔，小渔会慢慢地感受到长者的这一份情怀。它不一定是爱情，但它是一种人与人的亲情，一种让人眷恋不舍的情感。最后的小渔虽然拿到了绿卡，却无法决然离去，因为她非常不舍，小渔知道当她离开后，老人的那种孤独，那种失亲之痛，她会在愧疚中牵挂和内心不安。小渔的这种矛盾心理，正是人性里相通的一种痛感，一种道德感。这里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异”的，最后融合为一种亲情的东西。我觉得海外的很多小说家，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写的多是一种对立，甚至是非常激烈的冲突。但是写到后来，就找到了东西方人性的那些共通点。

电影《少女小渔》

　　凌逾：我觉得这跟香港的南来作家也很像，比如说小说家陶然老师刚去香港时，觉得资本主义社会纸醉金迷，弥漫商业铜臭味，写了不少批判性作品。但是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以后，他的观念就开始改变，觉得自己就是香港人，然后走向了您刚才所说的情爱的“通”、痛感的“通”、道德的“通”、文化的“通”……，可能海外的移民作家们都有类似的心路历程。所以我还想请教您，新移民作家在国外所处的时间长短，比如说呆了几年、十几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以上，如何影响其创作？

　　陈瑞琳：答案是“会的”，而且很明显，只是这种影响不是表面的，而在心灵深处的。很多刚去美国的作家都会被那种迎面而来的文化差异所震惊，就像女作家融融写的《夫妻笔记》，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也有这样的特征。那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下子摆在你的面前，到处是生活的冲突，几乎是不可战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渐渐理解它，开始投入它，最后你会把他乡变成了水乳交融的故乡。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比如张惠雯的小说，从早期的《两次相遇》到近年出版的《在南方》，异地生活的时间长了一些之后，看到东西就更深，也更远。她的小说《十年》，写的就是一对夫妻在离婚十年之后达到的一种和解，生命中很多东西可以理解了，不会那么仇恨了，也不会那么对立了。所以我常常觉得，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对中国、对美国的一些故事，反而有了一些新看法。最近看到一个研究，将老子的《道德经》与《圣经》做比较，然后发现它们彼此的精神内核完全重合，可见在更高的哲学意义上，人类的精神是完全相通的！

　　刘倍辰（华南师大研究生）：著名作家白先勇被认为是比较有世界视野的作家，他描写的留学生生活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也是写“异”和“隔”到“同”和“通”的代表。老师研究的很多新移民作家大多写“边缘人”题材，或者是从自己的经历中取材比较偏门的故事。担心以后的海外新移民文学的主题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窄？您对新移民文学的发展有什么期待呢？

　　陈瑞琳：先说说“台湾留学生文学”。北美的台湾作家早年大多写留学生的生活，包括各种婚恋和人生的不如意，如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写的就是留学生们要不要回台湾，即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他们那一代都面临这个问题。为什么大陆留学生的文学被叫作“新移民文学”呢，这是因为大陆留学生基本不存在去和留的问题，他们的目标就是变成新移民，所以他们的心态不是留学生的心态，而是“移民”的心态。现在回到你刚刚提到的问题，新移民作家的作品写的多是各种各样边缘人的移民生活，但这些“边缘”的生活放在一起，就变成一个百鸟图，一个大陆新移民的“清明上河图”。所以新移民作家的特点，他们不是写共性，而是写个性，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东西。

　　我个人对海外新移民文学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他们未来写的作品是寻找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因为我觉得文学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寻找生命的存在方式。即我们的生命价值是怎样体现的，在怎样的环境中体现。比如严歌苓写的《小姨多鹤》，这个叫多鹤的女人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体现出了她存在的价值，张翎的《劳燕》，那个叫阿燕的女子是在抗战的烽火中体现出了她的意义。这种价值不是仅仅为我们现在的时代，而是说在整个的历史过程中，作家都要去寻找一个人在怎样的环境中去体现他（她）的价值，去寻找他（她）的存在方式。我个人对文学的理解就是找到人的最合理的存在方式。已经有很多作家在写人的各种不合理的存在方式。但我希望未来有作家写人的合理存在方式，当然这个话题是比较大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汉语移民文学不会越写越窄，一个好作家不在乎要写一个重大的题材，或者写一个重大的人物，而在于你能够把生命本身最深的东西挖掘出来，比如《余震》里的那个小女孩小灯，就是把生命悲情里最深的东西挖掘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新移民文学的未来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马新雨（华南师大研究生）：您觉得乡愁文学和您今天说的移民文学相比，是不是它的一个初级阶段？就好像是移民生涯刚开始面临的冲突。这样的一种乡愁文学，作为移民文学的一个初级阶段，它的优劣点在哪里？

　　陈瑞琳：乡愁文学无疑是移民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尤其是早期的移民文学主要写的就是乡愁。因为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很容易产生怀乡的情感。记得我九十年代刚到美国，打电话一分钟要四个美金，根本打不起电话，国内亲友一接电话就哭，然后就说别哭了，赶紧说话，一分钟要四块钱。那时没有电邮，也没有现在的微信，看不到亲人。我感觉台湾来的作家把乡愁写得非常痛彻，因为台湾已不是自己的家，中国大陆更不是他们的家。所谓的移民，不光是从中国移民到海外，也包括从自己的家乡移民到陌生的省份，也会有乡愁对吧？移民，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只要流动就会有乡愁。当然移民文学能更强烈地表现这种乡愁。但我要说的是，今天的移民文学必须超越乡愁，如果还仅仅是乡愁的话，就还停留在浅层的移民体验。真正好的移民文学是能够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你的家乡。比如英国的日裔作家石黑一雄，他写的日本已经不是乡愁了，包括现在很多的海外作家写中国也不再是乡愁了。

 石黑一雄

　　凌逾：说到海外新移民文学，你们是第一代，那么与第二代、第三代有什么差异？代际的差异性会体现在哪些层面？早期新移民作家多写动乱记忆、知青经历，而80后、90后、00后读者多数没有这些经历，如果读者跟这些作品的内容较难产生共鸣的话，新移民文学的未来将会怎样发展？

　　陈瑞琳：先说说新移民的“新”。作为新移民文学的研究者，很多人对我说，你们都已经移民几十年了，这个“新”字很快就不能用了。在我的概念里，新移民作家的“新”，主要是指第一代的大陆背景的移民作家。我甚至觉得最好的新移民文学可能就产生在第一代移民之间，第二代几乎就不可能了，因为第二代长在美国，很难再用中文写作了。但他们会用英文写作，也会讲中国的故事。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世界，每天都有大量的新移民蜂拥而至，只是现在的新移民成分变得很复杂，所以未来新移民创作的方向、主题都会发生改变。我们这一代是“文革”的记忆、“改革开放”的记忆，后来的新移民如果要提笔写作的话，他们跟我们的记忆会完全不一样，但他们也一定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目前海外的70后、80后中间已经出现很多新移民作家了。所以新移民文学不会停止，只要移民的浪潮还在继续，只是他们写作的方向不一样，主题可能会变化。

第二个我要说的是，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未来的新移民作家跟现在的大陆本土文学的区别可能不会那么鲜明了。因为有的人在国外住半年然后回国住半年，在国外住三个月然后回国住三个月，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公民，他们写的东西也有可能跟国内的没有太大差别了。国内的作家也开始向国际化倾向靠拢，所以未来的汉语写作应该是具有国际化倾向的，甚至说台湾作家、香港作家写的东西跟大陆作家写的也都很相似了，最后很可能就变成“九九归一”，即分久必合吧！这只是我的一种想象，或者说一种预见。

　　杨挺（华南师大外国文学教授）：请再比较一下海外的华人文学和新移民文学，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陈瑞琳：海外的华人文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用英文写作；一部分是用华文写作，他们之间有区别，也有重合，比如像哈金，他用英语写作，也用汉语写作。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杂志叫《纽约客》，近年来就常常有华人作家的作品。《纽约时报》上也会出现有关华人作家的评论。所以现在的华人英语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美国的“华裔作家”，也有很多在创作“华文文学”，台湾作家叫“华语文学”，就是用汉语写作。这两类作家不仅有重合，也是互相影响的。但是，华人的英语文学被归为美国文学，而用华文写作则被归为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华文作家回到中国来发表，因为他们并不愿被当做一个少数族裔来看待，他们更想成为一个主流的作家，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大量读者还是在中国。

　　张衡（华南师大研究生）：北美的华文文学，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作家，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加拿大的华文文学似乎作为新生的阵地在逐步发展？

　　陈瑞琳：我们通常把美加两国作为北美地区，我的感觉是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但是有一个差异，就是我觉得台湾留学生文学似乎很少在加拿大产生，因为60年代很少有台湾人到加拿大去留学，而在美国留学。所以加拿大的华文文学历史不是很完整，也没有美国的作品丰富，虽然加拿大也曾经有修铁路的劳工，也有少部分的“草根文学”。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移民到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地广人稀，特别欢迎移民，另一个原因是加拿大比较容易拿到绿卡。不过，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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