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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受争议的人大代表，申纪兰，6月28日逝世了。

这个老人是中国的活化石，从1954年第一届人大到今年5月的第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她当了66年的人大代表。而我对申纪兰的记忆，还停留在十年前那个时代。那时的新闻媒体提起申纪兰，标题永远离不开一个头衔——“一辈子从没投过反对票的人大代表”。媒体还算相对情绪克制的，一些网络大V们直接开喷，说申纪兰是“举手机器”、“橡皮图章”。

当时风头正劲的公知作家李承鹏写道：

她肯定不懂得会上发的新电脑那些键怎么用，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懂得使用座位上那个投票选举器键盘就行了，她本就是一个投票机器，而且永远只有“同意”键。

9岁的林妙可，51岁的倪萍，81岁的申纪兰，老中青三个代表，分别用擅长的最纯真、最亲和、最质朴来代表所有中国人的民意，直取上、中、下三路，无孔不入、无往不胜、无与伦比，让我们无路可逃

申纪兰系列事件的高潮，可能是2013年山西共青团的乌龙微博。为了亡羊补牢，山西共青团连发了六条更正说明，从下午一直重复到晚上。

很惭愧，但在今天以前，我对申纪兰老人的一点模糊印象，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农村老人，一次又一次地举手再放下。今天听说她去世了，我才想起来去了解一下她的生平经历。

我没想到，她不是公知们口中那个“投票器”。她做人大代表66年，参与的历史进程多得她自己都数不清：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引黄入晋工程、太旧高速公路建设、大运高速公路建设、中西部开发、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以及长邯高速公路、长治到北京列车、飞机场建设、平顺县提水工程、赤壁电站、集中供热工程、青苗公路、长平高速公路……我没想到，她不是无知的农民。

她在70年代就已经是山西省妇联主席，只是因为坚持不脱离农村，不转户口不要工资，和自己代表的农民一直站在一起。她只投过赞同或者弃权，因为她说“不懂的事我不投”。为了更好地行使提案权，她五十岁从文盲起步，抄报纸，到后来每年都要带两三个提案到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

全国各地的喊冤上访人，都会找到她这里来，因为在电视上看到她，知道她是农民的代表，“大领导见不到”。

申纪兰做的事情，比我想象中多得太多了。

但是有至少一代人，是被公知时代的网络媒体蒙蔽了的。他们完全不知道申纪兰做过什么事，只把她当做一个符号化的按钮。当然，还有人对她满口脏字，脏得不适合在忌日阅读。申纪兰，既是被误读最深的人大代表，也是最高龄的网络暴力受害者。是时候，还原这个老人的真面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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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25岁的申纪兰扎两根大辫子，穿一身蓝色卡其布新衣，骑着小毛驴从西沟村出发，一路颠到县城，再转班车、赶火车，一直走了4天才到北京。她要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申纪兰在报到表上签字

此后的60多年间，申纪兰连续参加了13届全国人代会，是唯一一个连任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不过很多人知道申纪兰，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那是申纪兰被“黑”的最惨的时候。第11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有记者问她，你过去有不举手的时候吗？她说：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铺天盖地的质疑砸过来。尽管申纪兰曾补充说，“当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我文化低，说不清楚。但这么多年，内心拥护的事，我就投票，不拥护的事，就不投票。”但公知和境外媒体对她发动的攻击，却再也没有停下来。这是反华急先锋RFI、纽约时报的标题：《她们以从不投反对票而自豪是谁的悲哀》《雷锋与申纪兰，两个符号的扭曲变形》。

法学教授贺卫方说，申纪兰只是一个符号。

微博大[email protected]长安县令更是以讽刺申纪兰为乐。2013年3月，他集中发了13条微博攻击申纪兰，一条1.6万转发，一条8千转发。

他还转发了一条非常断章取义的视频《申纪兰：我们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不和选民交流》这个标题是被掐头去尾整出来的。视频全文如下：

问：您是任期最长的人大代表，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人大代表？

申纪兰：人大代表嘛，就要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代表就要给人民办事，才能当人民代表。

问：您平常跟选民有交流吗，选举的时候跟选民有交流吗？

申纪兰：没有。我们这是靠民主选举的，你交流就不合适，不选你，你就不要去“各”(麻烦)人。

申纪兰当时八十多岁了，非常耳背，视频里和记者交流需要大声重复。她把“交流”理解成了贿选，非常坚决地回答说“不要去麻烦别人”。她明明前一秒还在说“给人民办事”，写新闻的记者却装聋作哑没看见了。

申纪兰成了公知群体想象中的木偶人，被权力操纵着起舞。但实际上，申纪兰的人生硬核得多。事情要从1951年时候说起。那时，西沟村刚刚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急缺劳动力，不过很多人家还保留着解放前的思想，“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一个“好”女人的一生，不应该离开灶台、炕台和碾台。好不容易有女性愿意参与劳动生产，大队计公分却不公平，同样的工作，男性一天计10分，女性只有5分，还是计在丈夫名下。

申纪兰向村民发放粮食

申纪兰心有不忿，“我也是个人，你也是个人，为什么妇女就挣不上工？”她愈发卖力干活，“耙地”的时候，本来需要她牵马，但申纪兰死活不肯，非要踩耙，事实证明，她耙的地又平又匀，和男同志耙出来的没什么两样。

她去找记分员“理论”，一定要给自己计10分。

1951年底，生产表现突出的申纪兰被选为合作社副社长，她感觉自己终于“能说上话了，得为妇女做点事情”——她联合几个妇女积极分子一起向社里领导提出要求，要求同工同酬。为了让大家伙服气，甚至组织男女劳动竞赛，放羊、耙地、撒肥、间苗一轮又一轮比下来，女性丝毫不弱，就连社里评出的21个劳模，9个都是女性。

1952年，申纪兰（左）和姐妹们在田间一起劳动

随后，西沟村农业合作社经过讨论，确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分配办法，也成为全国第一家男女同工同酬的合作社。事迹被传开，全国妇联在西沟村考察了一年，人民日报也以《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为题进行了报道，由于“男女同工同酬”巨大的影响力，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1200多个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来自工农兵的“底层”，他们和申纪兰一样识字不多，却代表了那个时代真正的“人民”——为了让所有人都明白这次会议的内容，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特地请人把所有的流程读过一遍。

从左向右分别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

歌唱家郭兰英、代表李辉，申纪兰

最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82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随后，妇女能顶半天天的口号响彻全国，被封建礼教束缚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女性终于得到真正解放。所以，当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讨论男女平等的时候，别忘了这是申纪兰们努力争取来的结果。197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间固定为5年一届，人大代表要求要有自己的提案或建议，50岁的申纪兰开始认字写字，听新闻看报纸，每天雷打不动收看《新闻联播》，一直坚持了40年。

这40年里，申纪兰没有离开过西沟村，她关注妇女儿童权益和三农问题，提出“没粮就乱，没粮就慌，要搞好农业”，呼吁村村通公路、修水利，保护耕地，加强农村教育，引黄入晋、太旧高速、山西老工业区的改造都离不开申纪兰和其他代表的提案。申纪兰不能代表所有农民，也不能代表所有女性，但她为她代表的群体发声，并不遗余力地坚持，我想，她就是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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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纪兰第一次成为人大代表开始，她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各种奖章拿到手软，还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和她一起领奖的，还有袁隆平、屠哟哟、孙家栋等大家。

1973年，申纪兰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

按职级划分，妇联主任相当于一个正厅级职位，申纪兰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却是主动要求“六不”：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领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动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做了10年山西省妇联主席，她从未给子女办过任何私事，每月只领取50元的补贴。她总是一头短发，一双布鞋，穿一身蓝色西装，青色裤子，平时吃食堂的馒头和手擀面，偶尔开会签字，更多的时候，她喜欢早早起来打扫卫生，帮食堂的师傅们洗碗，或者干脆扛着锄头去田间劳作。

用她的话说，“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不是坐办公室的人。”1983年，申纪兰从妇联卸任，此时她已经54岁了，即使闲下来颐养天年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但她闲不住。那一年，西沟村正式开始包产到户，这意味着吃大锅饭的时代结束，要想致富，就得靠自己。西沟村地理条件不好，光靠种地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申纪兰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老乡致富，而脱贫致富的办法，就是她常常听别人说起的，“无工不富”。申纪兰的创业史由此开始，她贷款办起铁合金厂，第一年纯利润120万元，开办饮料厂，就地取材生产核桃露、酸枣汁等饮品。有人酸她面子真大，1995年就能借到500万。

她是为名？还是图钱？90年代，申纪兰“下海”后，曾有公司开出几万元的月薪，就想利用她的“人脉”帮忙拉项目打通关节，但她都拒绝了，相反，以申纪兰名义成立的公司，她也不领工资，不占股份，没有从村办企业里拿过一分钱。

以申纪兰名字命名的饮品

如今，西沟村的乱石滩变成了“米粮川”，当地集中供热、供气问题相继解决，曾经因为不达标关停的村办污染企业也盖成香菇大棚，平顺县开发出多个旅游景区，并先后引进了光伏发电、振东制药等大项目、大企业，真正带动家乡打赢了脱贫攻坚战。除此之外，只要有需要她的地方，申纪兰从不推辞。

做人大代表这些年，有很多人找上门来请她帮助，她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不是法官，不能随便判断”，但她愿意发挥自己的“关系”，把收到的材料整理出来，转交给相关部门。2017年，卧病在床的申纪兰听说家乡的沧州小黄米想参加农业部举办的公益活动，当晚就坐上了到北京的火车。前两天国家禁毒委员发布了一条视频，这是申纪兰生前帮忙录制的，也是她留在世界的最后一个影像：尽管年事已高，申纪兰依然字字铿锵，要“把这件事情（禁毒）打一个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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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申纪兰一直是那个申纪兰，而变化的是这个时代。

她经历的第一时代，是解放前。她父亲早亡，母亲带着她改嫁到别的村子。如果不是新政府赶跑了地主和兵痞，如果不是那句“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也许只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佃户，在本村人的排挤下过日子。

她经历的第二时代，是毛泽东时代。

她成为劳模，是个人的奋斗；后来被树立成全国典型，又是历史的进程。大字不识一个的她，到哥本哈根参加世界妇女大会，被历届国家领导人接见，在文革的大动荡年代当上了妇联主席。

申纪兰说，如果只用两个字总结她的一生，就是“忠诚”。有人把这种忠诚理解为古代的忠君，那就太狭隘了。我见过很多老一辈的党员干部，他们的那种忠诚是对人民的忠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

就像申纪兰，一辈子不离开农村，当了干部还种地，卸任干部了还想着带村民发家致富。

这不是对人民的忠诚，又是什么？

这种忠诚被误解，是因为她的人生来到了第三个时代——我自己把这个时代称为公知时代，或者舆论危机时代。

从河殇派开始，中国的舆论战场就逐渐被走向了诡异的方向：有的公知嘴里从来没有“中国”二字，只有“支那”“你国”，只有数不完的国民劣根性；有的公知忽悠你雷锋是假的、郭沫若是谗臣、毛岸英去朝鲜打仗是镀金，让你把过去信仰的主义崩塌掉；有的公知告诉你德国良心油纸包，美国霸气小护罩，外国月亮就是比中国圆……这样的言论不止是在大V嘴里，而是随处可见。可能是你的中学老师，可能是你的单位领导，可能是《读者》《知音》，可能是你无意中看到的某篇新闻。

他们甚至不用刻意地去扭曲，只需要不经意地隐瞒一部分内容就好了。

呐，我就是被十年前的新闻报道影响的那一批人。申纪兰这个名字，我听说了十年，但是今天才知道她为农民付出的一点一滴。

我写公众号好几年了，也写过一篇揭露公知群体败亡的公知简史。相比起普通人，我对于公知造谣的抵抗力已经强了很多，但是依然没想到在申纪兰这事上中了招，可见他们的流毒有多深。我们今天即将步入第四个时代——公知离开后的时代。当年造谣抹黑申纪兰的那些大V，已经有不少人走茶凉了。

靠抹黑申纪兰获得万赞流量的@长安县令，2014年之后就没发过微博，最后一条微博是和新浪告别。

方舟子在国内混不下去，躲在推特继续输出自己的暴论，对申纪兰冷嘲热讽。

公知的败退，从根上说，还是因为我们国家实力逐渐强大起来了。辉煌的纽约大都会，地铁里尽是流浪汉和尿骚味；浪漫的巴黎街头，小偷和抢包贼瞅准了你的中国脸；而那个被质问“这国怎，定体问”的中国，默默地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农村通路通电通水通网，让县城人坐上了高铁，让大城市涌现了世界上最多的五百强企业岗位……公知瞧不起中国体制，说中国是一团酱缸，只会孕育恶臭、扼杀人才，但偏偏是这个他们瞧不起的体制，创造了七十年的奇迹。申纪兰是中国十四亿勤勤恳恳的普通人的一员，她做了她能做的一切，拒绝了权力和财富，却承受了公知群体最大的恶意。

同样是“主席”头衔，某省作协主席名下六套房产，有保姆照顾起居，享受着朋友同学遍布天下的好处，还能一个电话叫来警车接送自己侄女。谁为人民服务，谁骑在人民脖子上，高下立判。尾声今天还有一条新闻，和申纪兰逝世对比起来看，有点微妙。中国科学院大学有一个研究生季子越，长期散布恨国言论，不仅在老师同学之间影响恶劣，还上传到了外网。在网友爆料的压力下，季子越出面道歉，国科大也开始着手调查。

这种恨国言论放在十年前，微博上一抓一大把，如今越来越少了。著名日吹罗永浩老师，现在闭口不谈当年勇。

和十年前相比，今天的舆论环境已经好了太多，但她已经在网络骂名中度过了十年。后公知时代刚刚到来，背负了十多年骂声的申纪兰却走了。我惋惜她的离开。一年，哪怕晚一年呢？等到当年网暴申纪兰的人都露出狐狸尾巴，等到大家幡然醒悟谁才是好人，她也能走得更安心一点啊。可惜，再多的澄清，再多的道歉，也没法让申纪兰复生。

我唯一庆幸的是，申纪兰的工作重点在农村。网上的风言风语，只能影响我们，不会影响她的成就。她的政绩不是点击量阅读量，而是通向外界的水泥公路和航线，是村集体的工业企业，是电站和水利工程。她不对键盘侠负责，对农民负责。就像她说的那样：“我的根在农村。我只是一名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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