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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三十公里外的古尔冈是一座发展迅速的卫星城，这里满眼高楼大厦，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商业金融巨头，也是中国驻印企业的集中地。夜幕时分，忙碌了一天的白领们会到酒吧商业街享受夜晚的时光，这里也被中国人戏称为“古尔冈三里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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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吧商业街和附近的CBD，中国手机品牌的大幅广告显得异常醒目。印度庞大的市场吸引中国企业纷纷前来，短短几年时间，几家中国手机品牌占据了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市场份额。在印度街头，随处可见使用中国手机的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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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尔冈一个高档住宅区内，一些孩子在小区的游泳池内玩耍。古尔冈十几年前还是一大片可以放牧的荒地，现在已经拥有25个亮丽辉煌的购物中心、碧绿的高尔夫球场和还在不断扩大的快速地铁线路。高档小区里住的绝大多数是外国人，每个公寓的月房租接近8000元人民币，不少中国公司的员工也居住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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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北京姑娘杜鹃就住在这个小区。杜鹃半年前来到古尔冈，目前在一家中国公司工作。2010年，还在上大学一年级的杜鹃第一次来到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乡村做义工，虽然条件恶劣，但和孩子们相处的日子里杜鹃感受到了单纯的快乐，这段经历让她爱上了印度这个文化多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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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这个国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热情，印度人都很感性，喜欢并善于自我表达，愿意与人分享，而我的性格也属于活泼开朗的类型。” 杜鹃在位于古尔冈的中国公司上班，因为性格相投，日常工作中她与印度同事的沟通十分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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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杜鹃喜欢上印度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舞蹈。小时候学过舞蹈的她在这里接触到了印度古典舞，还专门跟随当地一位功力深厚的古典舞老师学习。每周杜鹃都会来到舞蹈学校上三天课，而一个月的学费仅需300元钱。许多印度古典舞老师授课纯粹是为了对舞蹈艺术的追求和传承，这让杜鹃深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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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开朗热情的杜鹃一听到街边的音乐就忍不住跳上一段。杜鹃说她到印度工作是个“蓄谋已久”的决定，尽管关于印度有许多负面的报道，但她还是希望能够赶上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出海热”，家里人一开始并不支持，但在她的坚持下还是“亮了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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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喜爱印度美食的杜鹃拉上同事一块来到一家当地有名的印度饭馆吃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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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尔冈最热闹的商业街, 杜鹃和同事被一家印度潮流服饰店吸引，在门口驻足拍照。如今杜鹃已经在印度工作了半年，现实与理想总是有一定的差距：思维固执的快递员因为没有带钱找零站在公司门口不愿离开，行政机关办事的低效率也让杜鹃在日常工作中吃尽苦头……杜鹃也需要“忍受”印度人的拖沓和不会变通的行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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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杜鹃和薛琦在商业街门口用uber打车回家。印度的治安一直为人所诟病，杜鹃认为女生在海外更要学会保护自己，在印度专车已经很普及，既快捷又安全，不失为出行的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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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并快乐着”，是她对于目前生活的注解，“我在印度普通人的生活里感受到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虽然也受到过许多质疑，但那些都是我的个人选择。”她希望能够继续在印度生活下去，能够更深入了解这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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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尔冈的一条主干道旁，坐落着一家名为金桥的中国酒店。十几间客房里断断续续传出的中文节目声，让人感觉恍如在中国。居住在这里的客人大多是来印度短期商务旅行的中国商人和企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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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George来自重庆，是少数几位长期居住在金桥酒店的中国人之一。来印度已有一年多，目前在一家位于古尔冈的中国私人企业做业务总监，负责中国客户和印度供应商之间的协调沟通工作。早上，George从住处打车前往办公室，一个印度人抱着孩子在车窗外乞讨。对他来说这个场景早已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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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在办公室与印度同事交谈，George供职的公司规模很小。由于公司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他需要身兼多职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印度的供应商经常会不按工期完成任务，总会因为许多借口而延误交货，而许多中国企业对此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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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正在为其他中国企业面试本地翻译。随着中印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会说中文的本地翻译也随之走俏。印度当地的平均工资并不高，普通的白领员工月薪通常在4000元人民币上下，而为中国公司做翻译往往可以获得5000人民币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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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一天的工作，George在他居住的中国酒店餐厅内吃晚饭。虽然已经来到印度很长时间，但George依然每天的工作都会面对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困难，“这里有和我们不一样的社会文化习惯，在实际工作里我时常会感到困惑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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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气候和单调的生活也无时不刻考验着George的意志力，“我认识的朋友大多不适应这边的生活，街上总是吵杂混乱，吃的东西也很单调，他们都想早点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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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和一位同样居住在酒店的中国朋友在酒店附近的夜市上消磨时光，由于担心晚上治安不好，工作之余George和朋友们很少外出，只是偶尔会一起到商场进行购物买些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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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George拦了一辆Tuk-tuk（当地的出租车）回酒店。对于George而言，印度只是个目前工作的地方，中印局势也让George供职的公司暂时搁浅了长期租用办公场所的计划，George只好继续住在酒店里。“我未来还是会考虑回国发展，我更喜欢互联网技术领域，以后还是会努力争取去BAT公司做技术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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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段时间中印关系趋于紧张，几位居住在金桥酒店的中国商人准备离开酒店回国。随着边境对峙结束，尤其是2017年厦门金砖会议即将到来，两国关系或许会回暖。“印度人对政治其实很冷感，普通人更关注的是民生问题，和平发展才是两国人民最切实的需求。”在印度经商多年的中国商人苏强表示，对中印的未来他一直非常有信心。　　　　　　　　　　　　　　　　　　　　　　　　　　　　　　　　　　　　　　　　　　　　　　　　文/吴皓

炎热的午后，毒辣的阳光把地表炙烤得发烫，Sophie坐在金桥酒店大堂内的红色沙发上休息，酒店门正对着快速地铁天轨，每隔两三分钟就会有一辆被涂成或蓝色或绿色的地铁车厢经过，上面印着某中国手机品牌的大幅广告，发出轰隆隆的噪音。在酒店大堂里,除了能听到几位印度籍员工偶尔发出的嬉闹声外，却很难看到住客们的身影。

“这两个月的生意很平淡，像之前这里嘛，蛮热闹的，很多人来吃饭。”Sophie来自浙江，是这家中国酒店的老板，她的酒店位于新城古尔冈的一条主干道旁边，这里距离甘地国际机场仅有20分钟路程，从十几间客房内的电视里断断续续传出中文节目的声音，让你感觉仿佛置身于国内，居住在这里的客人大多是短期来印度商务旅行的中国商人和企业员工。

相比与新德里的古旧和混乱，新城古尔冈显得不那么“印度”，在这里你能看到德里市内少有的高楼大厦和来自全世界的商业金融巨头，也能在路上看到豪车，夜晚下班后，在附近CBD忙碌了一天的白领们会到Cybercity hub酒吧商业街享受夜晚的时光，这里也被中国人戏称为“古尔冈三里屯”……

现代化的古尔冈不仅是印度经济高速发展的桥头堡，也是中国驻印企业的集中地，随着近几年印度经济崛起，中印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目前有近六百多家中国企业进军印度市场，古尔冈的中国面孔逐渐多了起来。

在酒店里，我遇到了25岁的George，他来自山城重庆，是少数几位长期居住在金桥酒店的中国人之一，George说目前在一家中国私人企业做业务总监，主要负责中国客户和印度供应商之间的协调沟通工作。公司虽然很小，但业务范围很广，从室内装修工程、IT设备和软件服务到印度旅游地接应有尽有，公司的业务主要还是来自那些在印度投资的中国客户。

George来印度一年多，喜爱计算机技术的他曾在阿里巴巴的机房做技术维护，因为工作内容太单调，George决定自己出来闯荡，“来印度前我对这里一无所知，只是觉得要趁年轻出去闯闯，努力提升一下自己的见识，老了才不至于后悔”，出国前George特意报班学了英语，在他看来，目前的工作压力很大，也很锻炼人，因为文化差异，George在日常工作中时常要面对许多不确定因素，“印度这边的供应商效率普遍低下，经常说好的出货时间赶不上，一拖再拖，并找出很多借口来应付，而中国的商家并不能接受，我只好两头受气，印度施工方也往往习惯收到款项才开工，在沟通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误会，让人很头疼。”在从酒店去往办公室的车上，George苦笑了一下，和我分享着他在印度一年来的“血泪史”。

炎热的气候和单调的生活也无时不刻考验着George的意志力，“我认识的朋友大多不适应这边的生活，街上总是吵杂混乱，吃的东西也很单调，他们都想早点回国，最近治安不太好，不工作时我也很少出门。”

对于印度，George最美好的回忆是来自一次印度南部金奈海边的旅行，美丽原始的景色和当地淳朴善良的村民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印度对于他而言只是个目前工作的地方，还不明朗的中印局势也让George供职的公司暂时搁浅了长期租用办公场所的计划，George只好继续住在酒店里，“我未来还是会考虑回国发展，我更喜欢互联网技术领域，以后还是会努力争取去BAT公司做技术工作吧。”

截至2016年，印度的人口已经突破了13亿，近65%的人口年龄在35岁以下，印度拥有超过3亿互联网用户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市场，每年GDP增速保持在8%，这一连串数据也让许多来自中国的企业嗅到了商机，包括华为、vivo等中国企业开始纷纷进入印度市场。

在古尔冈繁华地带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来自新疆昌吉的苏强，他正在与员工们紧张地开会，为新的商业项目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苏强告诉我他五年前来到印度，一开始在比亚迪印度工厂负责物流及公共关系，在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开始创业，两年前，他收到另外一位八零后合伙人黎剑的邀请，加入了这家名为“竺帆”的咨询公司，公司本着为外资企业“扬帆天竺”的理念，从外资进入的前、中、后期不断为客户提供市场调研、机构注册、产品认证等各种落地及增值服务。

公司在印的60多名员工中大部分是本地人，四年时间里经由子公司“竺帆咨询”直接落地的中国企业超过400家，各业务累计受众达到2000家，解决客户需求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身为公司CEO的苏强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会议和见不完的客户，在他看来，不少中国企业对于印度市场存在不少理解上的误区，“印度不是2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30年前的欧洲，它有它自身的国情，这是个制度非常完善且复杂的市场，我遇到的很多企业往往过于套用中国模式，他们不愿花时间去了解印度复杂的社会文化，也不愿意改变自身的经营理念去适应这里的市场，导致公司到了印度后水土不服。很多中国企业即使进入印度，也对本地人信任不足，不敢把真正的经营权力交给印度人来做，企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种种限制，与美国和日韩在印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对这里的游戏规则不熟悉，很多人抱着短期收获高回报的心态来投资，不像其他国家的企业往往都在这里扎根了很多年，许多日本人韩国人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他们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也很强，会主动投入公益事业为当地的发展建设做贡献，相比而言中国企业投入公益的还比较少，印度市场的回报周期其实很长，只看重短期利益不太现实。”在苏强看来，并不是所有中国企业都适合来印度投资。

短短半小时的交流，苏强让我感觉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印度通，每天他都需要在网上与有意向在印度投资的中国企业交流，当我问到近期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会担忧中印关系紧张而影响他们的业务时，苏强耸了耸肩，露露出一丝无奈，“我一开始还会和这些企业慢慢解释中印关系紧张对于进入印度市场的影响，现在我都直接回复他们不用担心，如果真的有那么大影响，我们的公司又怎么能正常运转下去呢？印度政府还不是照常开放对中国人的商务签证？印度人对政治其实很冷感，和中国人一样，普通人更关注的是民生问题，和平发展才是两国人民最切实的需求。”对于中印经贸合作的未来，他表示非常有信心。

90后姑娘杜鹃来自北京，目前在古尔冈的一家中国公司工作。2010年，去印度旅游的中国人还很少，当时还在上大一的杜鹃参与了一个国际义工项目，项目让她与其他一些志愿者有机会来到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农村，为那里的孩子讲授简单的卫生常识，同时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贫穷的农村不通水电，夏天闷热潮湿，晚上只能用卡车运来的水洗澡，虽然条件恶劣，但和孩子们相处的日子里杜鹃感受到了单纯的快乐，这次义工经历让她与印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性格属于活泼开朗的类型，喜欢热烈的舞蹈，印度这个国家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很热情，印度人都很感性，喜欢并善于自我表达，愿意与人分享，印度的社区文化和一些家庭观念让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充满温情，这让我印象深刻。”对于成长于独生家庭的杜鹃来说，在印度的经历既新鲜又难忘。

义工项目结束后，杜鹃发现自己对印度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一旦有假期，杜鹃都会回到印度，一边旅行一边感受这个文化多元的神奇国家。

因为喜欢舞蹈，她跟随一位功力深厚的印度古典舞老师进行学习，“我在印度普通人的生活里感受到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虽然也受到过许多质疑，但那些都是我的个人选择，选择来印度工作也是一样。”杜鹃说她到印度工作是个“蓄谋已久”的决定，尽管关于印度有许多负面的报道，但这个勇敢的姑娘还是希望能够赶上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出海热”，家里人一开始并不支持，但在她的坚持下还是“亮了绿灯”。

如今杜鹃已经在印度工作了半年，现实与理想总是有一定的差距，在日常生活中杜鹃也无时不刻需要“忍受”印度人拖沓而不会变通的行事风格，思维固执的印度快递员可以因为没有带零钱找零而站在公司门口不愿离开，印度行政机关办事的低效率也让杜鹃在日常工作中吃尽苦头，“痛并快乐着”，是她对于目前生活的注解，她希望能够继续在印度生活下去，能够更深入了解这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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