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出现进攻式的战狼外交，并非偶然，因为中国认为是到了用自己的意志修正改变世界的时候了。 而有个别的西方国家，似乎对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抱有幻想，希望能用压力或对话，使得中国“回归改革的正道“。德籍华人政治学者张俊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否能在近期改变其战狼外交？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日历，每年夏季是新政策出笼的关键阶段，而代表这个阶段的主要指标就是神秘的北戴河会议。外界有些评论认为，这次北戴河会议，权力争斗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争斗围绕的焦点之一就是对“习氏战狼外交”的不满。这是因为今年的“战狼外交”，显然大大缩小了中国在世界的周旋的空间。首先是病毒出现初期对世界的不透明不及时报告以及赵立坚的“进攻性“的”甩锅“。 然后是抗疫外交的失手 – 太心切地要各国感谢中国，以弥补初期的形象不佳。再次是香港安全法以及一整套措施的强性输入，客观上将这个自由之城纳入中国意识形态体系，这样，一下子改变了人们习惯的现状，以至于在西方国家引起反弹。而这一切，使得习领导的中国政府本来尚有的一点点国际信任，荡然无存。

在这种事态下，有中国观察家猜测，今年元老们会在北戴河发泄对习的极度不满，从而会促使换人。但刚刚结束的这次会议已证实，习在位八年，对权力斗争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所以要对付元老的不满，可以说是小菜一碟。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习近平在及执政期间不仅不会放弃他的计划，而且会将其计划具体化。而这具体化的计划，将在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布。关于他的计划，形式上现在已经有了眉目，即第14个五年计划以及习近平亲手设计的“2035年目标”。习将不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在2035年实现他所描绘的“中国梦”的目标。强调“2035年目标”，必然就提供了给习掌控权力到2035年的理由。习到35年的时候是82岁。毛泽东是在82岁离世的，那时他留下一个破产了的国家。而习则雄心勃勃，他想给世界展现另一个中国，一个让世界畏惧的大国。这使人想起了普京在上台时说的话“给我20年时间，届时我将给你们一个伟大的俄罗斯”。 时过20年，普京并没有实现他的诺言， 因为他低估了国际环境的变化。

认知、自负与傲慢

笔者以为，中国的战狼外交并非一时冲动造成，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对中国自己以及世界环境的认知基础上。而这些认知，部分似乎是有一定合理性，但更多的是对自己以及西方世界的误判。

认知之一，就是中国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是今年或明年就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而随之将发生的，则是中国在各个领域逐一取代美国。中国超越美国，这在中国政界以及学术界里大多数已认为是一种必然。而正是这个所谓的“必然性”在许多人心中却仍然是个大问号。当然，特朗普的领导无能，似乎在强化这种必然性的感觉。

然而，中国官方忽视了，这种“必定”的信念是建立在西方能像以前一样对中国宽容和信任的前提下的。正是这种宽容和信任，中国在技术上“学”“偷”“买“才有可能。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那这种“必然性”就要大打折扣。

认知之二就是中国的世界大工厂地位非但不变，而且更强化。这样，国际资本与西方各国的工业势必依赖中国。于是，世界经济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里。根据中国商务部近期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99%的外资企业表示将继续在华投资经营。这个数据显然是与日前商务部长坦承中国产业外移压力加大是有矛盾的。但确实有些国家，特别像德国尤其是其汽车行业对中国市场极度依赖。德国的经济过于依赖国际贸易，其85%以上的市场在欧盟之外。中国是德国连续4年最大的贸易伙伴，也不足为怪了。 中国官方以为，西方资本是站在中国的一边。

但是中国却忽视了，越南、印度等好多国家也在上升。而发达国家本身也开始了重新考虑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制造业布局。

认知之三，就是中国的技术，在关键领域已超越西方或与西方国家并肩同行，即便不是全面超越。靠着宣传，中国政策制定者似乎太相信自己的研发创造能力，他们忘了，这种跨越式的进展也是建立在西方能像以前一样对中国的宽容和信任的前提下的。而现在，恰恰是政治信任的原因，使得“世界第一“的公司如华为占领全球市场雄心计划大大受阻。也就是说，“以走捷径的办法超越别人”的好日子已不存在。

认知之四，中国作为首个经济恢复的国家将重复2008金融危机后的故事，那个时候，中国被看成了拯救西方资本主义唯一救生圈 。中国官方认为，在世界抗击新冠病毒过程中，中国自然领引世界并一定会受世界瞻仰。 的确，中国国家统计局于7月16日公布了中国2020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3.2%，显示中国经济复苏超出预期。

但中国的领导似乎忘了，现在整个环境变了。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对原材料及其他商品的需求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而这一次，中国并不可能提供那么大帮助。倒过来说，在全球经济贫乏的状态下，像中国这样一个依靠出口的经济也不可能重现以前的奇迹。

认知之五，中国领导人感觉到自己已到如此强的程度，以至于能用经济以及各种手段随意惩治那些不听话的国家。以前中国可以惩治那些“不富裕的小国“，而如今，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都不得不接受来自中国的惩罚。 最典型的就是澳大利亚。在新冠病毒开始成为世界灾难的时候，对病毒来源的独立调查呼声也越来越大，而澳大利亚正是这些国家之一。为了杀鸡儆猴, 中国政府决定对其惩罚。今年五月，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加征80%关税。自此，中国暂停一些澳大利亚的重要牛肉进口，并警告学生和游客不要去这个“种族主义”国家。显然，这种威吓与惩罚部分是见效的。澳大利亚经济受损其不谈，该国有的大学也不得不向中国生源市场妥协，比如对中国学生避谈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至于其他国家，如德国，非常担心中国因其对华为的政策而惩罚其汽车业，战战兢兢。在特朗普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分化民主国家联盟的做法以及欧盟自己的不够团结前提下，中国用经济手段以及其他手段报复它不喜欢的国家将会是国际政治 ‘新常态’里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官方却忽视了，在违背人类价值观和一般游戏规则的前提下的惩罚措施，在国际范围必然导致失去自己的道德支持者。

以上这些认知无论是在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层面还是在智库层面，已经根深蒂固。笔者难以想象中国会在近几年内对这些认知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战狼外交的思想基础将在短期内无法扭转。

泯灭中的纠错机制

取决于战狼外交转变的另一个因素是否中国内部的纠正机制。笔者以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纠错机制窗口已到了几乎完全关闭的状态。

首先，当年毛泽东时期的那种个人崇拜式的赞歌，现在又有重新复燃的迹象。中国外交部近期却高调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赞扬”伟大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中国外交取得历史成就、开创新局。外交部长王毅称“习近平是伟大战略家”。 而这唱赞歌现象又与国内强化镇压机制相辅相成。名声显赫的房地产老板、红二代任志强以及他一系列对习的批评的文章与言论，成了习无法容忍的对象，他将在牢狱里度过晚年已成定论。

再次， 目前知识界以及各种智库思维单一，而且他们追求是按照领导的意志解读世界政治。而舆论的进一步控制， 使得中国的意识形态进入凝固化状态。

最后，在政策执行和操作方面，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早已被架空。这跟以前几届党的总书记主持党务，国务院总理主管国家运作的 二元化管理完全不同。这种党统管一切的做法，大大缩小了纠错的窗口。

长期的战役

中国战狼外交并非是一个外交问题，而是与中国官方对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技术、军事的发展的认知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某种层度上来说，“进攻型”的战狼外交是自我欣赏、自我估计过高的表现。 目前，中国官方这个阶段远没有结束。所以，战狼外交从短期来看，本质不变，其惯性依然存在。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在策略上有所调整。比如减少“狼性十足”的政府发言人赵立坚上场次数，增加了新上任的戴着“温柔”面容的汪文斌。还有，最近杨洁篪与外交部长对美国的喊话，重新强调“什么都可以谈“，表面上似乎有一定的缓冲效用。而实际上即便中美真的坐下来谈，什么也谈不成。因为中国并没有作好西方国家期待的进一步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准备。至于涉及到中国自己的“核心利益”诸如用大陆的方式整治香港、强化在南海以及其他争议地区的存在，习近平丝毫不会在自己已经获得的“领域”退让半步。

西方国家是否能与这种战狼外交作有效的抗争并最终取胜，从短期来看，完全取决于西方国家本身能够尽快地恢复经济，以及能否重组第二次战争以来的曾经有辉煌历史的民主联盟。长期地来看，也取决于西方世界各国政府在几个重要领域与中国的竞争。而这里最重要的领域就是技术。应该说，目前中国的华为确实在5G网络稍领先于它的西方同类公司。但是，技术竞争犹如一场马拉松跑。华为的暂时得势并非能说明它今后依然保持其地位，在西方对其产生了警惕性后则更是如此。具有巨大的创新能力的西方民主国家只有在保证自己的技术力量优越于中国，才能让习近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变得谦虚一些。 而这个工作即便对西方国家来说也无法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积累。换言之，西方用实力征服“战狼外交”从长远的视角看是必然的。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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