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国际版TikTok最近步华为后尘，在美国遭到封杀之后，我不禁想起了我去年的一篇文章标题《从华为到抖音：2020年中国品牌出海的“灰犀牛”》。两个高科技公司处在不同的领域：华为是戴着“民族骄傲”的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而抖音是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的翘楚，却先后受到美国围剿，甚至带动其他国家反制。

在特朗普的TikTok禁令发布之后，华为消费者业务总裁余承东8月7日在2020中国信息化百强峰会上发表看法，表示TikTok是中国少数有全球化决心的互联网公司，其他大部分中国互联网公司都躺在中国大市场的安乐窝里，基本上都是挣中国人自己的钱：

“中国有14亿人口，但世界上有70亿人口。我们尚未为14亿人口以外的数十亿人口赚钱或提供服务，但美国早已业务遍布全球，70亿人民均可是美国赚钱或者提供服务的对象，因此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用数据来证明余承东的论点：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去年6月发布的《中国与世界》报告中指出，2019年中国大陆有110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与美国相当，但它们仍然锚定在国内市场，海外收入占这些中国《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18％，对比标准普尔500强公司的44％。

余承东这番话不见得中听，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论争：究竟这些只挣中国本土同胞钱的公司是因为受到美国霸权打压，还是水平还达不到，挣不了那个钱？抖音之前，华为算是对国际市场最具野心的中国企业，但余承东指出，美国苹果公司的互联网服务年收入480亿美元（约3300亿人民币），谷歌的互联网服务收入有1400多亿美元，华为这块业务大约只有50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在8月17日再次升级了针对华为的禁令，除了将华为全部的38个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还对所有受出口管理条例的项目加上了许可证要求，企图完全切断第三方芯片企业对华为的供应。而特朗普8月6日和14日的两条针对TikTok的行政令，更是逼着母公司字节跳动紧急出售或退出美国市场。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科技公司已经卷入了科技战、信息战和国家安全战的漩涡，新冠疫情促使反全球化的声势日增，中国科技公司还应该具有国际化的野心吗？中国公司还有可能去“挣全世界的钱”吗？

《财富》世界500强所反映的中国现实

《财富》世界500强年度榜单通常被视为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项指标。今年中国企业数量首次达到历史最高。中国公司以124家首度领先美国的121家公司上榜，并且领先于排名第三的日本，日本目前只有53家公司。中国现在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超过了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总和。

1995年《财富》杂志第一次发布“世界500强”排行榜时，世界贸易组织刚刚成立，1997年中国大陆只有四家企业进入排行榜。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进入排行榜的中国企业为12家。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排行榜中数量增长加速。先是超过了德国、法国和英国，后来超越了日本。在今年的排行榜中，中国大陆企业超过了美国，呈现《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自1995年设立以来最迅速的增长。

那么，今年的榜单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突破美国？

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商务和经济中心主任甘思德在8月18日发布题为“最大但不是最强：中国在《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位置”一文分析说，《财富》杂志最新的世界500强榜单可以作为观察中美之间超级大国竞争的端倪。

就规模而言，《财富》世界500强是一场中美竞赛。目前美国和中国合计占《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几乎一半。在过去20年中，中国公司的数量增长了12倍以上，而美国公司的比例却下降了三分之一，从36％降至25％。在此期间，日本公司的数量已减少了一半，现在降至11％。同时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公司所占份额也呈现下降。几乎所有的消长都反映了中国因素。

美国和中国的公司在收入、利润、资产和员工等其他规模指标上，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但尽管从数量和总资产来看，入榜中国企业已经超过美国公司，但按年收入衡量，美国（9.8万亿美元）仍然领先中国（8.3万亿美元）。

然而中国企业盈利水平较低。2020年数据显示的中国企业利润率（利润/收入）为4.5％，仅略高于法国（4.3％），但远低于瑞士（8.3％）、美国（8.9％）和加拿大（9.1％）的企业。资产回报率（ROA）更不突出：中国的124家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为1.9％，仍略高于法国（1.7％），但大大落后瑞士（4.2％）和美国（4.9％）。

另外根据《财富》杂志数据来推算，上榜中国大陆公司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4%，低于美国企业的8.6%；中国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9.8%，低于美国企业的17%。

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业绩相对于其他《财富》世界 500强公司如此逊色？甘思德研究的结论很简单：国有企业。在大多数行业中，中国最大的公司是国有企业，最新《财富》世界500强的124家中国成员中有91家是国有企业。

甘思德团队研究所得到的数字与《财富》杂志不同，《财富》仅将68％（84家）的中国公司归类为国有企业。这是因为《财富》仅根据国家实体是否拥有超过企业50％的正式所有权来进行分类，而甘思德的研究还考虑了实际的公司控制。比方说，《财富》将总部位于珠海的格力电器标记为私人企业，但格力电器在其网站上明确表示这是一家本地国有企业，大股东格力集团就是珠海市国资委所属的国企。

国有企业目前占中国公司总数的73％，占总收入的78％，占中国进入《财富》世界 500强的所有资产的84％。重要的是榜单上的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利润差异：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为1.2％，仅为私营企业水平的三分之一。他们的平均利润率仅为中国私营公司的一半。

有一种反驳的说法是，国有企业主要立足于满足公共需求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公用事业，因此其利润不可避免地要比私人企业低。但甘思德指出，在同一行业中，并排比较《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中国国有企业与的私人企业，并不能证明这一点。

举例而言，国有的中国工商银行（排行第24名）的资产回报率仅为1％，而私有的招商银行（排行第189名）的资产回报率为1.3％。同样地，中国国家建设工程公司（第18名）的资产回报率（1.1%），远低于太平洋建设集团公司（第75名）的资产回报率（5.4％）。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24家上榜的中国公司中有54家来自首都北京，而上海仅有9家公司入围。这是因为这54家企业中有50家是国有企业，其中48家是“央企”，直接由国家政府授权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财政部管辖。因此即使他们的大部分商业活动在其他地方，总部也设于北京。

甘思德认为这种地区性的偏重意味着即使经过40年的“开放改革”，政府在中国企业的生存机会中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这并不代表所有国有企业都是古老的恐龙——实际上，相对于私人企业，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已经有所减少，但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企业债务在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所占比例过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克?拉迪在新书《国家反击》中指出，约有40％的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尽管国有企业的回报要差得多，但国有企业的资产增长速度却是私营公司的四倍。

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新上榜的中国公司有八家：上海建工、深圳投资控股、盛虹、山东钢铁、上海医药、广西投资、中国核工业和中煤能源。这八家都是国有公司。也就是说，中国公司在《财富》世界500强的突围正是反映了近年“国进民退”的现实。

因此《财富》世界500强数字的背后，是中国企业需要面临的问题：如何从“大”转变为真正的“强大”？如何才能实现中国领导人在2017年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未来美国可能打压的对象

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突破期却面临“反全球化”的逆风。尽管中美贸易战开打初始，美方称中国经济体制为“国家资本主义”，但现在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打压的目标远远超过国有企业，而把敏感行业（特别是高新科技）的私有企业逐渐与政府行为挂钩。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中美在电信、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以及5G系统之间的脱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8月初提出的“清网倡议”，直接点名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中国科技巨头的云储存服务，特朗普也公开表示正在考虑对阿里巴巴的制裁。

基本上，美国制裁的科技企业有几种类型：从涉及广义的国家安全产业、涉及人权问题的企业，到最新的战线——通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能够掌握大量数据的公司，TikTok和WeChat（微信）都在此列。

制裁有不同形式，其中一种体现在美国发出了几波“实体清单”。所谓“实体清单”是美国商务部用来限制对外国实体出口的贸易“黑名单”，这些企业、机构和个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后，美国政府即可根据《出口管理条例》限制对这些机构出口、进口或转口。在未得到许可证前，美国各出口商不得帮助这些名单上的企业获取受本条例管辖的任何物项和零部件。

2019 年5月美国将华为及70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并表示今后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批准，华为将无法向美国企业购买零部件。

2019年10月，美国又将海康威视、科大讯飞、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等28家中国企业列入美国贸易管制黑名单，禁止与美国企业合作。

2020年5月，美国将33 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这次的清单以监视技术企业为制裁重点，上榜企业主要是来自人工智能和“面部识别”领域的中国企业，其中包括了北京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奇虎360、捷辉创（香港）科技、阿克苏华孚色纺有限公司、云从科技、烽火科技集团及其子公司南京烽火星空通信、东方网力及其子公司深网视界，云天励飞、上海银晨智能识别、北京金诚环宇电子等等。

2020年7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再将11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涉及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的强迫劳动。名单上包括昌吉溢达纺织、合肥宝龙达信息技术、合肥美菱、和田浩林发饰品、和田泰达服饰、今创集团、南京新一棉纺织、南昌欧菲光科技与碳元科技。

由此看来，基本上在涉及新疆、香港及其他敏感人权问题上，为政府提供技术支持的企业，包括监控或基因分析等等，都将面临更多审视。也就是说，美国把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制裁转向对于企业针对性的制裁。

从更延伸的角度来观察，基本上涉及中美前沿科技竞争（如人工智能），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千人计划》、甚至涉及《一带一路》的重点产业，都有可能在未来进入黑名单。

美国商务部8月26日宣布将参与南海岛礁建设的24家中企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公司向其提供未经许可的美国技术，而美国国务院也取消相关企业高管的美国签证。名单包括中国交建的五家子公司，它们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承包商。其他受到制裁的中企包括北京环佳通信技术、崇新八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天津通广集团、桂林长海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凯波水下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科第7、第30研究所及其附属机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722研究所等。

超越“中国模式”

美国的“实体清单”不但可能对中国企业的运营造成威胁，也实质上把它们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因此中国企业出海将面临两种情况：一是中国企业固守“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度，避免参与美国站队的市场；二是真正有国际野心，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布局的中国企业，必须提升盈利能力和其他多方面的竞争力（今年阿里巴巴以近29%的利润率位列《财富》全球500强第五，可见事在人为），但需面对巨大的政治风险。

TikTok的情况显示，虽然字节跳动很多投资人都是西方私募基金，也在境内和境外设立了人事和技术隔离的“中国墙”，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TikTok在美国不但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打压，也受到国会两党的质疑。

正如我在《数字系统脱钩：TikTok和微信禁令的真实意义》一文指出的，不论我们同不同意这之间的关联性，TikTok禁令背后涉及的开放互联网和市场准入问题，是“国家安全”之外真正的关键问题，也是缺乏互信的根源。

我问甘思德中国企业未来在美国发展的可能性，他表示：“由于美国出于互惠原则或国家安全的原因限制了市场准入，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机会可能会减少。一些中国公司可能卷入中美竞争的交火中。那些想要在美国获得成功的中国企业，将需要强调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内部实行良好的公司治理，并遵守规则。”

问题是，中国企业如何能够同时在境内和境外遵守两套不兼容的规则？根据我的观察，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很少能够以“美国逻辑”可以理解的方式回答以下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条，中国企业必须在内部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支部在公司治理扮演的角色为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77条要求组织和个人支持和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第79条要求企业事业组织根据国家安全工作的要求，配合有关部门采取相关安全措施，这些义务的边界是什么？

——中国企业能够不遵循《国家情报法》第7条，要求组织和个人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吗？

——中国企业能够规避《网络安全法》第37和38条，要求数据必须存储在中国境内，并且组织和网络运营商必须接受政府进行的安全检查？

——中国司法制度允许私人企业挑战政府的要求吗？

只要这些问题无解，把一切都归罪于外国政治势力阻挠，并不能帮助中国企业变得真正强大。也就是说，未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地位提升，要去挣世界的钱，很大一部分要靠中国内部继续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厘清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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