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日前刊登习近平的“重要批示”，加快把他执政以来迅速恢复的农村供销社建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新华社援引习近平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光靠看是看不住的，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标准化轨道。

中共重新擦亮供销社这块老字号“金色招牌”，传递什么样的农村变革信号？习近平意在农业现代化还是集体化？供销社卷土重来，会不会回归毛时代的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

习近平是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际做出有关“重要指示”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做了批示，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可见中共高层的重视，外界将此看作是中国将加速推进供销社的一个信号。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当局推进供销社制度已经有一些年头了，但现在提出要加速，这与中国当下面临的形势有关联。

胡平说：“因为中国的粮食本来就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这次因为今年疫情的影响，接下来又是大面积的洪灾，有些地方还有旱灾，中国的粮食就面临短缺的危险，而与此同时，由于疫情是全球大流行，其它那些粮食出口国也有点自顾不暇，在这种情况下，粮食问题就变成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自然就会想到粮食是不是要实行配给制了。有一阵不是谣传吗？是不是要恢复票证了？那你一方面实行配给制的话，那同时也就要求政府从农民手里购买粮食，要实行比原来更严格的控制，这么一来，所谓供销社制度本来最初也就是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旅美独立学者、时评专栏作家戈壁东也表示，中共恢复供销社与其目前内外交困的处境有关。

他说：“在内外交困这样一个处境之下，中共急需找到一块有效快速的途径来挽救它的困境。但是中共这个极权体制决定的这个救急措施不是通过科学论证来得到的。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习近平这样的知识层次的人能够了解和喜欢的。我们知道习近平的只知识层次不够；第二个是历史上有成功记忆的，操作起来比较顺手。第三要符合中共极权统治特点的。不能说是放的，目的还是要管的。供销社这个历史淘汰物恰好满足了这三个条件的。所以又被习近平、中共找出来当作他在内外交困期间的救命稻草，他甚至懒得改一个新名词就直接推出来。中共推出的供销社实际上与他宣称的所谓推出电子化货币一系列都是一样，其实就是进一步绑架和抢劫中国民众的一个罪恶手段。”

中国的官媒称，供销社是老字号的金色招牌，但是在人们的记忆中，它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供销社-统购统销-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最后演变成农村大锅饭制度，跟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一穷二白有紧密的联系。

海外有许多中国人担心，历史上合作社是人民公社的先导，那么现在恢复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式的农业集体化也可能为期不远了。

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加速供销社制度可能导致中国回归计划经济体制。他说：“固然从供销社统购统销再到合作化人民公社这中间并不是有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可能有某种路径依赖。也就是说现在中共加速供销社制度虽然不一定、不必然要走到人民公社那儿去，但是它会使得走到人民公社那儿去变得比较容易。对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国内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这种警告。浙江农业大学一个叫徐建民的教授他就写了很多文章，对供销社制度提出批评。他就强调一点，供销社制度是和原来的计划经济配套的。如果你现在要搞供销社，那你一定要对他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行。如果你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到头来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无效的。另外很可能就会破坏竞争的中性，因为它垄断就没有竞争了。就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就会削弱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简单来说，就会损害市场经济。一旦市场经济受到这种人为的、有意的损害，当然就意味着计划经济的某种回归。”

时评专栏作家戈壁东认为，中国近期加速恢复供销社的做法与中共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收紧控制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深化其集权体制。

他说：“供销社再次被中共强力推出，它的真正内涵意义是与香港的国安法、电子货币等这一串带有强烈的、极权控制意味的政权手段被连续地推出一样，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面临内外交困，中共正在深化它的极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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