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是美国宪法和公民权利日，斯诺登选择了这一天发布了自己的新书。

流亡俄罗斯六年以后，斯诺登的生活似乎进入了正轨：想象中来自CIA的暗杀并没有出现；被普京当成“礼物”交还给美国的担忧，也随着俄美关系的持续走低而逐渐消退。

新书的名字叫《永久记录》（Permanent Record），因为这本新书，斯诺登又一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司法部的指控认为，斯诺登出版的这本回忆录涉及机密内容，并且他没有按照此前与情报机构签署的保密协议，将书稿提前交给美国情报机构进行审查，因此违反了协议内容。

此前三天，斯诺登在莫斯科接受了英国《卫报》记者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说，“我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府最想驱逐的人。”

司法部的最新指控公布之后，斯诺登在推特上贴出了回忆录的购买链接。“这就是政府不想让你们读的那本书。”他说。

一个关于毁灭的故事

“911事件后的二十年，是美国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毁灭世界的一个冗长故事，”斯诺登写道，“这一切伴随着秘密政策、秘密法律、秘密法庭和秘密战争的出台而发生，而美国政府则在反复辩解、否认、拒绝和歪曲它们造成的创伤——以及它们的存在本身。”

斯诺登的人生与这个关于毁灭的故事密切相连：他的世界曾由两个部分组成，硬币的一面是他有深厚美国军方与安全部门背景的家庭；另一面则是几乎与他同步诞生的个人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一个“没有权力与利润，只有分享与平等”的地方，一处今天已不存在的乌托邦。

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一度让这两个世界分道扬镳：当时年仅十八岁的斯诺登决心选择前者，报名参了军。

试图证明自己“不止有脑子”的努力很快化为泡影。军队不负责任的野蛮训练让斯诺登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负了重伤，几乎落下终身残疾。经过了长达数月的静养和康复训练以后，他幸运地重又靠自己的双腿站了起来，并且在几个月后再一次投出了简历。

新的目的地是CIA技术部门，工作内容是为海外情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如果我要给我的国家最好的东西，那么就该是我的头脑与天分。”

当时的斯诺登还不知道，正当他决心用自己的技术能力保卫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决定入侵他视为心灵家园的虚拟世界。就在911事件之后不久，布什政府通过了对公民通讯记录进行大规模监控的秘密决定。

尽管正式身份只是“外包员工”，但作为系统工程师和管理员，斯诺登在情报部门——先是CIA，后是NSA——系统中的访问权限远远高过了他的实际职位层级。

能让他意识到大规模监视网络存在的“意外”接二连三发生，让他一步一步确定了以“反恐”为旗号的美国政府，正在将枪口转向本国公民，甚至是全世界；而曾经自由的互联网，已经在这个过程中悄然被权力与资本侵蚀。

“大规模监控的公开倡议证明，技术与统治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同盟关系。”斯诺登写道，“我身属的两个古怪地相互联系着的社群——美国情报共同体，和全世界技术人的在线部落——之间的裂痕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试图相信最终我们都会站在历史的同一边，但如今，维持这种幻觉的能力消失了。”

史上最大的监控计划

“你可以想象，它就如同另一个Google，一个搜索引擎，”斯诺登在提及NSA其中一个监视项目XKEYSCORE时说，“只是你输入的不是关键词，而是某个人的名字，而你得到的也不是关联网页，而是被搜索对象的一切。从名字、住址和照片，到他最近一周浏览过的网页。”

而这不过是美国以及四个直接涉入其中的盟友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称“五眼国家”）秘密推进的十余个类似项目中的其中一个。

权力的凝视无处不在。六年前，这些监控项目的存在已经引起了全球舆论风暴，遭到曝光的相应项目也在此后相继宣告停止，但对斯诺登而言，他的目标从来不止是这些项目本身。

包括棱镜和XKEYSCORE项目在内，这种大规模无差别公民监控的存在，证明了美国政治机制正在失灵，至少在斯诺登看来是如此。

由美国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体制，本应足以拦截任何类似公民监控项目。但事实是，本应对此负有审核责任的美国国会对FBI负责人的谎言熟视无睹，作为司法分支成立的外国情报监察法庭（FISC）对于NSA提交的、针对外国公民个人的监控申请通过率超过99%，与橡皮图章无异。

制衡失灵了，这不仅仅是恐怖袭击带来的应激反应，而是更深刻的系统病的其中一个症状，特别是，2008年奥巴马的当选上台也并未给监控项目带来任何实际阻碍和困难。

棱镜仍在转动，监视不断扩张。

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此始终视而不见。2013年3月，CIA技术负责人古斯·亨特甚至曾在一次技术会议上公开宣布，CIA“基本上试图收集所有东西，并把它们保存到永远……几乎一切人类产生的信息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次演讲被实时转播到了Youtube，并且也保存至今，但直到斯诺登发布他的回忆录，视频的总播放量只有313次。

所有这一切共同促成了大规模监控项目，每一个试图站出来的揭发者的舆论遭遇又都反向证明了监控的强大：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个人生活和道德方面的攻击，尤以变性者、揭发了美军伊拉克虐囚行径的曼宁为最甚，而这些无不来自系统记录中此前的监控所得。

“我很清楚地知道，情报收集和分析会如何促成虚假信息和宣传攻势的产生，它们被用来对付美国盟友的次数与对付对手一样频繁。”斯诺登写道，“也有些时候，目标会是本国的公民。”

仿佛是某种历史的预示。在他逃离美国三年以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六年后的今天，虚假信息与宣传攻势成了美国政治关键词。

而在2013年，斯诺登所能做的只是决心揭发这一切：技术没有希波克拉底誓言，但人不能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魔方里的芯片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各个方面都更像是一场科幻电影。为了收集证据，斯诺登回到了CIA，这一次的工作地点是夏威夷一个隐藏在菠萝田下面的地下基地，CIA的数据存放中心。

2016年由Oliver Stone执导的传记式惊悚片《斯诺登》中，斯诺登曾将用于转移数据的芯片藏在随身携带的魔方当中带出CIA基地，六年后回顾往事，斯诺登承认魔方的确是他的标志物——它也曾用于藏匿芯片，但更多时候带着它只是出于他的习惯：魔方能帮助他掩饰自己的紧张，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用来转移卫兵的视线。

更惊险的一幕发生在这之前：斯诺登用来向芯片中存储数据的是CIA内部已经淘汰的旧电脑，只有它们能够实现既位于安全措施之内，又没有接入密切监视下的内网。其中一次，斯诺登拿着其中一台旧电脑准备返回自己的工位，途中被一位技术经理截住，问他打算用那台旧电脑做什么。

斯诺登回答：“窃取机密。”

两个人都笑了。那位技术经理忘记了他刚刚提出的问题。

为了收集信息、转存并运出信息，斯诺登做了能完成的所有尝试。在计划的最后阶段，为了能够体验监控的威力，他申请调动到了另一个能够进入系统内部的岗位。这段经历带来的冲击无可比拟，它几乎意味着你可以同步窥视地球上任何人的日常生活——其中一次，斯诺登的注视对象是一位印尼程序员，他与万里之外的斯诺登一样坐在自己的电脑屏幕前，只除了他的怀里还抱着他尚在幼年的儿子。

小男孩的深色眼睛无意识地望着电脑摄像头，这成了对斯诺登的最后一击——这一幕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他想起自己和自己的父亲，而与此同时，他也知道已经再也没有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如果我告诉他我准备做些什么，”斯诺登说，“我知道他会作何反应，他会报警，他会做他认为需要做的所有事，来阻止我犯下如此之大的错误。”

“我唯有希望，他受到的伤害能够随着时间，被骄傲治愈。”

从香港到莫斯科

2013年5月20日，斯诺登孤身一人，带着四台存有美国政府最高级别机密文件的笔记本电脑降落在香港机场。与他约定会面的两个记者并未出现，导致他不得不在极度的焦虑和恐惧中将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足足十天。

十六天后，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按照此前与斯诺登的约定，开始披露史上最大的监视计划的存在，又一周后，斯诺登出现在《卫报》镜头前，向全世界公布了自己的身份：“我是爱德华·斯诺登，二十九岁……”

这是世界认识斯诺登与“棱镜门”的起点，对斯诺登本人，已是旅程的终点。

随后的事情举世皆知，斯诺登的避难申请被所有国家拒绝，一度滞留香港机场，为了避免进入美国及其盟友国家领空而选择了俄航转机前往厄瓜多尔的机票，却在莫斯科转机时发现护照已被美国政府吊销。仿佛命运的捉弄，斯诺登就这样被美国推进了俄罗斯境内，原本的24小时转机变成了长达六年的滞留，很有可能再也无法离开。

但世界同样相信，事情一定还有它神秘的B面：CIA叛徒的目的地是莫斯科，这已经足够引人猜想。2013年9月，普京甚至也在采访中透露，斯诺登在香港“会见过我们的外交代表”，也曾联系过俄罗斯驻香港领事馆寻求帮助。

斯诺登在书中则说，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滞留的那四十天中，俄罗斯情报部门官员的确接触过他，但他同时强调，他与俄罗斯政府此前从未有过联系，在流亡后也拒绝了与俄方的合作。

此言是真是假？或许只能留给读者自己判断。

至少流亡六年后，斯诺登依然如此执着地坚守着“美国”身份。今年9月，在新书发布前几天，他再次承认希望返回美国，只要“能够获得公平的审判”。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向公众披露任何美国国家机密，“棱镜门”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美国，保护美国宪法。

至于他的罪名，斯诺登写道：“美国诞生于一次叛国行动。”（America was born from an act of treason.）

2015年，美国一家州法院裁决NSA的通话记录收集项目非法，成为美国司法史上的重要先例，世界范围内，“棱镜门”也激起了对于监控、安全与隐私问题的全面讨论和后续行动，尽管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商业侵权与越来越隐蔽的政治操纵还在不断见诸报端。

斯诺登相信2013年之后的世界互联网正在变得更加安全，对于同一个问题，或许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答案。

自由与放逐

时至今日，三个经常被人相提并论的网络反抗者——告密者，或是叛逆者，不管怎么称呼都好——当中，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已经身陷囹圄，随之而来的是近几年挥之不去的“通俄”阴云；俄罗斯技术天才帕维尔·杜罗夫流亡国外后行踪神秘，他的Telegram至今依然是全世界试图躲避监视的所有人的第一选择。

而斯诺登，他安静地住在莫斯科，在一个不断有人因为社交网络言论而获刑的国家、在一个每隔两三个月就要爆发一次“为了自由的互联网”抗议运动的城市。

他已经不担心俄罗斯政府会“交出”他，因为“我是俄罗斯人权记录上不多的亮点了”。

1995年，12岁的斯诺登迷上过一款名叫《纱之器》的电脑游戏，剧情中的长老们秘密制造了一台巨大的织机，一旦完成，这台机器将把世上每一个人的命运织入其中。一个男孩意外发现了这台织机的力量，随后被社会放逐，在他走后，世界陷入了混乱之中……

“即使是在那个年纪，”斯诺登写道，“我也意识到，游戏中的这台织机是我正在玩的电脑的某种象征物，织机上的彩线正如电脑主机中各种颜色的线路，上面唯一的、通向未知未来的灰线则像是电脑背后那根长长的电话线，通向在它之外的远为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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