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专家:关键不在拐点要看以何标准确定疫情消灭(图)

2月7日晚，医护人员做好准备即将进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进行工作。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的数据，截至2月14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6492例（湖北54406例，武汉37914例），累计死亡病例1523例（湖北1457例，武汉1123例）。虽然其他省份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在下降，但武汉和湖北的疫情防控工作仍然处在胶着和吃紧的阶段。

针对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最新发展的态势，以及如何反思我国重大疾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等问题，2月14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再次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专访。

全世界都没有经验

《中国慈善家》：请您介绍一下新冠病毒在全球发病的情况，有何特点？目前各国采取了哪些有效的防控措施？这次疫情是否会转化为世界大流行？

张作风：2月11日，在世卫组织关于新冠肺炎的国际会议上，总干事谭德塞发出两个信息：第一是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为“COVID-19 ”，CO代表Corona（冠状物），VI代表Virus（病毒），D代表Disease（疾病）, 19代表2019 。这个命名现在变成统一命名。第二个信息，谭德塞说新冠病毒肺炎现在是世界的头号公敌，对世界的威胁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大于恐怖主义对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按照世卫组织的数据，截至2月14日，中国以外全球25个国家报告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是528例，其中包括两人死亡，发生在菲律宾(1例)和日本(1例)。发病人数前几位的国家，包括日本255例，新加坡67例，泰国33例韩国28例，马来西亚19例，澳大利亚16例，越南有16例。国外病例的特点：一是大部分病人都有武汉、湖北或中国其他地方的接触史，二是重症病例相对比较少，三是死亡的比例比较小 (病死率是0.38%) 。

2月3日，医务人员查看患者肺部CT片。

各个国家采取的防控措施不太一样。比如，在美国，如果一旦有新冠肺炎病人确诊的话，会把病人分类：轻症的病人就让他们居家隔离，重症的病人住在隔离医院的隔离病房里。轻症的病人一旦出现情况，马上给医院打电话入院治疗。美国从武汉撤侨的第一架飞机降在洛杉矶，机上的乘客已经有14天的隔离期，集中隔离在一个空军基地里面，一个病人也没有出现，2月12日他们全部回家了。

美国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5个病人，其中有一个病人在第一次试剂盒测试时由于标签错误，将患者错分阴性，后来发现测试结果是阳性，这个病人已经走掉了，又把他叫回来进行隔离处理。包括美国CDC的样本测试，如果没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或者在整个过程中稍有疏忽，有可能会出现漏诊的病人。所以，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有问题，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新型的传染病，大家对它都没有经验。疫情是否会转化为世界大流行很难讲，因为各个国家对这个疾病的重视程度不一样。

目前，海外也已经发现了超级传播者。1月20日至22日，现年53岁的英国男子史蒂夫·沃尔什在新加坡开会，接触了一名参会的湖北感染者，在从新加坡到法国、瑞士再到英国的旅途中，无意间将病毒传播给了至少来自三个国家的11人，这些人可能还会再传给其他人。发现这个超级的传播者，实际上说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在武汉，有家庭群体性病例的暴发，主要是由于有些病人进不了医院，还是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又没有充分地进行自我隔离，或者是家里的空间比较小，这很容易产生聚集性暴发。在美国，病人居家隔离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方法，包括限制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不共用餐具、厕所或者客厅、厨房，防止把自己的疾病传染给家人。所以，家庭群体性的病例加速暴发，通过病人的自我隔离或住院隔离，对家人的危险就会减少，是可以避免的。

现在国内的报道还是有一些无症状的病人，检测阳性的病人能够传染给其他人，所以我们要非常警惕。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无症状的病例可能他携带的病毒的毒害得不是太强，所以他传给其他人的话症状未必太严重。这是一个科研的假设，有待于将来进行验证。

更重要的不是拐点

《中国慈善家》：关于新冠病毒的存活条件，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在低温条件下活跃，一种认为天气转暖也能存活。您怎么看？新冠病毒是否会发生变异？

张作风：关于气温对新冠病毒的影响，现在国内很多人可能认为，春暖花开会不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消失。参照SARS流行的情况，2002年11月份就开始了，真正结束流行是在2003年7月初，整个时间跨度将近8个月。所以，气温对新冠病毒影响的预测，可能会不准。因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广州等比较热的地方，还有发病。洛杉矶现在已经是春暖花开了，但还是有病人。所以我们不能松懈，等待春暖花开的到来，应该还是要严阵以待。

关于病毒会不会变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明显的变异。但是如果有变异的情况，这个病毒的毒力可能上升或下降。这种情况现在通过武汉或者湖北的数据是很难判断的，一般来说从其他的省市可以看出它的动力是上升还是下降。具体来说，要看从1月20日以后，其他省市重型病例的比例是不是有下降趋势。如果有下降趋势的话，可能提示这个病毒的毒力有所下降。但是这个也很难说，因为重症病例的定义是什么，可能各地的标准不一样。按照病毒和人共存的假设，很多病毒学家都认为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它也需要生存，所以对人的毒力会逐渐下降，下降到最后可能就像流行性感冒。希望这是最好的结局。

《中国慈善家》：2月14日，除湖北以外，全国其他省份新增确诊病例实现“十连降”。这是否意味着疫情进入平台期？根据目前发病的数据，能否判断全国疫情的拐点已经到来？

张作风：首先要知道拐点的定义是什么。所谓的拐点就是有一个发病的最高点，然后疫情持续下降有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就看我们怎么定，有人建议14天是一个潜伏期，有人建议7天是一个周期。如果定在7天的话，可能很多地方的拐点已经到了，因为在最近7天期间，全国除湖北外的各个省市发病人数都有相应的下降。保守一点讲可以定14天，这样看到一个拐点比较平稳。同时，也可能受最近返程潮的影响，绝大部分返城工作的人当中可能有发病的话，会增加一定的发病数。这样的情况下，再继续观察一个星期，这样就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疫情的拐点已经看到了。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2月4日到2月11日，这一个星期新冠肺炎发病下降了48%。非常可观。但是2月12号，湖北新增病例因为诊断标准的改变突然增加，导致全国当天新发病例急升超过15000千例。因为这不是自然的增加，改变了全国的新发病例趋势分析。在这一周里面，下降率比较高的，超过60%以上的地方包括广东、浙江、河南、上海、北京、山东和安徽。如果说没有看到明显的新增病例的上升，同时各地的发病继续下降的话，那么全国除湖北外各个省市疫情的拐点基本上就是在2月4号这一天。

很多人在说返程潮会不会引起发病的上升。当然是有可能，因为这些回城工作的人是从全国各地回来的，特别是从高流行的省市来的，他们是不是有可能把当地的病毒带回来，他们会不会是无症状感染者？这些大家都比较担忧，也可以理解。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回程的这批人，绝大多数都经历了至少两个星期的隔离，如果他们隔离期间没有发病的话，再加上对返程人员有一至两周的在家隔离要求，在这个期间新发病人不会增加太多。这个我是比较乐观的。

现在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要看疫情拐点，而是要看以什么样的标准确定彻底地消灭新冠肺炎。对于一个新发传染病病的控制，世卫组织的标准是，最后一个病人治疗完毕以后，在两个潜伏期内(28天) 没有出现新的病人，我们可以宣布疫情完全结束。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第一，发病要持续下降到零，第二，要认真治疗所有住院的病人，让他们尽快康复，一直到最后一个病人。而且要再等待两个潜伏期。所以现在的工作非常艰巨，不但要发现病人，而且要治疗病人。要把所有病人全治好以后，还要等待两个潜伏期。

2月8日，北京西站，观望的乘客与站岗的警卫。

《中国慈善家》：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和企业复工，前期各地采取的封闭和隔离措施，面临着与复工复产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前期的防控措施是否需要继续坚持，或者可以做出适当调整？

张作风：复工可能会对疫情防控有一些影响，因为返程复工人员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这些人口流动性比较大的城市，复工给这些城市的防控系统带来较大的压力。我认为复工回来的人群大部分都已经过封闭和隔离，起码都有两周的隔离时间。如果在这个期间没有发病的话，他们的危险性相对会有下降。

最怕的就是没有症状的带菌者。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在家工作的话，按照各地的情况，应该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观察，看看他们的防控措施怎么样，如果他们的防控措施把比较完整的话，可以考虑让他们复工。如果有一个严密的复工的防控条件的话，也可以避免复工以后疾病的流行。

要注意复工时的一些具体问题。一些在大城市工作的人他们在当地没有自己的房子，如果现在进行小区封闭的话，这些租房子的人有些小区可能会不让他们进来。这种情况我觉得社区管理者也要理解，通过协调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些人也需要继续工作，需要有一个生存的环境。

另外，还有一些复工的人是摆小摊卖菜的或者是零售店员工，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可以生存，因为他们的生活完全依赖这些手段。要有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些人，同时也要保护其他的人。所以，整个社会要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如果单纯是为了防控的话，也会影响到整个的社会经济。

心理创伤不可低估

《中国慈善家》：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截至2月11日，全国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感染病例已达1716人。请问在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如何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如何疏导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

张作风：为什么会产生目前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呢？我认为，主要是武汉封城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由于封城造成人群心理上的恐慌，大批病人和非病人涌进医院。武汉虽然有很多医院，但是承受能力并不是太强，医生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这就实际上造成了医护人员或是整个医院的崩溃。

新发传染病在传染流行的早期，信息应该是透明的，这样医护人员通过培训能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同时，医院也应该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不单是对发热门诊，对所有科室都应该进行培训。第一，要让医护人员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第二，要有足够的保护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到现在看起来准备工作是很不足的，这也是引起大量医护人员发病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最近的报告说，在武汉有41%——非常高的比例——的病人是在医院里感染的，其中有20%多是医护人员的感染。就是说，五个病人当中起码有一个是医护人员的感染。这样算下来的话，武汉的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可见，医院里的感染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一些病人进不了医院，他就在社会上到处跑，到医院感染医院里健康的人和医护人员。基本上所有的医院都因为这样的情况。

封城之下的心理创伤是不可低估的。病人和被隔离者的心理创伤，医生护士的灾后综合症，死者家属深重的心理创伤，儿童在封城居家期间产生的心理阴影。这些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果武汉群众不能及时地得到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和治疗，不能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心理发泄，心理创伤所致的精神疾病会大量上升，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

建议在选派医疗队时，要有心理精神科的专家参加，有心理系的大学开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允许社交媒体让群众有心理发泄的渠道，鼓励有条件的群众把心中之痛写出来。特别重要的，是要对儿童尤其是亲人病逝的孩子及时进行心理干预，以免灾疫造成的心理阴影陪随他们一生，影响健康成长。

《中国慈善家》：针对疫情应对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能否结合国外的成熟经验，谈谈中国疾病防控体制和机制应该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张作风：第一，中国已经有近百所公卫学院和医学院，培养很多公共卫生本科和研究生，问题是培养出来的很多人才学不致用，主要是因为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没有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充分认识。要培养高层次的公卫流行病学专家，关键时候可以领军控制疫情。

第二，要加强各个公卫学院的急性传染病（或新发传染病）的教学和科研，在重点的公卫学院建立新发传染病的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工作站。

第三，加强新发传染病的国际交流，参加联合国的新发传染病在各国的防疫，增加国内专家在新发传染病的紧急状况下的应急预案和处理能力。

第四，加强从国家到省市的疾控中心，把事业单位变成行政单位，改善待遇，留住人才。

第五，在各级疾控中心增设急性传染病配套的预备队伍，平时分散在各科室，紧急状态下拉出就能战。

第六，各级卫健委和疾控中心领导任命时，应该优先考虑有公共卫生流行病学背景，以及在应急传染病控制中的应急能力。这一点在国家和省级卫健委和疾控中心这个层次尤为重要。

第七，要信息透明，不要怕社会小混乱，小混乱可以避免大乱。不要把维稳思维用在急性传染病的防控过程中，要允许公卫流行病学专家发表意见，允许医生们讨论。

第八，尊重病人和家属的隐私，在治疗和隔离过程中，要给予病人及其家属亲友人文关怀。

《中国慈善家》：新冠肺炎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展开合作，共同抗击这次疫情带来的危害？

张作风：控制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面临的挑战。作为全球共同体，中国的问题也就是其他国家的问题。在防控新冠病毒的问题上，如果没有世界共同合作努力的话，单靠中国也是不容易做好的。

第一，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邀请对新发传染病有经验的专家到中国来一起参加防控，不仅可以学到他们的防控经验，也可以推广中国防控疾病的优点。最近世卫组织的专家来了中国，其他国家有兴趣也应该积极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交流，学习世界各地预防控制新发传染病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当前紧要的是在诊断试剂上的合作，因为诊断试剂的敏感性、特异性不够的话，会造成假阳性或者假阴性的情况出现。所以最好和世界各国合作来优化诊断试剂。这样可以避免确实是新冠病毒的病人没有被诊断出来的可能性，减少不住院的病人在社会上传播病毒。

第三，开始做血清抗体的研究，我们叫血清流行病学。实际上，利用抗性可以把整个社区感染的情况全部摸出来。现在社区已经有不少恢复健康的人，对他们的抗体进行研究，通过抗体的设计，还可以知道这次流行病究竟有多少人患病。另外，选送一些人到美国比较好的公共卫生学院进行培训，以后就成为一个新发传染病的专门人才，一旦有这个情况发生，他们就可以马上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