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 “拐点并不是黎明前的黑暗，只相当于夜里12点”(组图)

拐点并不是黎明前的黑暗，只是相当于夜里12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时候恰恰是临床上最艰难的时候。因为这个病的治愈时间很长，就像蓄水池一样，进来的水很多，出去的很慢，造成了累计病例数很多的现象。

从大年初六（1月30日）开始，中国疾控中心首任主任、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再次“出山”，带领一批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骨干们集中办公。他率领的这个团队的名字叫“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专家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研判整个疫情防控运行的情况，提供防控技术的支撑，并作舆情监测。

2月16日，就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专家组主要成员集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受访专家除李立明外，还包括：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原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省卫生厅副厅长汪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原澳门政府卫生局顾问姜庆五；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临床研究总监、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医学统计与流行病学系教授郝元涛；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学教授陈峰；安徽省疾控中心原主任任军等。

2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首任主任李立明率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专家组在北京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这个监测系统并不负责发现新发传染病”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疾控系统在SARS之后就建立了一个直报系统来进行传染病监测，但在这次疫情早期，这一防线好像并没有及时发挥作用，这可能是在监测的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汪华：在SARS前，我们国家就开始建立一个敏感的、在全国能上下联动的疫情报告系统，SARS以后就加快了这个系统的建设。这个系统是由医疗机构和卫生机构集成的，甲类、乙类传染病，确诊以后在网上直接报告，丙类传染病只监测不报告。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它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任何权力对外公布疫情的。

此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新发传染病不在报告范围里面，也就是说，这个监测系统并不负责发现新发传染病。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新发传染病如何监测和报告？

汪华：对于公共卫生疑似突发事件，有另外一个报告系统。这个系统规定了报告的数量、范围、时间，它是一个疑似病例，因此不对外公布，要通过专家评估、核实、诊断，最后确定是不是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里就需要一定时间的过程。所以这就暴露了我们在制度与规范设计上存在的问题。

李立明：在《传染病防治法》里，对这些新发传染病只有一句话，就是说要报告，但是对于怎么报告，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在1月20日左右，国家规定新冠病毒肺炎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其后每天就开始报告了。在这之前，没有定性它是一个什么病、危害性如何，需要有一个专家评估与卫生行政部门决策的过程。

姜庆五：全世界恐怕也难以找到中国的这么一个强大的疫情直报系统，它对已知传染病的管理，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它的缺点是，没有覆盖新发传染病。

对于怎么改进它，我的建议是，对于一个新发传染病，要加强“症状监测”，而不是“疾病监测”。因为一开始，一个新的疾病出现，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病，但往往它的表现不外乎发热、咳嗽、腹泻、呕吐、肌肉酸痛等，这些都是很敏感的证据，需要把这些症状检测起来。

李立明：此次新冠疫情爆发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我们的流感、肺炎或过去所谓的非典型性肺炎季，也是很多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因此，在短期内要发现一个呼吸道传染病是一个新发疾病，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和检测来确定的。我们最近准备给政府提议，对于呼吸道传染病，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敏感的监测系统，凡是有相关症状的，全部上报，再从里面筛选出哪些是新发传染病、哪些是已有传染病。

汪华：目前，发热门诊、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系统以及流感监测系统，都分散在医疗机构的管理单项里。在就诊过程中，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按要求本应立即报告，但实际操作中没人管。临床医生都很忙，上报就意味着后续有一系列登记填表、调查的工作要做，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额外的负担。所以专家们早就提出来，要在机制上打通诊断、报告、治疗和疫情控制。具体来说，比如，能否在医院的电子诊疗系统做一个改进，当医生接诊一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不需要再另填表，只需在他的系统里点击按钮，这个病例就能发送到监测系统里去。

“第一时间需要流行病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疫情初期，新冠肺炎的确诊标准包含了必须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发热等条件，但并不是每个病人都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医院收了很多疑似病人，但因不符合确诊条件，不能上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

李立明：新发传染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一定要考虑它的流行病学史，感染者有没有暴露在一个特定环境下，比如说，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销售环境。确定了海鲜市场的流行病学特征以后，凡是和这个环境接触的，马上可以做出诊断，但并非所有从海鲜市场出来的都感染，反之亦然。这就出现了一个诊断上的敏感性问题。一般来说，面对一个新发传染病，为了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是应对的原则。所以，应该强调的是，诊断方法的灵敏度要高一些，临床诊断标准可能应该宽一点，以保证不漏掉任何一个可疑的传染源。

《中国新闻周刊》：最早确定诊断标准的时候，有没有流行病学专家？

姜庆五：从结果来看，当时，病原学以外的事情没有刻画出来。在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去武汉后，没有看到有流行病学或公共卫生学专家出来发声。一个新疾病的出现，当然要让科学家来研究，而且当时也有很多混在一起的相似传染病，找出病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体会到了最初的调查中，流行病学调查的跟进不足，比如，只看到华南海鲜市场，但是，当时有一部分病人并非从海鲜市场获得感染。光看了几个病人，刻画不出这个疾病背后真正的传播规律，病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感染源是什么地方、传染途径又是什么等等。

李立明：其实，新发传染病的应对要做的就三件事：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所以，一个新发传染病从一开始就要着手关注这三件事。疾控专家就是要寻找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病学规律，找出它可疑的传染源、疾病的潜伏期、疾病特征和发病规律等，以便及时采取防控措施；临床大夫主要关注临床症状、体征、诊断标准、治疗和它的预后等，以提高治愈率和减少病死率；基础研究专家关注病原及其特征，发现病毒的全基因测序及结构特征后，就可以研制诊断试剂、疫苗和治疗的药物。这三项工作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但是，在新发传染病早期暴发或流行时，在我们不知道病原为何物时，一个传染病同样可以有效的预防和控制，这是我们公众要建立的一个概念，不是说非得找到病原，才能控制疫情。同时，对于临床大夫的早期诊断和各种新发传染病的临床鉴别能力的培训，以及传染病防护技能的培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即使病原不清楚，事实上也是可以启动预防措施。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临床医生更为强势，那么流行病学家能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介入？

李立明：举一个例子，美国在每个医院的急诊科里面都配有CDC的专家，他们就是要在急诊室随时发现新的异常病例，建立起一种敏感度很高的传染病疫情监测系统。疾控专家与临床医生一起工作，这就叫医防结合。而我们现在都是，临床大夫在一线往上报各种可疑的临床病例，然后流行病学的或疾控专家再去调查，这样做是不同步的，不利于及早发现新发传染病患者及可能的传染源。

“拐点并不是黎明前的黑暗，只是相当于夜里12点”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大家都在说拐点，那么拐点真的已经到来了吗？

陈峰：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下拐点的含义。拐点实际上是新增发病率或发病人数最高的那一天，而且应该是按发病时间来计算，并非是往上报告的病例，因为上报的都是确诊病例数，往往滞后，因而我们看到的拐点，实际上是比实际情况滞后的。

疾病本身有它的发展规律，如果不控制的话，它就呈指数级增长。R0（基本传染数），是指一个人整个传染期里面能够感染多少人。如果R0是2的话，那就已经很高了，防控就是要把这个R0指数给它降下来。所以，拐点实际上就是防控真正起作用的时候，也就是R0小于1的时候，这是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定义的拐点。

郝元涛：通过前期的一些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新发病例数的高峰时间，大概在1月26~29日这个时间范围内，之后新发病例数就开始缓慢下降。这个跟公众每天看到的确诊病例数的高峰，刚好有一个错峰，因为发病了不一定马上确诊，这个时间差刚好也跟从发病到确诊的时间间隔比较一致。

姜庆五：从分析结果发现，现在看到的高峰，是封城以后带来的效应，如果不采取封城，拐点可能还不会到，现在可能还是另外一种局面。拐点和封城的时间，从流行病学上来说是吻合的。

陈峰：为什么说跟封城是吻合的？因为封城是1月23日，潜伏期平均是6天，也就是说，如果封城有效，那么到了1月29日以后，新发病例数就应该下滑。但是大家看到卫健委报的数，大概平均又晚5天左右，因此从封城到开始下降，应该在10天到12天左右。果不其然，公开的数据就是在2月5日开始降的。

我们刚才所说的拐点是发病高峰，也就是1月26日~29日，但拐点并不是黎明前的黑暗，只是相当于夜里12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时候恰恰是临床上最艰难的时候。因为这个病的治愈时间很长，就像蓄水池一样，进来的水很多，出去的很慢，造成了累计病例数很多的现象。

“很多地方卫健委一把手、二把手没有医学背景，也没有公共卫生背景”

《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公卫界是不是在话语权上比较弱势？

李立明：平时突发应急的准备，疾控系统天天都在做，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往往是疫情来了，疾控机构和队伍就被重视了，而疫情一走，这支队伍就不被重视了，甚至被边缘化了。我们常调侃说，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实际上是一个“自毁长城”的队伍，你的防病工作做得越好，就越得不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郝元涛：怎样培养一支优秀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队伍，是大家很关注的，但是现在的形势确实很严峻。从入口来说，现在第一志愿报考预防医学专业的同学，就算在我们这些优秀的公共卫生学院里，所占比例大概也就不超过30%~40%，有不少都是通过调剂过来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家对公卫机构的重视不够，它的地位不高；二是大家对公卫的重要性认识不清楚。

从出口来说，传统上，很多优秀的毕业生都到疾控中心去工作，但现在优秀毕业生不选择去疾控中心，而是情愿到医院工作在医院里做院内感染工作、科研工作，或者去一些相关的辅助科室，因为相比较医院来说，疾控的待遇差，而医院的待遇好很多。

其实这都值得我们深思，而且要想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将来大楼有了、机制建立起来了，但是没有一支优秀的疾控队伍，还是很难做好这件事情的。

唐金陵：临床医学专业、口腔医学，都有专业博士学位的授权点，只有公共卫生没有专业博士。我们几个学校已经申请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批下来。公共卫生专业最高的学位就是硕士。这一点也体现了教育、行政各方面的不重视。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公共卫生硕士（MPH）是最高学位吗？

李立明：美国还有公共卫生博士学位。此外，美国所有的州卫生局局长一般都是医学博士（MD）加公共卫生硕士（MPH），这是卫生管理最佳的学历背景。据我了解，美国医学院校里的医学博士（MD）中约有四分之一拥有MPH学位，体现了对公共卫生专业的重视和在美国卫生保健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共卫生专业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职业教育。

姜庆五：这次疫情里，现场处理了好多干部。其实在很多地方，卫健委的一把手、二把手都没有医学背景，也没有公共卫生教育背景，这是我很吃惊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撑的岗位。湖北疫情早期的各种问题，都与这种“不是专业的人却在做专业的事”的现象有一定关系。

郝元涛：最早接触病人的是临床医生，但医生不仅仅要有个体防治的知识技能，应该还要有一个更高层面的群体防控的理念。这就需要对医生有毕业后的继续教育，特别是关于公共卫生的教育。

“疾控要像消防一样，在疫情处置中有决定权、处置权”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一种普遍的探讨，比如说把中国疾控中心（CDC）和美国的相比，发现后者有很强的决策权。现行体制对于疾控工作来说，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汪华：这跟中国卫生健康的指导思想有关系、和体制有关系。当然不能简单跟美国CDC比，这是两个本质不同的系统。我当疾控中心主任这么多年，也到行政部门工作了很多年，极力在为疾控机构呐喊，但我们只能在国家的大框架下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疾控中心是一类公益事业单位，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技术指导部门。所以包括国家CDC主任在内，哪有权力来公布疫情相关的东西？不可能的。

体制上怎么改进，我们的想法就是，一定要给它行政权力。就像消防一样，在疫情的处置中，有自己的决定权、处置权。

李立明：不可能在高楼救火的时候，我开着车到那一看，先请示上级说我们有什么方案，等上级批了我们再去救火吧？！

汪华：现在大家都在怪CDC，实际上它没有任何权力。我们开玩笑说，还不如回到原来防疫站的体制，那时候监督和监测职能放在一起。现在行政管理权没有了，什么事情都要看同级的卫生行政部门怎么决策。就好像疫苗一出事，要追责即先把疾控中心主任撤掉，这是毫无道理的。

任军：预防为主的理念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因为一场传染病疫情处理好了，就放松了。事实上，2003年以后，国家对各层级疾控体系的建设是非常重视的，房屋的建造、人才的培养，进步很快。可是过了10年以后，慢慢就走下坡路了，预防为主的理念又松了。

此外，我们很好的传统不能轻易放弃。比如说SARS以后，原卫生部有一个40号部长令，对疾控体系怎么建设有清晰的规划，但是实行一段时间后，就执行不下去了。比如，过去有一条规定是，疾控单位的一把手，必须是公共卫生专业本科毕业以上的专业人才。但现在好像又没有坚持这个规定了。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来说，将来疾控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李立明：我们希望可以参考现在的中医药管理局与药监局，将来中国疾控中心应当归国务院直属管理，建成一个具有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支撑的国家疾控管理局，进一步加强疾控部门在处理公共卫生事务中的角色与职能。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蒋荣猛：传染病防控没有拐点

蒋荣猛：新增的病例在减少，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前期的控制措施在起作用。但是流行病学上的拐点和股市行情的拐点不一样。只要新增病例没有归零，就说明还有传染源。所以一定要到没有新发病例了，才能说我们控制住了这个传染病。

国家卫健委新冠专家组成员、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蒋荣猛教授是最早抵达武汉的专家之一，自1月9日起在前方参与疫情防控，目前承担着前线各医疗团队的培训工作。2月12日以来，由看呼吸联合新京报·我们视频、腾讯新闻推出的系列节目《阻击新冠·权威在线》先后两度采访到蒋荣猛教授，探讨有关新冠疫情、治疗、药物研究等方方面面的话题。

蒋荣猛教授

以下为访谈内容整理：

疫情丨传染病在防控上没有拐点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目前承担了很多医务人员培训的工作，具体是培训哪方面的内容？

蒋荣猛：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这个疾病的认识，包括其特点、发病的过程、治疗手段等，第二是要教他们怎么样去做好医院感染防控，第三个就是给他们信心。

主持人：您怎么看待拐点问题？

蒋荣猛：新增的病例在减少，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前期的控制措施在起作用。但是流行病学上的拐点和股市行情的拐点不一样。只要新增病例没有归零，就说明还有传染源

。所以一定要到没有新发病例了，才能说我们控制住了这个传染病。也就是说措施是不能放松的，你一放松，它有可能就起来了。

主持人：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病毒变异的证据，那您觉得后期会发生变异吗？

蒋荣猛：首先，目前来看新型冠状病毒至少还是和既往的冠状病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都是急性的感染。基于这个认识，它再怎么变异，它不至于导致慢性的感染。其次，目前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有7种，普通感冒的病原体也是冠状病毒，我们当然希望新冠也变成这样只引起少量身体不适的病毒。但它也可能会变得很厉害，比如说像MERS一样，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证据。

主持人：那这一次的病毒会像SARS一样，最后销声匿迹吗？

蒋荣猛：很多病毒都可能会长期在自然界存在，比如流感病毒、麻疹病毒。SARS这个事比较特殊，因为那一次是我们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传染源隔离了，之后他就没有再引起传播，没有出现新的病例。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会不会也跟SARS一样，经过控制两三个月后消失了，目前还不一定

，还要观察一段时间。例如MERS冠状病毒，从2012年到现在，每年都有病例发生的，没有消失。

主持人：第一例、第二例由遗体解剖获得的新冠肺炎病理送检，对我们研究这个病毒有什么帮助？

蒋荣猛：首先，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病的发病机制，了解各种炎性介质的反应；其次，是病毒存在的时间。有些很重的病人，尽管咽拭子测试阴性，但并不代表肺中没有病毒，也许肺里就有；最后，如果检验发现在患者肺泡的上皮细胞中有这种病毒，对未来药物研发也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

治疗丨对病人的心理支持很重要

主持人：新冠肺炎一般整个发病的过程分哪些阶段？有什么样的症状？

蒋荣猛：早期发病时可能有发热、乏力、咳嗽，咳嗽多数是干咳，没什么痰。这个过程大概持续6-7天，一部分病人会自限。大概有20%的人会在7-8天以后发展为重症。一旦发展到重症，进展就会比较快

，可能3-4天、在病程的10-11天左右，就可能会出现呼吸衰竭。

主持人：目前对轻重症患者的治疗思路分别是怎样的？

蒋荣猛：这个病是一个病毒感染，目前没有特效药物，但是并不等于我们没有治疗的办法。轻症的病人，如果他呼吸没有困难的话，通过简单的一些对症治疗，基本两周左右就好了。比较重的病人主要是支持治疗：如果有呼吸困难，我们就需要给他一些氧疗；如果吃不下去饭，我们就给他营养支持。再重一点的病人呼吸衰竭了，我们就要用呼吸机，只要在他呼吸困难的时候，没有出现生命危险，他就度过来了。

主持人：除了吸氧、输营养液以外，还有什么属于支持治疗？

蒋荣猛：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体会到心理支持也相当重要。

一方面，医务人员自己也会恐惧，他们需要心理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医务人员的防护特别严密，病人感受不到医务人员的面部表情的，也会加剧他们对疾病的恐惧，这时候我们给病人一些心理上的支持，也十分重要。

主持人：一般患者出现哪些变化我们就能确定他已经在向痊愈的方向发展了？

蒋荣猛：我们第一个看他的呼吸频率，如果呼吸平稳，基本上就见好了；第二看他缺氧的症状有没有得到改善，氧饱和度能在93%-95%以上，那就认为他就开始见好了。

药物丨疫情中最快的方式就是老药新用

主持人：目前新冠的治疗中有哪些药物？

蒋荣猛：首先要说明一下，目前没有批准的有效的治疗新冠的药物，这是一个大前提。从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真正对病毒有作用的抗病毒药物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新型冠状病毒也不例外。疫情特殊时期，从临床来讲，药物研发和筛选一般都会先走一条最快捷的一条路，就是老药新用

，比如柯立芝就是治疗艾滋病的。这种老药新用就是通过病毒层面或是细胞层面，把已经上市的药、或是在做临床试验的药拿来做筛选。如果发现哪个药物既可以抑制病毒，同时又不会对我们的细胞造成伤害，那这个药就可能进到我们的视野。上市药物老药新用可以省去动物实验、一期和二期试验给，因为是已经在用的药，安全性是有保障的，比如瑞德西韦可以直接从三期开始，大剂量维C可以从二期开始。老药新用可能会对未来新药的研发提供一个前期的基础。

主持人：维C对新冠病毒也有效吗？

蒋荣猛：维生素C人体每天都需要。过去的研究显示，大剂量维C对小儿麻痹、肿瘤可以改善愈后

，一般临床2-4g，重症感染一天会用到30-50g，有抗氧化，有抗病毒作用，不分哪种病毒都可以。最近武汉正在用大剂量维C做二期临床试验。但我不建议大家服用维C来预防感染，其实保持一良好的心态，你的免疫功能就是平衡的，抵抗能力也是最强的，不是靠药物来维持的。

主持人：瑞德西韦似乎是目前大家比较看好的药物？

蒋荣猛：瑞德西韦进入我们的视野应该是基于美国收治的第一例新冠病例，但是只有这一个病人，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需要进行安慰剂的对照研究，来考量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再回到这个病例的本身，他是在病程的第11天、住院的第7天时用药，其实在用药前，他的病毒量已经在下降了

，他用完药的第2天检测转阴，如果据此就是说这个药有效，我觉得缺乏说服力。媒体在传播中放大了这个药的作用。

当然瑞德西韦在目前备选的药中，有效性应该是最好的。基于这一点，我们把它引进来做临床实验，做进一步的了解。

主持人：这些药物的临床试验有可能加速吗？

蒋荣猛：一个好的药物临床试验有几个原则，第一是药物的安全性，第二才说有效性，第三是一定要做安慰剂对照，第四是受试患者知情同意、自愿参加。

即便在疫情的情况下，这些原则也绝不能破坏。正常情况下，一款新药试验周期要12-15年

，从细胞筛选到动物试验大约需要10年，才能拿到临床试验的批文。然后还要做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这在时间上、过程上是躲不过去的。不能拿着个案，也不能在没有严格对照试验的前提下，就说某一种药物有效。

主持人：除药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值得我们期待的临床研究呢？

蒋荣猛：重症治疗目前比较看好的是康复期患者的血浆。

埃博拉、SARS、禽流感都有过类似的治疗方法，所以这次也是可以期待的一个选择。另外在重症病人的治疗上还是特别强调，是一个综合的ICU治疗，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抗病毒治疗一个点上，这是不现实的。

主持人：关于药物方面，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蒋荣猛：在试用各种药物的时候，还是要谨慎，要考虑药物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另外，我们在诊疗方案中推荐给大家四五种药，我们不建议这些药一块儿用。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千万不要盲目追求抗病毒药物，一定要去遵循医生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