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崛起已被大书特书，但其跨越经济阶梯的幅度之大仍令人惊叹。

1980年，按照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中国内地在全球国家和地区中为第二贫穷，仅次于莫桑比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中国内地当时的年度人均产出仅为719美元（以2011年美元汇率计算），不及布隆迪、布基纳法索和中非共和国等国，不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半，是加蓬的29分之一，不到利比亚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一。

四十年过去了，根据同样的衡量标准，中国内地的人均GDP猛增2400%，达到17963美元，在IMF 1980年数据涵盖的14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56位（不包括前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诞生的国家，它们当时尚未解体）。

中国内地现在的人均GDP已超过加蓬，是利比亚的两倍，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24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内地还超过南非、伊朗、黎巴嫩和巴西，根据IMF的预测，还将在今年超过阿根廷和黑山。

中国内地全球排名的上升是一波更广泛攻势的一部分，在这波攻势中，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相对和绝对财富都增加了。

新加坡的排名大幅上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该国的人均GDP从1980年的20930美元升至今年的90470美元。香港、台湾和韩国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然而，全球排名上升的不只是这些“亚洲四小龙”，它们的崛起都得到充分记录报道。南亚和东南亚几乎所有国家的排名也都有所上升。自1980年以来，越南的人均收入和韩国一样增长逾600%。

降幅最大的是利比亚，该国人均GDP减少90%，至8086美元，2011年内战后大幅下滑趋势加快。

诚然，1980年代初处于周期高点的油价推高了这个北非国家的起点，1980年代初异常高的油价还在随后40年推低了其他几个主要石油出口国的人均GDP，例如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尽管这些国家现在仍然富有。

过去40年人均GDP绝对值下降的非石油国家包括海地、中非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布隆迪、冈比亚和黎巴嫩。

然而，自1980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是拉美，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全球排名都有下滑。

阿根廷的排名下降18位，至第58位，延续了从1913年曾为世界第10大富裕国家（按人均计算）开始下滑的趋势。

巴西、墨西哥、厄瓜多尔、巴拉圭、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出现下滑。委内瑞拉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以至于IMF已经停止计算。

只有智利跳出了这种趋势，上升了12位，至第49位，而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的位置没有变化。

以绝对值计算，阿根廷的人均GDP在过去40年内增长了16%，巴西增长了28%，墨西哥则增长了35%，都远低于全球增长中位数94%。

拉丁美洲的困境自2014年起愈加恶化，该地区的平均GDP增长不足0.8%，低于人口1%的增速。高盛(Goldman Sachs)拉丁美洲经济负责人阿尔贝托?拉莫斯(Alberto Ramos)表示：“所以人们越来越穷。”

他补充说：“以美元计算，下降幅度在20%至30%之间，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境外购买力。”

几个明显值得问的问题是：亚洲做对了哪些拉丁美洲做错的事情？这种洲际趋势会继续还是会扭转？

在其中的一些关键驱动因素上，经济分析师们达成了广泛共识，尽管他们各自还有少数独特解读。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亚洲经济负责人高路易(Louis Kuijs)在他对于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新兴市场增长的分析中发现，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命运分化的大部分原因。

制造业在GDP中占比更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在那些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国家效果翻倍。

然而，高路易表示，要让制造业的效益完全发挥，“技术必须掌握在国内”，这意味着要大量投入研发和创新。

拉美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得分很低，排名同样大幅下降的南非也是如此，还有沙特阿拉伯，而中国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表现较优。

“我们的经济仍然非常依赖于大宗商品，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牛津经济研究院拉丁美洲经济顾问吉列尔莫?托洛萨(Guillermo Tolosa)表示，拉美也是他的故乡，“我们的经济仍然十分简单。拉丁美洲的出口增长更加不稳定，因为它依赖于大宗商品。亚洲的出口则更有活力。”

专注于新兴市场的投资银行晋新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罗伯逊(Charles Robertson)表示，每个逃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赖于制造业和出口，因此拉丁美洲（对大宗商品）的依赖帮不了他们。”

托洛萨认为，即使在2004至2014年的繁荣时期，也就是拉丁美洲得益于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时候，“生产率增长仍处于世界各大地区的末位”，其增长率的提升仅仅是工作时长增多的结果，他认为这个问题源于投资太低。

罗伯逊同意这个观点，他表示“你得保持高于（GDP）25%的投资才能逃出中等收入陷阱，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做到这一点”，而在中国，这一比例现在已接近40%。

疲弱的投资本身则是储蓄率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的结果，托洛萨把这一点归结于“文化”因素。

他表示，拉丁美洲公共部门的储蓄率很低，因为拉美人在选举出挥霍无度的“民粹主义”政府上是“世界领先者”。

托洛萨认为：“在拉美，民主先于资本主义出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早在民主之前就存在了。那是致命的弱点。当人们还很穷的时候，我们过于民主了，于是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把根本不存在的资源分发给民众。这挤走了生产性投资。”

托洛萨表示，公共投资匮乏使得该地区依赖外部资本，但这些外部资本“随着金融环境而来去”。再加上拉美对本质周期性的大宗商品的依赖，“这使得拉美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

结果，私人储蓄率也很低，许多人认为不值得积累储蓄，因为每当出现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一轮通胀（通常是高通胀）时，储蓄就会化为乌有，托洛萨认为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改变。

罗伯逊表示，连锁效应是，例如，自2013年以来，巴西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平均超过4%。在银行存款与GDP比值超过60%的国家中，冰岛是同期唯一的另一个实际利率超过2%的国家，印度是除它们以外唯一实际利率超过1%的国家。

罗伯逊进一步指出，“亚洲人做得非常好的事情是降低了生育率”，这一趋势使家庭得以增加储蓄，创造了一个更大的银行体系，以及更低的利率和更高的投资率——在韩国、台湾和新加坡，投资超过GDP的25%。

他表示，中国、韩国和智利的生育率在1975年至1980年间降至3以下，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直到1990年代才达到这一水平，落后了15年。

此外，托洛萨认为，“政客们在拉美的活动边界比其他大多数市场要广得多”，例如，亚洲规模大得多的资本市场充当了抑制政治极端主义的刹车。

他补充说：“他们没有刹车，所以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在这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下，人们将更不愿意投资。”

拉莫斯表示，近年来表现最差的经济体是阿根廷和巴西，“原因是以眼泪告终的民粹主义实验”，而自从常被称为左翼民粹主义者的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当选总统以来，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为零”。

罗伯逊指出了另外几个因素来解释拉美的低迷。一个是教育，东亚在教育领域不仅超越了拉美，而且是大幅超越。

另一个是犯罪，在世界上50个凶杀案最多的城市中，有46个在美洲（另外4个在南非）。他问道：“在一个晚上甚至白天都不安全的国家，你有多想投资？”

他的同事、晋新资本新兴市场股票策略主管丹尼尔?索尔特(Daniel Salter)的分析发现，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拥有高水平的投资、制造业、出口、人力资本、研发支出、专利申请、基础设施和电力消费，以及低水平的农业、资源租金、不平等、腐败和增长波动。

在此基础上，索尔特认为，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马来西亚最有可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则更有可能陷入停滞，并被中国、印度、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较贫穷国家超越。

拉莫斯表示：“亚洲成功的秘密是开放，而不是集权式经济。你进行更多的贸易、为你的人民提供教育、变得更加开放而不是屈从于保护主义。这里面没有什么魔法。”

然而，没什么人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因素有可能发生改变。

托洛萨表示，拉美的许多缺陷是结构性的，因此很难扭转。

他特别指出，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加上避免“疯狂的”财政政策，使亚洲经济体在出口激增的同时仍能保持本币的竞争力，而“没有一个拉美国家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它们的货币竞争力”。

他补充称，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想要在进出口领域发展可持续的业务是不可能的”。

拉莫斯表示，经过1980年代和2010年代的经济衰退之后，巴西已经“失去了40年中的20年”，“如果我们不能振作起来采取行动，我们将失去另一个10年，那样半个世纪就荒废了”。

他表示，极少有哪个国家的贸易在GDP中所占份额低于巴西，巴西需要“更深入、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

然而，拉莫斯担心，一个初露端倪的风险可能会使按照促进经济增长所需的路线来改革拉丁美洲经济体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公众愤怒情绪的日益高涨。

他表示：“政治人士似乎没有满足人民的需要。在整个拉美，每个人似乎都在奋起反抗，甚至在智利也是如此。这个地区正在酝酿着一种愤怒的情绪。”

“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非常有限，收入不平等正在加剧，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失灵，人们感觉他们的政治体制并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人们正在强烈要求改革。”

尽管拉莫斯认为，“人们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的不满是合理的”，因为确实需要改革，但他表示，“对这种愤怒的疏导方式可能是走捷径解决人们的担忧和焦虑”。

“如果这样，我们将从糟糕的解决方案走向更糟糕的解决方案。”他表示，“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劳动力提供教育，消除官僚主义。如果只是发放更多救济，人民的反应可能会使情况恶化。”

托洛萨也同意这一点，他表示：“愤怒民众的增多将促使政策制定者在需要实施紧缩举措时推迟，从而给未来制造更多的财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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