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分神作落幕:跟拍14个孩子63年 出身真的决定命运吗?
2023年，著名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The Up Series）的制片人克莱尔·刘易斯（Claire Lewis）收到尼克（Nicholas Hitchon）的一封邮件。 尼克是《人生七年》的受访者之一，从七岁起便参与这项拍摄计划，从未缺席。然而，在上一季中，他透露自己罹患喉癌，已无暇考虑长远的未来。在邮件中，尽管尼克的语气十分克制，甚至刻意表现得一切尚好，还表示自己十分期待出现在下一季《人生七年》中，但刘易斯还是读出了字里行间未曾明说的意思。她意识到，这是一个自知时日无多的人，向这个陪伴了自己一生的拍摄项目发出的最后请求。 刘易斯随即派摄制组飞往美国，在尼克家中为他录制了采访。距离上一次拍摄不过四年，尼克的变化却令人几乎不敢相认。疾病已经严重损耗了他的身体，那个曾经精力充沛、勤奋求知的核物理学家，如今已是形销骨立。 《人生七年》剧照，下同 面对镜头，尼克平静地谈起患病后的生活：一次次打破医生的预期，顽强地活了下来；身体却日渐衰弱，直到几乎无法行走。他也谈到了对死亡的恐惧。“我其实不怎么想生病这件事。”他承认，自己害怕接受检查，害怕听到不好的结果，但疾病并不是他平日里想得最多的事情。“一直以来，对于那些看起来很可怕的事情，我的态度都是迎难而上。”来自约克郡乡下的他，从不轻易放弃。“在这一点上，这个节目帮助了我。”尼克补充道。 尼克对《人生七年》的态度并非一直如此正面。年轻时，他表示这档节目无非“图个乐子”（Good for a laugh.），认为它仅仅具有娱乐价值。内敛的性格和对个人隐私的重视，也让接受采访成为一件令他备受煎熬的事。他形容这一过程令人心力交瘁，痛苦得难以言表。步入中年后，尼克的看法逐渐改变。他开始意识到，尽管参与拍摄并不总是令人愉快，但这件事本身既有趣，也很重要。而在最后一次采访中，他更坦言，《人生七年》对自己意义重大。从六岁起，他的人生中便始终有下一次拍摄在等待着他。 “当你们走了以后，而且我确定这一次你们肯定不会再回来了，”他对摄制组说，“我会感受到一个巨大的空洞。” 采访结束三天之后，尼克与世长辞。 某种程度上，正是尼克促成了《人生七年》最终季的诞生。刘易斯收到那封邮件时，ITV尚未决定是否继续拍摄。随着长期执导这一系列的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于2021年去世，制作方一度考虑就此结束这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项目。然而，在与尼克会面之后，ITV决定拍摄最后一季，并邀请曾凭借纪录片《艾米》（Amy）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的阿斯弗·卡帕迪尔（Asif Kapadia）执导。 卡帕迪尔以擅长讲述人物故事、营造叙事张力而闻名。与艾普特鲜明而强烈的个人风格相比，他的镜头显得更为克制，也更具抒情意味。评论认为，最终季的基调更加沉静、内省，宛如一曲告别的哀歌。当然，艾普特与参与者之间历经数十年建立的熟悉感，终究难以复制，部分新采访也因此少了些许张力。但瑕不掩瑜，《卫报》将这一季视为这场持续六十余年的“电视实验”一个深沉而动人的收尾。 “七岁看老” 始于1964年的《人生七年》，最初确实是一场关于英国社会阶级的纪录片实验。当时，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Granada Television）时事调查节目《世界在行动》（World in Action）的编辑蒂姆·休厄特（Tim Hewat）对英国僵化的阶级制度深感不满。他希望通过这期特别节目追问一个问题：一个人的阶级出身与童年环境，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他的一生？ 英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把一个孩子交给我，直到他七岁，我就能还给你一个成年人”，有点类似中国的“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受此启发，制作团队挑选了14名七岁儿童，试图呈现不同的阶级出身与成长环境。他们之中，有来自富裕家庭、就读私立寄宿学校的孩子，有居住在伦敦东区的工薪阶层子女，也有在乡村长大的孩子，还包括两名当时住在儿童福利机构的男孩。 节目组向这些孩子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涉及学校、家庭、未来理想与婚姻等，希望从他们的回答中，探寻阶级背景与人生抱负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些鲜明的对比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也直指节目试图揭示的阶级问题。 当被问及未来的教育规划时，三名就读于伦敦肯辛顿一所私立学校的小男孩，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将继续接受私立教育，并以牛津大学为目标。他们中的两人后来也确实实现了这一目标。相比之下，由社会福利机构抚养长大的保罗（Paul Kligerman）面对镜头，却茫然地反问：“大学是什么意思？” 今天再回望《人生七年》最初提出的问题，我们会发现，答案依然复杂，无法一概而论。阶级出身与家庭背景固然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但生活本身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行事，并不遵循某个既定逻辑。 尼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出生于农民家庭，在英格兰乡村长大。这个敏感而略显拘谨的男孩，凭借聪慧的头脑和自幼展露的求知欲，一路求学，最终考入牛津大学，继而远赴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从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一个来自乡村的男孩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跃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尼克始终对纪录片呈现自己农村出身的方式颇有微词。 在后续的拍摄中，42岁的尼克带着摄制组重返自己成长的约克郡谷地。面对镜头，他强调自己始终为故乡感到自豪。在他眼中，这片土地壮丽而严峻，以至于此后见过的其他风景都显得平淡无奇。他还说，“说到底，当我试图求解方程时，我所做的研究也涉及那些描述云、水和空气流动的方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研究的东西与眼前这些自然现象是相通的。”人们习惯想象一个青年实现自我，逃离落后的乡村的故事，但对尼克而言，故乡并不是他亟待摆脱的过去。相反，童年每日所见的风景进入了他的内心，深刻地影响了他观察世界的方式。 尼尔（Neil Hughes）的人生，也许是对出身决定论更有力的反例。当然，这个反例的成立，却是以他自身漫长而痛苦的挣扎为代价的。 七岁时，尼尔活泼开朗，梦想成为一名宇航员，是个阳光快乐的男孩。十四岁时，他意识到宇航员或许不太现实，但开着长途客车，载着人们前往快乐的地方，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然而，此后的人生却仿佛一场自由落体。从阿伯丁大学辍学后，他长期受到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既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只能依靠社会救济维生。步入中年后，他逐渐在政治、宗教和社区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在63岁接受采访时，他坦言，自己的一生一事无成，是个失败者。 尼尔的父母都是教师，他的童年也称得上幸福。没有人能从七岁时那个自信的男孩身上，预见到他哪怕二十一岁时的模样。这恰恰说明，阶级出身与童年环境固然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但这影响要让位于生活本身变幻莫测的力量。 镜头背后的人 《人生七年》最初并没有拍摄续集的打算。直到第一部播出五年后，电视台才有人提议重新访问这些孩子。曾深度参与最初选角工作的艾普特由此接过导演一职。他很快发现，尽管采访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并不容易——他们往往不愿多说，只用一两个词回答问题——但当童年的影像与当下的回答并置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便显现出来。于是，制作团队决定尽可能持续地回访这些参与者，让这个项目继续生长，看看它最终会走向何方。 尽管艾普特始终只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在镜头之外，但他的个人倾向仍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影片的呈现。正如尼尔在采访中所指出的，人们往往会忘记，摄影机背后始终站着一个人。 杰基（Jackie Bassett）的经历便是一个例子。她21岁时，艾普特曾问她，自己在结婚前是否有过足够的异性交往经历。这个问题令杰基勃然大怒，并一直耿耿于怀。49岁时，她终于在镜头前当面质问艾普特：为什么当年如此低估自己？为什么采访女性时，他总爱追问婚姻、性与家庭，却很少向男性提出类似的问题？ 约翰（John Brisby）则认为，艾普特有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反派”——一个代表着陈旧阶级制度的顽固守护者。他形容自己当年在荧幕上的形象是“一个讨厌的小伪君子”，而这种呈现甚至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约翰回忆，一些后来成为朋友的人告诉他，他们初次见面时便本能地不喜欢他，因为他们以为他就是纪录片里呈现的那个人。 但是，荧幕上的形象是导演选择与剪辑的产物。影片一次次地播放一个早熟的少年为精英化的私立教育制度辩护的场景，却没有交代另一面的故事：他九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独自工作，供他上学，他后来进入牛津大学，靠的是奖学金。这样的叙事让约翰觉得相当不公平，于是他在28岁时便决定退出。七年后，他重返节目，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不再接受艾普特的采访。 查尔斯（Charles Furneaux）后来进入BBC，成为一名纪录片制作人。他与艾普特的决裂则更为彻底：21岁之后，他便再也没有参与过节目的拍摄。作为业内人士，他深知剪辑、导演意图与叙事策略可以如何塑造观众对一个人的认识。正如他所说：“我觉得他（艾普特）给每个人都安排好了角色，而我们都得去完成各自的角色。”直到最终季，查尔斯才以旁白和不露脸的照片重新出现在节目中，并明确表示，当年退出，正是因为不愿再受导演的摆布。 “我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预测这些人将来会发生什么，仿佛一切都可以按照我的预想安排好。”艾普特在2013年的一场采访中承认，“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错误。” 已经年过古稀的艾普特说他逐渐明白，他介入得越少，效果反而越好，这些影像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各不相同，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独特的基调。 对艾普特的印象也不全是负面的。在最终季中，托尼（Tony Walker）称艾普特像一块钻石，是一个“难得的好人”。童年时，托尼梦想成为一名骑师，最终却成了伦敦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但这份亲近并不意味着两人之间从未有过摩擦。艾普特曾怀疑年轻时的托尼最终会锒铛入狱，也曾在镜头前直接质问他是否带有种族主义倾向。这些问题令托尼感到受冒犯，但他并未因此否定两人几十年来建立的关系。 尽管曾与艾普特有过分歧，杰基在听闻他去世的消息时，依然忍不住潸然泪下。她说，自己一直觉得艾普特就像家里的一位叔叔。有时，她喜欢他，恨不得紧紧抱住他。有时，却又只盼着他赶紧离开。 回顾参与节目的经历，杰基说：“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尽管有时也很艰难。我想，我们始终知道，这个系列最初讲的是阶级……但后来，它讲的却是我们自己，以及不同的观众如何与我们产生联系。” 人生的“延时摄影” 六十多年过去，观众依然期待着新一集的到来，早已不是关心英国阶级制度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在乎的，是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如今是否安好，是否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尼克曾将《人生七年》比作一段以人为拍摄对象的延时摄影。通常，这种技术用短短几秒呈现花朵从绽放到凋谢的过程，而《人生七年》则将一个人几十年的生命浓缩进几个小时，让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的变化，清晰地显现在观众眼前。 出身于苏格兰庄园主家庭的苏西（Suzy Lusk），在21岁时显然过得并不快乐。镜头前，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眼神游移，神情中透着愤世嫉俗与冷漠。她表示自己不相信婚姻，不想要孩子，还直言非常讨厌参加这个节目。然而，七年后再见到她时，我们欣喜地发现，她已经步入一段幸福的婚姻，养育了孩子。此后的人生，她也大体过得顺遂。 人们也很难不为西蒙（Symon Basterfield）感到骄傲。他是《人生七年》中两个曾在儿童福利机构长大的孩子之一，一生都未曾见过生父。他很早便开始工作，此后一直从事蓝领职业，人生轨迹看似平淡无奇。然而，他自己童年未曾拥有的东西，却在后来的人生中给予了别人。与第二任妻子维内塔（Vienetta）成为寄养父母后，他们先后照料了130多名孩子。 苏（Sue Davis）的故事鼓舞了许多人。离婚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并重返职场。尽管从未上过大学，她仍凭借自身的能力与努力，一步步走上职业发展的道路，最终在伦敦大学担任重要职务。 苏的童年好友琳恩（Lynn Johnson）的经历则令人惋惜。从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 ）毕业后，她投身教育事业，长期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努力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触书籍，培养阅读的兴趣。她拥有幸福的家庭，与丈夫相伴多年，养育了两个女儿，却在56岁时因病猝然离世。 在茫茫人海之中，这些角色就像是我们从未谋面的老朋友。尽管彼此素不相识，但我们在同一颗星球上度过各自的一生，经历着相似的喜悦、失落与遗憾。步入七十岁，他们之间的阶级、职业与财富差异依然存在，但最终面对的课题却越来越相似：未竟的心愿，孤独与死亡，以及如何接受自己已经走过的人生。 也许并不出人意料，到了这个年纪，家庭与亲情成了他们最常提起的话题。安德鲁（Andrew Brackfield）从小便拥有优越的教育与家庭背景，成年后也过上了符合预期的生活。回望一生，他最遗憾的并非事业上的某次失误，而是为了工作，错过了孩子们的校园演出和运动会。 “你需要一个良好的家庭来让你的生活变得完整。”这是保罗给出的人生忠告。他来自一个并不完整的家庭，却与妻子相伴四十多年，养育的孩子中还诞生了家族里的第一位大学生。如今，他也已成为祖父。 尽管已步入人生暮年，布鲁斯（Bruce Balden）却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连他自己都有些意外。他或许是所有参与者中变化最小的一个，始终是当年那个希望帮助穷人的男孩。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本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却选择远赴孟加拉教书，回国后又在公立学校任教。尼尔陷入困境时，也是他主动伸出了援手。 和布鲁斯一样，大多数受访者都能平静地接受自己走过的人生。就连尼尔也觉得，尽管偶尔仍会感到孤独，但回顾一生，自己大概已经尽可能地幸福了。到了这个年纪，物质上的富足与事业上的成就似乎都不再那么重要。真正值得珍惜的，是一路走来建立的亲密关系，以及内心的平静。也许，这就是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关于如何度过一生的一点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