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环球邮报专栏作家 Andrew Coyne 日前发表一篇评论说，在整个民主世界，强硬右翼势力正在不断壮大，他们糅合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并持有反移民、反民主的思想，并与威权政权关系密切。

美国当然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在美国总统川普治下，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右翼狂热分子眼中的“灯塔国”。但环顾七国集团（G7），类似现象比比皆是。

在德国，激进排外、亲俄罗斯的德国选择党（AfD）刚刚在德国的Saxony-Anhalt州首次赢得一场选举。该党一些主要人物完全可以被称为新纳粹分子。如今，德国选择党已成为联邦议院最大的反对党，并在一些全国性民调中跃居第一。

在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Marine Le Pen）虽然努力将自己重新包装成“后法西斯主义者”，但其反移民、亲俄罗斯的政治吸引力并未因此减弱。尽管她最近因挪用公款被定罪，但如果近期举行总统选举，她仍有可能当选。

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曾是川普的拥趸，执政后虽然缓和了部分立场，但她领导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意大利兄弟党”仍未完全摆脱其法西斯主义根源。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虽然出自于过去71年中执政长达67年的自由民主党，路线长期偏左，但她出身于该党的极右翼派系，其政治主张融合了强硬民族主义、社会保守主义，以及掩盖日本战争历史的意图。

在英国，由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改革党尽管近几个月失去了一部分支持，但在民调中仍与执政的工党不相上下。

而这些还只是最突出的例子。纵观经合组织（OECD）国家，情况大致相同：在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 Erdogan’）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领导的强硬右翼、挥舞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正在执政；智利、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也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瑞士、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新西兰，这类政党则是执政联盟的一部分。

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政党并未执政，也已成为重要政治力量：在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无论以议会席位还是近期全国民调衡量，右翼势力都排在前两名；在丹麦、爱沙尼亚、希腊、荷兰和西班牙也拥有相当可观的支持。即使在匈牙利或立陶宛等地区，右翼政党虽然已被赶下台，但他们依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右翼似乎正在世界各地崛起，除了加拿大。

当然，还有少数几个例外，例如爱尔兰、墨西哥，也许还有其他一两个国家。

加拿大无疑是其中最显著的异类。不仅执政的自由党在民调中遥遥领先，就连反对党保守党，如果放到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中，也可能被归入中间偏左。与此同时，最符合“右翼”定义的加拿大人民党在国会中连一个议席都没有，民调支持率也只有区区1%。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加拿大迄今没有被卷入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漩涡？可能有几种解释。

首先，当一个国家将近50%的人口本身就是移民或移民子女时，要发动一场激烈的反移民政治运动并不容易。（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这一比例当时为44%，此后两三年的移民潮必然使该数字有所上升。）

一般而言，对移民的反对情绪往往在那些很少接触移民的地方最为强烈。

即使自由党政府前几年的移民政策产生失误，加拿大民众的反对情绪也相对温和。这或许与加拿大的地理位置有关——我们三面环海。因此，那种声称加拿大即将被移民“淹没”或“入侵”的恐慌性说法，很难长期站得住脚。

煽动反精英情绪，在加拿大也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容易引起共鸣。例如，加拿大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经历一连串巨大的社会创伤——“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以及房地产市场崩溃。这些灾难使许多美国人认定，领导人面对天灾人祸往往束手无策。

当然，加拿大也存在自己的社会隔阂，包括如今困扰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文化、教育和地域裂痕——一边是傲慢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大都市居民，另一边则是勤劳的小城镇和乡村居民。只是这些矛盾尚未恶化到如其他国家那样互相攻讦的程度。

蒙城麦吉尔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的讲师波特（Andrew Potter）也是知名政治学者。他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加拿大地广人稀，这些矛盾被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语言慢慢吸纳。

正如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些地区和语言矛盾本身已经足够强烈，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通过精英之间的妥协来处理，因此尚属可控。加拿大在处理这类问题上经验丰富。尽管这种方式需要付出代价，而且经常令人恼火，但也让我们掌握了一种有时被称为“相互迁就”（mutual accommodation）的政治技巧。

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期推行更具侵略性的单边政策，各国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前景迅速恶化，以至于这些政党纷纷急于与他划清界限。如果他们最近的支持率有所改善，那也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而绝非川普的支持。

美国总统川普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一个警示故事，还展示极右翼狂热分子一旦在权力殿堂里不受约束会造成什么的可怕后果。他还是一个现实而迫在眉睫的威胁。

当世界上最著名的民粹主义领袖正试图让你的国家陷入贫困，甚至妄图吞并你的国家时，如果某个政客还想模仿他的语气和风格，也会让这个政客的政治事业陷入危机。

反对党党魁波利耶夫已经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不过好在，他及时收手了。

并不是说加拿大没有人支持川普式的民粹主义，相反，这样的人其实很多。川普对加拿大做的恶当然削弱了这种支持，但即使在如今，仍有33%的加拿大保守党支持者对川普持有好感；而在加拿大其他主要政党的支持者中，这一比例只有4%。

保守党政治谱系中的右翼一支给党魁波利耶夫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目前招致的民众反感。这使他很难旗帜鲜明地反对川普和川普主义，从而加深了传统保守派和中间派选民对他的疑虑。

当然，人们完全有理由指责党魁波利耶夫曾经助长了党内的亲川普派气焰，包括传播阴谋论、攻击和挑衅媒体、与加密货币圈人士眉来眼去、猛烈抨击世界经济论坛（WEF）等。波利耶夫还邀请多名极右翼网红参加保守党近期的几次年会，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但是，好消息是波利耶夫把这些人留在了保守党内部。2022年初，加拿大人民党在一些民调中的支持率一度高达10%。推动这一支持率上升的，正是那股反疫苗、反精英的狂热情绪；同样的情绪也推动了对渥太华市中心的占领行动，并导致时任保守党党魁奥图尔（Erin O’Toole）下台，为波利耶夫接任党魁铺平了道路。但从那以后，加拿大人民党的支持率便一路下滑。

更重要的是，波利耶夫在把这些人留在党内的同时，在实质性政策上却几乎没有向他们让步。他很晚才介入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论。尽管人们可能对他此后的一些言论感到反感，但这些主张倒也不是太离谱。他反对川普的立场或许不够鲜明，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他是川普的盟友。

在犯罪问题上，他持有典型的保守党立场；不过，他公开表示愿意援引《权利与自由宪章》中的“但书条款”，这使他的立场比哈珀等人更偏右。但除此之外，他基本上仍是一个主流的“小政府”支持者、偏自由主义的保守派。他的民粹主义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演，而非真正的政策路线。他会怒斥或嘲讽“觉醒文化”的过火之处。事实证明，对于许多民粹右翼人士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那么，加拿大之所以没有掉进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兔子洞”（难以脱身的困局），只是因为人口结构、地理条件以及保守党党魁的政治盘算碰巧形成了一种幸运的组合？并非如此。任何把加拿大描述成一个“异类”的说法，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某些方面，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与众不同。事实上，加拿大已经朝那个方向走了一段路，只不过这一切是在自由党执政之下发生的。

卡尼政府奉行民族主义，甚至可以说相当热烈地奉行民族主义。尽管欧洲右翼民族主义者反对以比利时为首的左翼欧洲官僚作风，但卡尼和他的政党幸运得多，他们有川普这个现成的陪衬。因此，加拿大的民族主义听起来悦耳得多：用民族主义对抗民族主义。

更重要的是，在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往往表现为反对“全球主义”；但对于卡尼的民族主义则是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抵消了激进上头的那一部分。通过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加拿大可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从而减少受到川普威胁的风险。

民粹主义呢？也有一些。你以为取消碳税是为了什么？碳税早已成为所谓“精英主义”和脱离民众的象征。取消碳税或许是糟糕的政策，但这正是民众想要的。取消碳税原本也是保守党政纲的最核心的一项主张。卡尼政府确实借鉴了很多保守党的政策主张。

移民规模已被大幅削减，以至于加拿大人口出现历史上第一次萎缩。那些在加拿大停留超过某个设定期限的庇护申请人，被剥夺了接受独立听证的权利。输油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被加速审批，环境保护限制暂时被搁置。如果任何一位保守党党魁做了其中一点事情，我们恐怕早已惊呼右翼正在侵蚀加拿大。但因为这些事情是自由党做的，似乎就没有人在意。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卡尼表现出了一种甚至会令多数主流保守派反感的威权主义倾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赋予警方权力，可以强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交出用户信息。他拒绝出席议会质询时间、任意限制议会辩论、频繁提交包罗万象的综合法案，其专横程度绝不亚于任何民粹主义威权领导人。卡尼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现出了值得赞赏的强硬态度，但面对中国主席习近平时，他展现的却是一张友善得多的面孔。

加拿大游离于主流右翼潮流之外值得庆幸。加拿大政治一贯如此，而部分原因来自于自由党无穷无尽的可塑性和应变能力。（完）